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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利益相關者理論已成為現代企業理論的主流觀點,其反映在會計領域就是會計的服務對象在不斷地擴大。在公司經營中利益相關者可以是相互補充的或和平共處的,但是他們也經常是不相容的或甚至是極端沖突的。而且這種沖突經常表現在會計信息的不對稱及其處在強勢的利益相關者利用會計信息不對稱侵害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上。因此,為了消除會計信息不對稱對企業利益相關者利益的侵害,必須從企業內部和外部兩方面構建相應的治理機制。

關鍵詞:利益相關者;利益沖突;信息不對稱;治理對策

一、引言

近年來,會計及其所提供的會計信息的重要性進一步從上市公司或非上市公司中圍繞著股東知情權、利潤分配權等一系列公司內部運作事務而發生的糾紛中顯現出來。各種利益紛爭幾乎都無法離開公司的財務報表,以至于公司法領域出現的最新觀念是“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的語言是會計”。也就是說,在現代公司中,完善的公司治理結構無法脫離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系統來加以構造。公司治理的廣義概念認為,“廣義地講(公司治理)是指有關公司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分配的一整套法律、文化和制度性安排,這些決定公司的目標,誰在什么狀態下實施控制,如何控制,風險和收益如何在不同企業成員之間分配等這樣一些問題。”而會計信息則是實現“風險和收益分配”的基礎,是企業收益分配的重要(甚至往往是唯一)的依據。

利益相關者理論已成為現代企業理論的主流觀點,其反映在會計領域就是會計的服務對象在不斷地擴大。即由單純地向企業的所有者報告反映經營成果、財務狀況及其變動的財務會計信息,轉而向投資者以外的,包括債權人、政府部門、企業職工以及社會公眾等企業利益的相關者報告。財務會計信息既是解決兩權分離條件下建立的委托一關系中,委托方和受托方信息不對稱的重要手段,同時又是信息不對稱產生的重要源頭之一。因為,作為受托方的經營者,在取得企業的實際控制權的同時,也就充當了會計信息的生產、和傳播者的角色。這樣,會計信息的提供者與會計信息的使用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就是不言自明的了。在本文中,筆者試圖在現代企業理論的指導下,構建治理信息不對稱,緩解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沖突的新機制。

二、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及其會計信息不對稱

現代企業將一群利益相關者組合到一起,以期謀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然而,盡管現代利益相關者理論描述了一幅企業為所有關聯者帶來利益和福祉的美好圖景,但殘酷的現實常常將“夢想”擊得粉碎。現實中,公司經營中的利益相關者可以是相互補充的或和平共處的,但是他們也經常是不相容的甚至是極端沖突的。例如,消費者想以低價購買高質量的商品;所有者想使回報最大化;雇員想使收入最大化;財經分析者想公司提高其股票價值;媒體想要有內容的故事;環境活動分子想終止污染或要求工廠關門;社區想得到各種工作崗位并讓公司融合到社區生活中;各個政府部門要求遵守規則、繳稅和良好社會關系,如此等等。這些利益要求許多是與公司經營目標一致的,有些卻是相左的。

上述企業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在現實中突出表現為處于強勢的利益相關者利其在委托一關系中的強勢地位和信息優勢為自己謀取私利,從而損害其他弱勢地位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這在現代企業的代表——上市公司中更是如此。

在上市公司中,當公司的股份被廣泛地分散持有時,股東和上市公司管理層之間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第一,前者不知道公司在發生什么事,不知道公司披露的信息(主要是財務會計信息)是否屬實,也不知道公司是否隱瞞重大信息;第二,股東不敢肯定公司管理層和控股大股東是否會“掏空”上市公司。

為了保障市場的順利運行,現行制度安排了三種中介機構為之服務:一是注冊會計師審計作為第一道信譽中介機構,為股東對上市公司財務作獨立審計。他們的存在之所以至關重要,是因為股東通常遠離公司,單個股東的持股量較少,也不便于親自到公司查賬,也沒有足夠的經濟動力去自己作審查,或者根本就無足夠的財會知識去作審計。二是證券承銷商(證券公司)作為另一道信譽中介機構,他們確保所推薦的上市公司是“貨真價實”,在上市公司與股東之間起到股票交易和分紅服務的中間商作用。三是律師事務所,他們的作用是保證上市公司招股書的合法性、保證上市公司的承諾的真實性。

上述三道中介服務環節不僅是為了保證上市公司給眾多股東提供足夠的相關信息,而且是為了確保信息的準確性。但引入審計等中介后又帶來新的“委托一”關系,由此產生新的一層信息不對稱:股東怎么可以相信審計師說的是真的?怎么知道后者講出了全部實情?如果這一中介機構不能保證自己的信譽,整個這一環的存在可能不僅沒有幫助減輕上市公司與股東間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反而使其變得更嚴重。

三、消除會計信息不對稱的治理機制的構建

為了消除會計信息不對稱對企業利益相關者利益的侵害,必須從企業內部和外部兩方面構建相關的治理機制。

(一)企業內部會計信息不對稱治理機制的構建

在企業利益相關者中,對企業實施了直接投入的只有股東、債權人和職工。只有他們才是企業利益最直接的受益者或受害者,因此我們可以稱其為“直接利益相關者”。其他企業利益相關者則因其與企業不存在直接利益關系,他們在企業經營成功或發生經營失敗時都是間接地受益或受害,因而是間接的利益相關者。因此在研究有關企業利益相關者參與治理架構的時候,既不能按傳統的“股東中心主義”只考慮股東的利益來設計,也不能不分主次地將各利益相關者的要求統統考慮進去。筆者的理解,利益相關者理論只能是對委托一理論的部分修正和補充,而不是對它的全面否定。

正因如此,李維安教授在研究設計利益相關者參與的約束治理安排時,認為:“利益相關者參與約束的主體典型體現為職工和債權人,在實踐中表現為職工董事或監事制度、銀行董事制度以及債權的相機治理安排。”由此我們可以在以下兩方面構建利益相關者參與治理會計信息不對稱的約束機制:

1.在公司董事會和監事會中職工董事和監事人數的法定安排

職工作為重要的利益相關者,既是知識經濟日益深化、更加強調人力資本價值的背景的時代要求,也是傳統與現代的有機結合。職工對公司治理的參與由來已久,比較典型的就是德國的共同參與制對職工監事的強制性規定,其他歐洲大陸國家,如荷蘭、法國、瑞典、丹麥等,也不同程度地要求設立職工董事或監事。

職工董事或監事制度是通過公司法規定職工代表在董事會、監事會的數量、地位和職責,通過代表職工利益的董事或監事直接對公司治理決策過程的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