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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政投融資的根本作用在于充實社會先行資本,填補財政預算無償投資和一般商業金融投資的空白財政投融資的特點在于既體現政府政策取向,又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信用原則組織經營。財政投資的主要領域是準公共產品,這類產品若完全依賴財政無償投資,因財力有限勢必出現“瓶頸”制約,供給不足;若完全依靠企業籌資,銀行融資,因準公共產品“效益外溢”的特點,供給更加不足甚至無人投資。所以在私人產品與私人投資、純公共產品與財政無償投資大體對應平衡的情況下,財政投融資介于二者之間,填補了準公共產品投資的空白。
(二)財政投融資是我國經濟發展初級階段的需要
根據穆斯格雷夫的“發展型”公共支出模型,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國經濟增長的初級階段,公共部門投資在國民總投資中占有相當高的比重,為經濟和社會發展“起飛”奠定基礎。進入中級階段之后,公共部門投資逐步成為私人部門投資的補充。而在經濟發展的所有階段都存在市場失靈,因此政府始終要通過增加公共投資來進行宏觀調節。我國尚處在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脫胎于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改革開放的年代又不長,市場失靈的現象還相當突出,因而財政投融資的調控作用必不可少。
(三)財政投融資的目標是貫徹國家產業政策,建立對企業和商業銀行的誘導機制,促進我國經濟結構的調整、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財政投融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不僅表現為短期內“數量增加”,更表現為長期內“質量的提高”。1996年我國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后,總需求與總供給的矛盾基本解決,結構調整的問題更加突出。我國預算內財力貧乏,而財政投融資作為一個投融資體系,直接把資金引入優先領域,形成一種“財政投融資先行—商業銀行投融資跟蹤—企業投資隨后”的連鎖反應機制。
(四)在當前我國通貨緊縮的宏觀經濟形勢下,加強財政投融資又與反經濟周期目標相吻合1998年中央銀行六次降息,貨幣政策力度不可謂不大,然而由于真實利率高于名義利率,居民對貨幣的靈活性偏好,企業預算約束硬化以及貨幣政策時滯等原因,貨幣政策的效力一時還不能顯現。而財政擴張作用直接、力度大,特別適合在經濟全面蕭條時采用。運用擴張性財政政策進行反周期調節,不外乎兩種手段,一是減稅,二是增支。減稅在1998年上半年已經啟動,但我國財政的困境使減稅的空間不大,增加財政投資是必然選擇。就啟動內需的兩大支柱消費推動和投資拉動來說,投資拉動也是現實選擇。1997年我國經濟增長8.8%,從需求拉動因素看,投資約占2.2個百分點,消費約占4.9個百分點,凈出口約占1.7個百分點。1998年以來,消費市場持續低迷,從需求走勢看,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穩中趨降。在這種情況下,1998年下半年增發1000億國債融資用于加快基礎設施建設,不僅能直接增加需求,還能刺激企業和個人投資,拉動相關產業,間接增加社會需求。
(五)財政投融資體制還能平衡資金在國民經濟三大部門間的分配,調節儲蓄、投資結構,促進資金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在我國三大部門中,居民是盈余部門,企業是短缺部門,財政則是國家宏觀調控的主體。改革開放以來,居民收入分配格局發生了急劇變化,居民最終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大幅上升,居民部門儲蓄占到社會總儲蓄的60%以上,而財政日見拮據,1995年預算內投資占社會總投資僅3.1%。在這種不平衡狀況下,通過國債等財政投融資手段將居民手中的一部分消費基金轉化為積累基金,有利于調節儲蓄與投資結構的不對稱,促進儲蓄向投資的轉化。
二、我國舊有財政投融資體制的問題分析
(一)國家財政投資日益弱化,影響國民經濟長遠發展后勁
我國是發展中國家,正處在經濟轉型期,不僅要實現經濟體制市場化,還要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由此決定政府在強化、引導投資方面負有比發達國家更多的責任。但當前我國財力不足,財政的經濟建設性投資呈現出弱化態勢,與政府的宏觀調控要求相去甚遠。據世界銀行對12個發展中國家和13個工業國抽樣調查表明,1980—1995年財政投資占社會投資的比重,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43%,工業發達國家37%,而我國80年代以來財政投資占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和財政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不斷降低,1981年兩個比重分別為20.5%和28.1%,1990年降為10.1和8.7,到1995年只有7.7%和3.1%。財政投資的弱化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國家宏觀調控職能的履行。
(二)財政投融資與商業銀行投融資界限不清,也缺乏法律上的依據
一方面財政投融資范圍界定不嚴,本應通過市場融資的通過財政投融資,扭曲了資金結構,損害金融業公平競爭。另一方面商業銀行過分擴張投資性貸款,投資資金過分依賴銀行,不僅加劇重復建設和結構失調,銀行不良債務急劇上升還將阻礙金融體制改革的深化。與發行國債相比,國債的透明度相對較高,易受到關注,而銀行的不良資產較隱蔽,就這一點來說,財政投融資比之金融投資也有其優勢。國際經驗表明,財政融資作為政府干預經濟的重要手段,是銀行信貸所不能替代的。
(三)財政投融資效益低下,盲目、重復建設現象仍然普遍,貫徹產業政策不力重數量輕效益是我國經濟建設中長期存在的弊端,表現在財政投融資上就是有償資金無償使用,資金投放前缺乏全面科學的可行性分析、成本效益分析,工程建設中缺乏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項目結束后不進行評估,往往是“說投就投、一投了之”,使財政投融資無法維持自身“融資—投資—還款”的良性循環。
(四)財政融資渠道單一,資金不足也是制約財政投融資宏觀調控作用發揮的重要因素首先是因國家財力制約,資本金部分投入就不足,對政策性銀行撥款難以保證。除資本金以外,財政融資絕大部分來源于國債,很少的部分來源于金融債券等,加上我國財政投融資效益不高,資本金增值少,形成國債獨當一面的局面,加大了財政本已沉重的還本付息負擔,國債風險增大。
三、財政投融資體制的強化和完善
財政投融資的特點是融資、投資緊密結合,資金投入直接。針對我國現行財政投融資體制中存在的問題,我們應從以下幾方面尋求財政投融資體制的完善:
(一)融資環節
應該說,國債因其規模大、信譽高、發行較容易,仍是主要融資渠道。發行國債既產生總量效應,增加總需求和總供給,又產生結構效應,引導投資和消費。增發國債還能帶動商業銀行配套貸款的增加,推動社會投資,形成乘數效應,更大幅度地拉動經濟增長。據測算,1998年增發1000億國債大致可以使銀行配套增加貸款1000億元,總數約2000億元的建設投入所形成的最終需求可以拉動GDP增長約2個百分點。而且在目前我國經濟緊縮的情況下,供給對價格和利
率的彈性很小,增發國債還較少引起價格和利率的上漲,因而不會引發通貨膨脹和對私人的擠出效應。通過國債融資需要注意的是以下幾個問題:
1.國債的發行權。只要各級地方政府仍是當地經濟活動的主要參與主體,分級財政體制未能真正建立之前,地方政府就不能擁有發債權,地方財政預算也不能打赤字。但在國債投資建設項目中,有很多項目是屬于地方性的,根據收益原則,這部分項目的融資應由地方負擔。在地方財政支出項目較多、資金較緊張的情況下,可發行中央特許、擔保,地方負責還本付息的專項債券,有效地分解中央財政的債務風險。同時,又因一些中小型基礎設施項目的利益會擴散到其他地區,中央財政應對這部分“外溢利益”予以補貼,具體作法可由中央發債轉借地方使用并由各地配套一部分公共資金。
2.國債的規模和期限結構。目前銀行利率下調、國債籌資成本較低,正是增發國債的有利契機,此時發行中長期國債可以以較低的成本籌集到大量建設資金。由于企業預算約束硬化、居民收入下降和預期未來支出增加,商業銀行的存貸差增大,這也為國債的發行創造了認購對象。為滿足商業銀行資金流動的需要,這種國債可為定向向商業銀行發行的短期周轉性國債。目前我國國債主要集中在三年期的中期國債,期限結構過于單一帶來的問題是還本付息期集中,長期建設資金不足,短期籌資不易,今后應逐步增加短期周轉性國債和長期投資性國債,充實國債期限結構。
3.國債的透明度。我國居民和機構購買國債,長期來在一定程度上是迫于行政壓力,就算以國債作為金融資產投資,吸引投資者的也只是國債的穩定可靠性,而不是其投資生產建設帶來的收益。這種現象與國債宣傳定位不當有關,國債透明度不高,國債發行后居民不了解自己資金的用途和實際效益。這一方面造成居民投資國債積極性不高,一方面使財政部門發行國債缺乏有效的監督制約機制。建議財政部門在發行及運用國債資金投資的各個環節,定期披露國債資金投向、工程進度和財務狀況,以體現國債財政投融資工具的特征。除繼續穩定國債融資外,我國應進一步拓寬財政融資渠道。日本已實行40多年的“財政投融資”制度可資借鑒。日本的財政投融資計劃是以大藏省的資金運用部為中心,以財政儲蓄、各種保險和年金等形式廣泛吸收社會資金,通過有關公共金融機構,以投資、貸款和認購債券等方式進行公共投資,對于日本經濟起飛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日本通過財政投融資所籌集的資金極為可觀,1991年占到當年財政總資金(財政預算資金與投融資資金之和)的56.5%,成為國家財政不可或缺的“第二預算”。
我國目前正進行清費改稅、清理預算外資金的改革,筆者認為探索發展財政投融資制度,在預算體系中建立專門的財政投融資預算不失為規范財政預算、提高資金運用效益的一條思路。就資金來源看,我國也有拓寬財政融資的潛力。我國目前僅有向養老保險基金和待業保險基金發放的特種定向國債,今后配合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可擴大特種定向國債的發放對象,既拓寬了財政融資,又為各類保險基金、資金找到一條安全的投資途徑。現行郵政儲蓄制度應進一步改革和完善,在期限品種、還本付息方式上實行多樣化,以吸引更多的儲戶。財政投融資的支撐點是國家信用,今后應逐步建立和完善政府擔保債券和政府擔保的借款制度,既充分又有度地運用國家信用。
(二)投資環節
1.投資項目的選擇。公共投資的最終目的不是去和市場活動競爭,而是補充和支持市場活動。如果財政投融資資金用于國有企業的一般生產經營性項目,不僅會使財政陷入對國企補貼的深坑,還會助長國有企業的依賴性和政府干預的不當性,對經濟增長作用卻不大。現階段我國財政投資的主要領域是非經營性公共基礎設施、高新技術及農業。
2.項目開工前的可行性分析和成本效益分析。公共投資不僅在經濟上必須是有吸引力的,在技術、管理和財務上也應該是可行的。在選擇和實施投資時必須全盤考慮投入和產出的價格對比,其他經濟變量的反應,對其他部門的沖擊和影響等。與一般經營性項目不同,公共投資的非經營性使公共投資的成本和效益分析要置于整個社會環境中考慮,即代表對一國經濟投入和產出的機會成本(“影子”),而不是特定部門的成本效益。具體地說,項目的純經濟收益率、對就業的影響、對國家債務負擔的影響、財政的承受能力、對貿易狀況和外匯儲備的影響等都是成本效益分析的因素。“成本”不僅包括初期基建費用,也包括完成和經營項目工程所需的一切經常性支出,后者往往是數量很大卻常被忽視的一筆開支。為防止釣魚工程,要求項目在動工前必須呈交全面清晰的成本預算和收益估算。
3.項目施工的全程監控和項目完工的評估。
針對我國財政投資重投入、輕管理的傾向,在項目施工全程中應建立包括工程質量、資本投入、費用支出的監控,尤其是經濟審計。我國財政投融資效益低下與工程施工中財會制度不健全有很大關系。今后應大力提高工程財會人員素質,使財政投資置于嚴格的會計系統控制中,體現“經濟制約”而不是“政治驅動”。項目完工后還應對工程預期目標、預期收益的實現程度進行評估,保持工程監控的完整性,對后續投資也具有啟示作用。
(三)密切投融資環節聯系,革新財政投融資體制
1.建立財政投融資預算。今后我國財政預算可包括四部分:公共預算、國有資產經營預算,社會保障預算和財政投融資預算。財政投融資預算在預算中單列可以使財政投融資與財政無償投資、商業投融資界限更清晰,財政投融資有了法律依據,籌資渠道可以進一步拓寬,同時受到預算約束又可保證投資效益。
2.構造財政投融資的組織體系。財政投融資機構主要包括政策性金融機構和非銀行公共金融機構。前者我國已經建立,下一步應重點研究其職責范圍及活動領域,后者可由現有的各國家專業投資公司改組而成。因為公共投資在很大程度上與地方利益直接關聯,還可考慮在地方建立城市開發基金組織,這種組織作為隸屬于中央銀行的地方公共金融機構,一方面可以較靈活地籌資,包括地方政府投入、中央撥款、發行債券等;另一方面還承擔對市政當局提供技術或財務咨詢、服務的職責。與一般的金融機構不同,地方城市開發基金組織兼有經濟審查和工程監控職能,因而需積聚大量金融、會計人員、工程專家,這也是與其財政投融資機構的性質相適應的。
3.財政投融資預算應在收支自求平衡的基礎上,努力實現資金保值增值。這就要求融資、投資按項目直接掛鉤,各項目應自求平衡,項目的還本付息由該項目收益負擔,同時對于投資收益應有部分處置權。以國債為例,允許每年將部分國債資金建成的企業或項目中的國有資產轉讓出售,以收回投資資金,利用資金收益而不是發新債來償還債務。而對國債的認購方來說,國債收益與投資項目的收益直接掛鉤,可考慮生產建設性國債實行浮動利率或部分固定、部分浮動利率,并根據工程進度調整付息方式、還本期限和方式。既增加國債透明度,真正體現其生產建設性質,又可增加國債靈活性,吸引認購者,還可強化對國債資金使用項目的預算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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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目前通貨緊縮,消費市場持續低迷的情況下,強化財政投融資體制,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對于擴大內需,促進經濟進一步穩定、持續增長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通過對我國現行財政投融資體制的分析,提出了今后如何強化與完善我國財政投融資體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