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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各參政黨自身建設都應遵循政黨發展的客觀規律，適時構建政黨內部監督機制，加強參政黨自身的基礎巨建設。加強會內監督是民建自身隊伍不斷壯大的需要，是組織結構發展變化的需要，是民建政黨特點的需要。

論文關鍵詞：中國民主建國會會內監督

中國民主建國會從1945年成立至2009年已有64年歷史。在64年歷史中，民建組織由134名簽名成員發展到2008年12底118014名會員。會地方、基層組織由沒有發展到了省級組織30個、省轄市級組織280個、區、縣級組織54個、基層組織5612個。由在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被迫轉人“地下”的政黨，到今天與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風雨同舟、肝膽相照的國家參政黨，民建走過了曲折、斗爭、發展、興旺乃至輝煌的64年。民建今日之輝煌來之不易，保持和發揚則更加任重道遠。為長治久安、居安思危計，必須遵循政黨發展的客觀規律，適時構建政黨內部監督機制，加強參政黨自身的基礎性建設。

下面筆者就民建組織結構的變化對會內監督的必

一、民建自身隊伍的不斷壯大要求加強會內監督

首先，從會員人數的增長看，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民建會員僅有404人，30年后的1979年民建會員發展到18339人，再過30年后的2009年初已達到118014人。分別是前60年的約300倍和前30年的6．5倍。其增加倍數遠遠高于全國人口的增加倍數和執政黨黨員的增加倍數。

再從會員擔任社會及會內職務的變化看，1992年會員擔任各級人大代表人數2101人，各級政協委員人數9042人，擔任縣以上政府和司法機關領導職務僅219人。至2008年底上述三類人員數據分別達到2991人、14722人和1002人。分別是1992年的約1．5倍、1．5倍和4．5倍。另外擔任各級特邀(約)行政監察職務的會員從10年前的2227人增加到2009年初的3851人，增加1624人。同時會各級組織數也由1983年的省級組織23個、市級委員會107個、基層支部(小組)1319個，分別增加到2009年初的30個、280個和5094個。分別增加0．3倍、1．7倍和2．7倍。由此相應增加了同等倍數的擔任會內各級領導干部的人數。

民建自身隊伍的不斷壯大，社會認知度日益增強，其肩負的歷史使命逐步提升，特別是越來越多的民建會員走上了國家、省、市、縣級的領導崗位，越來越多的民建會員承擔了社會的領導、管理、監督和檢察職責。至目前，在全國民建會員中，屬于國家公務員(包括政府機關、司法機關、黨派機關的工作人員)的已占會員總數的14．7％，達到了會史上的新高。世界通例或哲學命題告訴我們“一切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絕對的權力必然產生絕對的腐敗”。如果不“把權力關進籠子里”，有權力的人都有腐敗的可能。歷史的經驗和教訓，以及“嚴峻”現實告誡我們，作為“權力變大”了的參政黨，就應該嚴格地要求自身，加強自律自控，自覺地“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因此，隨著民建隊伍的不斷壯大，加強會內監督就成為一種必需。

二、組織結構的發展變化要求加強會內監督

首先從民建會員構成的變化看，新中國成立前后，民建組織成員“以民族工商業者為骨干，包括公營企業者”，直到1983年11月民建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時，在26372名民建會員中有77％的會員仍是原工商業者，全體會員平均年齡達62．2歲。25年后的今天，民建組織會員構成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全體會員中經濟界會員已占77．3％，其中企業界會員占會員總數的62．4％(包括公有經濟會員和新社會階層會員)，其中屬于私營企業主占會員總數的11．1％，屬于原工商業者(包括三小和家屬會員)下降至會員總數的4．1％，平均年齡下降至51．5歲。原工商業者的比例由77％下降至4％，會員的成份發生了質的變化。即由曾經為《人民日報》社論所言的“各派在總的方面還是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還沒有成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到鄧小平同志所言的各派“已經成為各自聯系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一部分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都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

再從民建會員素質的變化看，20世紀80年代初，民建會員年齡老化問題十分突出，全國民建會員平均年齡在62歲以上，而且大部分會員處于離崗退休狀態，知識結構、專業技術結構處于中下水平。據成立會組織較早的民建武漢市委會統計，在1986年初的全市998名會員中，退休會員達710名，占該市會員總數的71．2％，平均年齡已超過64歲。武漢市當時的狀況很有代表性1997年，民建第七次代表大會召開前夕，上述狀況有了改善。在69452名會員中，在職會員占會員總數的59％，大專以上學歷會員占總數的49．2％，會員中有各種專業技術職稱的人數達到43585人，占62．9％，其中高級職稱8958人，占會員總數的20％。到2009年初，上述狀況進一步發生了變化，在職會員84812人，占總數的7l％,提高12個百分點；大專以上學歷會員占總數的75．1％，提高26個百分點；有專業技術職稱的人數達81018人，增加37000余人，其中高級職稱人數在1997年的基礎增加1．1倍，達19940人。民建會員平均年齡比20年前下降了10．1歲。從平均年齡、在職人數、專業技術水平和高級技術人才的擁有等諸方面看，都顯現出民建會員的整體素質得到了很大提高。

民建組織結構的這一重大發展變化表明，時代賦予民建的任務不斷加重，成員融人社會，履行參政黨民主監督、參政議政職能的深度和廣度達到一個新的水平，同時也對會組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外，隨著民建成員的年輕化、知識化和專業化，他們對社會的要求和期待會更多，一些新的思維理念和思維方式融人和影響著會組織。年輕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士共有的特點和要求會融入組織。這一方面，給會組織以青春和活力，是會組織的希望之所在；另一方面，他們的“激情、沖動和傲視”也會給會組織帶來一些影響。這從一定角度說會與參政黨的地位、要求和現在承擔的社會職責在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發生碰撞，會的優良傳統也會面臨不同程度挑戰。因此，從中國特色政黨制度的整體框架著眼和設計，隨著民建組織結構的發展變化和加強自身建設的需要，必須建立民建組織的會內監督機制，才能使會組織在自我完善中適應時代要求，健康發展。

三、民建主要由經濟界人士組成。其政黨特點要求加強會內監督

至2009年初，民建組織中經濟界會員達91208人，占會員總數的77．3％。其中，企業界會員73663人，占會員總數的62．4％。在企業界會員中擔任各種正、副董事長、總經理、廠長的達17361人，占企業界會員的23．6％，占會員總數的14．7％。也就是說，每3個民建會員中有接近兩個半人從事經濟工作，每7個民建會員中有一人是企業的“一把手”，比例之高是其它政黨不可比擬的。不應否認，所謂經濟界人士是從事經濟工作的人士，30年前民建成員主體的“原工商業者”也屬經濟界人士范圍，但當時作為構成民建主體的經濟界人士——原工商業者與今日民建主體的經濟界人士是有“質”的區別的。這種“質”的區別表現在兩方面：是時代“烙印”帶來的區別，二是歷史地位和承擔的任務形成的區別。

作為原來民建主體的原工商業者在歷次“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運動中，基本上被劃人“資產階級”范疇，是“利用、限制、改造”的對象。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革命”的對象，特別是在“三反”、“五反”、“反右”、“四清”乃至“”中更是如此。經過歷次政治運動的“洗禮”，他們變得“很老實”、循規蹈矩，無論說話做事，都十分小心謹慎。而現今的民建“經濟界人士”不同，是作為“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政治力量”中的主體，是政治舞臺上的“參政”重要角色。過去那些“禁錮”和“枷鎖”解除了，“顧忌”也會隨之消除。面對這種變化，不加強自我教育、加強會內監督，就有可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

同時，隨著計劃經濟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取代，“以階級斗爭為綱”向“以經濟工作為中心”的轉變，經濟工作者進入到社會“主戰場”，其地位和任務有了新的提升。價值取向也成為人們關注和追求的重點，加上國門打開，國際經濟交往的頻繁，會員將面對各種利益、思想、潮流的沖擊和誘惑，特別是“一把手”們，能做到“常在河邊走就是不濕鞋”嗎?要做到這一點，僅僅依靠正面宣傳、引導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建立內部監督機制，加強會內監督，維護會組織的民主、團結、進步。

曾經有一個民建市級(這是一個有2O萬共產黨員和100位民建會員的中等城市)組織的主委說過一句讓人震驚的話，他說：“在我們這里，共產黨員中有一個人出了問題，只是幾十萬分之一，而民建會員中有一個人出了問題，就是百分之一!給會組織帶來的影響將成千倍于執政黨!這樣的人我們出不起!”由此可見加強會內監督，保證會員廉潔的重要性。

現在，根據會組織的實際和未來發展的需要，民建中央審時度勢，在九大通過了《民建中央關于加強會內監督工作的意見》，在九屆四次常委會議上形成了《民建中央會內監督條例(試行)》，接著組建了以民建中央副主席馬培華同志為主任的中央監督委員會，全面領導全會監督工作。這是加強民建會內監督工作的創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