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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農村；非正規金融；制度變遷

論文摘要：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農村廣泛存在非正規金融現象，對非正規金融的演進以及農村金融制度變遷的內在機制進行分析具有重要意義。文章從探尋農村正規金融的制度缺失與非正規金融具有的經濟效應、制度效應入手，運用制度變遷理論深入分析了非正規金融的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的內在機制，并指出非正規金融的發展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應是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與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的結合。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的改革、發展是從兩個層面上展開的，一是以政府推動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進；二是以農民為主的自下而上的創業活動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政府推動的一系列體制機制轉變大體屬于強制性制度變遷范疇，以農民為主的群眾創業活動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大體屬于誘致性制度變遷范疇。

中國農村各個領域的改革大都從市場主導的誘致性制度變遷開始，逐漸過渡到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逐漸興起，并演變成農村金融市場的普遍現象。非正規金融是一種因未得到現有金融政策和法律支撐而游離于現有金融體制和制度安排之外的具有強烈的市場化、自由化、隱形化色彩的體制外金融活動。據陳錫文（2004）研究，中國2.4億戶農民家庭中，大約只有15％左右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85％左右的農戶要獲得貸款基本上是通過民間借貸來解決。溫鐵軍（2001）對我國東中西15個省24個縣41個村的調查發現，民間借貸發生率高達95％。

國內外對非正規金融制度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的研究不多，且大都從誘致性制度變遷出發，忽視了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在農村金融制度變遷中的重要作用。事實上，從制度變遷的角度看，我國農村非正規金融的興起主要是一種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中國農村正規金融的功能性缺失引致了農村金融缺口，而越演越烈的金融缺口則產生了獲利機會，這為非正規金融的產生提供了市場空間，為金融制度創新提供了激勵，非正規金融的存在是對這一利潤機會的理性回應。非正規金融從它“誕生”之日起一直發揮著促進農村經濟增長、增加農村福利等重要功能。但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與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并不對立，非正規金融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政策供給與制度供給，即非正規金融的發展以及所引發的農村金融制度的變遷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過程。

二、制度變遷相關理論研究

拉坦和速水是最早系統論證誘致性制度變遷的經濟學家,“對制度變遷需求的轉變是由要素與產品的相對價格的變化以及與經濟增長相關聯的技術變遷所引致的；對制度變遷供給的轉變是由社會科學知識及法律、商業、社會服務和計劃領域的進步所引致的”。林毅夫在總結以往經濟學家觀點的基礎上，把制度變遷分為誘致性的制度變遷和強制性的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指的是一群(個)人在響應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獲利機會時所進行的自發性變遷：強制性制度變遷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變遷。

強大的制度需求是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源泉。影響制度變遷的需求因素提供了進行制度變遷的潛在收益，而影響制度變遷的供給因素降低了進行制度變遷的成本，二者共同促成了舊制度向新制度轉變。從制度變遷的主導因素看，在誘致性變遷中，制度需求是主導性的，而制度供給是適應需求而提供的。在制度不均衡的條件下，經濟主體發現潛在利益并采取行動，對現有資源進行重新組織并努力創造條件以降低制度變遷成本，進而使得適當的制度能被供給出來。

誘致性制度變遷并不排斥強制性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并非都是自動完成的，由于搭便車行為的存在，它需要人們之間進行自愿的聯合行動來完成，但集體行動常常面臨高成本壁壘，為此制度供給可能不足。為提高制度供給水平，需要引入政治資源，“由技術與制度創新所形成的新收入流提供了利用政治資源來分割收益的激勵。”也就是說誘致性制度變遷有時不僅不排除政治力量的參與，反而需要政治力量來促成制度變遷。誘致性制度變遷并不能提供市場經濟運行的所有制度供給，諸如市場經濟的法律建設，宏觀經濟調控、教育、交通等社會公共產品、社會保障體系、明確界定的產權體系等，沒有強制性制度變遷提供游戲規則的情況下，將導致某些制度安排畸形發展，最后影響經濟的發展。

誘致性制度變遷到一定程度可能向強制性變遷轉化。誘致性制度變遷不斷推進將促使政府采取新的制度安排，打破利益格局的平衡。誘致性制度變遷能形成市場績效，為政府提供試點式經驗；當誘致性制度變遷形成的制度安排成為全社會主流制度安排時，社會的制度構架會發生質的變化，為強制性制度變遷的推進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制度安排，為實現新的制度均衡創造良好的環境條件。

三、中國農村正規金融的功能性、制度性缺失

（一）政策性金融功能嚴重弱化

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作為我國惟一的農業政策性金融機構，其主要任務本應是承擔國家規定的政策性金融業務并財政性支農資金的撥付，但從目前情況看，一方面，其主要業務僅限于單一的國有糧棉油流通環節信貸服務，在支持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產業化、農業科技進步等方面功能嚴重缺位；另一方面，農業銀行了部分政策性金融業務，如扶貧貸款與政府貼息貸款等，導致農業政策性金融資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嚴重下滑，支農功能不足；農業發展銀行的資金來源于財政撥款，長期以來資金撥付有限，且資金不能按時到位，有時不得不向央行借款，使籌資成本上升，制約了農業發展銀行的發展。政策性金融功能的嚴重弱化，制約了政策性金融資金支農作用的有效發揮，對改善農業生產條件、調整農村產業結構和促進農民增收的作用乏力。

（二）國有商業銀行農村信貸收縮

商業銀行的“盈利性、流動性、安全性”的經營原則與農業生產的“高風險性、分散性、波動性、長期性”向悖；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按照“經濟、高效、精簡、合理”的原則，對農村經營網點進行大規模撤并，如1999—2001年寧夏共撤并縣域國有商業銀行機構和營業網點158個，其中縣以下占93%。仍在農村開展業務的國有商業銀行分支機構寥寥無幾，而剩下的營業網點大多把有限的貸款資金發放給大型基礎設施、國債配套資金和生態建設等國有大型項目，而對急需資金的農業生產和個體、私營企業的貸款卻全面緊縮。作為農村金融市場中居主導地位的中國農業銀行將農業資金從以農業為主轉為以工商業并舉，競爭視角從農村轉向城市，以獲取足夠的資金來源及高額回報，使得農村金融市場本來就很少的國有資本變得更為稀缺。

（三）農村信用社壟斷性供給的弊端

在國有商業銀行功能嚴重缺位的狀況下，農村信用合作社事實上已成為農村金融市場的主要中介，在不少貧困地區甚至是惟一的合法金融機構。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服務范圍非常有限，經營的自負盈虧，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業傾向，使得資金向收益相對高的城鎮或非農部門流動，真正需要資金貸款的農戶難以得到金融支持。2002年全國農村信用社吸收各項存款19469億元，各項貸款14117億元，兩者差5352億元，其中有價證券及投資1812億元，凈存放中央銀行684億元，拆借給其他金融機構1152億元，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估計從農村流出資金約3000億元（夏斌，2003）。同時，農信社長期以來產權主體不明晰，歷史包袱沉重，員工素質不高，電子化建設水平低，結算手段落后，服務品種單一，獨自面對龐大的農村市場需求，其規模與實力顯得十分弱小。

（四）農村郵政儲蓄機構，本應在農村經濟發展發揮重要作用，但其嚴重的制度缺陷無法有效承擔支農的功能。主要表現在：一是業務單一，只吸收存款，不發放貸款；二是通過吸收存款的方式，把大量的農村剩余資金“倒流”到城市，加大了農村金融缺口，加劇了農村經濟發展資金供給不足的矛盾。

四、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經濟效應與制度效應

（一）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經濟效應

農村經濟主體的微觀活動及其融資行為具有分散化、規模小、周期長、監控難、風險大等特點，農業的回報率低，正規金融的利潤最大化與農業發展之間存在著天然的矛盾。加之農村人口相對貧困，儲蓄不足，大規模的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缺乏存在的基礎，正規金融機構在農村地區的經營往往無利可圖，因此正規金融供給短缺即金融缺口最容易發生在農村地區。巨大的金融缺口為非正規金融的成長、壯大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和盈利機會。在市場期望和需求催生下，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農村民間金融及合作基金會為代表的農村非正規金融迅速崛起，有效地填補了我國農村巨大的金融缺口，為農村社會與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基于實地調查的研究發現，中國的私營企業在創立和發展過程中一直主要依靠非正規金融（或者經濟學家所稱的路邊交易市場，Curbmarket）融資。

非正規金融推動農村經濟增長、增加社會福利的績效也得到了實證研究。高艷（2007）實證研究發現，1986—2003年，農村非正規金融與農民人均純收入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正向關系。從促進農民年增收的效率來看，非正規金融要高于正規金融。根據史晉川（2001）的考察，在官方制度下，我國國有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40％，貸款占金融機構貸款總額的80％，非國有部門的經濟增長貢獻率約為60％，其貸款卻只占正規金融機構貸款總量的不到20％，這表明我國正規金融制度嚴重不適應現有的經濟基礎，而非正規金融制度卻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二）農村非正規金融的制度效應

非正規金融作為一種創新的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非正規金融是社會成員間利用我國鄉村的各種習俗、慣例或血緣關系，達成的廣泛的非正規合約，這一合約是建立在社會成員之間的長期行為合約、隱含合約的繼承上，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由于地緣、人緣和血緣、業緣等原因，非正規金融具有交易各方的信息成本優勢，貸款人對借款人的還款能力、信用具有很強的甄別能力，能有效避免或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違約行為；農村民間融資無繁瑣的交易手續，交易過程快捷，可以使借款人迅速、方便地籌集所需資金。非正規金融由于一般不需要對供給方“公關”而支付“尋租”成本，其融資成本低廉。

非正規金融制度與農村現有金融制度安排的競爭，促進了農村正規金融制度的變革。在我國現實經濟生活中，正規金融的貸款行為有時會受到行政力量等非市場因素的影響，貸款基準利率也是管制利率，而農村民間金融中的借貸行為和利率都是市場化的。可以說，農村民間金融是一種純粹的市場金融形式和市場金融交易制度。非正規金融所反映出來的機制優勢、信息優勢、成本優勢、速度優勢能大大提升這種制度安排與正規金融制度安排的競爭優勢和市場競爭能力，從而給正規金融組織一種優勝劣汰的競爭壓力，迫使政府、正規金融組織對原有的制度安排進行重新思考。非正規金融和正規金融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以及政府如對其進行規范、引導，這將對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變遷具有重要意義。

非正規金融的形成、發展有利于改善農村金融生態環境。非正規金融對違約者是一種硬預算約束，違約者的違約不僅會遭受輿論譴責、社會排斥、群體懲罰，還有可能遭受暴力傷害，這大大降低了非正規金融的違約率。Aleem（1993）估計，在他研究的大多數案例中，非正規金融的違約率一般要低于正規金融5％左右。非正規金融在契約執行與治理上具有獨特的制度安排，相對于正規金融契約改善了農村經濟主體遵守合約、提升信用水平的意識，營造良好的農村信用環境，從而為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五、非正規金融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

（一）非正規金融的產生與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

我國農村以家庭聯產承包制度為主要內容的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促進了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我國促進農村鄉鎮企業等非公有制經濟主體的政策，農村金融制度所依存的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促使了農村經濟主體的多元化與對金融服務的多元化需求。而農村正規金融卻存在業務相對萎縮，經營不善和農民貸款困難等問題，正規金融供給的制度性和功能性缺失已不能完全適應農村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農村金融制度與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和諧產生了獲利機會，這種獲利機會為非正規金融的形成（一種適應農村經濟新形勢的制度創新）打下了堅實的市場基礎。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金融制度一直蘊含著經濟體系內在的非均衡性，這種非均衡性主要體現在我國農村金融市場存在較為嚴重的金融抑制和國家對金融市場的壟斷式控制，導致長期存在且越演越烈的“金融二元結構”，這表現在私人部門經濟面臨的融資約束、金融資源配置中的低效率等諸多方面。我國農村金融制度的不均衡性產生了獲利機會，這為非正規金融（相對于正規金融制度，它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型的制度安排）的產生提供了市場空間，為金融制度創新提供了激勵，非正規金融的存在是對這一利潤機會的理性回應，它是非均衡的長期發展而導致農村金融市場的自發“矯正”，從而逐漸孕育出另一種更為有效的制度安排，從而實現對現有農村金融制度集合的補充和完善。

農村非正規金融的產生過程是一個典型的市場主導的需求誘致性制度變遷過程，但我國非正規金融的有序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的合理變遷離不開政府政策的引導，它具有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和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相互交織的特征。

（二）非正規金融的發展與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

誘致性制度變遷并不排斥強制性制度變遷。我國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既包括非正規金融的演進，又包括對原有金融制度集合進行變革。從制度變遷的動力和機制的角度看，非正規金融是作為正規金融制度的“邊際”而存在的，部分非正規金融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向正規金融制度演變。因此，非正規金融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是相互交織、相互促進的，即非正規金融的演進（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會對現有的正規金融造成強烈沖擊，從而引發政府對農村現有金融制度進行有效變革（強制性制度變遷）。而這種對現有金融制度變革本身就是對非正規金融進行批判、繼承的過程，即把非正規金融逐漸納入農村正規金融體系的過程。同時，強制性制度創新可以克服正式制度在誘致性制度創新（它由個人或一群人在響應獲利機會時自發倡導、組織和實行）中，因外部性和“搭便車”問題而產生的制度供給不足。同時，政府的偏好和有限理性、政治統治基礎情況對非正規金融演進與農村金融制度變遷的方向和方式也會有很大影響。非正規金融的發展、壯大也離不開政府的政策供給、法律供給，政府對農村非正規金融的演進提供合法化的制度平臺，也有利于其正規化、規范化的發展。

總之，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產生了農村非正規金融，而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能推動非正規金融的有序演進、逐漸融入農村金融體系與金融制度變革。其發展邏輯是，農村金融制度的非平衡性，即農村金融的“二元結構”促使了誘致性制度變遷，促進了經濟發展及其農村金融制度運行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從而推動了政府主導的金融制度變革。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是一個我國經濟轉軌過程中經濟基礎演變引發國家對金融制度重新思考的過程。

六、結論

我國農村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興起的廣泛的非正規金融，從制度變遷來看，它是一種市場誘致性制度變遷，由于現有的農村正規金融制度供給與農村金融需求多元化這對矛盾激化的必然產物。但是，中國非正規金融的發展、壯大以及農村金融發展絕對離不開政府主導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它需要政府對農村金融制度進行重新思考。一方面，政府應該對現有的正規金融制度進行重新設計以解決正規金融制度供給嚴重不足、與農村經濟發展不相適應的問題；另一方面，國家對非正規金融的態度不應該是“默許”，也不是“放任自由”，更不是“壓制”，應通過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對非正規金融進行規范、引導，賦予其合法地位，從而促使農村金融制度變遷才是正確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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