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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根據芒德爾——弗萊明模型,在資本固定或有限流動下,固定匯率下的貨幣政策是有效的;而在資本完全流動下,浮動匯率下的貨幣政策才會有效??梢?,目前堅持我國現行的人民幣匯率制度是可行的;但根據入世協議,2006年外資銀行獲準全面進入中國市場,不允許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的管制便會逐漸放松,以至最后實現資本自由流動。因此,從長遠看,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也是必然的。
關鍵詞:模型分析匯率制度改革
2005年7月21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了一條消息:經國務院批準,自即日起,我國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根據對匯率合理均衡水平的測算,人民幣對美元即日升值2%,即1美元兌換8.11元人民幣。但西方一些國家卻似乎看不到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變革給國際社會帶來的好處,把自己國內經濟的不景氣歸咎于人民幣匯率太低,他們試圖要求人民幣立即實施完全自由浮動匯率制,以達到促使人民幣升值的目的。他們認為,要想解決全球貿易失衡、縮小國內龐大的貿易赤字問題,就必須促使人民幣匯率大幅升值。人民幣匯率制度是否要改革,匯率是否要上升,本文將通過芒德爾—弗萊明模型來分析。
芒德爾—弗來明模型
20世紀60年代,羅伯特•芒德爾(RobertA.Mundell)和J.馬庫斯•弗萊明(J.MarcusFlemins)提出的芒德爾——弗萊明模型(Mundell-FlemingModelM-F模型,下同),對開放經濟下的IS-LM模型進行了分析,堪稱固定匯率制下使用貨幣政策的經典分析。該模型指出,在沒有資本流動的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下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有效的,在浮動匯率下則更為有效;在資本有限流動的情況下,整個調整結構與政策效應與沒有資本流動時基本一樣;而在資本完全可流動情況下,貨幣政策在固定匯率時在影響與改變一國的收入方面是完全無能為力的,但在浮動匯率下,則是有效的。由此得出了的“芒德爾三角”理論,也就是著名的“三一定律”。即貨幣政策獨立性、資本自由流動與匯率穩定這三個政策目標不可能同時達到。1999年,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Krugman)根據上述原理畫出了一個三角形,他稱其為“永恒的三角形”(TheEternalTriansle),從而清晰地展示了“芒德爾三角”的內在原理。在這個三角形中,貨幣政策獨立性和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和資本自由流動,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固定匯率,這三個目標之間不可調和,最多只能實現其中的兩個,這就是著名的“三元駁論”。如表1所示。
從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看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
首先,我國的首要目標是保持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在這一前提下,根據“三一定律”,匯率自由浮動須以資本自由流動為前提?,F在既然還沒有實現資本完全自由流動,所以浮動匯率制就難以實現。即使實現了,但由于資本尚處于管制狀態,按照M-F模型,貨幣政策也無助于促進內部、外部同時均衡。因為如果實行擴張貨幣政策,增加了貨幣供給之后,雖然能降低利率促進投資和產量增加,但由于資本不能自由流出,匯率就不會隨利率下降而下降,從而不會增加出口,過多增加的產品就可能缺乏銷路,結果產量也增加不上去,增加了也會因生產過剩而減下來,回復到原來的產量水平。
其次,我國經濟增長更多的要依靠擴大內需,而不能依靠浮動匯率來調節進出口。因此,目前急于改變匯率制度就沒有必要,相反還可能因實行浮動匯率制度而承擔國際游資沖擊的巨大風險。
再次,目前我國尚處于轉軌時期,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在貿易領域、投資領域還存在著一些限制,人民幣匯率基本上仍處于非市場化狀態,因此,商品市場、資本市場以及貨幣市場價格還不能充分反映市場供求的實際情況,市場價格的扭曲,就很容易誤導企業行為,難免不使企業對幣值產生錯誤的預期,進而做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既損害了企業的利益,又擾亂了社會經濟秩序。
最后,在我國目前市場經濟體制不完善,金融監管水平較低和銀行不良資產較多的情況下,由于按照“三一定律”,如果實行浮動匯率制而又能實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勢必允許資本自由流動,這不僅有可能遭到國際游資的巨大沖擊,還將為那些貪贓枉法,盜竊人民錢財之徒外逃資金大開方便之門,同時也可能導致某些銀行、企業破產,從而造成金融混亂,甚至金融崩潰的嚴重后果。
美國把自己國內經濟的不景氣歸咎于人民幣匯率太低、進行了不公平的競爭是沒有道理的。芒德爾也說:“如果北京也允許人民幣自由浮動,它將會落得與日元同樣的下場?!焙苊黠@,芒德爾說這話是有深刻內涵的,因為按照他的“三一定律”,在中國目前尚不具備資本自由流動的條件下,若實現浮動匯率制讓人民幣匯率按外匯市場供求決定自動上調,而放棄獨立的貨幣政策的調節機會,和以前釘住美元制度下人為上調匯率一樣,都會帶來金融混亂,因此,是不可取的。我國應吸取日本“廣場協議”的教訓。如果我國也屈服于國際的壓力使人民幣升值,后果也將不堪設想。這是許多西方有識之士都看到了的。如美國摩根士丹公司首席經濟學家斯蒂芬•羅奇在香港《南華日報》也曾指出,要求中國調整人民幣匯率是嚴重錯誤。
從芒德爾—弗萊明模型看現行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的必然性
目前我國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隨著客觀經濟形勢的變化,這種人民幣匯率制度也不可能長期維持不變。我國加入WTO后,面臨經濟和金融全球化的沖擊,對資本的管制難以為繼,人民幣匯率必然會趨向于自由流動。例如,根據入世協議,入世后5年內,外資銀行和中國銀行將實行同等的國民待遇。到2006年,外資銀行獲準全面進入中國市場。因此,可以預測,在中外銀行平等的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為滿足本幣和外幣調節的需要,我國現行的以會員制為主體的、封閉式的各中資銀行之間外匯市場,就必然被包括中外資銀行在內的混合外匯市場所代替,從而使外國資本通過外匯調節市場自由進入國內市場。同時只允許外資銀行經營外匯業務的格局遲早要擴展為可以全面經營人民幣業務。外資銀行可以經營人民幣的存款貸款,在華外資銀行就可以利用抵押貸款的方式進行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間接兌換。隨著這種自由兌換數量的增大,現行不允許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自由兌換的管制便會逐漸放松,以至最后實現資本自由流動。一旦實現了資本自由流動,按照M-F模型,固定匯率制與獨立的貨幣政策不能同時并存,即為充分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來調節國內經濟,實現國內收入均衡,就不能實行固定匯率,否則,貨幣政策無效。所以,從長期來看,人民幣現行管理的浮動匯率制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盡管2005年7月,我國實施了外匯形成機制的改革,但此次改革的幅度較小,它也只是我國匯率制度改革的第一步。如果人民幣匯率改革從此停滯,今后不再有第二步、第三步的后續改革,那么將可能會產生如下弊端:
一是會帶來國內經濟泡沫化的風險。因為,如果通過外匯占款方式投放的基礎貨幣過多,過多資金流向商品市場,就會誘發通貨膨脹。近年來,隨著我國出口和外商投資的快速增長,相對應的,在國際收支平衡表上,表現為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上,表現為外匯源源涌入,供大于求。為了穩定人民幣匯率,央行只能被動地收購大量外匯,相應地,就會投放大量人民幣,從而增加了基礎貨幣的供應。統計表明,央行通過這種外匯占款的方式投放的基礎貨幣已占基礎貨幣總量的90%,貨幣政策的獨立性遭到了嚴重挑戰。而貨幣供應的過快增長,會誘發投資擴張、通貨膨脹壓力、資產泡沫等問題。
二是可能影響我國經濟結構的改善。其一,助長涉外部門和對內部門發展的不平衡。其二,影響三大產業比例的協調。其三,妨礙沿海向內陸正常的產業轉移。匯率過于穩定,使粗加工的勞動密集型生產在沿海地區仍可以生存,缺乏向中西部轉移的動力和壓力。
三是可能誘發金融危機。匯率過于固定,降低了投機資本流動的匯率風險,可能誘發投機資本的大進大出,對經濟發展和金融穩定造成沖擊。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和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都與此有直接關系。
2005年7月21日的我國匯率形成機制的改革,應該說是我國匯率制度從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向自由浮動匯率制度改革的起點。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讓匯率形成機制更具彈性,將增加投機資本流動收益的不確定性,有利于遏制資本大規模單邊流動,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維護金融穩定。也能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有利于提高金融調控的主動性和有效性,進而有利于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
從國際上看,波蘭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歷了從單一盯住、盯住籃子貨幣、有管理浮動到自由浮動等匯率制度的演變。由于其匯率制度根據國內外形勢變化主動調整,因而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可能造成的經濟社會震蕩。而泰國在1997年之前一直盯住美元,不改匯率制度,結果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被迫大幅貶值,貨幣、金融危機由此爆發。
但正如我國經歷的幾次匯率制度改革一樣,改革還會繼續,不會停動。人民幣匯率制度終究會從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向自由浮動匯率制度方向轉變,只是這一轉變需要一個過程。人民幣匯率改革應該堅持漸進性的原則,即根據市場變化,充分考慮各方面的承受能力,有步驟地推進改革。就近幾年的改革目標看,還應該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體制,以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調整必須與中國國內金融市場,尤其是外匯市場的不斷發育完善相配合。以漸進方式調整人民幣匯率制度,是保持中國宏觀經濟穩定的重要保障。人民幣匯率大幅波動,將對我國經濟、金融穩定會造成較大的沖擊,不符合我國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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