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型期產業群落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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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群落是一個生態學概念,生態學中的生物群落是指一定區域或生境里的各種生物種群,相互有規律地結合在一起的一種結構單元。(金以圣,1988)本文借鑒這一概念所提出的產業群落,是指在一定區域范圍內的各種產業相互之間有規律地結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經濟結構單元。它與產業結構概念不同,產業結構強調的是各產業間的比例關系;而產業群落則不僅強調一定區域范圍內各產業的空間分布,而且著眼于各產業間的相互依存關系。產業群落內部的各個產業往往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在一個特定的區域范圍內,引入一個新的產業,也就是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現有的生產體系,建立一個新的生產函數,這其實就是一種創新。
這種創新活動是在一定的環境條件約束下進行的。從環境條件看,經濟政治政策是最重要的制約因素。溫州號稱“百工之鄉”,民間多有能工巧匠,改革開放前也有些農民早已從事零星的工業生產活動,卻沒有形成相對獨立的產業,這就是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過強的制度約束所致。如永嘉縣黃田鎮早在70年代就有人在加工鈕扣,但是也是直到80年代中期才形成產業規模。改革開放后,溫州之所以能擺脫制度約束,率先發展私營經濟,一方面是由于溫州地理位置偏僻,當時許多政策的約束力到此就有所減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當地農民支付了一定的代價,采用掛戶經營的形式,取得了當地政府的妥協和默許。這也使溫州農民取得了一定條件下發展非農產業的先機。當然,地理位置、交通條件等因素也對產業群落的形成有著相當的約束力,因為它直接影響產品生產和銷售的成本。外部環境條件決定了產業群落生存發展的空間及類型。除外部環境制約外,經濟主體的創新活動在產業群落的形成過程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從溫州農村各專業化的產業群落的形成看,創新成了各產業在當地落腳的最根本的動力。如果借用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對溫州產業群落的形成進行分析,就可以發現創新活動在產業化過程中的作用大致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制度創新。制度創新在溫州產業群落的形成過程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計劃經濟體制的制度約束仍十分明顯的80年代,制度創新對突破舊體制的束縛起了關鍵的作用。80年代初受農業上“包產到戶”的影響,溫州許多鄉村企業紛紛劃小單位,轉為車間、小組甚至個人經營。1980年蒼南縣金鄉鎮一個40余人的村辦金星大隊文具廠,由于沒有什么贏利,廠部決定采用分散生產、集中管理的辦法。對外在堅持集體工廠名義的前提下,實行統一廠名、統一銀行帳號、統一納稅、統一提成和統一上交管理費;對內則實行經濟上獨立核算。后來人們把這種方式叫作“掛戶經營”。一年之內,全鎮農民相繼模仿,出現2500多個家庭工業戶,形成了一個以鋁塑標識工藝品生產為核心的產業群落。在群落內部,不僅有專門從事產品生產的生產企業,而且在生產資料供應方面,有專門經營材料的商店150多家;在產品銷售方面,不但有專門的攤位批發現貨,而且有4200人的供銷員穿梭于全國各地。此外還形成了相應的生產服務行業。與此同時,溫州其它地區的產業群落形成過程也有類似的經歷。
2.市場創新。世代與土地打交道的農民從事非農產業最大的障礙是市場信息的缺乏,以至難以把握市場機會。所幸的是,由于長期以來人多地少的環境壓力,溫州人早就有經商和做手藝的傳統,因此相比之下其見識和信息獲取量就較多,也容易較早地把握市場機會。1976年,塑料絲工藝編織業在永嘉橋頭興起。1978年,橋頭人發現江蘇省鎮江玻璃鈕扣廠生產的一種鈕扣很象金魚眼睛,于是采購這種鈕扣作為塑料絲編織的鑰匙掛件上金魚眼睛的材料。當這種小商品銷到外地商店時,一些商店發現這些鈕扣美觀大方,要求進購鈕扣。于是,橋頭人開始到外地采購鈕扣直接推銷給外地商店。1979年,橋一村農民葉克春、葉克林自籌資金400元,從黃巖販進鈕扣,在橋頭擺攤試銷取得成功。此后在此擺攤的人越來越多,逐漸地形成了一個鈕扣市場。于是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個以鈕扣市場為核心、產供銷相結合、多種小商品并存的獨特的產業群落。
3.技術創新。技術是農民發展非農產業的另一個障礙。因此技術上的某種創新和突破,不但能帶來成本的節約,而且往往由于其他農民的模仿,從而能導致當地產業的興起。蒼南宜山素有土紡織傳統。“”混亂中當地興起再生布生產,但由于技術原因,產品質量不佳,導致積壓。1979年,江山鄉新河村陳光友、陳光錫兩兄弟首先攻克腈綸邊角的開花難關;60多歲的孫阿茶老太太改造了開花機、紡織機,紡出了當地第一代再生腈綸紗。由于再生腈綸產品的價格低于市場上腈綸產品五分之一以上,產品很有競爭力。于是這一產業就迅速發展起來。至1986年,宜山區已有各種紡織機械3.3萬臺,有5.18萬人從事再生腈綸生產。
4.產品創新。溫州地處東南沿海,鴉片戰爭之后就成為通商口岸。由于有許多溫州人僑居海外,因此當地居民與國外保持著緊密的聯系,這也為他們了解國際潮流提供了便利的條件。于是少數精明的企業家就利用這一條件,一旦國外市場上出現了一種有市場前途的新產品,他們就馬上叫人寄回國內,著手開發。一種新產品的開發成功往往能使企業獲得較大的盈利率,同時也會招來許多其它企業的模仿;當模仿者達到一定的數量的時候,就會在當地形成一個產業群落。創新起始于對市場機會的識別、選擇和對技術的敏感,在創新過程中企業家的膽識與魄力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這些具有創新精神和能力的企業家在當時被稱為“能人”。溫州農民的創新活動使得溫州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產業群落。由于當時各地產業組織還比較低級,基本上處于家庭工廠階段,而一家一戶的家庭工廠的營銷實力尚不足以建立獨立的營銷網絡,因而它們必須依靠相對集中的交易場所,于是各專業市場便應運而生。到1986年溫州已形成聞名全國的“十大專業市場”。相對穩定的專業市場的出現,標志著溫州產業群落布局已基本形成。
二、產業群落的擴散:傳播路徑和空間布局
產業群落的形成過程其實也是各產業的對外擴散和傳播的過程,產業傳播的路徑選擇不僅反映經濟活動的內在規律,而且體現該地區的文化特征。另外,產業群落的擴散也并非是無限制的,其范圍取決于約束條件和產業輻射力的大小。當一個優先產業由于企業家的創新而在某地落腳之后,就會因其他人的模仿,而沿著一定的路徑向外傳播和擴散。產業群落的擴散和傳播,既是農村產業化的過程,同時也完成了產業的空間布局。從溫州農村產業群落傳播的路徑看,它基本上是沿著血緣、親緣和地緣的脈絡向外擴散的。溫州農村是一個傳統文化特征十分明顯的禮俗社會,宗族文化的影響至今仍根深蒂固。80年代以后,許多地方重修了族譜和宗祠,有的地方甚至爆發惡性的宗族沖突。因而,在產業群落的傳播過程中,其路徑的選擇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響。在鄉村社會里,由于信息的傳播渠道的限制,農民獲利機會信息的搜尋往往難度大、成本高,加上人的行為本身就是有限理性的,這就決定了農民的選擇集合往往十分有限。于是,與自己有血緣和親緣關系的人就成為最可靠的信息來源,同時也是最直接的模仿對象。
另外,從溫州農村的產業擴散過程中也可以發現,除了自我積累以外,親屬的資助往往是其從事冒險性經營最基本的資金來源。因而,一個人在某一行業經營成功,往往會帶動整個家庭乃至整個家族從事這一行業。在溫州農村,不僅有許多專門從事二三產業的“專業戶”,而且有許多從事同一行業的“專業家族”。尤其在產業群落形成的初期,這種以血緣關系和親緣關系為紐帶的產業擴散現象更是屢見不鮮。由于在溫州農村各姓氏聚族而居的現象十分普遍,有的村莊幾乎百分之一百的家庭都是同一家族,因而上述這種以血緣關系和親緣關系為紐帶的產業擴散,在空間分布上就形成了地域專業化特征十分明顯的產業布局。當然,隨著產業傳播鏈的延長,從事同一產業的家庭相互之間的血緣和親緣關系也就越來越疏遠,在產業傳播過程中也必然存在著沿其他非正式社會關系擴散的現象。產業擴散帶來的直接后果是同一產業在同一區域的集聚,而同一產業的集聚同時也會導致一些與之有著經濟和技術聯系的相關企業集中分布,于是就形成了一個個以某一優先產業為主導、其它相關產業配套布局的產業群落。從溫州的產業集中布局過程看,產業群落的形成和擴散完全是民間自發的,這與以往的政府主導型經濟不同,其空間的分布更符合市場的客觀需要。同類產業的相對集中會產生區域經濟的集聚規模效益,它使區域內部的各個企業能夠共享集中采購原料、集中市場銷售和集中生產服務所帶來的成本節約的好處。
同時由于產業發展初期各企業基本上還處于家庭工廠階段,其經濟和技術實力仍十分有限,因而其相對集聚便于相互之間通過專業化分工和協作來共同完成產品的生產。加上鄉村社區中人們千絲萬縷的血緣關系和親緣關系,使得彼此在生產經營過程中能夠憑借人格信任來降低交易成本。因而,80年代溫州各地專業化的家庭小商品生產,雖然規模不大,卻表現出極高的效率。區域集聚規模效益的產生,使得區域內部的市場進入變得較為容易,但是對外部的潛在競爭者而言,則是一種無形的市場進入壁壘。他們要獨立在本地進入該產業領域,就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代價,冒更大的風險。永嘉縣黃田鎮是一個金屬鈕扣生產的集中地,當地農民從事該行業十分普遍,但與之一江之隔的羅東鄉農民要進入該行業就十分不便,因為他們要做個模具也得到黃田來。與此同時,交通條件等環境因素也對產業群落的分布和擴散有著較大的影響。永嘉縣黃田鎮的山坳里有浦邊、黃巖洞下、社岙底、上白巖、下白巖五個村莊,1990年前由于沒通車路,交通不便,當地農民基本上都從事農業生產。1989年底通車以后不久,原材料、產品和民工進出方便了,當地農民馬上就擺起沖床,也開始生產鈕扣。
此外,地理環境和交通條件對同一區域內部不同部分的產業特點也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瑞安市篁社鎮篁社村,在80年代是個索面生產專業村,最多的時候全村曾有500來戶從事索面生產。該村落環山分布,一面緊靠公路。這個村的索面經營上有一個很有趣的特點,即靠公路的農戶多把索面運往瑞安去賣錢,而背向公路的農戶則多是走村串戶到附近去換小麥。總之,溫州產業群落分布格局的形成,既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其特定的時代背景和環境條件。從時代背景和環境條件看,當時全國各地盡管已經開始改革開放,但是舊制度的約束仍十分強烈;相比之下,溫州的制度環境約束就較為寬松,因而占據了一定的先發優勢。另一方面,溫州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條件并不好,其生產的產品銷往全國各地,所需的原材料也來源于其它地區,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規模的產業群落,從其生產經營的內容分析,是因為其產品多是一些指向性不甚明顯的小商品。因而費孝通教授把它稱為“小商品,大市場”(費孝通,1986)。相對而言,指向性明顯的產業布局就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相鄰的仙居縣的洗衣業發展就是一例。仙居縣地處括蒼山麓,環境閉塞,交通不便,在當地要發展其它二三產業十分困難。
80年代有幾個當地農民走出山門,在外地開洗衣店贏了利,于是其他農民也競相模仿,紛紛外出從事洗衣行業,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大產業。目前仙居農民把洗燙店開遍了全國各地。由于洗衣業是一種典型的消費地指向型的產業,因而其產業布局就不可能集中在仙居一地。產業群落的分布總是遵循一定的經濟規律的,當產業擴散到一定程度,就會按照不同區域的比較成本優勢,進行資源的重新配置,從而實現產業的合理布局。它不可能以長官意志為轉移,不是隨便在哪個地方建一個市場就能吸引過來的。近年來,隨著溫州經濟的發展,產業群落的布局出現了新的特點,原來在當地集聚的許多產業逐漸往外地轉移。許多溫州人在外地就近生產,就近銷售,以至在全國許多地方都出現了類似的產業群落。目前溫州約有100萬人在外地經商辦廠。如曾聞名北京的“浙江村”,到1996年人數已達10萬,其中約75%是樂清人,另有永嘉、瑞安等地的溫州人。可見,在當前經濟日趨一體化的條件下,經濟發展必然會導致產業群落突破區域限制,從而按區位優勢進行布局。所以,我們現在研究溫州區域經濟時,不應當把目光局限在溫州一地,而應當擴大到溫州人在全國各地乃至全世界所從事的經濟活動。
三、產業群落的演進:更替模式和發展前景
盡管20多年來溫州由于經濟上的先發優勢,其產業群落已初具規模,但是畢竟還是剛剛起步,無論在產業結構上,還是在產業組織方面,都存在著一定的缺陷。因而,在發展過程中多次受到外來的政府干預和市場競爭的沖擊。外力的作用不僅導致產業組織的變革,而且會促使產業群落的更替。變更的結果則決定了產業群落的發展前途。80年代溫州產業群落的擴散過程,其實尚屬粗放型的區域規模擴張,因此從其發展階段上分析,仍處于初級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各個產業群落還存在著許多缺陷。
首先,產業組織多以家庭工廠為主,規模小,技術差,資金實力不足,產品質量較低,存在短期行為傾向。少數企業的短期行為也是一種典型的外部不經濟,它往往使其他企業的信譽也受到損害。80年代末,溫州少數企業假冒騙行為被媒體曝光以后,有的外地企業便乘機以產品質量為借口,拒付貨款。
其次,大多企業創新能力不足,存在片面依賴模仿傾向。這種搭便車現象的普遍存在,使得少數有創新能力企業的創新產權得不到有效保護,其創新行為所產生的外部經濟不能內部化,以至創新者的私人收益率大大低于社會收益率;加上創新的成本往往很大,而模仿的費用卻相對較低,因而創新的積極性受到打擊。此外,過度的模仿往往使得創新產品在短時期內供過于求,創新企業還來不及享受由于創新帶來的倍加利益,就不得不馬上陷于激烈的惡性競爭之中。于是,大多企業又進一步地依賴于模仿,從而出現了創新能力供給更加不足的惡性循環。再次,產業群落內部低水平的價格惡性競爭也威脅著群落的生存和發展。在產業群落形成發展的初期,由于各企業產品之間的質量差異很小,因而他們相互之間存在著片面依靠價格競爭的趨向。相互壓價的結果使得企業贏利率大大降低;為了保證贏利,又不得不通過偷工減料來降低成本;于是,產品質量降低,影響了市場需求,導致了市場萎縮。產業群落內部這種低水平的惡性競爭嚴重地威脅著產業群落的生存和發展,有時甚至直接導致某一產業群落的衰落。在產業群落的演進過程中,由于產業群落內部結構或外部環境的變化,常常會發生從一種群落類型向另一種群落類型的更替。如果對它進行簡單的分類,產業群落的更替可以有兩種模式:反向更替和正向更替。所謂反向更替,是指由于產業群落的發展與環境不相容,導致了環境條件惡化,從而使產業群落趨向退化、衰落甚至消亡的過程。
如90年代初,瑞安市塘下一帶香煙走私成風,后來由于政府的嚴厲打擊以至消亡。實際上,絕大多數的非法經營活動都有此過程。因此,在產業群落演進過程中,地方政府必須從區域經濟發展的大局出發,主動限制不合法產業的發展,以免產生錯誤的導向,造成資源浪費。另外,政府政策的改變,如對某一產業限制的加強,也會導致產業群落的反向更替。當然,就是正常合法的產業,隨著市場生命周期的結束,也會走向衰亡。所謂正向更替是指由于產業組織的成長和環境條件的改善,產業群落不斷從原來的初級產業群落向更高級的產業群落演進的過程。產業群落的正向更替是產業素質不斷提高,產業發展的環境條件不斷優化的結果。因此,政府的作用就是制定合理的產業政策,創造良好的公平競爭的環境,促進產業組織健康成長,以利于當地產業群落不斷地向高級化演進,從而實現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90年代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溫州已經出現了產業群落日趨成熟和穩定的良好勢頭。
首先,溫州產業群落內部的組織結構不斷優化。由于溫州產業組織多是私有企業,產權關系明晰,有著市場主體形成直接到位的優勢,但是也暴露出產業組織規模偏小的缺陷。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以后,溫州企業家放下了思想包袱,開始敢于擴大企業規模。到目前已經出現了許多在全國也有一定影響的企業。如80年代生產劣質電器聞名全國的樂清市柳市鎮,目前已改變了當時“前店后廠”家庭作坊式的生產方式,出現了象正泰、德力西等多家大規模企業集團。而且許多企業都在進行按現代企業制度和國際通行規則運作的探索。如果用科斯的交易費用理論進行解釋,企業就是作為通過市場交易來組織生產的替代物而出現的(科斯,1995)。80年代溫州專業市場的存在和繁榮,是由于企業規模較小,需要通過分工協作來節約生產成本和交易費用,進行商品生產。90年代溫州大型企業的形成,也是為了節約市場交易費用,即用費用較低的企業內部交易替代費用較高的市場交易;同時隨著市場競爭的激化,企業品牌意識加強,為了控制產品質量,也必須把各生產環節容納到企業內部。當然,即使企業規模擴大,可能也會有一些生產工序要利用其他企業,這完全取決于兩者的成本比較。現在,溫州已初步形成了各種不同規模企業并存的產業群落的組織結構。
其次,產業群落內各企業間的競爭方式已逐漸改善。產業群落形成的初期,由于同樣規模的小企業之間的技術和產品的差異很小,因而其競爭方式往往局限于較低級的價格競爭,結果往往是兩敗俱傷。近幾年來,隨著企業競爭的進一步升級,競爭方式已逐步從原始的價格競爭,轉變為質量、品牌、服務和企業形象的競爭。目前,一般稍具規模的企業,其質量意識都不斷加強,到1998年底溫州通過ISO9000系列質量體系認證的企業達150多家。在原來由于質量問題倍受責難的溫州制鞋業中,長城、奧康、吉爾達三家企業脫穎而出,1998年被評為“中國十大真皮鞋王”。邦威制衣有限公司還利用電腦互聯網,進行了全國性的連鎖經營,建立了160多家連鎖專賣店。
第三,產業群落內部的競爭秩序也有所好轉。近年來溫州市政府對市場競爭秩序的維護力度有所加強,增強了對假冒騙行為的打擊,這對規范企業的競爭行為,鼓勵公平競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行業協會的成立,對維持產業群落內部有序競爭,加強各企業行為的自我約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溫州市煙具協會在政府的支持下,通過行業內統一定價、加強產品質量檢測和維護創新產權等措施,有效地維護了產業內部的公平競爭秩序,提高了產業素質,同時也合理地解決了困擾著企業的搭便車問題,保護了企業創新的積極性,增加了競爭的活力。盡管溫州的煙具行業90年代才剛剛起步,但現在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打火機生產基地。
第四,產業群落內部的穩定性也不斷加強。在自然生態系統中,一個群落的生物種類越多,食物鏈網絡就越復雜,遺傳基因庫就越豐富,對不良環境的應變能力便越強,該群落也就越穩定(金以圣,1988)。同樣,在一個產業群落內部,其中的行業組成越復雜,相對而言風險就越小。近年來,隨著產業群落的不斷演進,溫州產業群落內部的行業結構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其中最大的變化就是從過去單純的專業化向相對綜合化方向發展。
可見,隨著產業群落的擴散,各群落的邊緣出現了交叉和融合的跡象,群落的邊緣效應已初步顯示。同時從市場結構來看,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各大型企業紛紛建立了自己的市場營銷體系,改變了過去單純依靠集中的交易市場的狀況,形成了集中交易的小商品市場和企業獨立營銷體系并存的市場結構。這標志著溫州產業群落的演進已逐步進入成熟和穩定階段。當然,盡管溫州部分地區產業群落的發展已略具現代化雛形,但是言已進入后工業化階段,還為時過早。
因為,與全國經濟格局類似,溫州的產業群落發展也很不平衡。雖然經濟發達的樂清、瑞安、鹿城、甌海等地工業化程度已經較高,但是經濟相對落后的文成、泰順等地,則仍然以農業群落為主,有的地方甚至至今尚未脫貧。從產業群落的發展潛力來看,一方面,溫州產業素質仍然偏低,基本上是以勞動密集型的產業為主,產業的科技含量很低;另一方面,區域的產業發展環境也有待于改善。由于歷年來國家對溫州的投資不足,因而總體上基礎設施條件仍十分落后。近幾年來溫州地方政府通過發動民間資金的方法,依靠市場化的運作方式,加強了基礎設施的建設,使溫州的產業發展的硬環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另一方面,因為收費過重和官員的設租尋租現象較為嚴重,增加了企業的交易費用,這兩者對國民收入來講都是一種漏出,所以,產業發展的軟環境仍不很理想。近幾年來的資金外流和產業向外轉移現象,與之也不無關系。因此,為了經濟的發展,政府要加強對產業發展的引導,在產業扶持政策上,要根據其發展前途,按國民待遇原則公平對待;同時,還要加強政府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行為規制,努力為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