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恩經濟思想與黨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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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和恩格斯所共同創立的馬克思主義為全世界無產階級實現共產主義理想提供了理論武器和行動指南。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包含著豐富的經濟思想，這對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關于共產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路徑以及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
1．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共產主義革命的前提條件和路徑進行了論述。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共產主義革命將在文明國家里同時發生，每個國家革命發展的快慢要視其生產力水平是否發達而定l，不同國家走向共產主義將經歷不同的社會和政治發展階段，至于具體通過什么方式走向共產主義，則“應當由這個國家的工人階級自己選擇”21。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以上論述對于中國共產黨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革命道路產生了重要影響，黨在革命實踐中明確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的戰略思想，這對最終贏得革命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恩格斯認為“社會主義社會”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應當把它看成是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3，這使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新時期認識到“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與發展，從而開啟了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事業，使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出強大的生機與活力。2．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階段進行了論述，認為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有一個革命轉變時期(過渡時期)[5]2。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革命轉變時期(過渡時期)將實現由生產資料私有制到生產資料公有制的轉變；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5]1，這一階段社會產品實行按勞分配，社會生產力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上加速發展；在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社會分工的情形將隨之消失，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勞動不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成為人類生活的第一需要，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最終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5J1。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共產主義社會發展階段的論述，對于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階段劃分，正確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一系列重大經濟關系問題，以及最終形成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
(二)關于未來社會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和生產組織形式
1．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要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必須消滅生產資料私有制，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無產階級將取得國家政權，并且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同家財產”I6]；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那就是“消滅私有制”141。馬克思和恩格斯還認識到，只有把生產力發展到為建立公有制經濟所必要的程度，即“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8]239。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問題的論述出發，中國共產黨從成立之初就把消滅私有制作為全黨的奮斗目標，在建國后通過工業化和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制度。但由于脫離當時的基本國情，“一大二公三純四統”的生產資料公有制結構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共產黨從中國當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出發，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結構思想，促進了生產力的快速發展。2．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未來社會將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消除資本主義生產的無序競爭和無政府狀態，并把公社(合作社)作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后生產領域實現向共產主義過渡的重要組織形式。恩格斯指出：“新的社會制度首先必須剝奪相互競爭的個人對工業和一切生產部門的經營權，而代之以所有這些生產部門由整個社會來經營，就是說，為了共同的利益、按照共同的計劃、在社會全體成員的參加下來經營。這樣，這種新的社會制度將消滅競爭，而代之以聯合”[8237，并提出在向完全的共產主義經濟過渡時，“必須大規模地采用合作生產作為中心環節”[。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未來社會生產組織形式的論述，對中同共產黨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對企業實行丁人民主管理，有計劃地組織企業開展生產活動，同時在農村推行合作社和制度，消除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無序競爭和無政府狀態。但由于脫離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不僅未能實現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三)關于農民合作化和城鄉關系問題
1．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實行土地國有化的思想，認為農民所有制是“土地國有化的最大障礙”l1oJ，因而必須把農民的土地私有制引向集體所有制。恩格斯在其晚年名著《法德農民問題》一書中廣泛探討了實現農民合作化的問題，指出“我們對于小農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財產和私人占有變為合作社的生產和占有”[11]。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農民合作化問題的論述，對于中國共產黨農村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2．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共產主義社會將消除城市和鄉村之間的對立，實現工業與農業之間的聯合。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資產階級使農村屈服于城市的統治”[73，造成了城鄉之間嚴重的分離與對立；城鄉分離破壞了農村居民精神發展的基礎和城市居民體力發展的基礎，使人類分成“受局限的鄉村動物”和“受局限的城市動物”，因而消滅城鄉分離就成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的必要前提[12l，無產階級政權應該“把農業和工業結合起來，促進城鄉對立逐步消滅”[]49。恩格斯在思想史上首次提出了“城鄉融合”的命題，認為“消滅城鄉對立不是空想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13]。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城鄉融合、工農結合的思想，成為中國共產黨正確處理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進而提出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思想的重要理論基礎。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對農村發展給予了高度重視，但由于實行重工業和城市優先發展的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因而逐漸形成了一整套包括統購統銷、、戶籍制度等在內的城鄉分割的二元結構體制。改革開放之后，城鄉二元結構不僅未能得到有效轉化，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變得更為固化。為從根本上解決這一問題，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建立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長效機制，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l4J。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思想是黨對馬克思主義關于城鄉融合、工農結合理論的重大發展，有著重要的理淪與實踐意義。
(四)關于中國經濟社會問題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鴉片戰爭之后中國經濟社會的劇烈變革給予了高度重視，對當時中國發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做出了及時準確的分析和判斷，這給予中國共產黨以深刻啟發，指引了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經濟社會問題的正確認識。
1．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揭露了西方列強對華戰爭的侵略本質與強盜行徑，使中國共產黨明確了抗擊外來侵略的歷史使命。在《中英沖突》《英人在華的殘暴行動》《英人對華的新侵略》《貿易還是鴉片?》《鴉片貿易》《中英條約》《新的對華戰爭》《對華貿易》等文章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嚴正駁斥了某些西方人把侵華戰爭歸咎于中國野蠻落后和閉關鎖國政策的謬論，指出英法聯軍對中國發動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是“極端不義的戰爭”[15。針對英國侵略者對中國人民反抗侵略的種種無理指責，恩格斯在《波斯與中國》一文中嚴正指出，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戰爭是保衛社稷和家園以及保存中華民族的人民戰爭[16170，“是英國政府的海盜政策造成了這一所有中國人普遍奮起反抗所有外國人的局面，并使之表現為一場滅絕戰”16J¨。
2．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國的經濟社會狀況，為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中國國情指明了方向。馬克思認為中國“生產方式的廣大基礎就是小農業與家庭工業合成一體”[17J，從這一重要論述出發，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小農經濟與家庭手工業的緊密結合是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經濟的基本特征，這對正確認識中國國情有著重要意義。與此同時，馬克思和恩格斯預見到西方列強的侵略和世界貿易市場的形成會加速中國自然經濟的瓦解和封建社會的解體，推動中國新時代的到來。馬克思指出：“與外界完全隔絕曾是保存舊中國的首要條件，而當這種隔絕狀態通過英國而為暴力所打破的時候，接踵而來的必然是解體的過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閉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觸到新鮮空氣便必然要解體一樣”18092。鴉片戰爭給古老的中國以致命的打擊，隨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工業品的輸入，一方面產生了巨額的戰爭賠款，“大量的非生產性的鴉片消費、鴉片貿易所引起的金銀外流、外國競爭對本國工業的破壞性影響、國家行政機關的腐化”，使得“舊稅更重更難負擔，舊稅之外又加新稅”，“社會生活也受到了相當程度的破壞”[18J692；另一方面，在歐風美雨的浸淫之下，資本主義在中國逐漸興盛起來，“鐵路之敷設，蒸汽機和電氣之使用以及大工業之創辦”[17]143，預示著“舊中國的死亡時刻正在迅速臨近”[1617n，“舊有的小農經濟制度也隨之而日益瓦解”[1711z43，中國開始出現“新紀元的曙光”[16]。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論述出發，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的社會性質和社會矛盾進行了深入分析，認識到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是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封建主義與人民大眾的矛盾，從而確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明確了中國革命必須分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步走的戰略思想，這對于最終贏得中國革命的勝利產生了深遠影響。
二、列寧經濟思想與中國共產黨
列寧創造性地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形成了列寧主義，揭示了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國或少數國家獲得勝利的思想，從而為俄國無產階級革命指明了方向。在俄國十月革命取得勝利之后，列寧領導蘇俄黨和人民實現了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的轉變，鞏固了新生的蘇維埃政權，為經濟落后國家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提供了寶貴經驗。列寧在領導蘇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過程中形成了豐富的經濟思想，這對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一)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發展階段
1．列寧論述了壟斷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提出了社會主義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國或少數國家獲得勝利的思想，這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新民主主義革命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列寧認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向純粹社會主義過渡的純粹資本主義[19]，社會主義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之間沒有隔著一道萬里長城I20；在帝國主義階段，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是壟斷資本主義的絕對規律，社會主義革命將可能首先在少數甚至單獨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內獲得勝利[21]。因此，盡管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一定的文明前提，但列寧認為可以“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達到這個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農政權和蘇維埃制度的基礎上追上別國的人民”[22]。列寧關于“社會主義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國勝利”的理論在俄國取得了成功，鼓舞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斗志，對于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帝國主義的本質特征、帝國主義戰爭的掠奪性質及其與無產階級革命的關系等重大理論問題產生了重要的指導意義。
2．列寧關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的分析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在《國家與革命》等著作中，列寧依據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設想，對未來社會做了進一步展望。列寧認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23]59，人類從資本主義只能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即過渡到生產資料公有和按勞分配，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才能逐漸從社會主義發展到共產主義24]；俄國當前(推翻資產階級之后的第三年)“還剛處在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即向共產主義低級階段過渡的最初階段”25]。列寧認為社會主義社會是一種有機體，而不是僵死的、凝固不變的。在領導蘇俄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實踐中，列寧對共產主義社會的階段劃分提出了新的觀點。例如，列寧把共產主義社會分為低級、中級和高級三個發展階段，提出了“發達的社會主義”、“完全的社會主義”、“完整的社會主義”、“完備形式的社會主義”、“最終勝利和鞏固了的社會主義”、“帶有小農占人口多數所造成特點的社會主義”等新的提法。列寧關于未來社會發展階段的分析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中國共產黨曾試圖通過農村逐步實現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但由于脫離生產力落后的基本國情而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社會主義實踐的過程中，認識到“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的階段”[26]2，并把改革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和發展的重要方式，從而實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重大發展。
(二)關于過渡時期以及經濟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
列寧在《無產階級在我國革命中的任務》《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與政治》《論糧食稅》等著作中，科學闡明了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性質、任務、形式及其在俄國的特殊性，并提出了運用新經濟政策實現過渡的經濟思想，這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建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列寧認為：“在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有一個過渡時期，這在理論上是毫無疑義的。”[23]59列寧指出，“在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初期，立即消滅貨幣是不可能的”27]49，并且不同的國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形式有所不同，“資本主義社會愈不發達，所需要的過渡時期就愈長”28J；而“在一個農民人數相當可觀的國家中，社會主義革命和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必然要采取特殊的形式”_29]。在這些認識的基礎上，列寧對1920年底至1921年初蘇俄國內外政治經濟形勢進行了深入分析，認為既然當時蘇俄還不能實現從小生產到社會主義的直接過渡，資本主義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應該利用資本主義(特別是把它納入國家資本主義的軌道)作為小生產和社會主義之間的中間環節，作為提高生產力的手段、途徑、方法和方式[30J。具體而言，就是通過新經濟政策來實現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并實現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新經濟政策在列寧經濟思想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列寧認為，新經濟政策并不改變蘇俄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然而卻根本改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方法和形式，因為“新經濟政策容許建設中的社會主義同力圖復活的資本主義，在通過市場來滿足千百萬農民需要的基礎上實行經濟競賽”[31。過渡時期和經濟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經濟思想，是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發展。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論述了實現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提出了過渡時期國家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即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的目的。此后，中國共產黨借鑒列寧新經濟政策的經驗，利用國家資本主義推動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并于1953年明確提出了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逐步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積極借鑒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思想，運用商品貨幣關系發展社會主義經濟，提出了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重要思想。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共產黨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實現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和創新，推動了我國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
(三)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電氣化)以及運用先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
在《蘇維埃政權的當前任務》《論“左派”幼稚性和小資產階級性》《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與政治》等著作中，列寧明確提出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要把主要力量轉移到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上來，并擬定了蘇俄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建設的方針政策，闡述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最初設想[32]179_186。在列寧的經濟思想體系中，電氣化是列寧改造和建設俄國社會主義經濟的偉大綱領，而工業化則是電氣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列寧認為，“共產主義就是蘇維埃政權加全國電氣化，因為不實行電氣化，要振興工業是不可能的”33]，“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只能是同時也能改造農業的大機器工業”-341，“只有具備這樣的基礎，才能進行順利的斗爭，使人類擺脫資本主義的桎梏”f35]。在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的模式方面，列寧認為重工業是整個大工業的基礎，應該把發展重工業提高到應有的地位，但同時也不能忽視輕工業的作用及其價值；認為交通運輸業的發展對于建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基礎具有重要意義，必須整頓、改善和發展交通運輸業。列寧的社會主義工業化思想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工業化建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共產黨就在過渡時期總路線中提出了“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奮斗目標，并把發展重工業和交通運輸業擺在優先位置；此后，同志在黨的八大報告中提出用三個五年計劃或者更多一點的時間建成一個基本完整的工業體系，這指引了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與此同時，列寧極其重視勞動生產率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中的重要地位，認為勞動生產率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共產主義就是利用先進技術的、自覺自愿的、聯合起來的工人所創造的較資本主義更高的勞動生產率”36]。列寧關于勞動生產率問題的論述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抗日戰爭時期，黨認識到勞動互助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有效途徑；在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黨認為農業生產合作社較之單干和互助組更能提高勞動生產率，并認識到“任何社會主義的經濟事業，必須注意盡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設備，盡可能改善勞動組織、改善經營管理和提高勞動生產率，節約一切可能節約的人力和物力，實行勞動競賽和經濟核算”[37]。此后，黨多次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要注重提高勞動生產率，并且隨著經濟實踐的發展而對這一問題的認識不斷深人。
(四)關于土地國有化和合作經濟
列寧認為發展國民經濟必須要首先考慮發展農業的問題，“在一個小農國家里不使小農經濟得到切實的大規模的改善，我們就沒有出路，因為沒有這個基礎，任何經濟建設都不能進行，無論多么偉大的計劃都會落空”38]。在《土地問題和“馬克思的批評家”》《社會在1905-1907年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十九世紀末俄國的土地問題》《關于農業中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新材料》等著作中，列寧制定了布爾什維克的土地國有化綱領，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土地問題的理論。列寧認為俄國革命只有作為農民土地革命才能獲得徹底勝利，而土地革命如果不實行土地國有化是不能完成其歷史使命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土地國有化就是號召廣大農民采用革命的手段消滅一切封建農奴制的土地制度及其政治統治，把全部土地轉歸國家所有，并由國家政權機關規定全國通用的土地占有和土地使用原則[32]151-150。在《論合作社》等著作中，列寧結合俄國特點進一步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合作經濟思想，指出合作制是“使農民感到簡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39，是引導農民走向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具體而言，列寧的合作經濟思想經歷了兩個發展階段：1918-1920年底，列寧把合作社作為向社會主義直接過渡的一種形式；1921-1924年，列寧把合作社作為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之一，同時也將其作為社會主義的一種形式[3201。列寧關于土地國有化和合作經濟的思想對于中國共產黨處理農民問題產生了重要影響。土地革命戰爭時期，黨在革命根據地實行農業互助，初步打破了分散的個體勞動對于提高農業生產力的限制，并且確立了土地所有權歸農民所有的思想；抗日戰爭時期，黨實行“地主減租減息，農民交租交息”的政策，并把農業互助的生產組織形式發展為農業合作社，最大限度地調動了農民群眾的生產積極性；新中國成立之后，黨深入開展了新解放區的，并從1953年開始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國家幫助的原則，領導人民完成了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農業生產的合作化。
(五)關于發展對外經濟關系
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市場、國際分工、國際交換等“生產的國際關系”的理論，科學總結了資本主義對外經濟關系的規律，為社會主義國家發展對外經濟關系奠定了理論基礎[40]038。隨著蘇俄由戰時共產主義政策向新經濟政策的轉變，列寧在實踐中發展了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對外經濟關系思想，明確提出了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經濟關系理論，并在這一理論的指導下領導蘇俄人民充分利用各種機會積極發展對外經濟關系。列寧認為，經濟技術落后的社會主義國家只有充分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資金、先進技術和設備，才能加速本國經濟的發展；“社會主義共和國不同世界發生聯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的情況下應當把自己的生存同資本主義的關系聯系起來”[4l。列寧構想的蘇俄對外經濟關系的主要形式是租讓制，即蘇維埃國家同國外資本家訂立合同，由資本家負責安排和改進生產，把所得的一部分產品交給蘇維埃國家，另一部分作為利潤歸自己所有4o]352。盡管租讓制最終未能在蘇俄大規模實行，但它作為利用外資和引進先進技術的一種重要形式，有著寶貴的理論與實踐意義。此外，列寧還主張積極發展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貿易關系，從國外購買發展工業和實現電氣化所需要的裝備、原料、材料和機器，并提出了對外貿易壟斷制和外貿工作的重要方針政策，這對于鞏固和發展蘇俄經濟發揮了重要作用。列寧關于發展對外經濟關系的思想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重大發展，對于中國共產黨對外經濟思想的形成和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國共產黨就提出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積極利用外援來恢復國民經濟，并提出了過渡時期“內外交流”和實行外貿統制的思想，這是對列寧對外經濟思想的直接運用。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實行了向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對外政策，優先發展同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外貿關系，同時也積極發展同其他友好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貿易。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中國共產黨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背景下創新性地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對外經濟思想，把對外開放作為長期的基本國策和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措施，充分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實現了“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形成了各產業、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點線面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六)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
列寧把世界劃分為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認為在解決一切殖民地和民族問題時必須弄清具體經濟事實，必須準確估計具體的歷史情況。列寧認為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在以下三個方面不同于歐洲國家：1)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2)東方國家的社會經濟結構、階級結構較之歐洲國家更為復雜，并且民族革命運動力量和民族革命運動更為多樣；3)東方民族國家受歷史傳統的影響更為深遠，民族主義思潮發揮的作用更大__42。因此，列寧對東方國家的共產主義者指出：“你們面臨著一個世界共產主義者所沒有遇到過的任務，就是你們必須以一般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為依據，適應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特殊條件，善于把這種理論和實踐運用于主要群眾是農民、需要解決的斗爭任務不是反對資本而是反對中世紀殘余這樣的條件”[42，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只能根據本國的具體國情來決定其革命任務。列寧1920年6月在為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中明確指出：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里，應該首先進行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民族民主革命，共產黨“必須特別援助落后國家中反對地主、反對大土地占有制、反對各種封建主義現象或封建主義殘余的農民運動，竭力使農民運動具有最大的革命性”[43]。0；與此同時，共產黨還“應當同殖民地和落后國家的資產階級民主派結成臨時聯盟，但是不要同他們融合，要絕對保持無產階級運動的獨立性”[43]21。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為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指明了方向。中國共產黨于1922年7月在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綱領，并在此后的革命實踐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創造性地應用于中國這樣的以農民為主要群眾、以反帝反封建為直接任務而又地廣人眾、情況極復雜、斗爭極困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國[4l，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道路等問題做出了正確分析，廣泛開展了土地革命和改革運動，始終堅持黨在革命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從而光輝地發展了列寧關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問題的學說，贏得了中國革命的最終勝利。
三、斯大林經濟思想與中國共產黨
在列寧逝世之后，斯大林領導蘇聯人民進行了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使蘇聯由一個落后的農業國發展為一個強大的工業國，贏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鞏固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并對東歐等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給予了有力指導。斯大林領導下所形成的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模式，深刻影響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斯大林的經濟思想也對中國共產黨經濟思想的形成與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關于“一國建成社會主義”和向共產主義過渡思想
1．在對列寧相關思想繼承和發展的基礎上，斯大林提出了其“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對中國共產黨產生了重要影響。斯大林指出，由于“各種不同的資本主義國家在帝國主義環境內發展的不平衡性和跳躍性，帝國主義內部那些必然引起戰爭的災難性矛盾的發展，世界各國革命運動的增長”45]，使得“無產階級在個別國家內的勝利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45]0。斯大林認為“一國建成社會主義”這一問題包括兩個子問題：一是國內的內部關系問題，即戰勝本國資產階級和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的問題；二是外部關系問題，即完全保障國家免除武裝干涉和復辟危險的問題。只有這兩個問題均得以解決，社會主義在一國內才能取得完全勝N(46。隨著蘇聯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不斷取得重大進展，斯大林堅定了其“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的思想，這一思想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增強了中國共產黨贏得社會主義建設勝利的信心。
2．斯大林提出了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理論，這對中國共產黨的經濟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隨著蘇聯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斯大林認為“一個國家內的共產主義”特別是在蘇聯這樣的國家內建成共產主義是完全可能的[47J。斯大林提出，為了在實際上而不是在口頭上實現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必須至少具備三個先決條件：一是保證全部社會生產的不斷增長，其中生產資料生產的增長要處于優先地位；二是運用有利于集體農莊同時也有利于整個社會逐漸過渡的辦法，把集體農莊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水平，并且逐步用產品交換代替商品流通；三是保證社會一切成員全面發展他們的體力和智力，提高他們的受教育水平，使他們都能自由選擇職業，而不致由于現存的勞動分工而終身束縛于某一種職業[48589-59。斯大林關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理論，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中國共產黨提出通過農村逐步實現向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并試圖把由集體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在公社內部用產品交換代替商品流通。由于脫離了當時中國生產力水平落后的基本國情，黨急于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的思想造成了嚴重的消極影響。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共產黨逐步認識到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只有在社會主義社會充分發展和高度發達的基礎上才能實現。
(二)關于社會主義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
1．斯大林在“一國建成社會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并在同托洛斯基等反對派“超工業化”的論戰中形成了其社會主義工業化思想，這對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是發展重工業，只有優先發展重工業才能在新的技術基礎上發展整個工業、交通運輸業和農業，從而加快國民經濟的發展。盡管斯大林認識到工業建設要從國情出發、量力而行，但他強調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高速發展。此外，斯大林認為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需要大量的投資，而從農業獲得資金是從內部積累工業化資金的主要途徑；認為在國營企業中合理增加積累是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的有效途徑，同時工業化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3227。斯大林的工業化思想指導蘇聯成功實現了國家工業化，鞏固了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工業化建設產生了深遠影響。中國共產黨依據斯大林的工業化思想領導了新中國的工業化建設，將工業化作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任務，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型經濟發展戰略，并把提高工業化的發展速度擺在優先位置，利用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等形式從農業攫取工業生產資金，采取了“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這在初步建立起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的同時，也造成了一系列嚴重的消極影響。
2．斯大林在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過程中，并在同布哈林等人的論戰中形成了其農業集體化經濟思想，這對新中國的農業集體化建設產生了重要影響。在1927年底召開的聯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提出了農業集體化和利用新技術改造農業的問題，指出農業的出路“就在于把分散的小農戶轉變為以公共耕種為基礎的聯合起來的大農莊，就在于轉變到以高度的新技術為基礎的集體耕種制”[49]。斯大林的農業集體化思想有一個發展的過程。20世紀20年代中期，斯大林提出通過把農村小業主聯合成各種形式的合作社這一漸進的方式完成蘇聯農村社會制度的變革；20年代中后期，斯大林認為現階段的重心仍然是進一步提高中小個體農民經濟，但要以建立集體農莊和發展國營農場為補充；到1929年4月，斯大林在《論聯共(布)黨內的右傾》一文中系統批判了布哈林等人的經濟主張，要求開展建立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群眾運動，即實現全盤集體化。斯大林認為實現農業集體化不僅是克服農業相對落后于工業的矛盾的需要，同時也是建立和鞏固社會主義制度的需要，“如果說剝奪地主的土地是十月革命在農村中的第一個步驟，那么用集體農莊過渡就是第二個步驟，是具有決定意義的步驟，是蘇聯建成社會主義社會基礎的最重要的階段”[50]。斯大林領導的蘇聯農業全盤集體化運動剝奪了剝削階級中人數最多的富農占有的生產資料，使占人口最多的勞動農民走上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道路，為蘇聯農業經濟的發展開辟了廣闊前景51l，同時也對中國共產黨的農業集體化思想產生了重要影響。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對個體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創造了從臨時互助組和常年互助組發展到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初級農業生產合作社，進而發展到社會主義性質的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過渡形式，實現了農業生產資料的集體所有。此后，中國共產黨在農村確立了體制，使農村經濟實現了全盤集體化，這是中國共產黨對斯大林農業集體化經濟思想的運用和發展。
(三)關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
斯大林在領導蘇聯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過程中，在深入總結蘇聯經驗并在吸收和借鑒蘇聯經濟學界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將蘇聯經濟建設經驗上升到理論高度，寫成了《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斯大林在該書中闡述了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一系列根本問題和重要規律，尤其是闡釋了社會主義經濟規律。斯大林認為，“經濟發展的規律是反映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經濟發展過程的客觀規律”[48]541，人們能發現、認識和利用這些規律，但“不能消滅這些規律或創造新的經濟規律”[48]54l。斯大林認為社會主義仍然存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在有商品和商品生產的地方，是不能沒有價值規律的”[48]550，但“在蘇聯社會經濟制度下，商品生產的活動是限制在一定范圍內的，這樣，價值規律的作用也被嚴格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使得價值規律在我國的制度下不能起生產調解者的作用”48]54。斯大林認為，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決定著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和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它引導著整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運行，斯大林把這種趨勢概括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32850；社會主義基本經濟規律的主要特點和要求，就是“用在高度技術基礎上使社會主義生產不斷增長和不斷完善的辦法，來保證最大限度地滿足整個社會經常增長的物質和文化的需要”48J569。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經濟規律問題的論述，是對馬克思主義經濟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對于中國共產黨認識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一書的指導下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必須要“大力發展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26]塢，認識到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52J。在中國共產黨的八大上，黨認識到在基本建立起社會主義制度之后，國內主要矛盾已經不再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而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建設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全國人民的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實現國家工業化，逐步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改革開放之后，中國共產黨在批判繼承斯大林相關論述的基礎上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認識更加深入，最終把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并提出了使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思想，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和創新。
(四)關于平等和平均問題
斯大林關于平等和平均問題的思想是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相關思想的進一步發展。恩格斯認為社會只可能將不平等減少到最低限度，而不可能實現絕對平等[53]；列寧認為，“蘇維埃政權力求使任何勞動的報酬一律平等，力求實現完全的共產主義，但在目前只是采取最初步驟從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候，不能給自己提出立刻實現這種平等的任務。”[27]74在恩格斯和列寧等馬克思主義者對平等和平均問題認識的基礎上，斯大林指出“各盡所能，按勞取酬”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公式，也就是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的公式；只有在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才能實行“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斯大林認為平均主義的根源是個體農民的思想方式，是平分一切財富的心理，是原始的農民“共產主義”的心理，而“平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是毫無共同之處的”[54]，并且“馬克思主義是平均主義的敵人”[55。斯大林關于平等和平均問題的思想對于中國共產黨正確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分配制度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之后，黨在分配理論上一度片面強調平均主義，壓制了社會創造財富的積極性。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的逐步確立，黨在分配理論上不斷取得重大進展，由否定按生產要素分配發展到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最終確立了“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思想，從而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分配理論的創新。此外，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之后提出了處理好效率與公平之間關系的重要論點，尤其是在進入21世紀以來突出強調實現區域之間、城鄉之間的協調發展，加快調整居民收入分配結構，這標志著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分配問題的認識更加深人。
(五)關于中國革命和經濟社會發展問題
在《論中國革命的前途》《中國革命問題》《中國革命和共產國際的任務》《中國問題》等著作中，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和經濟社會發展問題進行了深人分析。斯大林認為中國革命具有以下四個特點：1)中國革命既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又是反對帝國主義的民族解放革命；2)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有革命的要求，但是極端軟弱；3)中國革命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4)中國旁邊有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存在著和發展著[56]。在對中國社會矛盾進行科學分析的基礎上，斯大林闡述了中國未來政權及其對經濟社會發展的意義，認為“中國未來的革命政權，就其性質來說，大體上將類似我們在1905年所說的那種政權，即無產階級和農民民主專政之類的政權，然而不同的是，這主要將是反帝國主義的政權”_57_。
此外，斯大林論述了封建主義壓迫下的中國經濟社會狀況和土地革命帶來的重大社會變革，要求中國共產黨人和其他所有的革命者采取有力措施進一步推進土地革命56]。總體而言，斯大林對中國革命和經濟社會問題的論述是符合中國實際的，對于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產生了深遠影響。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對于中國革命的性質、對象、動力和道路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明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務，認識到民族資產階級具有兩面性，農民階級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軍，從而確立了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思想，并始終堅持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地位；此外，中國共產黨按照斯大林的建議廣泛開展了土地革命和改革運動，創造性地發展了斯大林關于中國革命問題的學說，最終贏得了中國革命的勝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