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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復雜系統理論

20世紀2O年代，波格丹諾夫(Bor~aaoB)發表的《組織形態學》被人們譽為系統科學的開山之作，他作為現代系統科學的奠基者之一，]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整體論方法，標志著“把有機體作為一個整體或系統來考慮”的現代系統科學的誕生。l3]此后，對系統科學和復雜性探索的研究，使系統科學逐漸從一般系統論走向復雜系統論。進入362O世紀80年代以來，一個“普照自然和人類的新科學”[4]——復雜系統理論誕生了，并使混沌、分形等理論在其原有理論基礎上進一步完善，逐步成為較有影響力的復雜系統理論。1994年，復雜性科學研究的先驅者之一、遺傳算法之父霍蘭(Holland)在一個報告中正式提出了復雜適應性系統理論(complexadaptivesystem，CAS)，指出應把系統的成員看做是具有自身目的和主動性的、積極的主體，并強調正是這種主體的主動性以及它與環境的反復地、相互地作用才構成了系統發展和進化的基本動因。霍蘭把個體與環境之間這種主動的、反復的交互作用用“適應”一詞加以概括，凝練出CAS理論的基本思想——適應產生復雜性。

此后，他的一系列里程碑式的著作為人們研究復雜系統打開了一個全新的視野。從復雜系統理論的整體思維視角看整個經濟世界，以往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人類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理論，長期將生態系統視為經濟系統的一個外生變量，不納入經濟學的分析范疇。經濟學分析的一個重要假設就是在經濟系統內既定成本下，每個經濟主體總是傾向使其私利在特定的約束條件下實現最大化。

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框架中隱含著兩個無限前提條件：第一，生態系統對經濟活動的自然資源供給是無限的；第二，環境對人類經濟活動產生的廢棄物的吸納和凈化能力是無限的。在這兩個無限的條件下，新古典經濟學在構建經濟學分析范式時，認為時間是均勻流逝和可逆的，同時人類的經濟活動也是不考慮空間約束的，在該理論假設的世界中，經濟過程是單向線性運動的，經濟系統的演化和發展也是機械和確定的，自然資源僅僅被看做是經濟活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因素，從根本上忽視了自然生態系統的內在價值。新古典經濟學家還認為，對生態環境的保護所產生的社會效益必然會以增加廠商的私人成本，降低其競爭力為代價，其中隱含的效益與成本之間的抵消關系，會對一國的經濟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杰夫(Jafe)曾經指出，美國經濟之所以經歷了1O多年的貿易赤字，就是因為近些年來美國政府施行的環境管制政策。對生態環境保護過多的投入和生產中過多的環境管制政策，會給經濟主體帶來過高的運營成本，導致廠商生產能力的下降，嚴重妨礙了各經濟主體生產力的增長和在國際市場中的競爭力。[。]因而，當個人或廠商在從事消費和生產活動時，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會有意無意地將廢物直接排放到生態環境中，造成嚴重的環境污染、生態失衡，增加了社會系統的負擔與成本。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主體模型，完全撇開了社會和自然生態環境條件約束的單純成本一收益、利潤最大化的生產邏輯和微觀偏好的局部治理模式，是自然系統和社會系統失衡、生態環境與經濟系統失衡下人與自然沖突(根本上是人與人沖突)的理論源頭之一。

在該種發展和治理模式下，經濟得到了快速發展，同時也使人類的生存環境付出了高昂的代價，生態的破壞已經嚴重威脅到人類的生存。在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指導下的該種發展模式，將整個地球生態系統割裂，使自然和社會系統成為孤立的系統，過度強調人對自然的改造和駕馭，導致了人成為地球“統治者”的現實，忽略了從整體論、適應性的角度看待社會過度發展對生態系統的嚴重負面影響。新古典經濟學體現的是原子本體論和機械論隱喻，而復雜系統理論對經濟世界的認識則體現的是整體論與還原論、自適應與他適應辯證統一的思想，是科學發展的趨勢。復雜系統理論的科學方法認為，系統中的每一個基本單元不是獨立于整體而存在的，整個復雜系統并非如一堆散沙，其基本單元之問是彼此聯系、相互適應、逐步演化的有機整體。面對當前人類活動范圍和強度的不斷擴大和增強、自然生態系統的自恢復功能迅速減退、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自適應能力加速退化的嚴峻態勢，本文擬從復雜系統理論整體與適應的研究視角出發，在批判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本身存在的生態缺憾的基礎上，借鑒和汲取現代經濟學的有用成分，將地球生態系統視為一個有機整體，以自然生態與人類社會可持續性發展為終極目標，充分考慮生態效益、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之間的關系，以有限理性的社會人、生態人和經濟人的復合人性假設為出發點，建起生態安全導向的、多維度的、動態的生態治理體制框架。

二、復雜系統理論視角下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批判：生態安全問題分析

在復雜系統理論視角下，對現實經濟世界的研究界域由新古典經濟學對經濟系統的孤立研究，擴展到對生態系統的整體研究，研究的是生態系統及其內部子系統問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的整體性及規律，這一新的視野將促使人類重新審視原有的發展理論和實踐活動，以期找尋出引發當前生態安全問題的真正根源。生態系統是由活動、具有主動性的個體組成的復雜系統，『7]具備了復雜系統的一般特征。作為復雜系統的一類，生態系統的演化發展均按照復雜系統的整體性、適應性等特征規律演進。本文將生態系統劃分為人工生態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兩個互補的基本單元，其中人工生態系統主要包括農村和城市(鎮)系統，自然生態系統則包括森林、草原、淡水、沙漠等陸地生態系統以及海洋生態系統。[8]兩個基本單元間及其子系統間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適應，整個地球生態系統在兩個基本系統單元的內外力量的共同作用下，不斷演化、變遷和發展。在生態系統形成之初，自然生態系統自我調整的內在力量占主導推動力，即主要是自然生態系統中物質、能量和信息等，按照生態規律不斷循環，自然界自我調整和適應的自然力量，對生態系統進行相對緩慢的調整和適應；隨著人類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人工生態系統的人為調整生態系統演進的外在力量逐步增強，并逐漸成為主導推動力量，即地球上人類出現之后，人開始有目的地作用于自然的人為力量，隨著人類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斷提高，人類逐步加快了物質、能量和信息等的傳遞速度，使自然界能夠較快適應人工生態系統發展的要求，對生態系統進行相對較快的調整和適應。由此過程可以看出，自然生態系統本身內在的調整力量與人工生態系統外在調整力量的對比演變，顯示出后者不斷增強、并逐漸成為整個地球生態系統主要的調整力量的趨勢。

生態系統的整體演化發展必須按照復雜系統的規律進行演進，整個系統內部作為主導的推動力量決定了系統演進的方向和速度，這種推動力量若能按照復雜系統演進的基本規律推動整個系統的演化發展，則系統及其子系統都將保持持續的發展；若這種推動力量本身存在問題，則將無法推動整個系統按照復雜系統的基本規律進行演進，系統必將產生不可持續發展的危機，威脅整個系統及其子系統的持續存在。具體來看，自然生態系統的內在調整力量成為推動生態系統演化發展的主導力量時，生態系統的演進過程處于原始的自適應狀態，人類社會很難或無法調整影響自然生態系統的內在調整力量，整個生態系統按照復雜系統演進的規律緩慢地持續演進；隨著人工生態系統外在調整力量成為調整整個生態系統的主導力量，生態系統正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要求發生著不可逆轉、不可持續的急速變化，生態系統正漸漸違背復雜系統的演進規律進行演進，這種推動生態系統演進的外在力量，人類社會是可以通過對自身行為的調整來控制的。人類社會自身存在的威脅可持續發展、引發人和自然沖突的根本性問題未能得到解決，其中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指導人類社會的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理論所存在的致命缺陷，即對生態系統之根的脫離。新古典經濟學作為指導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經濟理論，雖然是經過100多年發展和完善而形成的基本理論體系，并在西方經濟學界一直處于正統和主流的地位，對人類經濟社會的發展影響深遠，但是其理論忽視了生態的內在價值，無視生態與社會的相互聯系，缺乏人類經濟和生態和諧發展的終極目標，誤導了市場經濟對生態系統的破壞，成為造成當前環境污染、資源過度使用、生態失衡的重要根源之一，直接或間接地對人類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造成威脅，引發生態安全問題。從復雜系統理論視角審視新古典經濟學，其理論本身所存在的生態缺憾，將會使人們在實踐活動中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對環境產生污染，導致生態破壞，威脅人類和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新古典經濟學的生態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方法論缺陷。以還原本體論為指導，在缺乏生態倫理的境界中，不同個體的經濟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時，并不會使整個社會總體利益最大，還可能使人類社會及生態系統的發展受到破壞和威脅。在復雜系統理論看來，人工生態系統本身就是由數以百萬計的個體和組織相互作用所決定的，每一個生產過程都是由數以百萬計的個體共同完成的，因此，個體行為并不是一個孤立的存在，單個個體的行為特征，并不會反映出整體的演化狀態，反而要受到整體規律的約束，整體規律才決定著整體和其中每一個個體的特征。整體不同于一個簡單的集合體，個體在整體中表現出的屬性不可能脫離整體而單獨存在。新古典經濟理論中以物質利益為最高追求目標的“物質人”的“理性”個體行為，并不會以整個社會利益的最大化指導個人行為，更不會以整個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為目標，這必將導致生態安全問題的產生。第二，核心假設缺陷。即便是從完全理性轉為有限理性人的理論假設，也夸大了人類對自身能力的認識，忽視了有限理性經濟人行為對整個人類社會和生態系統的負面影響。從復雜系統理論視角看，單個人類個體行為特征是由整體的屬性決定的，個體在現實世界可以發現與最優決策相關的信息不僅僅是稀缺的，而且是分布十分不均衡的，許多的信息和知識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擁有的，因此，任何決策者所獲得的信息都不可能是完全的，也不可能作出完全理性的決策。作為新古典經濟理論核心假設的完全或有限理性經濟人假設，還缺乏生態倫理，僅將人類行為停留在功利境界，大肆宣揚人類經濟向自然生態的索取，缺乏對自然生態系統的維護和關懷。

由于個體經濟人在知識和計算能力上的不足，只能根據其所收集到的信息，作出一個無法實現整體最大化目標的選擇，因而，在人類實踐過程中，其行為將會有意無意地破壞生態環境，造成生態安全問題，威脅人類和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第三，發展目標缺陷。追求均衡和確定性是新古典經濟理論遵從機械因果關系、無限時空觀、線性法則的必然結果，其無視現實中不確定性、非均衡態的系統所表現出的整體性態，使得經濟政策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重視經濟目標，忽視整個生態系統的終極發展目標。新古典經濟理論在既定的經濟系統內部，努力實現市場的均衡，并將這種均衡發展確定為終極發展目標，但其排除了市場所處環境的多樣性、不可逆性、非線性、不確定性等復雜特性，這種單一的發展目標設定，使效率和利潤、消費和效用更加接近經濟子系統的均衡目標，但卻偏離整個生態系統發展的終極目標。這種發展遺漏了自然生態系統對經濟的基礎性作用，不但使人類福利目標無法實現，還使得自然資源不斷枯竭，生態系統折舊加速，生態破壞的速度相對加快，生態環境越來越不適宜人類生存和發展。在實踐中，人工生態系統外部調整力量走強、過大，使生態系統內部的水體、土壤、大氣、能源、生物和礦產等遭受大規模破壞，整個生態系統對人類社會系統的承載能力，很可能即將達到臨界點或者“拐點”。

如果人類所賴以生存的環境出現惡化或急劇變化，而人類本身又沒有適應這種劇烈變化，則兩大系統間的失衡無疑將打破原有的適應性平衡，其后果可能迫使人類大規模遷徙甚至滅絕，最終導致社會崩潰，E9]包括人工生態系統、自然生態系統等在內的子系統將會重新組合，對于人類和其他生物來說，這將是災難性的、毀滅性的。綜上分析可知，從復雜系統的視角來看，以新古典經濟學為代表的傳統經濟發展理論自身存在著生態缺憾，若不及時更正，這些認識將繼續引發更加嚴重的生態問題，造成生態安全問題。在實踐中，生態安全問題既是一種直接安全問題，又是一種間接的引致安全問題，它會直接引起自然生態系統和人工社會系統的崩潰，也會因生態危機間接引起其他形式的安全問題，比如導致國家內部的政治安全、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文化安全等。因此，生態安全問題帶有明顯的關聯性、跨域性、全球性，人工生態系統和自然生態系統之間是相互影響、相互激發、相互制約的。這些由生態問題直接或者間接引發的安全問題非一國之力可以解決，因此必須有一種合作、多維和動態的共同治理生態問題的機制才能全面地解決生態安全問題。

三、生態安全的泛全球化趨勢：現代經濟學的一個解析

當今生態系統的演進方向和速度，愈益由人工生態系統中的人類為主導力量來推動。隨著整個世界的發展日益全球化，發展領域愈益突破了國家的政治概念，物質、能量、信息等也已跨越國界在全球流動，全球化帶給了人類生存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變化，而生態安全問題卻正隨著人類生產、生活范圍的不斷擴大，呈現出泛全球化的趨勢，給自然生態系統的演化帶來的始料未及的負效應，也嚴重地威脅到人類社會的生存，生態安全問題已經成為當代制約人類社會系統發展演進的關鍵因素。然而，面對嚴峻的生態安全問題，為什么作為推動生態系統演進的主導力量，社會系統內部卻沒有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自我約束機制?進一步地，人工生態系統內部主體包括個人、企業和國家等，為什么沒有建構起一個對生態環境積極有效的保護機制?在復雜系統理論視角的前提下，契人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所作的解釋是，導致生態安全問題泛全球化趨勢的主要原因，一是生態安全問題的公共物品屬性；二是全球性多中心生態治理機制的缺失。從奧斯特羅姆的多中心理論看，生態安全及治理問題屬于公共領域問題，因此，必須將一群相互依存的人們組織起來，進行自主性治理，以取得持久共同利益的實現。生態系統是人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但長期以來被其內部各主體當做公共財產使用，最終出現了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生態系統的自我恢復和自凈功能退化，爆發了生態危機，進而產生了生態安全問題。因此，生態安全及治理問題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屬性，市場機制對這類公共物品的配置在一定程度上是低效率的，要解決這一領域的問題，需要依靠各個國家、政府更多的積極干預，個人和企業共同參與生態恢復和治理活動。本文基于復雜系統理論視角，借鑒現代經濟學中的各種有用成分，如外部性、信息的不完全性、收益外溢性、合作博弈等元素，來探討導致生態安全長期得不到關注的主要原因。

1．生態破壞的復雜性。生態破壞的原因主要由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所致，生態破壞的影響有些會當期顯現，有些卻可能會有很長一段潛伏期而滯后顯現，因而生態破壞的影響又具有隱蔽性、復雜性和長期性。不僅如此，受諸多因素限制，其中很多影響尚無法利用當前的技術來充分預測，因而隨著自然系統的循環這些影響力更充滿了不確定性。以生態污染類事件為例，1977年美國紐約州拉夫運河(LoveCana1)污染事件、1986年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核泄漏事件等，這類事件主要是由于人為因素造成的污染事件，并逐步形成波及水體、土壤和大氣等的污染，對當地包括人類在內的所有生物都有影響，其影響力直到數年之后才集中爆發，并且還將繼續深入影響下去。

2．生態安全問題的負外部性和信息不完全性。一個國家的生態狀況發生惡化，在不同程度上會影響其周邊甚至全球的生態狀況，如位于冰島南部的艾雅法拉火山于2010年3月至4月接連兩次爆發，巖漿融化冰蓋引發洪水，火山噴發釋放出大量的氣體、火山灰對整個歐洲乃至全球航空運輸、氣候和人體健康等都產生了或多或少、或長或短的影響。生態安全問題爆發的原因及其引致的后果，目前人類尚無法完全了解和認知，這種信息的不完全在理性經濟人視野的偏執下造成人類對自身改造能力認識的偏差，即人的能動性的認識偏差進一步造成人與自然、甚至人與社會的疏離和對峙。實際上，全球性生態狀況趨向惡化的變化，因其特有的關聯性、跨域性、全球性的特征，可能嚴重地影響和威脅到包括各個國家或地區在內的整個人類社會的生存和發展，只是可能采取隱性或顯性、局部或整體、短期或長期的不同形式表現出來。

3．生態治理收益的外溢性。以河流治理為例，全球共有260多條跨境的河流，上游國家花費巨資治理流經本國的河流污染，處于河流中下游的國家也會享受這種好處。而對于人類排放到自然系統中的各種污染物，或從生態治理中所獲得的生態收益，都會隨著大氣運動、河流、地下水和洋流等的運動擴散到全球。因此，單個國家和地區對自然系統的治理，會使得本國的治理收益外溢，作為一個有限理性的主體，是不會選擇去花費大力氣治理生態環境的。

4．生態破壞成本的外溢性。與生態治理收益外溢相對應，生態破壞的成本也會外溢。工業化大生產造成了生態的巨大破壞，廢水、廢氣和廢渣肆意排放到生態環境中，若未及時對這些生態破壞進行補償，而僅依賴生態的自凈功能，會使得生態環境的破壞累積而不斷擴散。隨著生態破壞成本的不斷外溢，特別是生態自身凈化功能的迅速減退，面對大規模的生態環境的破壞，迫使人們必須花費更大的成本去治理。目前，一些發達國家將污染物出口到欠發達的國家或地區，短期內是減少了其生態治理成本，但是從整體和長遠來看，欠發達國家因缺乏資金和技術有效地處理和轉化這些污染物，使污染不斷擴散，最終是增大了全球性污染治理的經濟和社會成本。

5．生態治理過程中，在“囚徒困境”博弈中“非合作博弈”的發生。“利益”和趨利的“經濟人”作為理解博弈內涵的兩個基本前提條件，在現實中是普遍存在的。參加生態治理的各方為了實現自己利益的最大化而采取利己的策略，這些策略的選擇者很可能選擇非合作的策略，從而使生態得不到有效的恢復和治理，從而出現“囚徒困境”博弈中“非合作博弈”的發生。在現實生活中，生態問題往往跨越幾個區域，甚至波及整個地球生態系統，各個轄區的國家、政府、組織或個人，為了獲得各種有形無形的資源以實現一定目標，圍繞制度、政策、公共物品和服務等展開諸多惡性競爭，最終生態治理主體理性的微觀選擇導致了非理性的宏觀惡果。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其若無法超越個人理性來考慮相對于不合作的機會成本問題，克服短視和狹隘，則無法發現存在于相互依賴關系中的利益共同點，生態治理將無法實現。基于以上5個方面主要原因的分析可知，生態安全及治理問題在人類社會內部非但沒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解決，還出現了泛全球化的趨勢。人類可以改造自然、控制自然非常有限的一部分，卻無法完全支配和控制自然，人類能夠、也應該控制的是社會系統本身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因此，生態安全及治理問題，只能通過人類對社會系統的控制來調整和解決，也就是通過人類對其自身的控制，達到對社會系統的控制，進而實現對人與自然之問關系協調的控制，最終才能實現人與自然持久的共同利益。

四、生態安全與動態治理：一個理論框架設想

生態安全問題是當今人類社會所面臨的重大課題之一。日益嚴重的生態破壞及當前所表現出的生態安全問題的泛全球化趨勢，其影響范圍之廣、程度之深、規模之大都是前所未見的，不僅對生態自身也對人類的生產、生活環境產生了負面的影響，甚至已經開始威脅人類的生存和發展。從21世紀開始，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和治理就成為人類經濟社會活動的關注焦點，并運用經濟、政治和科技等多種手段，防止生態的進一步惡化，成為人類開始調整自身行為以實現與自然相互協調發展的重要標志。

通過第三部分的分析可知，生態安全及治理問題具有典型的公共物品屬性，因而生態治理活動也應該是一項涉及多個行為主體(國家、政府、非政府組織、企業、個人)的集體行動。面對當前生態安全問題的全球化趨勢，只有這些與生態環境發生關系的行為主體之問相互協調一致，才能保證生態治理的效果，這就必須有一定的激勵和約束制度的保證，否則這種集體行動將永遠無法協調一致，最終會引起更加嚴重的生態危機，威脅人類及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在新制度經濟學的視閾下，有兩個方面特別值得注意：一方面，不同時期的生態治理制度供給，是由不同的生態治理條件決定的；另一方面，在同一時期不同類型的生態治理參與主體，也適用與之相適宜的生態治理制度才能體現出治理制度的效率。某一時期的生態治理制度的安排，是由當時所處時代的生態治理條件決定的，當生態狀況發生變化時，原先的生態治理制度安排就可能部分或完全失效，應當隨著不同時期的生態治理條件的改變，來調整原有的治理制度安排。在同一時期，會有不同的主體參與生態治理，那么不同的主體所適用的制度安排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并不存在任何可以一勞永逸、包攬一切或完全解決生態治理問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制度安排是有其適用邊界的。所以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生態治理制度，同一時期也會有針對不同參與主體的治理制度，生態治理制度的安排應該是多維度、動態的治理制度的綜合運用。

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開始，生態安全問題愈演愈烈，生態治理活動越來越成為關注焦點，隨著現代生態治理實踐活動的增加，已經總結并形成了幾種不同的、針對不同生態治理主體的治理制度形態。

1．以政府或國家為主導的強制性生態治理制度。該種強制性治理制度安排是生態治理應用最為廣泛的制度安排之一。當通過市場的“看不見的手”無法消除生態惡化所帶來的生態安全問題時，就需要全球性組織和政府的“看得見的手”進行干預，國家或政府通過運用行政、經濟等直接或間接的控制手段，將經濟主體對生態破壞所帶來的社會外部成本內部化，經濟主體必須嚴格遵守該強制性的治理制度安排，實現對生態的有效治理。

2．以微觀主體為主導的市場化生態治理制度。該種市場化的治理制度安排，其前提是在生態資源和環境產權明晰的情況下，有關參與主體通過事前相互協商和談判，協調各方的利益，對生態資源實現沒有社會成本的優化管理，最終實現對生態的有效治理。但是該方法僅僅適用于微觀管理層面，在產權不明晰的情況下，則無法實現市場化的有效治理。

3．以個體間相互作用而自發形成的自主治理制度。生態的自主治理制度安排，是依靠個體間的相互作用而自發形成的規范來約束個體行為。該制度的供給是由一群委托人相互溝通、協商之后自發達成的，該制度在運行時不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而是依賴個體內部的特定協調方式。各種非政府組織、團體對生態的保護和治理活動，就是一種典型的自主治理制度表現。

除了對以上針對不同生態治理主體的多維度的生態治理制度安排并進行綜合運用以外，筆者認為，還應當動態地考察治理制度實際效率問題，從而實現對生態的多維度、動態治理。反思人類社會經濟發展的實踐，以往被動的、本位的(局域和區域性的)、靜態的、傳統生態維護理念、原則、體制、政策和手段已經顯現出嚴重的不足和局限，實踐中這種傳統靜態的治理模式，隨著時間的推移，出現了治理效率的式微和衰減。在變幻莫測的全球環境中，為了保障生態安全，增強人類對其自身的控制以達到對社會系統的控制，進而實現對人與自然之間關系協調的控制，人類就必須不斷地學習、創新和變革治理模式，通過動態的治理方式，提供新制度和規則，以促進生態系統內部各個主體間物質、能量和信息等的交流，不斷擇優合意的制度和規則，改進對生態系統的治理效率，降低生態危機爆發的概率。進一步說，動態治理主要體現在面對不確定和迅速變化的環境，現行政策、制度和規則的選擇應當適應現實變化和發展的要求，并保持政策、制度和規則的適宜靈活性和有效性。顯然，這種治理不是一勞永逸的變革，也不是在挫折后的恢復，而是一種在不斷試錯、反饋和適應過程中長期演進、可持續的變革。某個階段的治理結構即便是最優的，難免也會隨著整體環境的變化而失靈。

因此，保持有效的治理必須是動態的。只有在對生態治理不斷地試錯、信息交流、反饋適應的過程中，持續地學習、創新和變革，設計和提供靈活應變的適應性生態治理制度、規則和政策，并按照歷史經驗和現實要求付諸“看得見的手”和“看不見的手”兼而用之的辦法來解決治理問題，才能獲得治理績效的持續性提高。需要強調的是，在對生態系統動態治理的過程中，充滿了各種對抗和挑戰，給生態的動態治理加大了難度。因此，在不斷的學習和反饋中，需要生態治理政策的制定者從整個生態系統以及社會系統、自然系統多個視角，比照既定生態治理目標，監測、收集各種反饋信息，評估和掌握現行政策實施的效果，為下一步的變革和調整積累可靠數據和資訊條件。在此基礎上，還需要生態治理政策的制定者具有創造性、前瞻性的視野和能力，以整體性和長期性為政策制定的目標和出發點，不斷面對各種挑戰和對抗，從而實現對生態安全問題的動態治理。綜上所述，未來對生態安全問題的治理，要從人類整體利益出發，在聯合國等國際性組織的積極協調下，制定適宜不同參與個體的治理制度，以降低生態安全問題泛全球化趨勢的速度，這需要國家或政府、非政府組織、企業和個人等的積極合作與參與。在生態治理制度設計上應當選擇多維度、動態的治理制度框架，該制度安排既能夠保證不同維度治理制度的適用性，又能夠確保治理制度的持續有效性。

五、小結

生存與發展是人類的永恒主題。從復雜系統理論視閾看當代世界，人類正直接或間接面臨生態安全問題，并呈現泛全球化趨勢，這是以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為代表的傳統經濟社會發展理論本身存在的生態缺憾所致，作為當前推動生態系統演進主導力量的人類來說，唯有人類自己能夠拯救自己。以往的生態治理制度之所以未能發揮效能，主要是單維和靜態的治理制度安排，是有適用界域和有限效率的，因此，一個多維度、動態的生態治理制度框架的搭建，為解決單維度、靜態生態治理制度存在的問題，提供了一個理論思路，并期望最終能解決生態安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