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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2008—2013年滬深兩市自愿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的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引入ceo權力等情境因素，研究了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實證結果發現，在控制樣本自選擇問題后，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具有顯著的盈余質量提升效應;進一步考慮CEO權力對企業自愿披露決策的影響后發現，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的盈余質量效應受到CEO權力大小的制約，當CEO權力較大時，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與會計盈余質量的正相關關系不再顯著。研究結論表明，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業的信息環境，提升了會計盈余質量，但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的盈余質量效應呈現出異質性和情境依賴性的特征。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會計盈余質量;CEO權力;再融資;傾向得分匹配法

一、問題的提出

自愿性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管理層在強制披露規則之外對公司有關財務和非財務信息的選擇性提供，是公司管理層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進行博弈的內生決策［1］。根據資本市場交易動機假說，公司管理層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會導致利益相關者進行逆向選擇，將公司隱藏的信息視為壞消息，進而低估公司資產的價值。為了避免“次品車市場”或“檸檬市場”條件下的價值折價，優質公司會自愿披露更多的信息來突出其競爭優勢和未來發展前景，從而將自己與其他公司區分開來，如披露企業社會責任、內部控制及鑒證、管理層討論與分析(MD＆A)以及企業創新等方面的信息。隨著信息不對稱程度的逐漸降低和信息環境的不斷改善，企業會計盈余質量也會相應提高［2］。然而，自愿披露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信息不對稱、減輕公司管理者與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問題從而提高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取決于信息披露質量。已有研究表明，自愿性信息披露質量及其經濟后果受制于企業所處的制度環境而表現出一種狀態依存性，如資本市場的完善程度和地區市場化進程［3］。此外，由于自愿性信息披露是管理層決策的結果，而管理層的披露決策通常會受到所披露的信息類型和管理層權力尤其是關鍵決策人CEO權力的影響，因此不同類型的信息和CEO權力的大小可能也是影響自愿披露經濟后果的重要因素，而現有文獻對此關注不足。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轉型升級的關鍵時期，企業經營不再僅僅以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減少環境破壞、尊重員工和消費者的利益訴求已成為新的市場期許，企業社會責任信息開始成為利益相關者決策的重要依據。為了解決資本市場對社會責任信息的需求缺口，監管部門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規，要求部分上市公司從2008年開始在披露年報的同時披露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政策出臺后，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開始自愿披露社會責任報告，2008—2013年自愿社會責任報告的公司數量分別為71、119、153、187、257和276(ht-tp://www．cninfo．com．cn/)。這一現象引起了學術界和實務界的極大關注，也為本文研究管理層自愿性信息披露行為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背景和新的視角，企業自愿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是否有別于企業內部控制或MD＆A等其他類型的自愿披露呢?基于此，本文選擇2008—2013年滬深兩市自愿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的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以社會責任信息為切入點，并嵌入CEO權力等情境因素，深入考察了企業自愿性信息披露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相較于以往的研究，本文可能的貢獻在于:(1)與現有關于企業社會責任與盈余管理的文獻不同，本文從自愿性信息披露的視角思考企業社會責任行為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拓展了這一領域的研究;(2)僅有關于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性披露的研究多忽視了樣本選擇性偏誤，本文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PropensityScoreMatching)以減少可能存在的樣本選擇性偏誤;(3)已有關于自愿性信息披露經濟后果的文獻多未關注到自愿披露信息的異質性和情境依賴性，本文從社會責任信息的獨特性質出發并考慮CEO權力等情境因素檢驗了企業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有助于明晰自愿披露經濟后果的作用機理和途徑，也為進一步理解和評價我國上市公司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正在進行的制度變遷提供經驗證據。

二、文獻回顧、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回顧

1.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經濟后果隨著投資者信息需求的不斷增長，以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內部控制信息以及MD＆A為代表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日漸受到人們的關注。然而由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信息具有可選擇性、低規范性以及較差的可鑒證性等特點，致使其經濟后果的研究并未取得一致的結論。Glosten＆Milgrom［4］通過建立信息披露與信息不對稱關系的模型發現，隨著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企業信息不對稱程度會有所降低。Francisetal．［2］研究發現，自愿披露更多信息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低。Dhaliwaletal．［5］則直接以社會責任信息為研究對象，發現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能夠降低信息不對稱程度，進而降低預測風險或分析師預測誤差。黃壽昌、楊雄勝［6］的研究表明，自愿披露內部控制報告會帶來企業盈余信息可靠性的改善和信息不對稱程度的降低。進一步，方紅星、金玉娜［7］以自愿性內部控制鑒證報告為研究對象，發現披露內部控制鑒證報告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相對更低。賀建剛等［8］研究發現MD＆A信息披露能夠有效改善企業信息環境，為投資者提供增量信息。湯谷良、欒志乾［9］以企業披露的管理會計信息為對象構建企業管控能力指數，研究發現無論對于當期還是未來一期，企業管控能力指數都具有業績相關性，表明企業公開披露的各種管理會計信息是有價值的。然而，也有研究認為自愿披露的信息并不具有信息含量，反而會降低企業的信息透明度，誤導投資者決策。Jo＆Kim［10］就發現在股權再融資之前增加自愿披露而在股權再融資之后自愿披露頻率顯著降低的公司，盈余管理現象更為嚴重。Li［11］則發現當企業業績較差時，管理層會通過MD＆A中敘述性信息的披露進行掩飾。程新生等［3］以企業自愿披露未來發展前景的信息為研究對象，發現自愿披露的質量和經濟后果會隨著外部制度約束的變化而呈現出一種制度依存性。上述研究結論存在較大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1)國內外資本市場完善程度不同，在成熟的資本市場，法律體系和監管機制都較為完善，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自愿披露的信息質量;(2)自愿性信息披露具有異質性的特點，即不同類型的信息由于性質不同而導致其經濟后果不同，如社會責任信息與內部控制及MD＆A等自愿信息可能有著不同的影響機理;(3)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經濟后果可能呈現出制度依存性和情境依賴性，同一類型的信息在不同的外部制度環境和企業情境下也會有不同經濟后果表現，如地區市場化進程不同、公司內部治理、企業經營業績以及再融資動機等都會影響到自愿披露的經濟后果。

2.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與會計盈余質量現有關于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與會計盈余質量的研究也尚未達成共識。Hemingway＆Maclag-an［12］研究認為，一些企業通過主動披露社會責任信息以建立聲譽機制來掩飾管理層的盈余管理行為。Prioretal．［13］也發現，企業主動披露社會責任信息能夠給利益相關者傳遞一種積極的信號，因而管理層在進行盈余管理時通常會主動披露社會責任信息來轉移利益相關者的注意力。然而，Kimetal．［14］卻認為，出于道德考慮社會責任表現好的公司會以一種負責任的態度來約束盈余管理從而向投資者提供更加透明可靠的財務信息，以降低企業聲譽的損害。朱松［15］的研究表明，社會責任表現越好的企業，會計盈余信息含量越高。王霞等［16］也發現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更低，財務報告質量更高。上述文獻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但基于自愿性信息披露視角的研究尚未考慮到自愿披露的信息具有異質性和情境依賴性的特點;而基于社會責任行為的研究多數未區分自愿披露和強制披露，由于強制披露不完全是管理層自主意愿的產物［16］，因而其披露動機和經濟后果都與自愿披露有著較大的差異。此外，在自愿披露的制度背景下，能否從技術上有效解決樣本自選擇問題將直接影響研究結論。因此，基于我國的資本市場條件，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性披露是否影響到會計盈余質量及其影響機理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基于此，本文試圖以社會責任信息為切入點，引入CEO權力等情境變量，采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以避免樣本自選擇問題，深入考察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以進一步觀察我國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是否具有信息內涵和決策價值。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1.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與會計盈余質量大量研究表明，信息不對稱是盈余管理存在的必要條件［17－18］，隨著信息不對稱程度的降低企業盈余管理行為被暴露的風險加大，會計盈余質量隨之相應提高［2］。而自愿性信息披露能在多大程度上緩解信息不對稱提升會計盈余質量不僅受到企業所處的外部制度環境的影響，還可能會受到自愿披露信息類型的影響，不同類型信息的異質性使得其經濟后果并不相同，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也有可能由于其自身的獨特性而區別于其他自愿披露。首先，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是一種有效的信號傳遞機制。信號傳遞理論認為，信息質量越高的上市公司越愿意主動地把較好的信息披露出來，各利益相關者就會根據市場傳遞的信號對公司形成合理的估值并做出相應的決策。這一觀點成立的前提是信號必須是有效的，否則利益相關者不會輕易相信這種信號，而有效的信號必須滿足可選擇性、不易模仿性以及不易被操控性。具體而言，其一，強制披露的信號傳遞功能較弱;其二，企業必須對所發出信號付出一定的成本或代價，否則其他企業就會輕易地模仿;其三，企業傳遞的信號質量能夠得到保障，否則劣質公司就可以通過虛假披露混同于績優公司。就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來說:第一，本文研究的是自愿披露行為，不包括強制披露，屬于可供選擇的行為;第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建立在社會責任履行的基礎上，而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需要消耗大量的資源并付出高昂的成本代價，使其有別于MD＆A、內部控制等自愿披露，其他企業無法輕易模仿;第三，與MD＆A、內部控制等不同，企業社會責任活動通常具有廣泛的社會效應而被媒體和社會公眾高度關注，在新興資本市場條件下媒體關注被認為是司法保護不足和監管體系薄弱的有效替代機制［19］，因而社會責任信息相對不容易被操控。綜上討論，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是一種積極有效的信號傳遞機制，企業可以通過這種信號傳遞機制贏得各利益相關者的信賴和支持并保持長期合作關系，是高質量上市公司的理性選擇。毛文娟等［20］以我國食品上市公司為樣本研究，結果也表明社會責任信息是一種有效的信息傳遞機制，具有質量安全信息價值，且自愿披露比強制披露的信息價值更高。因此，我們可以合乎邏輯地推演，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企業操縱盈余的內在動機相對較弱，因而有著相對較高的會計盈余質量。此外，良好的社會責任表現可以提升企業的聲譽。聲譽是一種能夠為企業創造未來價值的戰略資源，能夠保證契約順利實施，可以降低企業資本成本，提高員工忠誠度以及企業抗風險能力。Vilanovaetal．［21］在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和競爭優勢關系的研究中提出，企業聲譽和形象是連接社會責任和競爭優勢之間關系的紐帶。Fom-brun［22］從財務績效、產品質量、雇員關系、社區活動、環境表現以及組織事務等六個方面對企業聲譽進行闡述，這一企業聲譽的理解恰與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的企業社會責任維度相契合，表明企業社會責任活動可能是建立企業聲譽的重要途徑。相關實證研究也表明，良好的企業社會責任實踐有助于提升企業聲譽，并對公司的長期業績和價值產生積極影響［23］。鑒于聲譽是企業一項重要的無形資產，需要很長時間和高昂成本來建立卻又極易破壞，因此基于聲譽機制，履行社會責任并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企業會主動減少盈余操縱的機會主義行為以降低企業聲譽資本損失。Kimetal．［14］也認為管理層確實會基于企業聲譽的戰略動機履行社會責任，并通過限制盈余管理行為來降低聲譽損失。綜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1a:與未披露公司相比，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公司會計盈余質量相對較高;假設1b: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越好的公司，會計盈余質量越高。

2.CEO權力的情境效應在現代企業組織內部，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致使企業決策權更多地集中在以CEO為核心的管理層手中。此時，CEO就有可能利用自身的權力影響企業決策并運用權力進行尋租，權力越大尋租能力越強，尋租問題也越嚴重。就企業自愿性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而言，CEO的影響力表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對是否履行以及如何履行社會責任的影響，二是對是否披露以及如何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影響。已有研究已經關注到企業社會責任尋租行為，并基于政府、社會和市場等不同的尋租對象證實了社會責任尋租行為的存在［24－25］。當CEO權力較大時，CEO就有可能通過影響甚至控制企業社會責任行為來追逐私有收益或者獲取尋租租金，這就導致企業自愿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質量難以得到保障。根據前文的分析，自愿披露能夠有效改善企業信息環境進而提升會計盈余質量的前提是可靠的信息披露，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可靠性隨著CEO權力的增大可能會有所降低，因此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的盈余質量提升效應會受到CEO權力的制約。在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影響會計盈余質量的過程中，CEO的權力尋租行為不僅體現在社會責任決策方面，還可能直接體現在會計信息披露決策上。一方面，由于CEO的薪酬契約、政治晉升和行業口碑等私有收益通常都有著較強的業績敏感性，這就使得CEO會高度關注企業的經營業績，而企業業績的改善除了通過正常經營活動這一途徑來實現外，CEO還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權力影響會計信息披露決策來營造自己所需要的“經營業績”［26－27］。此外，CEO權力的膨脹使得公司經營決策更多體現了CEO個人意愿，決策穩健性降低，從而導致公司經營風險和業績波動性增大［28］，甚至會出現業績下滑或經營失敗的后果。為了掩蓋決策失誤的真相，也為了避免不良經營業績帶來私有收益的減少，CEO可能會對盈余信息進行操控。因此，CEO權力的增大會直接導致會計盈余質量的降低，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的盈余質量提升效應會隨著CEO權力的增大而減弱。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假設2:CEO權力對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的盈余質量提升效應有顯著的抑制作用。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本文選擇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的滬深A股上市公司作為初始樣本，研究區間為2008—2013年，并按以下標準進行篩選:(1)剔除上海證券交易所“上證公司治理板塊”樣本公司、發行境外上市外資股的公司、金融類公司以及深圳證券交易所“深圳100指數”成分股這四類要求強制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的上市公司;(2)剔除金融行業上市公司;(3)剔除ST、*ST等非正常交易狀態的上市公司;(4)剔除凈資產小于0的上市公司;(5)剔除相關數據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終，本文得到892個樣本觀測值。文中社會責任報告數據來自潤靈環球(RKS)上市公司CSR報告評級數據庫，企業性質和交易狀態數據來自CCER數據庫，其余數據來自CSMAR數據庫。為了剔除異常值的影響，本文對連續型變量在1%和99%的水平上進行了Winsorize處理。

(二)變量定義1.被解釋變量:會計盈余質量(DA)本文使用已有研究廣泛采用的修正的Jones模型計算出的操控性應計利潤(DA)來度量會計盈余質量。DA越大表示會計盈余質量越低。2.解釋變量:企業社會責任信息(CSR)本文選擇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虛擬變量VOLUNTARY(若企業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時取1，否則取0)和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SCORE)兩個維度來度量CSR，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采用潤靈環球社會責任報告評級系統對上市公司社會責任報告的評分結果作為衡量指標，評分越高表示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3.情境變量:CEO權力(CEOPOWER)借鑒權小鋒、吳世農［28］的研究，本文選取CEO①八個維度特征設定虛擬變量(是取1，否則取0)，包括CEO是否兼任董事長、CEO是否內部董事、CEO是否具有高級職稱②、CEO任職年限是否超過行業中位數、CEO是否持股、機構投資者持股比例是否低于行業中位數、CEO是否具有高學歷③、CEO是否在外兼職，運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降維處理并通過正交旋轉計算得到CEO權力的綜合評價指標CEOPOWER，CEOPOWER越大，表明CEO權力越大。此外，參考以往的研究，模型還控制了以下變量:資產負債率LEV(年末總負債/年末總資產)、存貨比率INVENTORY(年末存貨/年末總資產)、總資產收益率ROA(凈利潤/年末總資產)、股權集中度OWNERSHIP(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兩職合一虛擬變量DUAL(若董事長兼任總經理時取1，否則取0)、董事會規模BOARD、監事會規模SPVBOARD、產權性質SOE(最終控制人是國有時取1，否則取0)、審計師選擇AUDIT(審計事務所為國際四大時取1，否則取0)、再融資SEO(若公司當年或下一年提出增發或配股預案時取1，否則取0)、并購或重組MA(若公司當年發生并購或重組時取1，否則取0)以及行業和年度虛擬變量。

(三)模型設定為了檢驗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企業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即假設1a和假設1b，本文構建如下模型:DA=α+β1CSR+β2LEV+β3INVENTORY+β4ROA+β5OWNERSHIP+β6DUAL+β7BOARD+β8SPVBOARD+β9SOE+β10AUDIT+β11SEO+β12MA+ηINDUS+λYEAR+ε(1)為了進一步檢驗不同CEO權力情境下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會計盈余質量影響的差異，即假設2，本文基于模型(1)，根據CEO權力(CEOPOWER)按中位數進行分組，分別對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與會計盈余質量的關系進行實證檢驗。

(四)自選擇問題的處理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可能存在自選擇問題，即公司可能并不是隨機地決定是否披露社會責任信息，而是原本會計盈余質量就較高時才決定披露社會責任信息。也就是說，即使我們觀察到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公司會計盈余質量較高，也可能是公司自身的差異造成的，而是否是由于披露社會責任信息導致會計盈余質量的提高我們無法觀察。這種情況下直接運用OLS進行回歸，回歸結果會存在偏差。因此，我們希望在比較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上市公司與未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上市公司會計盈余質量差異時，其他方面盡可能相近以避免樣本選擇性偏誤。為了解決自選擇問題，參考曾亞敏、張俊生［29］的研究，采用Rosenbaum＆Rubin于1984年提出的傾向得分匹配法(PSM)構建配對樣本。第一步，使用Logit回歸模型估計出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概率得分;第二步，對每一個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上市公司，尋找概率得分最近的同一年度未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上市公司作為配對樣本。以往的研究表明，公司特征變量和公司治理變量都會影響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的選擇。因此，本文構建如下Logit回歸模型:VOLUNTARY=Logit(p)(=lnp1－)p=α+β1SIZE+β2LEV+β3ROA+β4OWNERSHIP+β5DUAL+β6BOARD+β7MSHARE+β8SOE+β9SEO+β10POLLUTION+β11LIST+λYEAR+εp=ey1+ey(3)其中，y為模型(2)的因變量VOLUNTARY的估計值，p表示每個公司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概率，即傾向得分。此外，SIZE為公司規模(年末總資產自然對數);MSHARE為管理層持股比例;POLLUTION為重污染行業虛擬變量(若公司所處行業為重污染行業④時取1，否則取0);LIST為上市地點虛擬變量(若公司上市地點為上海證券交易所時取1，否則取0)。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1.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表1報告了各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會計盈余質量DA的均值為0.064，中位數和3/4分位數分別為0.042和0.086，最大值為0.446，該結果表明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上市公司依然存在一定的盈余管理行為，有些公司甚至存在較為嚴重的盈余管理現象，盈余質量較低。SCORE的均值為34.259(總分100分)，最小值為15.560，最大值為75.220，標準差為9.624，該結果反映我國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社會責任報告的整體水平不高，而且披露水平的差異較大。CEOPOWER的均值為－0.012，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別為－0.880和1.029，標準差為0.384，該結果表明樣本公司CEO權力總體上不是很高，但不同公司間具有較為明顯的差異性，且部分公司存在CEO權力集聚現象。此外，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公司中，國有企業占據44.5%的比重，由國際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占據5.5%的比重，有30%的樣本公司進行了再融資，72.8%的樣本公司進行了合并或重組。2.T/Z單變量分析自愿披露樣本與配對樣本的T/Z單變量檢驗結果顯示，相對于配對樣本，自愿披露樣本的會計盈余質量DA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064和0.042)均在5%的水平上顯著低于配對樣本會計盈余質量DA的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071和0.049)，這一結果表明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上市公司的會計盈余質量在5%的水平上顯著地高于未披露社會責任信息上市公司的會計盈余質量，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1a。對于控制變量而言，兩個組別均不存在任何顯著的差異，表明本文配對樣本的平衡性較好，配對過程是合理的。3.變量的相關性分析本文主要變量間的Pearson相關性分析結果(限于篇幅略去)表明，會計盈余質量DA與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SCORE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表明社會責任表現越好的公司會計盈余質量越高，初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1b。DA與產權性質SOE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說明國有企業的會計盈余質量相對較高。DA與再融資SEO的相關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企業再融資行為對其會計盈余質量產生了負面影響。另外，其余自變量之間相關系數均小于0.40，表明模型不存在嚴重的多重共線性問題。

(二)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與會計盈余質量的實證分析表2報告了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與會計盈余質量的實證檢驗結果。第(1)列的實證結果顯示，VOLUNTARY的系數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與未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公司相比，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的公司會計盈余質量顯著較高，上述結果支持了假設1a。第(2)列的實證結果顯示，SCORE的系數在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說明在自愿披露樣本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水平越高的企業，其會計盈余質量越高，假設1b得到了驗證。在控制變量方面，第(1)列和第(2)列的結果基本一致。產權性質SOE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表明國有企業會計盈余質量要高于非國有企業，在中國特殊的制度背景下，國有企業擁有更多的資源，因而其盈余管理的動機相對較弱。AUDIT的系數為負但不顯著，說明高質量的審計師選擇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業會計盈余質量。SEO的系數顯著或邊際顯著為正(p值分別為0.048和0.114)，表明公司有再融資需求時，會傾向于進行盈余管理。此外，資產負債率高的、存貨比率高的、盈利能力強的、股權集中度高的企業會計盈余質量相對較低，這與以往的文獻研究結論保持一致。

(三)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CEO權力與會計盈余質量的實證分析為了更深入理解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會計盈余質量的作用機理，本文引入CEO權力情境變量，對樣本進行分組回歸。表3的結果顯示，在CEO權力低的組，VOLUNTARY和SCORE的系數分別在10%和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而在CEO權力高的組，VOLUNTARY和SCORE的系數都不顯著。上述結果聯合支持了本文的假設2，即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受到CEO權力的制約，只有在CEO權力較低的企業情境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才能顯著提升會計盈余質量，而當CEO權力較高時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會計盈余質量已無顯著影響。這也表明，企業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情境依賴性，同時也為CEO利用社會責任活動進行權力尋租提供了進一步的經驗證據。

(四)基于再融資動機的進一步檢驗當前我國資本市場對股票發行仍然實施核準制而非注冊制，證券監管部門對首次公開發行(IPO)和再融資⑤(SEO)都制定了非常嚴格的準入條件。因此對上市公司而言，獲取再融資資格便成為一種稀缺資源。已有大量研究表明，我國上市公司在配股、公開增發新股和定向增發新股的過程中普遍存在盈余管理現象。此時，企業為了盡可能降低因盈余管理行為對其聲譽和形象的毀損而失去再融資機會的風險，積極承擔社會責任并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便可能成為一種有效的策略性選擇。因此，當企業有再融資動機時，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會計盈余質量的正向影響可能不再顯著。基于此，本文進一步將樣本觀測值區分為有再融資動機組(SEO=1)和無再融資動機組(SEO=0)進行分組檢驗。結果顯示(限于篇幅略去)，當企業無再融資動機時，VOLUN-TARY和SCORE的系數分別在5%和10%的水平上顯著為負;而當企業有再融資動機時，VOLUN-TARY和SCORE的系數都不再顯著。上述結果表明，只有在企業無再融資動機的情境下，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才能夠顯著提升會計盈余質量。這也意味著，盡管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企業會計盈余質量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在不同的情境下，這種影響機理和影響程度都是不同的，也為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具有情境依賴性提供了進一步的經驗證據。(五)穩健性測試為了檢驗以上研究結論的可靠性，本文進行了如下的穩健性測試，限于篇幅未報告回歸結果。1.選擇修正的DD模型來度量會計盈余質量會計盈余質量的度量有多種方法，前文的實證檢驗中我們選擇了學術界普遍采用的修正Jones模型的操控性應計利潤絕對值來度量會計盈余質量。McNichols將Jones模型和DD(De-chow＆Dichev)模型結合在一起提出修正的DD模型，經檢驗后發現修正的DD模型能夠更有效地估計管理層操縱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因此本文進一步選擇修正的DD模型來度量會計盈余質量，重復前文表2和表3的回歸進行穩健性測試，結果并無實質性差異，假設1a、假設1b和假設2都得到了進一步經驗證據的支持。2.按照簡單平均法測定CEO權力已有研究對CEO權力的度量通常選擇對CEO各個維度的特征指標進行綜合而成。前文實證部分我們參考權小鋒、吳世農［28］的研究，選擇八個維度的CEO特征指標運用主成分分析法進行合成測定CEO權力。在此，我們進一步選擇采用簡單平均法對八個維度指標進行合成測定CEO權力，并以此為基礎對樣本進行中位數分組重復表3的回歸，結果與表3基本一致，本文主要結論仍然成立。

五、結論與啟示

隨著資本市場對信息需求的不斷增長，越來越多的上市公司加入到自愿披露的隊伍中來。然而如此大量的自愿披露信息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引導投資者正確決策從而優化資本市場的資源配置效率?本文選擇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為研究對象，切入會計盈余質量的研究視角，并引入CEO權力等情境變量來觀察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經濟后果。研究發現，在當前我國資本市場，自愿性信息披露呈現出異質性和情境依賴性的特點。就社會責任信息而言，總體上，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有別于其他自愿披露，是一種有效的信號傳遞機制，能夠顯著提升企業會計盈余質量;而在企業CEO權力較大或企業有再融資需求等情境下，這種信號機制的有效性就會減弱，使得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不再顯著。具體的實證結論如下:(1)在控制樣本自選擇問題后，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公司的會計盈余質量顯著高于未披露公司;(2)在自愿披露的樣本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質量與會計盈余質量顯著正相關;(3)考慮CEO權力因素，當CEO權力較低時，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顯著為正，而當CEO權力較高時無顯著影響;(4)進一步區分企業再融資情境，當企業有再融資動機時，社會責任信息自愿披露對會計盈余質量的影響也不再顯著。本文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1)在當前法律保護不足、市場監管弱化的資本市場環境和制度變遷中，鑒于普通投資者的信息識別能力有限，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信息并未得到市場的足夠信任。本文的研究表明，當前中國資本市場的自愿披露具有異質性和情境依賴性的特征。因此，投資者在利用企業自愿披露的信息進行決策時，應該區分不同的信息類型并關注企業自愿披露的情境因素，從而提高投資決策的準確性。(2)近年來，證券監管部門不斷出臺各種政策法規，鼓勵上市公司自愿披露更多的信息以利于投資者決策。然而當前的市場環境下，自愿披露信息的決策價值會因信息類型和企業情境而變化。因此，證券監管部門可以以此為參考，一方面繼續鼓勵上市公司披露更多高質量的信息來滿足投資者的信息需求，同時更要加強對信息披露的監管，并根據不同的信息類型和企業情境制定和完善信息披露準則，從而保護投資者的利益，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注釋:①本文CEO包括首席執行官、總裁或總經理。②本文參考權小鋒、吳世農(2010)的研究，高級職稱包括高級工程師、高級建筑師、高級會計師、高級經濟師、(高級)國際商務師、注冊會計師、注冊資產評估師、律師、(副)教授、(副)研究員、院士。③本文定義的高學歷指碩士及以上學歷。④根據《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2012)將環保部公布的《上市公司環境信息披露指南》中16類重污染行業歸入:采掘業(B);食品、飲料(C0);紡織、服裝、皮毛(C1);造紙、印刷(C3);石油、化學、塑膠、塑料(C4);金屬、非金屬(C6);醫藥、生物制品(C8);電力、煤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D)。⑤我國上市公司股權再融資主要包括配股、公開增發新股和定向增發新股。其中定向增發新股主要有兩種形式:其一是向控股股東及其子公司定向增發新股以實現控制;二是向機構投資者定向增發新股募集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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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黃荷暑，周澤將 單位：安徽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