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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八項規定”引發的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嚴重降低了企業會計信息質量。文章利用“八項規定”實施前兩年(2010—2011年)和實施后兩年(2013—2014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為研究樣本，實證了考察內部控制和獨立審計對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的抑制效果。研究發現:相比于內部控制指數較高的國有企業，內部控制指數較低的國有企業的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更嚴重;相比于聘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國有企業，聘請非“四大”的國有企業的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更嚴重。研究表明，完善的內部控制和高質量的獨立審計均可有效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研究結論對于治理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提升“八項規定”政策效果具有重要啟示。

關鍵詞:內部控制;獨立審計;費用歸類操縱;八項規定;盈余管理;在職消費

為杜絕公款消費的奢靡之風，厲行勤儉節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于2012年12月4日審議通過了《關于改進工作作風、密切聯系群眾的八項規定》(簡稱“八項規定”)?！鞍隧椧幎ā睂嵤┖?，國企業務招待費明顯降低，國企高管的過度在職消費行為得到有效遏制［1－3］。但是，葉康濤、臧文佼［4］研究發現，國企高管會通過改變消費性現金支出的會計科目歸類，即費用歸類操縱①，規避“八項規定”的監管，維持原有的在職消費水平。作為一種更為隱蔽的盈余管理方式，費用歸類操縱將原本應歸屬費用科目的業務招待費、差旅費等人為地計入存貨等會計科目，這種“明修棧道，暗度陳倉”的行為不僅削弱了“八項規定”的政策效果，還嚴重降低了會計信息質量。因此，如何有效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對于提升會計信息質量和鞏固“八項規定”的政策效果具有一定的理論及現實意義。長期以來，完善的內部控制和高質量的獨立審計被視為確保會計信息質量的核心制度安排，兩者分別從企業的內部和外部對防止與揭示財務報告錯報、漏報和舞弊行為的發生共同發揮重要作用。理論上，作為一種對權力進行有效約束的制度安排，完善的內部控制有助于改善企業的管理環境，提高企業會計信息質量［5］。此外，高質量的獨立審計作為一種外部治理機制，獨立執行鑒證職能，同樣能夠提高會計信息質量［6］?！鞍隧椧幎ā敝螅瑖蟮馁M用歸類操縱問題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目前的公司治理機制，尤其是內部控制機制和獨立審計機制，能否識別并抑制國企的費用歸類操縱行為，尚待檢驗。本文基于“八項規定”實施前兩年(2010—2011年)和實施后兩年(2013—2014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數據實證檢驗內部控制和獨立審計能否有效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希冀有如下貢獻:其一，內部控制能否提升會計信息質量仍存在一定的爭議，被政府監管部門給予厚望的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其治理效果也差強人意，本文從費用歸類操縱的視角為新興資本市場中內部控制和獨立審計的有效性提供了新的經驗證據。其二，本文研究發現完善的內部控制和高質量的獨立審計均可有效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這對于治理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提升“八項規定”的政策效果具有重要啟示。

一、文獻綜述關于費用歸類操縱問題的研究

始于Ronen＆Sadan［7］、Barneaetal．［8］，他們研究發現，當公司的經常項目收益高于行業水平時，管理者會將部分經常項目收益歸類為非經常項目收益，或者將部分非經常項目費用歸類為經常項目費用;反之，管理者則會將部分非經常項目收益歸類為經常項目收益，或者將部分經常項目費用歸類為非經常項目費用，從而達到平滑經常項目損益的目的。McVay［9］研究發現，為了使營業利潤達到分析師預測，企業會將主營業務成本和期間費用歸類為特殊項目損失。Baruaetal．［10］實證考察了主營業務的成本費用和特殊項目損失之間的歸類操縱問題，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結論。Fan＆Liu［11］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究發現，制造業企業更可能將主營業務成本歸類為特殊項目損失，而非制造業企業更可能將期間費用歸類為特殊項目損失。國內學者關于費用歸類操縱問題的研究還較少。吳溪［12］研究發現，ST公司為達到摘帽的目的會將非經常性利得歸類為經常性利得。張子余、張天西［13］研究發現，新會計準則頒布之后，某類特殊微利公司會將部分“核心費用”轉移到“營業外支出”項目，以達到管理核心收益的目的。葉康濤、臧文佼［4］研究發現，“八項規定”實施之后，國有企業的消費性現金支出計入當期管理費用和銷售費用的比例顯著下降，而計入當期存貨科目的比例顯著上升，以規避“八項規定”的監管。作為一種更為隱蔽的盈余管理方式，費用歸類操縱降低了會計信息的可靠性，所以費用歸類操縱的治理便成為學術界和實務界關注的焦點。Hawetal．［14］實證考察了新興資本市場中公司治理機制對費用歸類操縱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強有力的法律制度和聘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可以有效抑制費用歸類操縱行為。然而，目前國內鮮有文章關注費用歸類操縱行為的治理，國內學者大都關注應計盈余管理和真實盈余管理的治理。方紅星、金玉娜［15］以是否自愿披露內部控制鑒證報告度量內部控制質量，實證考察了內部控制質量對盈余管理的影響，研究發現高質量的內部控制能夠同時有效抑制應計盈余管理行為和真實盈余管理行為。隨后，大量實證研究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結論。蔡春等［16］以會計師事務所規模度量獨立審計質量，實證考察獨立審計質量對盈余管理的影響，研究發現高質量的獨立審計可以有效抑制應計盈余管理行為。李仙、聶麗潔［17］以IPO公司為樣本，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結論。范經華等［18］以審計行業專長度量獨立審計質量，也得出了相同的研究結論。國內研究表明，完善的內部控制和高質量的獨立審計均可以有效抑制盈余管理行為，那么，完善的內部控制和高質量的獨立審計能否識別并抑制“八項規定”引發的國企的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本文將對此進行檢驗。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

假設奢靡的公款消費亂象背后反映的是國企高管過度的在職消費行為。作為一種隱性薪酬，由于受薪酬管制、不完善的股權激勵、寬松的市場監管以及廣為社會推崇的社會價值觀等一系列因素的影響，國企高管的在職消費不斷膨脹，甚至遠超其貨幣薪酬［19］，而新聞媒體中關于“天價業務招待費”“天價餐”的報道更是層出不窮，在職消費已成奢靡之態。為杜絕公款消費的奢靡之風，厲行勤儉節約，中央出臺了“八項規定”。雖然“八項規定”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國企高管的過度在職消費行為［1－3］，但“八項規定”并未改變國企高管在職消費的制度誘因———組織激勵契約缺乏效率［20－21］。國企高管通過降低消費性現金支出計入當期敏感性科目(如管理費用和銷售費用)的比例，同時增加計入當期非敏感性科目(如存貨)的比例來規避“八項規定”的監管。這種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既能規避外部監管，又能達到維持國企高管原有的在職消費水平的目的。顯然，作為一種更為隱蔽的盈余管理方式，費用歸類操縱將原本應歸屬費用科目的業務招待費、差旅費等人為地計入存貨等會計科目，這種行為不僅會削弱“八項規定”的政策效果，還會嚴重降低會計信息質量。作為一種隱性腐敗，在職消費本質上是一種權力尋租行為［22］，而費用歸類操縱是實施權力尋租、謀求控制權私利的一種重要手段。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即通過一種內在的機制來制衡管理層權力的濫用，降低管理層利用權力謀取私利的可能性，是一種有效的治理方法［23］。而內部控制被公認為是一種有效的、對權力進行制衡和約束的制度安排。保證企業財務報告的可靠性、防止企業會計信息失真是內部控制的一項基本目標。完善的內部控制不僅能夠提高企業的管理效率，同時又實現了企業內部的權力制衡，對管理層以及控股股東盈余管理的行為形成強有力的制約［24］。此外，企業內部控制中的風險評估程序能夠及時識別企業經營活動中與實現內控目標相關的風險，特別是對財務狀況、經營成果以及現金流量等財務因素的評估，能夠發現企業會計信息在生產以及傳遞過程中存在的錯誤，而內部控制中的控制活動特別是會計系統控制，則能有效降低管理層有意的會計差錯。因此，內部控制完善的企業實現了對高管權力的有效制衡和約束，削弱了高管進行費用歸類操縱的能力。同時，內部控制完善的企業能夠及時發現費用歸類操縱行為，從而降低高管進行費用歸類操縱的可能?；谏鲜龇治?，本文提出研究假設H1。H1: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企業內部控制越完善，國企費用歸類操縱程度越低。獨立審計是減少利益沖突、降低成本的重要擔保機制，其依賴審計師的獨立性和專業勝任能力，確保企業提供的會計信息符合企業會計準則的相關規定，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被審計單位的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費用歸類操縱將原本應歸屬費用科目的業務招待費、差旅費等人為地計入存貨等會計科目，這嚴重違反了企業會計準則，屬于審計師重點關注的范圍。顯然，審計質量越高，審計師發現并報告費用歸類操縱行為的聯合概率越高?；谏鲜龇治觯疚奶岢鲅芯考僭OH2。H2: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獨立審計質量越高，國企費用歸類操縱程度越低。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計本文借鑒葉康濤、臧文佼［4］構建的兩項費用率與消費性現金支出的相關模型(模型1)，并分別按照內部控制質量和獨立審計質量高低進行分組回歸，以檢驗內部控制和獨立審計能否有效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Expense=β0+β1OCFO+β2Policy+β3SOE+β4Policy×OCFO+β5Policy×SOE+β6OCFO×SOE+β7Policy×OCFO×SOE+β8Size+β9CashSalary+β10PPE+ε(1)其中，Expense為兩項費用率，OCFO為消費性現金支出，Policy為外部監管虛擬變量，SOE為產權性質虛擬變量，Size為企業規模，CashSalary為職工薪酬現金支出，PPE為固定資產規模。借鑒鄭軍等［25］、逯東等［26］的研究，本文以深圳迪博公司公布的上市公司內部控制指數(ICin-dex)作為企業內部控制質量(ICQ)的替代變量，并按內部控制指數中位數進行分組，以檢驗完善的內部控制能否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假設H1)。此外，借鑒Hawetal．［14］的研究，本文以是否聘請四大會計理事務所審計作為審計質量(AQ)的替代變量，并按是否聘請“四大”審計進行分組回歸，以檢驗高質量的獨立審計能否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假設H2)。變量定義如表1所示。模型(1)中，OCFO的系數β1反映了“八項規定”實施前非國有企業消費性現金支出費用化比例;Policy×OCFO的系數β4反映了“八項規定”實施后非國有企業消費性現金支出費用化比例的變化，用以控制其他宏觀環境因素對消費性現金支出費用化比例的影響;Policy×OCFO×SOE的系數β7反映了“八項規定”實施后，相比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消費性現金支出費用化比例的凈變化。若β7為負，說明消費性現金支出費用化的比例下降，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顯著存在。本文預期Policy×OCFO×SOE的系數β7在內部控制(獨立審計)的高質量組不顯著，在內部控制(獨立審計)的低質量組顯著為負。

(二)樣本選擇本文選取2010—2014年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樣本，并進行如下處理:(1)由于無法判斷“八項規定”是否影響2012年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剔除了2012年的觀測值;(2)剔除金融行業樣本;(3)剔除相關變量缺失的樣本，最終得到8568個樣本觀測值。由于內部控制指數的缺失更為嚴重，驗證內部控制對國企費用歸類操縱的影響時使用的樣本觀測值共計8219個。內部控制指數來自深圳迪博企業風險管理技術有限公司，其他財務數據均來自于CSMAR數據庫。為控制異常值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本文對所有的連續變量進行了1%的縮尾處理。本文使用的統計軟件為Stata13.0。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表2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情況。平均而言，兩項費用率為9.4%，高于消費性現金支出占總資產的比重7.1%，這是由于管理費用和銷售費用中還包含了職工薪酬、折舊等項目。此外，“八項規定”實施后的樣本占56%，國有企業占比42.8%，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上市公司約占5.4%，迪博公司的內部控制指數均值為655.000，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995.400。

(二)實證結果分析表3報告了模型(1)的回歸結果。其中表3第(1)列為全樣本回歸結果，結果顯示，Policy×OCFO×SOE的系數為－0.113，并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說明“八項規定”實施后國企普遍存在費用歸類操縱行為，這與葉康濤、臧文佼［4］的研究結論一致。表3第(2)和(3)列分別報告了按迪博內部控制指數的中位數進行分組后回歸的實證結果。結果顯示，當企業內部控制指數較高時，Policy×OCFO×SOE的系數為0.028，但不顯著;當企業內部控制指數較低時，Policy×OCFO×SOE的系數為－0.133，并且在5%的水平下顯著。研究表明，相比于內部控制完善的國有企業，內部控制不完善的國有企業的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更嚴重，即完善的內部控制能夠有效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這支持了研究假設H1。表3第(4)和(5)列分別報告了按是否聘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進行分組后回歸的實證結果。結果顯示，在“四大”審計的上市公司中，Policy×OCFO×SOE的系數為0.012，但不顯著;而在非“四大”審計的上市公司中，Policy×OCFO×SOE的系數為－0.108，在5%的水平下顯著。研究表明，相比于“四大”，非“四大”審計的國有企業的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更嚴重，即高質量獨立審計能夠有效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這支持了研究假設H2。

(三)進一步分析“八項規定”實施后，相比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消費性現金支出費用化比例顯著降低，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企業確實降低了管理費用和銷售費用，進而導致費用化率降低，而非源于費用歸類操縱。如果國有企業確實降低了管理費用和銷售費用，那么“八項規定”實施后，相比于非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消費性現金支出總額將顯著降低。為了區分消費性現金支出費用化比例降低的真實原因，本文構建如下模型。OCFO=β0+β1Policy+β2SOE+β3Policy×SOE+β4Size+ε(2)如果消費性現金支出費用化比例降低是源于費用歸類操縱，那么Policy×SOE的回歸系數β3將不顯著;如果消費性現金支出費用化比例降低是源于實際費用降低，那么Policy×SOE的回歸系數β3將顯著為負。表4報告了模型(2)的實證結果?；貧w結果顯示，Policy×SOE的回歸系數不顯著，說明國有企業消費性現金支出費用化比例降低是源于費用歸類操縱。

(四)穩健性測試1.變更研究樣本本文剔除了上市公司觀測值不足4年的樣本，構建平衡面板數據對模型(1)進行回歸。表5報告了回歸結果。其中，表5第(1)列為全樣本回歸結果，Policy×OCFO×SOE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八項規定”實施后，國企中普遍存在費用歸類操縱行為。表5第(2)和(3)列分別報告了按迪博內部控制指數的中位數進行分組后回歸的實證結果。結果顯示，當企業內部控制指數較高時，Policy×OCFO×SOE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當企業內部控制指數較低時，Policy×OCFO×SOE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相比于內部控制完善的國有企業，內部控制不完善的國有企業的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更嚴重，即完善的內部控制能夠有效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進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設H1。表5第(4)和(5)列分別報告了按是否聘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進行分組后回歸的實證結果。結果顯示，在“四大”審計的上市公司中，Policy×OCFO×SOE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在非“四大”審計的上市公司中，Policy×OCFO×SOE的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相比于“四大”審計的國有企業，非“四大”審計的國有企業的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更嚴重，即高質量獨立審計能夠有效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進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設H2。2.變更替代變量本文按迪博內部控制指數的均值進行分組以度量內部控制質量，同時以審計師的行業專長度量審計質量，對模型(1)進行重新回歸。表6報告了回歸結果。表6第(1)和(2)列分別報告了按迪博內部控制指數的均值進行分組后回歸的實證結果。結果顯示，當企業內部控制指數較高時，Policy×OCFO×SOE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當企業內部控制指數較低時，其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相比于內部控制完善的國有企業，內部控制不完善的國有企業的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更嚴重，即完善的內部控制能夠有效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進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設H1。表6第(3)和(4)列分別報告了按審計師的行業專長進行分組后回歸的實證結果。結果顯示，當審計師具有行業專長時，Policy×OCFO×SOE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而當審計師不具有行業專長時，其系數顯著為負。這表明，相比于聘請審計師具有行業專長的國有企業，聘請審計師不具有行業專長的國有企業的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更嚴重，即高質量獨立審計能夠有效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進一步支持了研究假設H2。

五、研究結論

本文以滬深兩市A股上市公司“八項規定”實施前后各兩年的數據為研究對象，以國有企業為處理組，以非國有企業為控制組，借助“八項規定”這一外生沖擊，構建了雙重差分模型，采用按照內部控制質量和獨立審計質量高低進行分組回歸的方法，實證考察了內部控制和獨立審計對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的影響。研究發現:相比于內部控制指數較高的國有企業，內部控制指數較低的國有企業的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更嚴重;相比于聘請四大會計師事務所的國有企業，聘請非“四大”的國有企業的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更嚴重。研究表明，完善的內部控制和高質量的獨立審計均可有效抑制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本文的研究結論表明，“八項規定”能否實現預定目標依賴于公司治理機制的有效性。為加強對國企費用歸類操縱行為的治理，提升“八項規定”政策效果，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首先，完善與在職消費賬務處理相關的內部控制。進一步對在職消費相關科目的賬務處理進行規范和細化，尤其是規范和細化相關會計科目的確認，強調單筆支出數額較大或累計支出數額較大的費用需提供交易明細。其次，提示審計師關注費用歸類操縱相關的審計風險。費用歸類操縱嚴重違背了企業會計準則中關于會計科目確認的原則，屬于審計師應當重點關注的范圍，建議審計師重點關注現金支付交易和對無明細交易的會計確認。再次，規范在職消費相關明細費用的信息披露。目前，在職消費相關明細費用的信息披露屬于自愿披露行為，建議要求國有企業在定期報告中強制披露在職消費相關的明細費用。

注釋:

①本文沿用葉康濤、臧文佼(2016)對費用歸類操縱的定義，即費用歸類操縱是指企業有目的地將原本應當計入期間費用的消費性現金支出計入除期間費用以外的其他會計科目的行為。

②葉康濤、臧文佼(2016)還考察了國有企業將部分消費性現金支出歸類計入哪些會計科目，但本文并未做相關檢驗。理由如下:首先，費用歸類操縱行為屬于錯誤的會計確認，受企業會計準則約束，國企操縱的數額通常不會太大;其次，進行歸類操縱的這部分費用可能散布于多個不同科目中。本文的研究核心并非描繪費用歸類操縱行為的整個脈絡，所以本文并未深究。

③與葉康濤、臧文佼(2016)通過考察費用下降的持續性來區分消費性現金支出費用化比率降低究竟是源于實際費用降低還是源于費用歸類操縱不同，本文給出了另外一種檢驗方法———考察國有企業的消費性現金支出總額在“八項規定”前后是否存在顯著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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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張嘉興，傅紹正 單位：天津財經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