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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當前的全球經濟不平衡，其實是歷史上幾次國際經濟不平衡的重演，產生根源都是主權貨幣作國際貨幣為特征的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只是順差先后集中于不同國家，曾經是西歐和日本，現在是中國等東亞國家。一般性政策會在一段時間緩解失衡，但由于失衡產生的根源仍存在，以后同樣甚至更大程度的失衡還會出現，只是那時順差國可能變成印度或巴西。我國是本輪全球經濟失衡的“局中人”，要深刻認識失衡的國際貨幣體系根源，不要局限于表面現象討論，防止調整責任再次轉移。

關鍵詞：國際貨幣體系，全球經濟失衡，歷史重演，“特里芬難題”再現

一、當前的全球經濟不平衡從性質上講只是歷史的某種重演

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問題，一是充當國際清償力的本位貨幣的確立，并保持其適度增長；二是圍繞本位貨幣的國際收支協調機制。第一個問題更為重要，因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確立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國際收支的協調機制，是自動協調還是政策協調？是責任分擔式的協調還是責任不對等的協調？當各國還處于封閉狀態時，對國際本位貨幣沒有需要；對國際本位貨幣的需要是同國際經濟和金融交往的日益擴大相聯系的，而國際本位貨幣的選擇和構成變化，則主要是同國家間力量對比關系的變化相聯系。

國際本位貨幣曾經采用實物形式。用實物來充當國際貨幣本位面臨的矛盾是：一方面，全球經濟增長的無限性、國際貿易和金融往來的無限性，決定了對國際清償手段無限增長的要求，而任何實物的供給總是有限的，難以滿足這種要求；另一方面，任何實物在全球地域分布上肯定是不均勻的，造成支付能力在起始點上的不公平分配，會引發地區矛盾和沖突。

在金本位的黃金時期（1870-1914年），就包含著實物充當國際貨幣本位所面臨的矛盾。但存在一個緩解矛盾的因素：金本位實際運行中，金本位往往被遵循金本位的模范國家的關鍵通貨所替代，而這種關鍵通貨往往已具備了信用貨幣特征，不受實物有限的約束。19世紀下半葉，以英鎊為中心的國際貿易和投資體系覆蓋全球，90%的國際支付以英鎊進行，“英鎊等同于黃金幾乎是天經地義的事”。英國是關鍵通貨國，英鎊是關鍵通貨貨幣，英國通過貿易逆差實現的平均資本輸出占其GDP的5%，個別年份高達7%-9%，英國政府承諾英鎊可以自由兌換成為黃金。其它國家通過貿易順差積累的以黃金和英鎊為主的國際儲備增長迅速——俄羅斯和比利時的國際儲備翻了兩番，印度和瑞典翻了一番，美國的儲備也大量增加。但是，一個具有諷刺意味的圖景是：英鎊得以充當國際本位貨幣的起因，在于這個國家模范地遵守了金平價自由兌換，但一旦英鎊獲得這樣的地位和聲望，便產生濫用的沖動并最終危及金本位自身。金本位后期，巨額的境外英鎊結存已經對金本位制度構成嚴重威脅。

20世紀30年代大危機和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了金本位的垮臺，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確立戰后的國際貨幣金融新秩序——布雷頓森林體系。和戰前的金本位相比，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行機制發生了許多變化，一方面反映了當時世界經濟的客觀變化，如隨著國際經濟交往的擴大，實物黃金作為國際貨幣本位的缺陷更加明顯；另一方面，反映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霸主地位和美國的利益。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各國貨幣對美元掛接，美元對黃金掛鉤。各國官方可以拿美元去美國財政部兌換黃金，美國為此需要足夠的黃金儲備來應對。同金本位制度時的英國一樣，兌付承諾使得美國發行貨幣還有個硬約束，但由于私人市場參與者不享有從美國財政部獲得黃金兌換的權利，這種約束相對于金本位時對英鎊的約束已經削弱了。這種約束并沒能阻止美國搞大量的財政赤字和寬松的貨幣政策，導致超量發行貨幣，以向世界其它國家輸出美元，結果美元面臨逐步增大的貶值壓力。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對黃金脫鉤，發出去的美元不再能兌換黃金，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經過短暫幾年的動蕩期，國際貨幣體系大體上仍是圍繞美元展開的：真正對美元浮動的只有德國馬克（后來是歐元）、日元、英鎊和瑞士法郎；發展中國家和許多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實行的是低頻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亞洲金融危機后，東亞國家紛紛重新將其貨幣釘住美國，國際貨幣體系就更是圍繞美元展開的，被稱為“復活的布雷頓森林體系”（Dooley,Folkerts-LandauandGarber,2003）。

從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到現在的60多年中，美國一直是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國家，其貿易賬戶變化呈現出一定的規律性和周期性。其過程是：通過貿易逆差輸出國際本位貨幣美元——貿易逆差積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對其它貨幣貶值——貶值以后的一段時間貿易賬戶走向平衡——再次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每次周期所不同的只是出現經常項目順差的國家各有不同。具體分析，從布雷頓森林體系到現在，已出現三次周期變化，每次周期都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圍上表現為國際經濟不平衡。

第一次周期：1960年代中后期，美國貿易順差持續降低，到1971年經常項目余額占GDP百分比首次降到零以下，美國主要通過對外投資向其它國家輸出美元，（到1960年代中后期，美國存有的黃金已經減少到1940年代的一半。）當時的貿易順差主要集中于西歐國家。進入70年代，由于布雷頓森里體系解體時美元的大幅度貶值（由35美元兌1盎司黃金貶值為280美元兌1盎司黃金。），美國經常項目進一步走向逆差的趨勢得到緩解，其余額占GDP的百分比維持在零水平周圍波動。

第二次周期：1980年代美國經常賬戶余額再次不斷下降，一度到達-3%至-4%的水平，日本和主要歐洲國家則在此次周期中成為最大的順差國，廣場協議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貶值后，90年代初期美國經常項目再次回復到零水平。

第三次周期：從90年代中期開始，特別是亞洲金融危機以后，美國的經常性賬戶余額占GDP的百分比則再次下降，從1997年的-16%，到1999年的-32%，在到2002年的-45%，一路下跌到2004年年底-57%的水平，美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占到全球經常賬戶盈余的75%。但是新一輪全球經濟不平衡順差國的重點轉移，亞洲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中國成為貿易順差的焦點。到現在，這一輪周期還沒有結束。稱這次周期為“全球經濟不平衡”，是由于有關國家的貿易順、逆差規模更大，且不平衡所涉及的地域范圍更廣。

二、重演的歷史背后有相同的邏輯——“特里芬難題”和n-1問題的“不對稱解”

當前的全球經濟失衡，可以說是一個老問題的現代版，是對金本位期英鎊作為國際本位貨幣時國際經濟出現的不平衡和布雷頓森林體系后兩次國際經濟不平衡的重演。幾次國際經濟不平衡產生的根源是相同的，這個根源到現在也沒有消失，可能還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這個根源就是用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幣作為國際貨幣面臨的“特里芬難題”以及由此決定的解決國際經濟n-1問題采用的“不對稱”辦法。

首先，當國際貨幣本位選擇一個主權國家的貨幣來充當時，就存在滿足國際償付手段需要和維持國際貨幣信心的矛盾。為了滿足不斷增長的世界各國支付和儲備的需求，國際貨幣本位國美國必須要通過經常項目逆差不斷輸出美元；但是經常項目逆差的積累，又損害了該貨幣作為國際貨幣的信心，動搖了該貨幣作為國際貨幣的經濟基礎，從而使得國際貨幣體系的維持處于一個兩難的境地。這就是“特里芬難題”（由美國經濟學家特里芬在1960年提出。）。

另外，從國際收支的協調機制來看，任何一個由n個國家組成的、資本可以在區域內自由流動的固定匯率區都要面臨“n-1問題”：在由n個國家組成的固定匯率區中，由于其中只有n-1個獨立匯率，會有一個自由度的剩余——也就是說理論上可以有一個貨幣自由決定其貨幣的對內和對外價值——如何分配和使用這個自由度的問題，就被稱為n-1問題。一般說來，有三種方法。其一是“不對稱解”由某單個國家（設為第n個國家）來使用這一自由度，自由獨立地實行自己的貨幣政策，維持n〗-1個固定匯率的責任由其余n-1個國家承擔，這個國家就成為固定匯率區的“中心國”。其它國家由于沒有自由實行獨立貨幣政策的可能，它的貨幣政策是被動地用來維持兩國間的固定匯率和利率平價的，因此被稱為“外圍國”。其二是“對稱解”。它不是由單個國家來使用第n個自由度，而是由n個國家聯合來使用這個自由度，維持n-1個固定匯率的責任由n個國家共同聯合承擔，因此在這樣的固定匯率區中，不存在“中心國”和“外圍國”之分。達到對稱解的辦法，既可以通過成員國聯合的協調行動，也可以通過固定匯率區創建共同的中央銀行和單一的貨幣政策來實現。其三，對于區域性而非全球性的固定匯率區，還可以有第三種辦法來解決n-1問題。它是為n國組成固定匯率區的國家引入第n＋1個約束變量——“外部駐錨”（ExternalArchor），n個匯率通過與外部駐錨的匯率固定而實現它們之間的相互固定，外部駐錨的價格則是由系統外的因素外生給定的，這樣，系統內的n種貨幣就都是內生決定，系統就具有相容性。

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后布雷頓森林體系都是圍繞美元展開的；是用不對稱的辦法來解決固定匯率體系的n-1問題的，美國是“中心國”，主要的“外圍國”在不同時期有所不同，曾經是西歐、日本，現在是以中國為主的東亞國家。只要維持美元的國際貨幣本位地位，美國經常項目逆差和外部世界順差就幾乎不可避免，循環往復的過程，即通過貿易逆差輸出國際本位貨幣美元——貿易逆差積累到一定程度美元不得不對其它貨幣貶值——貶值以后的一段時間貿易賬戶走向平衡——再次通過貿易逆差輸出美元，就幾乎不可避免。并且，美元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地位，在相當程度上決定了國際貨幣體系采取以美國為中心國的不對稱辦法來解決n-1問題。美國由此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世界中央銀行”的角色，其貨幣政策具有國際主導權，擁有向世界輸出貨幣的特權，并可以把匯率和經濟調整的責任轉移到別的國家。正是由用單個國家的主權貨幣充當國際本位貨幣產生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矛盾，導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在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雖然美元同黃金脫鉤和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使這一內在矛盾得到緩解，但矛盾并沒有根除，“廣場協議”就是這一矛盾激化后的一種政策調整，并且調整責任主要落在了當時的“外圍國”日本和德國身上。今天，我們所再次面臨的全球經濟失衡，不過是“特里芬難題”的再現。

三、本次全球經濟失衡程度更大、范圍更廣且順差集中在亞洲的原因

雖然產生的根源相同，但是同前幾次國際經濟失衡相比較，本次經濟失衡程度更大、涉及范圍更廣，且順差國家主要集中在亞洲，這是本次失衡不同于以往的特點。了解形成這些新特點的成因，對于更深層次的認識當前的全球經濟失衡是有意義的。

本次經濟失衡程度更大，范圍更廣的原因，在于以下參數發生了變化。

第一，更為迅速增長的對國際交易和儲備手段的需要。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從1990年代開始呈加速發展，商品、要素、人員流動的規模和速度史所未有，因而對國際交易和儲備手段的需求增長更為迅速，這就必然要求作為主要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能夠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供給，需要美國更為顯著地累積貿易赤字來實現。

第二，國際貨幣供應的外在約束在更大程度上被削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貿易順差國可以把積累的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而迫使美國實施緊縮政策，約束美國貿易逆差的進一步發展。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則徹底擺脫由黃金兌換產生的約束，美國可以不受限制地根據國內經濟的需要發行貨幣，并通過貨幣和財政政策保證內部平衡，把外部失衡調節的壓力丟給需要美元作為國際儲備的貿易伙伴來解決。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曾經說過，美聯儲為刺激經濟發展，在注入美元問題上不存在任何界限。

第三，資本賬戶開放和金融一體化使得各國儲蓄可以在更大范圍內得以配置，國內儲蓄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同國內投資偏離。不同于以往，目前有更多的國家放開了資本賬戶，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加快，金融資產增長的速度遠遠超過了同期GDP的增長速度，資本流動引起的交易量比經常賬戶引起的交易量要大很多。國際金融市場的高度一體化放松了對國家內部儲蓄投資平衡的限制，國家的儲蓄率和投資率的相關性在減弱。如果不是國際資本流動變得越來越容易，很難想象全球經濟不平衡會達到現在的程度，而且可以維持這么久。

第四，國際貨幣體系喪失規則，沖突增大。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使世界經濟失去了被清楚界定的政府干預規則，失去了各國在國際收支調節中的義務約束，致使各國經濟決策只在非正式的貨幣安排中，采取基于沒有制度規定和約束的政策來作出應對，各國從本國利益出發，更為經常地采取非協商和非合作的方式來解決國際經濟失衡，造成經常賬戶不平衡程度更大，持續時間更長。

這次全球經濟失衡，出現順差的國家集中在亞洲，有兩個重要原因：第一，“外圍國家”發展戰略的相似性和東亞國家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的共同推動。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西歐國家和日本為了推動經濟發展，采用了以出口推動就業和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為實現出口導向，這些國家采取了壓低匯率、釘住美元、鼓勵儲蓄等政策措施，直接的結果是在全球經濟貿易關系中，1960年代貿易順差集中在西歐，1980年代貿易順差集中在日本。隨著西歐和日本相應完成了經濟追趕任務，它們就先后從（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外圍國家”陣營“畢業”。隨后，東亞國家為了完成經濟趕超目標，也選擇了西歐和日本曾經的發展模式，加入了國際貨幣體系外圍國家行列（在布雷頓森林體系到1980年代前，它們要不微不足道，要么游離世界市場體系之外。）。近十幾年來，全球供應鏈條重組、生產工序分割、服務跨國外包處于加速發展階段。東亞國家，特別是中國，擁有大量便宜的勞動力，導致勞動力密集的生產環節向亞洲國家，特別是中國集聚和轉移，就進一步帶來了貿易順差在東亞國家的集聚。第二，97亞洲金融危機引發的“過度調整”。亞洲金融危機使得亞洲國家認識到本國貨幣無法進行國際借貸，甚至本國貨幣也不能用于國內長期借款（由于國內長期資本市場，包括股票、債券市場不發達。），不得不通過國際借款來實現融資，使得它們承受貨幣和期限的雙重不匹配，因而極易受到投機性攻擊而發生貨幣和銀行危機。為了吸取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危機過后，亞洲國家開始將擁有儲備的多少作為國家貨幣信用的支持和阻嚇游資沖擊的手段，從而積累起過度外匯儲備，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由凈借款者變成了凈放款者。由于中心國家——美國資本市場的廣度、深度和流動性，以及美元作為關鍵貨幣的獨特性，過多的儲蓄就主要流向了美國。

四、結論和我國的應對之策

如果當前全球經濟不平衡以貿易順差國減小順差，逆差國減少逆差為主要調整思路，而不觸及國際貨幣體系這一深層次問題的話，全球經濟不平衡就得不到根本解決。這些辦法，可能會在一段時間中緩解失衡，但以后同樣程度甚至更大程度的全球經濟失衡還會出現，只不過那時的順差國可能不再是中國，而變成例如印度或者巴西等國家。

在當前全球經濟失衡調整的國際壓力下，美國將矛頭指向了中國的匯率制度和內需政策。它希望通過中國等東亞經濟體的貨幣升值、儲蓄降低、進口擴大等辦法來緩解全球經濟不平衡。20世紀70年代初期和80年代中期，美國已經兩次以類似手法完成了美元的貶值，先后將調整成本轉移給了西歐和日本。本文的分析說明，考慮到當前全球經濟失衡的國際貨幣和金融體系基礎同以往的情況是相同的，美國現在所提出的調整辦法，實質是對經濟調整成本的再次轉嫁。

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本解決，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際貨幣體系的合理化改進，但這種改進首先是以削弱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本位和美國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國”為條件的，必然會遭到美國的反對。而且國際貨幣體系走向多元化和用“對稱解”的辦法解決n-1問題，形成比較均衡的國際收支調節責任承擔機制，需要國家間的對話、協調和合作，在主權國家林立的世界，基于共同利益的跨國家和超國家行動，從來就是困難的，脆弱的。從這個意義上講，全球經濟失衡的解決具有長期性，而且會充滿摩擦和矛盾。

我國的對策：首先要深刻認識不合理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全球經濟失衡的根源，不要局限于表面現象，同時要認清美國希望調整責任再次轉移的本質，吸取歷史教訓。第二要盡早著手調整出口導向的發展戰略，調整外資外貿政策，實現主要依靠內需來解決就業和推動經濟增長。其它的應對辦法包括：推進亞洲區域性貨幣合作；力所能及地參與國際貨幣和金融方面的協調和合作，不承擔超過能力的責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