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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傳統的以企業區位選擇為中心的區位理論

區位理論(LocationTheory)可以說是區域經濟理論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其理論的形成主要是在20世紀初至50年代。它最初是解釋農產品的來源問題,與其有關的兩個互補性理論分別由李嘉圖(1821)與杜能(1826)提出。李嘉圖建立了基于相對肥力的農業地理理論,但卻忽略了運輸成本;而杜能則正好相反,他考慮到了運輸成本,但卻假定土地是勻質的。而后,隨著工業的發展及貿易增長所引發的工業區位的轉移,阿爾弗雷德•韋伯(AlfredWeber,1909)對工業區位進行了研究,提出了相應的工業區位理論。而恩倫德爾(1924)與普雷德赫(1925)則把區位理論當作價格理論的一個分支加以研究;勒施(1946)擴展了區位理論的范圍,將貿易流量與運輸網絡中的“中心地區”的服務區位問題也納入其中進行研究;胡佛(Hoover,1937,1948)修改了韋伯的體系,考察了更復雜的運輸費用結構、生產投入的替代物和規模經濟;伊薩德(Isard,1956,1975)增加了運輸和生產的其它投入品之間的替代關系;洛什(Losch,1940)把工業區位分析的對象推至多種產業,并分析地區中的城市規模和類型,從而得出生產的空間集中在沒有資源、人口分布相同的情況下是由規模經濟差異和最終產品運輸費用差異所導致的結論:貝克曼(Beckman,1958)發展了洛什的研究,他認為對當地商品的需求會影響一個等級結構中的城市的規模;但米爾斯與拉夫(Mills和Lav,1964)卻證明洛什的六角形市場區域是不恰當的。①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企業區位選擇實際上是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的自發行為,不同的地點、不同的市場及技術條件,使企業面臨成本與收益的取舍,從而也得出一個區位選擇矩陣，在區域經濟的分析方法上,傳統的區域經濟學或明確地或隱含地假定空間是勻質的,進而完全抽象掉了空間因素,并假定所有生產要素可以完全無成本地瞬時流動。但事實上,由于勞動力與自然資源等在空間并不均勻分布,而不同自然稟賦作為區際貿易的基礎還涉及不同空間之間所存在的距離,也就應考慮其運輸成本與流動性問題,所以,企業在進行區位決策時必須考慮與市場和資源的接近程度、生產成本、運輸成本等諸多傳統因素。現在還增添了諸如信息、創新、外部性、聚集效應等新經濟地理因素。因此,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空間經濟學的兩個最重要的特征是運輸成本與生產及消費的規模效應,而傳統的經濟學卻是把這些給忽視掉了,而這又正是新經濟地理理論所探討的主要問題。

二、以區域經濟增長與發展為核心的區域發展理論

區域發展理論主要是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展起來的。這是區域經濟理論發展的第二階段。由于世界各國區域經濟問題的出現,區域經濟理論開始注重研究區域經濟增長、發展與區域政策問題,同時也涉及到區域收斂(RegionalConvergence)問題。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有關研究成果,其中非常有影響的有增長極理論、發展極理論、累積的循環因果關系理論、中心邊緣理論、依附理論、收入趨同假說等。也許在談到區域發展理論時,不能不談到一個概念———創業能力。它和區域發展密切相關,而創業能力差異卻往往是在國家經濟背景下提出并也是解釋國家差異或趨異的一種方式,但它同樣可以用來解釋區域差異。而創業能力差異卻往往被認為是文化差異的結果。著名經濟學家熊彼特對經濟發展非常感興趣,并且畢生致力于完善其經濟發展理論。他認為,經濟波動與經濟增長相互交織,無法分離。其主要理論便是創業能力、創新與制度環境。在其思想體系中,創業能力供給是經濟增長率的最終決定因素,而創業能力供給又取決于“社會氣候”,也即環境因素。創新成功則會形成“仿效者群體”,從而促進經濟的發展。將資源稟賦差異引入到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中后,引致國際貿易的這種空間異質性也能引致區際貿易,盡管國際貿易與區域貿易具有不同的邊界含義。當然,如果要素完全可以流動,那么,真正流動的可能是要素而不是商品與服務。

總之,資源稟賦差異與要素在地區之間某種程度上的不可流動性便會產生區際貿易。把區際貿易融入新古典經濟理論,并使其成為一般均衡理論重要組成部分的是瑞典經濟學家俄林。他指出了個人在職業上的專業化與區域在地理上的專業化的相似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能力稟賦;同樣,對于一個區域來說,其也有不同的資源稟賦、人力資源基礎與經濟史,使其具有生產某些產品的相對優勢或絕對優勢。當然在新古典理論的假設前提下,只要生產要素可以完全流動,不同地區生活水平上的差距便可消除,這便是美國經濟學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提出的區域收入水平趨同假說的內涵。但在一國之內,各地區之間的經濟增長率發展趨勢及收入水平是否真正會趨向一致呢?現實中的收入差異或經濟增長差異又使得人們提出了地區收入趨異的假說。②很明顯,氣候、土壤等自然條件及資源稟賦并不能對區域差異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而在新古典經濟理論的嚴格假設下,卻能得出下列結論:貿易使區域價格結構趨同,生產要素價格均等,從而會縮小不同地區勞動/人間收入水平與福利水平的差異。而提出這一觀點并做出數學證明的是保羅•薩繆爾森(PaulSamuelson,1948)。當然,其證明包括大量的簡單化假設,這些簡單假設并不符合社會現實。由于規模經濟性的存在、不完全競爭的影響,以及生產要素不能完全流動與技術偏好等原因,傳統的新古典理論假設受到質疑,從而導致了區域經濟理論發展的一個新方向———新經濟地理理論。區際或國際貿易使所有的貿易伙伴從中受益,同時也使得資源稀缺的生產要素及商品得以豐富并相應降低了其價格,從而使社會福利水平提高。

但是,由于自然資源稟賦與人力資源稟賦、技術水平、壟斷程度、需求結構、內部市場規模、地理區位、運輸成本及社會文化甚至政府部門的能力等諸多方面存在差異,因此各個區域受貿易影響的程度也不盡一致,區域貿易帶來的利益也大不相同。這現象就很難從一般均衡理論中找到滿意的答案,這實際上是各區域的貿易條件問題。與區域貿易理論密切相關的是經濟基地理論。該理論認為,任何一個區域的發展是其基礎產業增長的一個函數;這些產業都是出口產業,它們被吸引到某一區域的主要原因不是利用該區域的市場,而是因為該區域能夠為產品出口到其它地區提供一個有利的基地,從而為出口產業提供了一種比較優勢。這與后面所要講述的新經濟地理理論中的區位理論具有相似之處。而且,任何一個地區,出口的初始增加會導致總收入與就業水平十分顯著的增加或提高,這里面同樣也有乘數效應問題。所以,有些經濟學家將出口稱為增長的發動機。著名的經濟史學家道格拉斯•諾思(DouglassNorth)認為,經濟發展的時機和速度取決于出口部門的成功、出口產業的特征及出口產業實現收入的支出結構;只有一種出口商品的地區或國家最終總是無法實現持續擴張,區域經濟是否能夠實現可持續發展取決于三個因素:區域的自然稟賦、出口產業的特征、技術和轉移成本的變化(Higgins和Savoie,1997)。在區域發展分析中,一般還是采用出口部門與非出口部門的兩分法,從而探討不同部門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

成功的區域經濟增長是因為出口產業的初始擴張導致了出口基地的擴大及區域內部市場規模的擴大,而收支結構的狀況又決定了非出口部門需求的增長,進而導致非出口產業形態的不斷變化。這實際上是過分強調了出口部門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對現實經濟的研究結果表明,出口行為在解釋區域收入增長方面只有較低的預測價值。傳統的新古典經濟思想認為市場會使經濟趨于均衡。如果一旦偏離原來的均衡狀態,具有自我恢復均衡的力量。這一觀點受到了挑戰,即使是一些新古典經濟學家也認為市場體系并沒有產生使其自身恢復均衡的力量,而更可能的結果是產生了一個累積的循環因果過程,這一過程使它越來越偏離均衡。這便是累積的與循環的因果關系所要講述的主要內容,它既可以解釋區域經濟的發展狀況,也同樣可以用于解釋區域的歷史變遷。累積過程是雙向的,市場力量的作用可能會加大而不是縮小區域間的差距。一個地區的擴張對其它地區的影響通過擴散效應與回流效應來說明,也許勞動力、資本及服務流動的本身并不會阻擋區域不均衡發展的自然趨勢,人口遷移本身就有利于迅速增長的地區,而不利于其它地區。也許沒有哪一個概念象增長極那樣能夠成為發展中國家,甚至發達國家區域發展戰略及區域政策制定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作為提出這一概念的創始人佩魯(Perroux)認為,增長總是被極化,增長極作為能動的創新企業聚集的結果能產生前向與后向效應,并通過傳播機制推動整個經濟的增長。

增長極常常發生在但并不總是發生在城市———中心。其理論所論及的經濟空間是全球性的,所以,對于一個局限于國家內的區域計劃來說,這個概念也許并沒有用處,但它卻成為地方政府制定發展戰略的一個法寶,從而把佩魯的增長極、發展極理論轉變成為一種實用的工具。技術兩元性或者說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的兩分法可以解釋區域兩元性或區域差距,因為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一般集中在不同的地區。但技術二元性理論本身沒有解釋區域差距為什么存在?即為什么現代部門與傳統部門往往會集中在不同的區域,使區域經濟增長趨異,也沒有解釋什么是區域經濟增長趨同或相互交叉。關于區域二元性的理論解釋還有中心———邊緣理論、雁行模式、梯度理論及帶有激進思想或者說是馬克思主義色彩的依附理論等。區域經濟學家將工業生產生命循環階段理論③引入到區域經濟學中,于是便產生了區域發展梯度推移理論。

這一理論的主要觀點包括:區域經濟的發展取決于其產業結構的狀況,而產業結構的狀況則又取決于地區經濟部門,特別是其主導產業在工業生命周期中所處的階段。如果其主導產業部門由處于創新階段的專業部門所構成,則說明該區域具有發展潛力,因此將該區域列入高梯度區域。該理論認為創新活動是決定區域發展梯度層次的決定性因素,而創新活動大都發生在高梯度地區。隨著時間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階段的變化,生產活動逐漸從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推移,而這種梯度推移過程主要是通過多層次的城市系統而擴展開來。梯度推移之所以成為必要與可能,這主要是由于市場的擴大及由此而引發的生產規模擴大、生產費用節約等,從而使處于下一級梯度的具有某些比較優勢的城市或地區成為該產品的最大生產地,而取代原來最高梯度的創新發源地,進而實現了技術及產品生產的梯度轉移。當然,由于地區接受能力的差異,致使梯度推移只能順次進行。

從上面論述的觀點來看,梯度理論實際上是從靜態的觀點將不同的區域劃分成不同的等級梯度,從而使產品的生產技術依次轉移。但從動態的角度講,區域經濟的發展受極化效應、擴展效應與回程效應三種綜合力量的影響,而何種力量占主導地位,則將影響到區域經濟所處的發展梯度及區域之間的差異。與梯度推移理論相類似的是日本學者提出的雁行模式,他們將日本、亞洲四小龍、東盟、中國等國家列為不同的發展梯度,并冠之以第一、二、三、四批大雁等。依附理論是二戰以后馬克思主義思想或者說是激進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產物,主要產生在拉丁美洲。其所研究的對象主要是一般的欠發展、貧困及不平等地區,但它同樣用于解釋區域差距。該理論認為,欠發達國家和落后地區的持續欠發展及貧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結果。今天的欠發達國家的發展水平及發展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與其殖民史相聯系,使得當地的企業家精神、產業發展等受到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限制,從而導致了欠發達國家對原宗主國的依附,即使是獨立后的發展模式也常常帶有殖民主義的烙印。作為不平衡發展戰略的創始者艾伯特•赫希曼用“南方”(落后國家)與“北方”(發達國家)的關系說明了這種依附性的存在,并且他認為經濟進步并不是同時進步,經濟增長總是圍繞著最初的增長點集中,這便導致了中心———邊緣模式的產生。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J.弗里德羅、尤曼、帕洛夫等人同時提出了中心———邊緣區域模型,他們將區域發展過程分成四個階段:工業化過程以前的資源配置時期;中心———邊緣階段;經濟過程后邊緣部分地域擴散時期;空間一體化時期(周定慶,1999)。從第三階段開始,人口與經濟活動在少數城市的過度集中引致聚集成本的上升,極化增長所賴以生存的規模收益出現遞減,進而導致邊緣區域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