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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已經成為國民經濟、對外國際關系的核心內容，也是自從上世紀以來繼原材料、產品市場競爭之后的第三次競爭焦點，因而，金融體系健全性及金融運行機制的有效性就顯得至關重要。但由于金融所特有的貨幣信用經濟屬性，決定著其中的不確定性與投機因素比其他任何一種資源配置機制都來得大，即金融風險是伴隨金融制度建立與發展過程的客觀問題，能否正確認識并予以有效地防范與化解，是確保金融安全的關鍵，關系到金融制度及金融市場的效率。實際上，由于金融幾乎是貫穿于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所有方面，所以，以風險控制為基調的金融安全，已成為當今一國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的重要標志。這也正是從亞洲開始并漫及到全球的金融動蕩所深刻說明的問題。

一、對現代市場經濟中金融風險的幾點認識

1.金融風險已成為影響最大的越來越集中的社會風險。由于金融資本經營的相對集中，以及對實體經濟的全面滲透乃至控制，使得金融部門成為現代市場經濟中牽引資源配置的核心，即通過金融資本的流動就可影響甚至決定著人力資本、其他物質資本以及技術要素的流向與相互結合，因而對于現實生產力的形成和整個實體經濟效率是至關重要的。但金融資本的集中，也使其人為操縱因素與投機意味愈加濃烈，尤其是以金融資本為直接經營對象的“金融創新”形式的發現與廣泛使用，致使金融資本極易脫離實體經濟而單獨運行。如果失去了產業資本的廣泛支撐，金融資本營運的不確定性及其決定的風險也就更大。這說明，現代市場經濟本身所帶有的市場性金融風險隨著金融資本的日益集中也變得集中化了。問題的關鍵是，一旦當這種集中性風險積累到一定程度，就不僅會造成金融資本營運的中斷，更為嚴重的是，它將影響甚至極大地破壞著實體經濟效率，以及整個社會生活秩序。1997年以來由貨幣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最終導致了某些國家的經濟危機、政治危機和社會混亂，就是有力的證明。

2.體制或機制因素越來越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積累。除了金融制度與金融市場所客觀存在的不確定性外，隨著以自由化、國際化、一體化以及證券化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變革趨勢向各個國家的漫延，普遍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應，也使各國的經濟體制、法律制度與監管能力在對這種趨勢的反應中變得日益突出與重要。但由于一些國家和地區在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的基礎上，就片面地以金融自由化與金融市場的國際化來帶動經濟發展，使高度市場化的金融制度與市場化程度較低的實體經濟之間出現了較大的磨擦與沖突，這種體制因素所導致的不協調與不確定性的增大，就使得以信用風險、政策風險、管理風險與犯罪風險為主要內容的一類金融風險，成為金融動蕩與金融危機的潛在隱患。

當我們對過去幾十年的歷史予以考察時會發現，隨著金融變革的進展，金融法律經歷了一個由開始時強調管制到后來強調監管以及再后來的放松監管的過程，但發達國家的“放松監管”強調的是在利率自由化與金融市場國際化過程中的“有效監管”。在新興市場國家與地區，“放松監管”變成了消極的“不加監管”，明顯的表現是，金融立法滯后，相關法律制度不健全，監管體系支離破碎，透明度不夠，監管效率低下。這種狀況，必然加劇了金融風險的積累。3.金融風險的防范與化解同政府財政的關系越來越密切。盡管要求政府減少干預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在過去幾十年間的影響較大，但隨著金融自由化和金融資本規模的日趨擴張，金融部門的“外部性”也越來越明顯，一家金融機構的破產會涉及到大量產業企業與家庭的利益損失，因而不管是國有的還是非國有的金融機構，這種“外部性”的擴展已使其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準公共部門”，金融產品的經營也就成為一種“準公共產品”的營運。如此情況下，就不能不與政府財政有關。事實上，當今世界范圍內的金融動蕩，沒有哪一個不是由政府財政作為最后危機的解決者的，至于解決的效果如何，能否制止危機的進一步漫延，則要視各國財政實力而言。1980年以來，全球已有120個國家發生了嚴重的金融問題，這些國家為解決這些問題所直接耗費的資金高達2500億美元。這說明，沒有強大堅實的財政基礎，就不可能有穩健可靠的金融市場，也就沒有切實的化解金融風險的能力。

二、對當前我國金融風險及其防范與化解的分析

隨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加快以及金融市場的建立與發展，日益開放的國民經濟中金融資本的集中趨勢明顯，也必然伴有不可忽視的金融風險。但從我國能夠頂住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保持經濟的穩定增長這一事實看，我們對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有著自己獨特的優勢。因而，我們既應對主要的金融風險隱患有明確足夠的認識，又應在吸收他國經驗教訓的過程中，發揮已有的優勢，積極采取有力措施增強對金融風險的防范與化解能力。（一）對我國金融風險隱患中的主要因素分析。1.銀行資產質量惡化，不良貸款比重較高。在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過程中，由于資本市場發展滯后，融資格局以銀行的直接融資為主，在統一利率政策指導下，對支持企業不斷增長的投資需求以及經濟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以制度創新為核心內容的企業改革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各級政府對銀行的日常經營干預較大，不僅信貸資金的經營帶有“半財政”性質，而且扭曲了銀企關系；在近幾年的企業資產重組過程中，債、廢債現象嚴重，這無疑加重了銀行的壓力。長期積累的結果，便是銀行不良貸款比重較大，風險資產占銀行總資產的份額超過40%（中國人民銀行統計數），應收未收利息數額較大。其中，由于我國財政集中的國民收入在過去的20年間逐年減少，財力較緊，因而對國有商業銀行的資本金補充較少，使其資本充足率較低，影響了抵抗風險的能力；其他綜合性商業銀行，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高通脹時代，高息攬儲現象嚴重，相互融資較亂，信貸資金運用的約束性較差；由城市信用社為基礎組建而成的城市合作銀行與城市商業銀行；由于過去的信用社亂集資現象嚴重，虧損較大，使其營運隱含著較大風險。

2.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風險日益暴露。我國的非銀行機構主要包括信托投資公司、財務公司、證券公司以及保險公司等。信托投資公司是由各級地方政府以及各家商業銀行的總行與分支行建立的規模較為龐大的一類非銀行金融機構，在進行清理前的1995年底，全國具有法人資格的信托投資公司共有393家（其中地方性公司為369家），資產運用額僅次于當時的國家銀行與城市信用社。這類機構在發展中演化為“金融百貨公司”，不但與商業銀行一樣從事存貸款與投資業務，也大量染指證券經營業務。然而，由于種種因素導致金融信托機構資產質量下降，不良資產增加。據人民銀行統計，許多公司的逾期待收貸款占貸款總額的50%以上，一些公司凈資產為負數；全國所有信托投資公司的帳面統計資本充足率為6%，有些機構的這一指標為負數。成為當前金融風險主要隱患之一。證券公司作為新興證券市場上的中介機構，在管理體制尚未理順之前，設置較為混亂，不但數量眾多，與證券市場的實際發展狀況很不適應，造成相互間的惡性競爭和對證券經營市場的壟斷局面，影響了市場的效率；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證券業財務會計制度，監管落后，使這些機構經營存在著不少問題。比如，大量證券經營機構通過各種渠道從商業銀行折借巨額資金，申購新發股票和進行二級市場炒作，不僅使股票一、二級市場不公正交易嚴重，而且將資本市場風險傳導到貨幣市場，危害商業銀行的正常經營；幾乎所有證券經營機構在前幾年都通過開具大量空頭代保管憑證，進行國債賣空，套取社會資金，用于投機交易，由此積欠了目前仍在清理的數額驚人的債務；隨著參與證券市場投資人數的增加，各家證券經營機構吸附大量支付保證金，由于沒有納入統一的渠道進行監管，幾乎沒有一家證券經營機構不挪用這部分資金頭寸用于自營業務的，其中隱含的風險是絕對不能忽視的。與此同時，隨著保險公司數量的增加，在各家公司片面追求保費收入的過程中，不乏隨意利用保單圈套社會資金的較混亂現象。而由于法規制度和現實市場環境的限制，迅速聚集的保費資金沒有適當正常的投資渠道，這其中的風險積累也值得重視。

3.金融資源的不合理配置所隱含的風險。金融資源基本上是通過金融中介機構的間接融資渠道和資本市場的直接融資渠道配置的。就我國目前間接金融配置看，金融機構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不夠，而非國有經濟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與促進就業的重要支撐，非國有經濟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63%。但直接金融資源配置卻并未適應這種國民經濟格局的變化，銀行信貸政策基本沒有考慮個體私營企業的需求，按1997年底的余額計算，全部金融機構對鄉鎮企業貸款占各項貸款總額6.75%，對三資企業的貸款占2.52%，對私營企業及個體經營單位的貸款占0.52%，國有企業貸款占到90%左右，但國有企業僅占全社會總產值的1/3左右，融資與產值貢獻率極不協調。這說明，金融機構的絕大部分資金在效率相對低下的環境中運行，如此信貸資金配置，不僅不符合經濟增長格局的要求，而且孕育的金融風險也值得關注。

4.股份公司及其證券、期貨市場的不規范因素太多，投機成份較大。在健全理想的股票市場上，股票應是能夠長期獲取股息紅利的“投資證券”、能夠支配公司財產經營的“支配證券”以及獲取價差資本利得的“投機證券”的統一體。但在我國目前的股票市場上，由于占大部分的法人股、國家股不能流通而造成了如下結果：一是尚無法通過股票市場開展并購交易行為，加之董事會基本由國家股東與法人股東把持，從而不但使已上市流通的股票難以起到“支配證券”的作用（通過場內股票買賣不能實現控股目的），而且影響了股市對資源配置效率改進的貢獻。二是導致分紅回報率非常低，甚至根本不予分紅派息，這一方面由于目前的股份公司是按面值分紅派息的，與利用人為高價籌集的巨額資本金相比，分紅率自然低，其中的不合理是顯然的，難免不使股份公司異化；另一方面股份公司中法人股份與國家股份的產權仍不清晰，其中蘊含的不平等使二級市場上的交易者對現金紅利的要求極低，這使上市流通股票幾乎失去了“投資證券”功能。三是目前股權結構所決定的產權關系不清晰及其衍生物（如流通權的不同、配股權轉讓的差異同表決權、分紅派息權相同的矛盾等）的影響，從根本上決定了一、二級市場的價格均必然具有較大的隨意性，大幅度波動也就難免。況且，非流通的國家股、法人股的控股性質，以及他們對股市供求關系的控制，使目前股份公司漸漸偏離了個人股東的廣泛支持，不管是機構還是個人均無法將股票作為投資證券、支配證券進行資，而大多利用高股價進行投機，但這種投機又進一步引起了股價上升與大幅度波動。這其中的泡沫與風險將直接威脅到股市與股份制度的正常發展。

（二）對防范與化解我國主要金融風險的建議。

1.我國防范金融風險的優勢。不同于已受到危機沖擊的大多數新興市場國家與地區的是，我國至少在以下五個方面對防范外來金融風險沖擊是位居優勢的：一是雖然我國利用外資數量巨大，最近五年來吸引與利用外資2000多億美元，但基本上是長期的直接性投資，這不僅是帶動經濟增長的重要力量，而且沒有短期資本投資沖擊的問題。

二是1994年開始的外匯體制改革，為防止大量投機資本的入侵奠定了基礎；盡管后來同意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第8條款，實現本國貨幣經常性項目下的自由兌換，但這是在我國外匯儲備已比較充足的基礎上所作的改革，因而是有堅實保障條件的。三是我國主要加強同世界與亞洲開發銀行的合作，經過努力，從這兩個國際金融機構爭取了大量貸款，并全部直接投資到產業部門、能源與運輸系統的改造、農業發展、環保以及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上；與此同時，在爭取西方發達國家政府貸款中，我國堅定地奉行獨立自主政策，并未因此受到人家的牽制，主動性較大。四是我國在積極推進對外開放進程中，始終立足于國情，根據國內市場的實際發展狀況與監管能力，謹慎行事，比如，我國政府已確定只有當中央銀行的監管能力達到一定水平時，才考慮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可兌換問題，這對我國防范國際金融投機勢力的沖擊是至關重要的。五是我國經濟仍保持著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人民幣幣值穩定，人民群眾信心充足，這是我國抵抗金融風險的最根本力量。2.積極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防范與化解潛在的金融風險。對上述各種主要金融風險隱患應予以高度重視，在繼續充分發揮我國特有優勢的同時，切實采取措施予以防范與化解。

第一，加快企業與商業銀行體制改革，理順銀企關系，活化銀行資產。1998年財政部發行了2700億元特別國債，用于補充國有商業銀行資本金，使其資本充足率達到國際標準，增強抵抗風險的能力。但最根本的還是應當加快商業銀行體制改革，按《商業銀行法》規定，切實落實分業經營、資產負債比例管理、強化約束機制等改革措施；在對銀行信貸資產按風險標準分類并予以有效管理，加大對不良資產存量進行重組與清理的同時，還應積極推進以制度創新為主要內容的國有企業改革，理順銀企關系。經過改革至少能夠解除目前困擾銀企關系的信息約束問題，使銀行與產業企業真正成為市場上具有競爭意識的企業實體，從資產營運效益出發，銀行努力尋找值得貸款的企業，企業也可自由選擇能夠給予貸款的銀行，在這種基于效益基礎上的相互尋求對象的過程中使信息暢通，以求信貸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第二，加大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監管。對于問題較多的信托投資公司，在清理的基礎上堅決與各級政府部門脫鉤，杜絕經營資金的財政化；基于目前國際社會對中國金融機構問題關注較多，國際金融動蕩尚未平息，為了避免引起過大的波動及對信心的消極影響，對信托投資公司的清理應慎重，主要應按金融信托的應有原則積極進行改組，盡量實行平衡過渡。對于證券經營機構，應盡快建立健全有關證券業財務會計制度，完善有關會計帳戶體系結構，充分發揮商業銀行對證券投資清算資金的監督作用。

第三，提高銀行信貸政策與資本市場政策對非國有經濟的支持力度，優化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一是商業銀行的信貸投放應以收益與風險的衡量為主要標準，擴大對發展前景較好的非國有企業的信貸支持，建議隨著各家銀行“中小企業信貸部”的成立，真正將以個體私營經濟為主體的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列入各行的年度貸款計劃中，作為中央銀行起引導作用的“指導性貸款規模”中也應明確列出對非國有經濟的信貸支持意見。二是向非國有經濟開放證券融資市場，特別是對于進入基礎產業、高科技、制造業的非國有企業，允許并引導其根據現代股份制企業制度改制上市，進行股權融資，通過資本市場獲得持續發展的資本。與此同時，對于符合條件的非國有企業，也應允許按一定程序與要求發行債券融資，經過市場自律組織的審查，也可上市交易，以改善企業資本結構。第四，在繼續推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加強金融管理，增強風險防范能力。當今世界已不可避免地朝著全球化方向邁進，繼續堅定不移地貫徹對外開放政策是我國順應歷史潮流的要求，也是確保我國經濟持續穩步發展的關鍵。20年的對外開放實踐，外資流入已不同于當初純粹工業資本的引進，我們看到，越來越多地以銀行、保險、基金、證券等為內容的金融資本開始流入中國，這無論對保持海外工商資本持續投資我國并保障其穩定性，還是對加快我國金融體制改革，都是必要的。但是，金融資本相比工商業資本的流入，附帶著更大的風險因素。因此，今后在繼續吸引科技含量高的工業資本流入的同時，應當視經濟現實需要，加快金融監管標準與體制的建設，在總量控制的原則下，積極穩妥地吸引金融資本的流入，并重點從外匯管理制度與行業、企業準入的程度上予以嚴格監控。

第五，積極推進財政改革，增強財政實力，為金融市場的穩健運行與風險化解能力的提高奠定堅實可靠的基礎。就當前來說，應根據經濟發展情況，積極推進已經確定的以“費改稅”為重點的新一輪財稅改革，并加強財政管理，提高效率，將現行稅制范圍內應收的稅收及時足額地收繳國庫；通過編制“國有資本預算”，加強對國有資本營運的監控，確保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特別是當涉及到國有資產變現時，能夠保證政府財政的應有收入；在節約的原則下，調整財政公共投資方向，重點轉向非盈利性公共工程項目投資，等等。以此促進財政機制的完善與財力的充盈，使其成為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的堅強后盾。

第六，在推進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的過程中，優化股權結構，通過市場逐步明晰產權，借此為我國證券市場的健康運行與發展奠定可靠合理的制度基礎，減少由過份投機行為所帶來的潛在風險。

第七，健全金融立法，強化金融執法與監管力度。金融經營活動應在嚴格明確的法律法規制度界定下進行，為此，應當針對我國已開始運行的證券、期貨、信托業加快相關法律的立法進度；對于已有法律法規，在健全監管體系的同時，強化執法力度，嚴厲打擊金融犯罪行為，確保健康的金融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