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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的價值生活實踐是一種具體的歷史的社會活動。這種活動以創新、創造為旨趣,以變革世界、完善自己為目標。但這種創新、創造并不能“憑空”進行,它必須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下進行,必然會遭遇人們面對的各種文化或文明的歷史傳統。如何理性看待歷史傳統,充分發揮傳統的積極作用,避免消極作用,是當代人經常會遇到的一個時代課題。

一、傳統是傳承到“現在”的“過去”

“傳統”是什么?關于這個問題歷來存在著許多含混、模糊的見解。擇其要者,有人認為,傳統就是生活在“過去”的“古人”所創造的一切物質和精神成果;也有人把傳統等同于有些年頭的文化形式,特別是以文字、書本形式存在的圣賢之言、祖宗之法、文獻典籍;持這類觀點者堅持,傳統意味著曾經的光榮與夢想以及歷史的前車之鑒和經驗教訓,“尊重傳統”意味著懷舊、向古人致敬,“弘揚傳統”意味著崇古復古。很明顯,這類將傳統靜止、凝固化的理解傾向保守。與之相反,有些“進步主義者”則視傳統為“過去的東西”甚至“死了的東西”,斥之為“陳舊、落后、保守”,認為傳統阻礙將科學和理性運用于人類事務,阻礙現代化和人自身的發展,因而對傳統不屑一顧,亟欲破之去之而后快……實際上,這兩類迥然相異的看法都曲解了傳統。它們共同的問題在于,是用形而上學孤立、靜止、凝固、僵死的觀點理解和解釋傳統,而不是運用辯證法、深入人們自身及其價值生活實踐審視傳統,并且忽視了傳統的復雜性、多面性以及流變性。從詞源上說,“傳統”的拉丁文是traditum,英文是tradition,其本意系指從過去延續、傳承到現在的事物。從結構上看,傳統是極其豐富、復雜、多面的,既包括實存性的內容,也包括價值性的內容。希爾斯指出:“傳統———代代相傳的事物———包括物質實體,包括人們對各種事物的信仰,關于人和事件的形象,也包括慣例和制度。”當然,人們經常所指的傳統,更常見的是在人們具體的歷史的生活實踐中形成并且世代相傳的制度、思想、觀點、習俗等文化內容和形式。也就是說,傳統主要體現為活生生的“文化價值之流”———在歷史長河中流動著的文化和價值。也正因為如此,人們常常對文化傳統和傳統不加區分。傳統是動態的,具有流變性,是流傳到現在“活著的”過去。過去已死的人類創造,無論是實存性的還是價值性的,因為已經死亡,沒有傳承下來,在現實社會中已經不具有影響力和支配力,因而我們不再稱之為傳統。這一點十分簡單,但卻十分關鍵。否則,討論傳統就如同在故紙堆、博物館中流連,甚至類似于在荒郊野外掘墓考古了。因此,盡管不同的人可能對傳統的具體表現會從不同方面加以理解和歸納,無論如何不能偏離如下關鍵之點———傳統是把人們的過去和現在相聯系、連接起來的那些社會文化因素和方式。可以說,傳統就是人們價值生活實踐中面臨的一種豐富復雜的歷史聯系———“過去”與“現在”之間的聯系:傳統是傳承到“現在”的“過去”,是過去形成的、但仍然“活”在“現在”、具有影響力和支配力的那些歷史因素。具體說來,這可以進一步從如下一些方面加以闡釋:首先,從時間上看,傳統源自已經逝去的人類歷史。大凡傳統,總有一個歷史的積淀、“傳承”過程,是歷史地形成和積淀下來、經歷了一定傳播和承繼過程的因素。人們當下的價值生活實踐的內容和形式,由于未經時間風雨的洗禮,沒有一個歷史“傳承”的過程,稱不上傳統。即使是現時代勃興的那些時髦的、時尚的潮流、風氣等,無論如何普及流行,無論如何蔚然成風,也稱不上傳統。其次,傳統實質上與當代人并不“相隔”。傳統源自歷史,流傳至今,“活”在當代人現實的價值生活實踐之中。當然,時間和歷史是無情的,它必然會淘汰許多傳統,遺忘許多傳統。就算是古代圣賢的經典訓誡,就算是封建帝王的“金科玉律”,就算是英雄人物的行事方式,只要沒有被時間和歷史承認,沒有真正流傳下來“活”在當代人的心中,它們就不再成為傳統。也就是說,它們“失傳”了,從歷史中默默地消失了。同時,就算有些內容是后來的、外來的,時間并不太長,但如果它融入了當代人的價值生活實踐,改造了民族文化和人們的社會心理,那么也會成為傳統的新鮮血液,成為傳統不可分割的有機組成部分。可見,傳統并不是凝固不變的,它在不斷吐故納新中充實和改變著自己的內涵,在人們的價值生活實踐中不斷“流變”、“生成”。再次,傳統往往具有自身的歷史連續性和內在發展邏輯。只有在發展中,傳統才能得以保持、流傳、發揚光大。但傳統的歷史“傳承”(包括消亡、復活或弘揚等)過程并不是隨心所欲、毫無規律的。在紛繁復雜的歷史表象下面,無形中似乎有某種一以貫之的因素———諸如“血脈”、“道統”、“靈魂”、“精神”———制約著傳統的“流變”、生成。正是“血脈”、“道統”、“靈魂”、“精神”等內在要素,將歷史發展中紛繁復雜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等聚合、融貫在一起,將傳統展現為一種具有歷史厚重感的多樣性的統一,變化中的“不變”。最后,應該強調指出的是,傳統“流變”、“生成”的核心實際上是人,特別是當代人的價值生活實踐。從方法上看,發現傳統并發揮傳統的作用,必須以“現在”為坐標,以當代人為對象,而不是局限于既往的過去,發思古之幽情,厚古薄今。克羅齊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盡管多少有些偏頗,卻具有一種“片面的深刻性”:把握歷史傳統,必須從當代人自己的現實出發,而不是從古人出發;必須以對當代人自己的認識為參照,從現在追溯過去,而不是脫離現實,按照主觀意愿有選擇地回顧、剪裁。可見,傳統源自“過去”,卻不是消逝在歷史長河中的“古董”,更不是沉睡發霉的歷史文化典籍;“傳統的本質是真正的現在;傳統是通過對現代人的制約和支配而獲得自己的規定性的。”傳統是以“現在”為坐標、向“過去”追溯、向“未來”開掘所發現的文化聯系;或者說,是由過去的人們創造的,內化在當代人身上,在當代人“現在”的價值生活實踐中“顯現”出來的文化內涵。也正因為如此,“古已有之”的東西,如果已經沒有生命力,已經死去,就不再是傳統;只有在現實社會中仍然“活著”并發揮作用的既往存在,才是真正現實而非虛幻的傳統。至于解釋傳統、弘揚傳統、變革傳統、創新傳統,更是只能以“現在”為坐標,以“現實的人”及其“現實的活動”為依托

二、傳統與當代人的價值

生活實踐的互動如何對待這些“活著的”歷史因素?如何看待傳統在人們的價值生活實踐中的作用?歷來也存在爭議。我們認為,分析的焦點在于是否立足于當代人的價值生活實踐,是否真正理解和尊重當代人的權力和責任。人是文化的動物,也是歷史的產物。我們也可以說,任何人本身都是一定文化傳統的產物和體現。人們從歷史走來,絕不可能割斷與歷史、文化的關系,絕不可能拋棄、脫離、割斷自己的傳統,非歷史地展開自己的價值生活實踐。希爾斯指出:“沒有傳統,人類便不能生存,即使他們司空見慣地不滿于他們的傳統。”雖然具體的傳統因素可能斷裂、可能消失、可能死亡,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不與任何傳統因素相聯系,區別只在于誰的、什么樣的傳統。傳統是傳承到“現在”的“過去”,是活躍在“現在”的歷史因素,是人們的價值生活實踐的既在的社會歷史條件。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并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并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傳統已經深深地烙印在深層文化結構之中,成為人們活動的歷史條件之有機組成部分。每一代人、每一個人都不可能“從零開始”憑空從事新的價值創造,而總是生活在某種既定的文化傳統中,總是在前人的創造成果的基礎上,從既定的歷史條件出發進行創造。傳統是有力量、有韌性的,它通過內化到人的內心,頑強地塑造、提升、變革人自身。生活在一定文化環境中的人,不論其對本民族的傳統態度如何,由于他孕育、成長于這一傳統母體之中,因而都不可能是外在于這一傳統的人。馬克思指出:“一切已死的先輩們的傳統,像夢魘一樣糾纏著活人的頭腦。”咀嚼歷史我們發現,即使是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都不可能反對一切傳統,與一切傳統徹底決裂。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者往往與傳統保守主義者一樣,身上帶有深深的傳統的烙印,有時甚至比后者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時他們會以最具傳統特色的方式反傳統。這實際上說明,傳統本身是深沉的、多面的,有著堅韌的性格和“不同的面孔”。傳統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常常兩極相通,呈現為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在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如果利用得當的話,傳統甚至可以成為資本,即布迪厄所謂“文化資本”的一部分。“在某些條件下,這種資本能夠轉換成經濟資本”,參與具體的歷史的價值生活實踐。在這一過程中,傳統不僅可以凝聚社會或組織成員,為發展與創造營造良好氛圍,而且可以直接提供思想資源,給予人們啟迪性的靈感。許多文化創意產品和產業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地域特征,就是例證。當然,上述過程都不是傳統的單向的作用,而是一個雙向、互動過程。也正是在這一互動過程中,舊的傳統才被“大浪淘沙”,“優良傳統”才被發揚光大,新的傳統才開始醞釀形成,人們的價值生活實踐才獲得了進步的階梯。立足自身的價值生活實踐評估傳統、利用傳統、改造傳統、為傳統貢獻新的資源,既是每一代人的權力,也是每一代人的責任。實際上,每一代人不僅身處傳統之中,而且在自身的價值生活實踐中,評估、消化著自己的傳統,篩選、改變著自己的傳統并根據新的時代背景和生活境遇,重新塑造新的文化和價值。人是文化和價值的主體。而人是由世代相續、前仆后繼的無數個人構成的,沒有一代代人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重新反思、選擇、消化和改造,傳統就會淪為僵死、固定的東西,不可能“活著”、“傳承”下去,更不可能發揚光大。這正如希爾斯指出的:“傳統依靠自身是不能自我再生或自我完善的。只有活著的、求知的和有欲求的人類才能制定、重新制定和更改傳統。”當然,面向未來的價值生活實踐,我們絕不應該一味固守既定的傳統,沉迷在具有歷史惰性的文化傳統中而不能自拔。科學、理性地對待傳統的態度是,立足當代人自身及其價值生活實踐,高揚人們自身現實的權力和責任:既要對自己的歷史負責,有自尊自立自強的意識,敢于肯定和弘揚傳統中一切合理、精華性的內涵,并將之發揚光大;又要對自己的未來負責,有自我批判、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的精神,敢于否定和揚棄傳統中一切落后、糟粕性的內容。特別是要在反思過去和現在、走向未來的過程中,“吸取其精華,剔除其糟粕”,確立、改造優秀文化傳統,并在創造性的價值生活實踐中,創造更合乎時代特征、更合乎實際情況、更具想象力的新傳統。這種創造活動本身,也就是在塑造“未來的傳統”。

三、保守主義及其對價值生活實踐的影響

在歷史與現實中,人們對待自己的文化傳統往往存在許多誤區。這令社會和個人都付出了許多代價。其中最常見的誤區,是單純用美化了的“過去”解釋歷史傳統,對傳統持單純謳歌、全面肯定的保守主義態度。或許有人會辯解,幾乎所有文化傳統都具有保守性。這種保守性幾乎用不著刻意灌輸、培養,它似乎是所有文化傳統與生俱來的“天然”惰性。咀嚼歷史與現實,我們確實不難發現,文化傳統愈是源遠流長就愈是博大精深,愈是成熟發達就愈是影響深遠,它的保守惰性就愈強,相應的守舊勢力就愈強大,愈加根深蒂固。當浸淫在這種文化傳統中的人們不夠清醒、自覺時,就愈是容易背上沉重的“歷史包袱”。這可以從如下方面加以說明:首先,盲目樂觀,驕傲自滿,夜郎自大,讓缺乏理性論證和實踐檢驗的文化優越感隨意泛濫。例如,中華五千年文明在歷史上就曾經滋長出“中央之國”、“唯我獨尊”、“天下第一”的心態,有些人曾經表現出一種“無知的傲慢”或“虛驕”。他們認為,中華帝國不但無須向其他民族學習(典型的如乾隆皇帝所謂“天朝之大,無所不有,無需與爾等夷狄互通往來”),而且負有普及自己的文化價值觀、教化“四夷”之責。“用夏變夷”被認為是常理,而“用夷變夏”則是當然的大逆不道。今天強勢的美國或西方,借助其現代化成就和科技、經濟、軍事上的領先,向全世界滲透、推廣其政治模式、文化價值觀念,表現出的是同樣盲目的“無知的傲慢”,是同樣缺乏理性論證和實踐檢驗的文化優越感。其次,與盲目樂觀的文化優越感相聯系,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自我封閉、自我美化、孤芳自賞。在落伍挨打的近代中國,有些人頑固地堅持:世界上一切先進的東西,中國均“古已有之”。如早就“發明了”足球,早就有了電子計算機(算盤),早就提出了系統論……現在和未來需要的一切,過去無不齊備,只待發掘。在黃遵憲“泰西之學,其源流皆生于墨子”之中,在孫中山“外國現在最重要的東西,都是中國從前發明”的論斷中,在當今的各種“傳統復興論”(“儒家復興說”、“道家復興說”等)中,都能看到這種心態的某種反映。再次,墨守成規,故步自封,甚至“尊祖法宗”,“向后看齊”,復古倒退。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先師孔子就是典型的崇古復古派。孔子曰:“周鑒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已逝的周朝一切都是那樣美好,令人心向往之,值得效法;至于周朝,則是從更古老的堯舜“二代”承繼而來……孔子憤世嫉俗地指責世風日下,一代不如一代,主張“從周”,以周禮作為治世的規范和標準,“克己復禮”。自漢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后,孔孟儒學成為萬世經典,“尊祖法宗”、“向后看齊”、復古倒退蔚然成風。近代以來,雖然國運不濟、落后挨打、屢遭劫難,但復古守舊之聲仍不絕于耳:“中國之病,固在不能更新,尤在不能守舊”,因此正確的選擇只能是“宜考舊,勿厭舊;宜知新,勿騖新。”由是可見此風之盛,傳統保守主義之頑固!第四,封閉保守,盲目排外,拒斥其他文化傳統、甚至新的時代潮流。胡適指出,文化的這種保守性,既能對內抵抗各種新奇之風氣的興起,對外則能抗拒外來文化思潮的侵襲。在歷史與現實中,即使是那些希望變革、創新之士,為了減少阻力,往往也需要抬出老祖宗“托古改制”、暗渡陳倉。馬克思曾經對此有所論述:“當人們好像剛好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圍的事物并創造聞所未聞的事物時,恰好在這種革命危機時代,他們戰戰兢兢地請出亡靈來為他們效勞,借用他們的名字、戰斗口號和衣服,以便穿著這種久受崇敬的服裝,用這種借來的語言,演出世界歷史的新的一幕。”歷史上類似的事例屢見不鮮、不勝枚舉。例如,王安石變法時,一再推崇孟子及其仁政學說,提倡所謂“法先王之意”、“法先王之政”,利用復古招牌來推行新政;近代康有為更是用心良苦,為了變法維新、堵住守舊派們的嘴,他費盡心力對儒學經典進行考證,創作了長篇《孔子改制考》,將孔子描繪成“托古改制”的先師,以所謂儒學真諦作為維新變法運動的思想武器。應該說,保守主義所體現的強烈的民族主體意識、自尊感和自信心,有其合理性和積極意義。然而,這種觀點卻站不住腳。例如,保守主義對傳統存在誤讀,它往往熱衷于從古代文獻典籍中尋找“優良傳統”,似乎越“古”、越“老”、越“舊”就越有資格代表傳統;它往往只看到文化傳統中的優秀成分,甚至片面、絕對地夸大這一部分,對其中消極的糟粕估計不足,甚至視而不見。究其實質,保守主義態度的失誤在于其“向后看”的視角和思維方式。一根筋式地回頭“向后看”,看見的只能是逝去的古人和成堆的古籍,堅持的只能是歷史退步觀和“死人的支配權”。這種復古主義把價值選擇的方向和標準定位于過去,把主體的權力和責任都賦予前人和古人,在盲目推崇、刻意美化既往存在的同時,忽視或者否定了當代人的權力和責任。這種迷信“過去”、厚古薄今、崇古非今的態度造成了嚴重的“主體自我迷失”,令當代人迷失在虛幻燦爛的歷史輝煌之中,失去了批判的理性和前進的方向。

四、虛無主義及其對價值生活實踐的影響

與保守主義針鋒相對,對待文化傳統的另一個誤區是全面貶斥、全盤否定、徹底摒棄的態度。在價值生活實踐中,這種觀點視自身的傳統為落后之本甚至萬惡之源,認定他人的文化傳統才是優越的,才具有普適價值,才值得學習和效法。在方法上,它不耐煩對自己及其價值生活實踐進行認真反省、分析,更對獨立解決自己面臨的問題缺乏信心,而是希望“走捷徑”,借助“向外看”,發現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借助從外“進口”,“取人之所‘有’,以補己之所‘無’”。在歷史與現實中,這類人為數還真不少,如有些人“言必稱希臘”,動輒“西方如何如何”;有些人盲目崇外,感覺“月亮也是外國的圓”;有些人見到外國的東西就欣喜“拿來”,生吞活剝,毫無批判地硬搬和模仿;更有一些人自覺、公開地主張“殖民地論”、“全盤西化論”。“全盤西化論”是典型的徹底的不折不扣的虛無主義。中國的“全盤西化論”產生于鴉片戰爭之后,以后更是屢生波瀾。在落后而被動挨打,痛感文化傳統的落伍并進一步提出“打倒孔家店”、倡導“民主”、“科學”與現代文明的同時,有些人將西方文化視為唯一先進的文化,視為中國現代化的唯一楷模,從而采取了一種極端肯定(西方)的方式。其代表人物可推胡適和陳序經,盡管他們的觀點并不完全一致。例如,胡適在《獨立評論》第142號的《編輯后記》中認為,“現在的人說‘折中’,說‘中國本位’,都是空談。此時沒有別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盤接受這個新世界的文明。”陳序經在《獨立評論》第160號《全盤西化的辯護》一文中,更是情緒激烈地宣稱:“百分之一百的全盤西化”不僅完全可能,而且是中國文化的一條更為完善、更少危險的出路。當今的全盤西化論者更為大膽“熱烈”,毫不隱晦,有人干脆提出,既然美國經濟最發達、政治最“民主”、文化最先進,是當今世界文明的樣板,不妨去“傍美國這個大款”。應該說,落后的文化傳統確實應該自我反省、自我批判、自我改造;同時,應該保持開放的心態,虛心向先進文化學習和借鑒,并真正咀嚼消化,補充和完善自己。只有這樣,才可能少走彎路、少受挫折,才可能創新自我,甚至實現跨越式發展。但是,卻走入徹底否定傳統的極端,落入與保守主義相對峙的另一個誤區。首先,文化是“人化”與“化人”的統一,任何文化傳統都是與相應的人民直接同一的。文化傳統是相應人民的“根”,是其“精神的家園”,是“活”在他們身上的文化因子,是積淀在其靈魂深處的文化精髓。正因為如此,文化傳統不是孤立的,不是想回避就可回避的,不是想擺脫就可擺脫的,也不是想割斷就能割斷的。越是悠久、深厚的文化傳統,越是如此。實質的差別只在于是發揮人們的主觀能動性,正確發揮傳統的作用,還是因盲動與無所作為,文化傳統淪為“糾纏著人們頭腦的夢魘”。其次,人們特有的文化傳統都有其特定的生存環境、前提條件,都是適應其自身環境、條件的產物。在某一社會中成功的文化傳統因素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可以適用于其他社會,不能簡單地加以認定,更不能強制性地推廣。不加分析的“拿來主義”,很可能造成水土不服,“橘化為枳”,導致自身文化傳統加速衰亡;同時,又可能如“邯鄲學步”,不僅未得異域文化傳統的精髓,反而喪失了自身的“國粹”和發展根基。再次,過于迷信他人,自覺或不自覺地夸大其他文化傳統之所長,不能客觀評估自己的文化傳統及其價值。它甚至斷章取義,把自己文化傳統中那些陳舊、過時、糟粕性的內容視為全部,甚至加以夸大,并以此為據斷定它落后腐朽、一無是處,現實中所需要的一切皆需依靠“進口”。問題是,雖然科學技術、物資設備、生產工藝、生活方式等大多可以“進口”,諸如語言文字、社會關系、信念信仰、社會心理、風俗習慣等文化傳統如何全面依靠進口?第四,還有人宣稱“不破不立”。凡傳統都是陳舊落后的,只有徹底否定傳統,才能創新和發展。如“全盤西化論”,太平天國砸孔子牌位,“”徹底“破四舊”等,都是典型情形。但事實證明,這種實質上的只“破”不“立”,結果只能導致“傳統的斷裂”、文化的危機以及人們自身的漂浮無根。畢竟,創造傳統、開創人們自己的未來,比單純“打倒”、“掃除”、破壞要復雜得多、困難得多,也重要得多。此外,還應該重點指出的是,的失誤根源在于單純“向外看”的價值視角和思維方式。它淡化、弱化、甚至放棄了自己的主體地位,“懸置”、放棄了自己的權力與責任,是缺少自尊、自立、自信、自強意識的表現,甚至是徹底的無恥的投降主義。這同樣表明了傳統虛無主義者“主體自我的迷失”。迷失自我,放棄自己的權力、責任和義務,不加分析地迷信他人,不加批評地盲從他人,既不可能建立健全自己的主體意識,也不可能做出恰當的價值評價與選擇,更不可能通過自身的價值生活實踐創造性地發展自己、提升自己、完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