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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國主導的金融自由化是世界金融危機的禍根。放松金融管制，全球化得到迅速推動，同時也使金融投機盛行起來。今天國際金融的發展與世界經濟中的貿易和生產性實體投資不再有一種直接的聯系，投機性交易占居主導地位，它損害了經濟發展的基礎。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強勢發展，與美國近年來的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不斷上升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美國已經把全球經濟與美國的利益捆綁在一起了。美國自身的問題，卻讓世界經濟受到拖累，并且影響了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

[關鍵詞]美國；金融危機；金融自由化；世界經濟

一、美國的各種國債債券是金融危機的發動機

近幾十年來，美國在全球大量地尋求國際借貸，引起了世界主要經濟區域之間國際資本運動分配的深刻變化，而且正是從這時開始，人們目睹了金融全球化過程的出現。在20世紀60～70年代，國際資本主要以南北為軸心流動，主要是美國、歐洲和日本為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赤字提供大部分資金。由于石油危機，資本的這種運動在1974—1982年進一步發展，主要是通過國際銀行體系回收石油輸出國組織各國積累的石油美元，為非產油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這一時期，發展中國家出現負債過度。1983年之后，因為利率上升與美元的泛濫使負債的發展中國家不堪重負，停止償還債務。債務幾乎壓垮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

為此，資本的國際流向從此按北一北的邏輯改變了方向，歐洲和日本的盈余為美國的龐大赤字提供資金。與此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強行調整政策，以消除發展中國家的赤字數額。與之相應，全球化與國際資本流向的變化并行發展。20世紀80年代以前，國際資本的借貸主要是經過銀行的媒介，遵循某種國際銀行債務的邏輯，美國財政與貿易赤字的上升、債務危機和國際資本流向的北一北變化使國際金融體系向直接金融的邏輯發展。從此，國際投資，貸款往往是直接地進行，而不是經過銀行媒介，這種活動的新方式是適應作為金融活動的主體的借貸要求的。

新的金融邏輯的發展，機構投資者，主要指保險公司、養老基金、投資基金、國庫、銀行與跨國公司的財務部門都更喜歡在證券市場上借貸或投資，因為這種方式更加靈活，并且因為去掉了中間成本而變得便宜。這樣，投資或借款人尋求通過股票、幣種的變換與支付方式，從歐元債券到美元債券，從股票到期權合約，從期權合約到期貨交易，這些方式被投資者擇優選擇，以實現最大的收益。這些特殊市場的金融投資、外匯交易、期權合約和期貨交易，成為世界性的整體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國際金融市場成為一個巨大、統一的市場。

統一的全球金融市場，實現了金融自由化，由于有了現代的通訊網絡，各個市場都互相連接起來。無論全球任何地方，跨越了時空，把亞洲、歐洲和美洲的金融市場都緊密相連，全球24小時金融開放，交易不問斷。國際金融體系這一深刻的變化，是20世紀80年代后首先由發達國家實施金融自由化的結果。各國政府都逐漸取消對利率、貸款和資本流動的各種控制。這種控制的取消旨在發展金融市場。很明顯，放寬金融管制，全球化得到迅速推動，但同時也是危機產生的源泉。資本的國際循環加快了，投機者也找到了許多冒險的新契機。20世紀80年代日本在美國的強大壓力下，首先開放了金融體系，而后由于1990年資本統一市場的開辟，歐洲外匯市場控制體系被解除，又在美國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促進下，新型工業化國家也跟著開始進入自由化的進程，這樣便出現了新興的金融市場。

新興工業化國家同樣是為了能夠為其財政赤字提供資金而不得不實行金融自由化的。然而與人們的愿望相反，發達國家在推行金融自由化的過程中，便打開了一個潘多拉盒子，使金融投機發展起來。這種演變并非偶然，凱恩斯曾對此做出預見：“隨著有組織的投資市場的形成，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新因素，它有時為投資提供方便，但有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經濟制度的不穩定性”。在過去，國際金融體系的職能是為世界貿易提供資金和保證其支付的平衡。事實上，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初期，很大程度上被解釋為實現世界范圍內的支付平衡方面的金融需要。1992年，全球的流動金融資產大約為32萬億美元，也就是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會員國GDP的2倍，到2005年已經達到140萬億美元，流動金融資產比實際經濟增長速度快3倍。

20世紀90年代之后，國際金融的流動出現了爆炸性的增長和發展，而這種發展與世界經濟的需求并不相適應。90年代世界外貿赤字總額在每年3000億美元以下，同時主要地區的外匯市場卻大約有每日10000億美元的交易額，而且外匯市場上出自金融活動的外匯交易額與商品和服務方面的國際貿易相聯系的外匯交易相比，相差50倍之多。今天國際金融的發展是根據其自身的邏輯，而與世界經濟中的貿易和生產性實體投資不再有一種直接的聯系。其中投機性交易在交易過程中已經占居主導地位。

今天全球金融市場的投機活動，與N·卡爾多1939年給投機活動所下的定義極其相似：“購進、售出產品是為在以后某一天再售出或購入，并且這種活動的目的在于改變現行產品的價格，而不是通過產品的使用、改造或一個市場向另一個市場的轉移獲利益”。看看今天的紐約證券交易市場，倫敦、法蘭克福、東京……，哪一個都與這樣的投機活動相聯系。這些活動的進行以實現預期的資本利潤為目的，而不是直接或間接的生產和貿易。一方面，大多交易主體在市場上都只作短期的考慮。證券市場快速的買進和賣出展現這種近視病越來越嚴重，并且有高度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交易人在把握市場趨勢過程中，傾向于忽視分析其現實基礎而重視尋找有關“輿論”。市場的這種投機性偏差的出現，是因為市場變得更具有波動性，而投資者在進行預期時缺少各種參考指標。

更為具有時代特征的是，美國國債是當前全球市場投機最為活躍的領域。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國債市場獲得了迅猛的發展，國債市場業務大大超過了其他金融市場的規模。在美國的主導下，其他工業化國家幾乎無一例外地靠持續性的公共財政赤字維持債券市場的繁榮。債券二級市場的增長則由于投機的影響而更加驚人，交易規模增長了10倍以上。美國當然是居全球之首，1980年美國國債交易是140億美元，到1993年已達到日均1200億美元的水平，到2009年初已達到5000億美元的水平。發達國家國債市場迅速擴張的原因很簡單，它是風險最小的可交換債權，國家不會破產，國債被人們認為是無風險的債券。為此大多數發達國家的財政部指定一些國債的專門運作者，這些機構享受交易方面的特殊待遇，負責保持市場的連續性。全球債券市場，尤其是金融衍生工具，已成為今天從事投機的主要手段。

二、美國的金融自由化是打造一個開放的金融體系還是對全球經濟的束縛

長期以來，一直作為世界最大債權國的美國，如今已經淪為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并且日益陷入貿易和金融失衡的泥潭之中，難以自拔。在過去短短的幾十年間，美國在經濟基礎設施和經濟行為上發生了相當大的變化，由一個過去的積聚、生產并創造可觀財富的社會，一個曾經是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如今卻放棄了儲蓄并從制造業讓出市場，轉向服務業。在債務方面，不管是從國家角度還是從個人角度來看，美國經濟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機程度，他們負債累累，卻仍然沉浸在非生產性進口商品的過度消費的狂潮之中。美國現在的處境從表面上看似乎風光無限，但這種風光實際上是建立在其祖輩所積累的財富之上的；一旦這些財富被揮霍光，先前那種奢華生活方式也會隨之消失。

然而，問題就在于，大多數美國人，包括大多數經濟學家和投資顧問在內，都忽略炫耀性消費所帶來的危害。以消費為主的GDP增長并不是衡量一個國家創造了多少財富的標準，相反它是衡量一個國家破壞了多少財富的標準。美國現在每年有高達800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3000～4000億美元的預算赤字，以及8.5萬億美元的國債，如果再加上無資金準備負債、社會保障金，那么美國的國債將超過50萬億美元。在過去20年間，如果美國經歷的是真正意義上的經濟繁榮，那么它現在還會繼續保持貿易順差，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債權國，而不是最大的債務國。令人預想不到的是美國正經歷一場空前的金融風暴。

我們看到，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的強勢發展，與美國近年來的貿易赤字和財政赤字不斷上升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隨著美國債務負擔日益加重，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再也不能只依靠本國的投資者，而必須求助于國際投資，特別是機構投資者購買美國的政府債券。現在幾乎是全球各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都有大把的美國國債。美國已經把全球經濟與美國利益捆綁在一起了，并且束縛了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

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資本市場上出現了一種怪現象，金融資本大大優于生產資本的發展，美國企業不再被激勵去進行生產投資的拓展，而是在利益的趨動下以各種形式購買有價證券進行金融投資。美國企業從傳統的債務型經濟，即通過向銀行借貸進行生產投資的經濟，過渡到一種“依靠自有資金型的經濟”。在這種經濟中，企業千方百計通過減少負債和進行金融投資來實現盈利。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虛擬資本，也就是其價值依賴于市場，而與工業生產活動脫節，可轉讓的金融資產大大發展。因為這些資產在市場上是可以轉讓的，所以虛擬資本比借來的資本更易于流動。這樣的占有方式更加鼓勵投機行為，即如我們看到的那樣，其目的是通過運作實現超額價值，而不是向生產資本進行投資。在市場經濟的發展史上，投機并不是一種新的現象，但金融自由化卻使投機獲得了從未有過的大發展。金融衍生產品市場的運作機制最有力地證明了這一點。在這個市場上，75％的活動是投機性的。在這次金融危機中，這些投機活動起了頭等重要的作用。如果投機邏輯壓倒生產邏輯，我們這個時代經濟發展的基礎就不存在了。

凱恩斯在1936年曾經指出：“現資市場的奇怪局面使我傾向于這種主張：使購買證券成為永久性的事務。像婚姻一樣，除了死亡和其他嚴重原因外，不能解約。這也許是治理當代弊端的一個有效手段，因為它可以迫使投資者考慮長期的前景。然而，對這一解決辦法稍加思考又使我們看到一個難題，即：雖然要求投資具有流動性有時會有害于新投資的產生，但它卻往往也對新投資的產生有利。此中的原因在于，每個投資者會自以為他投入的資金具有流動性；這一事實可以給投資者壯膽，從而使他比較愿意承擔風險”。…在這里投機就被定義為一種對流動資本偏好和針對經濟動蕩的一種保護性行為。當未來的不穩定比較嚴重時，企業投資就會退卻而出現有利于投機精神的條件。金融資本流動就因此變得比工業資本循環更活躍。

隨著國際上機構投資者力量的上升，投資基金構成大部分國際資本流動的基礎，它們可以扶植或搞垮某些貨幣，實際上它們把平均10％的投資資產用于購買外國證券，他們握有工業化國家國債的很大份額，一旦他們把這些投資從一種貨幣轉換為另一種貨幣，便會使有關貨幣發生動蕩。

過去，在傳統的經濟模式下，銀行控制著經濟的命脈，銀行發放生產性貸款以支持投資。此外，在衰退和不景氣的條件下，銀行還可以通過提供替代性信貸促進復蘇，來起緩沖作用。現在，銀行似乎再也沒有能力起這種作用了，因為它被金融動蕩搞得十分“脆弱”。然而可怕的是，美國的金融危機傳染性極強；美國一家的問題，卻讓全球都不得安寧。

金融全球化和金融自由化，確有它的進步作用，但美國在主導這一模式時，不僅僅是利用它的進步作用，同時他們也在巧取豪奪，把一個很好的模式又破壞掉了。

三、重新調整全球金融整合的方向

進入21世紀，美國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走入了死胡同，不僅美國自己，甚至使很多國家在金融危機面前都變得束手無策。由美國主導的金融規則，僅建立在對自己有利的框架上，因而導致判斷上的錯誤，甚至讓美國的一些大銀行也垮掉了。為此，必須重新調整世界金融整合的方向。

1重新規范金融市場。金融自由化使美國的市場“權力”過度膨脹，連華爾街自己的貨幣政策作用也大大降低。到目前為止，由于美國的單邊主義，各國貨幣政策的協調一直不很成功。因此，各國的央行要建立起有效的經濟政策協調機制，在主要政策措施上協調一致，形成貨幣政策國際合作的新環境。這樣，才能增強人們對貨幣政策的信心，才能使投機者無空子可鉆。

2拋棄貨幣主義的市場教條。近30年來，美國一直奉行貨幣主義的政策，優先考慮美國的貨幣穩定和貨幣政策。這一政策主張反映在機構建設方面，即強調各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其實這是一個虛假的命題，所謂的獨立性，實質上是要求所有國家都放棄干預經濟的權力，但美國政府卻從來沒有放棄過干預經濟的權力，實際上這種所謂的獨立性是全球經濟不穩定的一大要素。在大多數發達國家，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導致嚴厲的貨幣政策與膨脹的財政政策并存。如我們見到的，這種政策的混合大大地促進了前二十年利率的上升，而利率的上升也引起公共債務赤字的上升。要走出這個怪圈，就要改變這種混合政策，也就是說，要進行國際合作的全面整頓，實行一種寬松的貨幣政策，以便使利率下降。現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金融組織機構不利于經濟政策的調整，因為中央銀行的獨立很不利于其政策與政府權力機關的宏觀經濟調節手段的銜接。對于這次金融危機，人們曾普遍質疑貨幣主義政策，主張回歸凱恩斯主義的宏觀干預政策。

3制定經濟政策的新原則。這次金融危機動搖了人們的信心，人們開始對金融的穩定性以及市場對現行政策解決如失業和公共赤字問題的能力持懷疑態度。市場機制是很難做到完美的，市場本身不能解決所有的問題。也正是在市場的壓力下，其他國家的貨幣權力機構被美國主導的市場機制限制住了。要解決這一問題，必須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首要目標是降低利率，使其回到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水平上來。在20世紀90年代初，這種寬松的貨幣政策已經開始采用，但是至今還很不夠。這方面，中國的表現可謂獨樹一幟。這次金融危機剛一波及到中國，中國政府立即出臺了投資四萬億人民幣的經濟刺激計劃，并迅速降低利率，使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基本未受影響；而且還會大大促進中國經濟的產業升級。

4實行有效的公共財政政策。當前，重新解讀凱恩斯主義，使人突出地感到凱恩斯的財政政策思想仍不同尋常。凱恩斯曾區分兩種預算，第一是日常的或一般的預算，其理想狀態是完全由稅收來資助；第二是投資預算，它包括長期公共投資計劃，靠貸款投資。這樣管理預算的好處很明顯，它可以使國家在公共投資以及使用投資手段方面提出數年內優先考慮的內容。這樣一種政策可以就國家的意圖向全球經濟主體傳遞一種明確的信息。這樣會使政府的財政管理更為嚴格；可以向市場提供保障，由此帶來良好的后果，還會增加人們對預算的信任；另外也會在保持國家在公共投資增長方面發揮積極的作用。

面對這次金融危機，全球經濟需要金融管制政策的協調合作，同時也要對美元主導的市場經濟規則進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