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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產業集群效應的有限性分析；集群規模與集群效應的關聯模型分析等進行講述，包括了集群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分析、集群效應的有限性分析、網絡組織制約機制的弱化導致網絡結構成本的增加和協同性的弱化、隨著集群迅速成長和規模的擴大，集群企業之間形成的程序化協同模式等，具體資料請見：

邁克爾·波特認為產業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領域中(通常以一個主導產業為核心)，大量相互關聯的企業及其支撐機構在空間上集聚，并形成強勁、持續的競爭優勢的現象[1]。產業集群是世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典型現象，美國的硅谷、印度班加羅爾的軟件業、意大利的瓷磚業等都是比較著名的例子。在我國經濟較為發達的廣東省和浙江省，也出現了具有一定規模、對地方經濟發展起到了極大推動作用的產業集群；北京、上海、天津等市以及福建、山東、河北、遼寧、河南等省都出現了產業集群的雛形。產業集群也逐漸成為學術界研究的焦點和熱點問題。

國內外理論界對產業集群的多數研究主要集中在集群的發展機制及其對區域乃至國家經濟發展產生舉足輕重的正外部性作用方面，而對產業集群負外部性所產生的風險及其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等“負面”角度研究的理論成果還不多見，研究成果也不成熟，對產業集群積極作用的片面和過分強調容易讓人形成一種錯誤的看法，只要建立起集群，地方乃至國家的經濟就會蓬勃發展，這顯然有違各國經濟發展的現實[2]。世界上有很多原來十分發達的產業集群，如今已經或正在走向衰退，如西歐的很多鋼鐵、煤炭、造船、紡織等著名區域性產業。如何充分發揮產業集群的正外部性，控制負外部性的產生，促進產業集群的良性發展以提高區域競爭力是亟待解決的現實問題。對于產業集群負外部性所產生的風險，奧地利區域經濟學家Tichy[3]從集群的產品生命周期引發的結構性風險的角度進行探討，Fritz[4]等在Tichy研究的基礎上分析了周期性風險對產業集群的沖擊，文獻[5]提出當產業集群發展到成熟階段以后，可能會形成某種特定意義上的“超穩定結構”，從而抑制產業集群的學習效率和創新效率，致使產業集群走向衰退。文獻[6]從生態學的角度，采用生物學類比方法，分析了集群的內在風險及其危害，并提出相應的防范對策。本文從產業集群效應的有限性分析出發，基于產業集群規模角度來探討集群效應。

1產業集群效應的有限性分析

1.1集群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分析

產業集群是現代經濟構成的單元結構，能產生巨大的集群效應[7]。集群效應主要體現為經濟效應與社會效應兩個方面。

1)集群的經濟效應分析。馬歇爾從集群所帶來的外部經濟進行分析；韋伯從集聚因素帶來的經濟性——“一般經濟開支成本”的降低來研究；波特從組織變革、價值鏈、經濟效率和柔性方面分析了產業集群所具有的競爭優勢。一般認為產業集群的經濟效應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①外部經濟效應，包括外部規模和外部范圍經濟。產業集群的外部規模經濟表現在集群內企業實行高度專業化的分工協作，每個企業承擔產業鏈中某一環節的活動，生產效率極高，使無法獲得內部規模經濟的單個中小企業通過外部合作獲得規模經濟，所以企業既能享有規模經濟帶來的好處又不必過分擴大企業規模，使企業實現了“柔性”與規模的統一。產業集群的外部范圍經濟是指企業集聚特別是相關產業的企業集聚時，可通過垂直聯系及時獲得與供應商、客戶之間的業務聯系，通過水平聯系可以借助分包商的生產能力、控制分包商的產品質量，也就是說企業可以調動更大范圍內的資源，實現資源的更優配置。總之，在集群內企業可以在不犧牲“柔性”的條件下獲得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比單個企業有更高的經濟效率[8]。②交易成本的節約，集群內企業大部分交易在群內進行，集群內企業交往頻繁，協作關系較穩定，容易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關系，這有利于減少談判環節，提高談判效率，增進協作關系從而降低談判成本，提高合同執行的效率。③群體效應。集群內企業通過聯合可以形成實力強大的集合體，其集合效應遠遠超過單個企業的簡單疊加，具有“1+1＞2”的效應，具體表現為：a．同行業的企業利用地理接近性，通過合資、合作或建立聯盟等方式共同進行生產、銷售等價值活動，可以提高經濟活動的效益；b．集群內企業便于采用和推廣相同技術標準，提高該標準的認可程度，并且集群對新標準的制定有較大的影響力，有時甚至可參與國家標準的制定；c．集群的知名度能吸引更多供應商和銷售商，擴大企業的交易范圍，爭取更有利的交易條件，提高企業的獲利水平。④學習與創新效應，產業的空間集聚可以促進知識、制度和技術的創新和擴散，促進產業和產品的更新換代，以及新產業組織的形成。產業的空間集聚，使集群企業通過專業化分工和市場交易逐步形成網絡化組織結構，平等合作下的網絡協同模式使企業能夠集中資源專攻價值鏈中的某些環節，提高專業化水平，促進產業和產品的不斷創新和新產業組織的形成。同時，地理位置接近和頻繁交流，使集群內企業的創新成果擴散更快，更容易為其他企業所學習和吸收，從而促進整個群體創新能力的提高。

2)集群的社會效應分析。集群的社會效應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①有利于形成地區核心競爭力。產業集群所具有的競爭優勢有利于形成地區產業優勢，并進一步形成區域的核心競爭力，表現為具有地方特色的產業集群，就是大量相關企業空間集聚所形成的本地化的產業氛圍和產業綜合競爭力，這是其他區域最難模仿的，這些產業集群往往成為地區經濟強勁持續增長的源泉。②對經濟的貢獻具有乘數效應。產業集群具有的競爭優勢能夠吸引更多企業加入，為區域帶來更多的資金、技術、人才，促進集群的良性發展，不僅可以把某些產業做大，而且這些產業的興旺帶動其上游產業的發展，促進其下游銷售、運輸業的發達，并且從橫向上帶動相關產業以及文化、教育、金融、信息、服務等行業的發展，這會使地區經濟成倍增長。事實也證明了產業集群密集的地區，其工業、商業、文化教育、運輸、金融、服務等行業都取得了迅猛的發展。所以一個地區可以通過對產業集群的培育實現地區經濟的騰飛。

1.2集群效應的有限性分析

成功產業集群的示范效應使得產業集群正成為許多地區制定經濟政策的戰略工具。但是集群的正效應并不是無限擴大的。產業集群能給企業帶來很多好處，但也正是這種聚集，往往會導致一種內閉號隋性。產業集群的精細分工，使得整體結構較為穩定，企業作為其中的一環，形成一種依賴，轉變往往較為困難和痛苦，這種轉變在產業集群和企業層面往往呈現一種周期性的低迷；產業集群長期所形成的組織制度、文化，一方面聚集企業，形成活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一種惰性，妨礙企業的升級，加速產業集群的退化(參見圖1)。

Saxenian[9]研究了地理位置接近、技術相似的硅谷和128公路地區高科技產業群，認為硅谷地區日趨繁榮，而128公路地區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社會文化、制度、工業體系差異等因素之間的非協調性抑制了“集群”效應，并產生負外部性。Amin&Thrift[10]從網絡組織的角度對產業集群的效應進行了研究，認為集群企業之間面對面地聯系和隱性知識的依賴使產業網絡易于被鎖定，并且是不斷增強的自我保護型鎖定，最終產生區域僵化。Low&Abrahamson[11]則從文化影響的角度出發，認為產業集群相互依賴的網絡在最初階段是力量源泉，但由于環境動蕩可能成為產業集群僵化、失去彈性的源泉，繼而使集群中企業對外界動蕩的反應能力變得緩慢。Hakansson&Snehota[12]從網絡系統觀出發，提出了影響網絡組織結構的基本變量(活動、行為主體和資源)以及所構成的網絡關系，指出網絡變量——行為主體、資源和活動是彼此依存的(參見圖2)。

Hakansson等認為，企業間這種網絡關系，承擔了企業創新活動的組織功能。產業集群內網絡根植在共同的文化氛圍(macroculture)中，在集群形成階段是促進創新的要素，但隨著各種網絡因素的變化，也可能導致“區域鎖定”，阻礙集群的持續發展[13]。Belussi&Arcangeli[14]認為，不完全契約、道德風險、機會主義和“搭便車”都會引起網絡成本的增加，從而削弱網絡的優勢。筆者認為導致集群效應有限性的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1)網絡組織制約機制的弱化導致網絡結構成本的增加和協同性的弱化，導致產業集群效應的遞減，在集群演進過程中，如果不能形成較強的協同關系制約機制，一些機會主義者追求短期效益，“賺一票”就撤，將給集群整體利益帶來威脅[15]。集群內部知識與技能的高度外溢性和創新的高風險性，使得集群內一些企業不愿進行R&D的投入，而是“搭便車”，對市場上新產品模仿創新，甚至只模仿不創新。結果本地企業產品雷同現象嚴重，本地企業低水平價格競爭最終難以避免。更為嚴重的是“搭便車”行為使集群企業中滋生出“創新”的惰性，削弱了集群對外部環境的應變能力，同時由此而產生創新收益的非均衡分配，進一步導致“集群”創新投入的衰退，結果必然阻礙產業集群的持續發展。

2)隨著集群迅速成長和規模的擴大，集群企業之間形成的程序化協同模式，將產生不斷自我增強和自我保護的鎖定，最終將產生負的集群效應而導致產業集群的僵化。集群是建立在“信任”基礎上的網絡組織，在同一網絡內的長期合作中，集群內個體之間的交易，基本上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礎上，并逐步在集群內部相互關聯的網絡化結構中形成程序化協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企業間交易的順利進行，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當集群內企業習慣基于“信任”的網絡化交易之后，他們逐漸不想或是不敢與集群外企業或機構進行相關交易活動，進而，集群內企業的國際化正規經營運作能力不斷減弱，反過來使其更加不愿意參與集群外部的經營活動。久而久之，區域集群便成為一個自我保護鎖定系統，除了少數直接面對市場的企業外，大多數企業完全在這個鎖定的系統中運作，使整個集群對于外部知識、技術的獲取能力以及對于外部環境應變能力不斷減弱。最終將導致產業集群僵化，阻礙產業集群的持續發展。

2集群規模與集群效應的關聯模型分析

要控制集群效應有限性所產生的風險，應加強集群網絡組織的治理，強化網絡的制約機制和網絡組織間的協同性；控制集群成員的投機性，降低或負強化“搭便車”行為效應。同時要不斷更新變革集群內部的程序化協同模式，防止自我保護鎖定所導致的產業集群僵化，保持集群的動態靈活性。

筆者認為保證產業集群規模的有效性將是發揮產業集群效應，控制集群風險的有效方式。因為集群效用有限性的制約因素，是在產業集群不斷動態演變的過程中，隨著集群不斷發展，規模不斷擴大，逐漸形成和被放大的。集群規模對集群效用存在一個極值點，當集群規模超越極值點時集群效應將迅速遞減，這個極值點是集群規模對集群效應的效應極限約束。本文引人集群規模與集群效應關系模型加以證實(見圖3)①。模型建立在以下理論假設之上。

假設1集群的規模主要取決于集群內成員企業的個數與集群內可共享的資源。

根據規模經濟的特點，這一假設可以成立。

假設2集群效應主要取決于集群企業對集群資源的貢獻量和集群資源共享機制等因素，可通過集群成員企業分享的集群利益測度集群效應性。因此，資源分配的公平性，是決定集群效應的重要因素之一。

為簡化分析，這一假設可以成立。

假設3集群的利益分配機制受政府政策、集群學習機制、集群文化、地方政府行為偏好、網絡組織制約機制等因素影響。

假設4成員企業在集群內游說活動、尋租等，會使集群內部信息歪曲。信息不對稱性導致集群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與成員企業數量成反向變化關系。

假設5集群內資源分布、各成員企業貢獻均等，利益分配實行平均主義。由于資源分布均等，因此，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平均主義更能以較低的甄別成本反映企業在聚集區域中的貢獻。

產業集群規模，是產業集群能有效控制和利用的資源總量狀況，反映集群利用資源的協同效應的廣度，具體分為成員數量和市場占有量及生產規模等方面[16]。這只是一般意義上的集群規模，本文研究產業集群的最合適規模，主要從企業成員數量的角度來探討產業集群規模。

假定集群內成員企業數目為n，R(n)為集群內成員資源集聚后產生的集群內可共享的資源；成員企業i對集群內總資源的貢獻量為Ci，則R(n)可表示為

成員企業可分享的集群利益Wi取決于成員企業可分享的集群資源份額hi和集群可共享資源總額R(n)，成員企業可分享的集群利益Wi為

其中，成員企業i獲取的資源份額hi取決于成員企業i對集群內總資源的貢獻量Ci和集群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e，即hi=h(Ci，e)

i=1，2，…，n

Ci取決于該企業所擁有的資源稟賦Wi和成員企業的努力程度。根據激勵效應理論的社會公平原理，成員努力程度主要由集群內利益分配公平程度e決定，則Ci可表示為Ci=C(wi，e)

i=1，2，…，n

設集群內總資源稟賦為TW，則

wi=w(TW，n)

i=1，2，…，n.

基于以上分析，集群內企業成員數與集群效應之間的關聯性，主要取決于dw/dn的變化。

根據假設5，集群內各成員企業所擁有的資源wi=TW/n，為了簡化分析，將函數關系設定為

ci=wei；

e=1/nλ，0＜1＜λ因此，wi可以表示為

(6)式中，隨著λ增加，d2wi/dndλ顯著地趨向大于0.分析(4)～(6)式，可以得出相關結論：①如果λ=0，則(4)式意味著在集群資源一定的情況下，集群內成員企業的個數對成員所得為反向影響(這里沒有考慮TW與n是否同步變化的情況)；②由(4)和(6)式可見，隨著λ增加，n對集群成員企業所得的負效應越大；③由(5)和(6)式可見，隨著n的增加，dwi/dn與d2wi/dn2wi/dn2均遞減，如果集群規模超過了一定數量，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將大幅度地遞減；④集群效應和集群規模存在一個極值約束，令dwi/dn=0，此時d2wi/dn2＜0，則可求出集群內成員企業分享的集群利益最大時集群所包容的成員企業的最大個數。

3結論和啟示

產業集群其競爭優勢來源于集群所擁有的資源稟賦及其資源整合能力。其中集群成員所擁有的資源和集群的結構方式影響了集群的競爭優勢，即集群的競爭力取決于集群網絡結構中形成的資源整合的協同效應。但是，產業集群的集聚效應是有限的，受產業集群的資源稟賦、集群網絡組織制約機制、集群的文化、政府政策及當地政府行為偏好等多種因素的影響，產業集群的有效集聚存在一個集群規模問題，即集群所包含的成員企業個數的極限約束，在沒有達到極限約束之前，增加集群成員企業個數可以不斷增強企業的集聚效應，但如果超出了這個極限的約束數目，產業集群的集聚有效性將大幅度地遞減，因為產業集群規模過大，可能會造成集群內部惡性競爭，或者超過環境與經濟承載力及市場負荷，則集聚效應反而會減少，如，由于資源短缺，發展空間受限，珠江三角洲、閩南三角洲、長江三角洲中經濟發達城市的工業用地已近乎枯竭，土地價格暴漲；水、電、煤等基礎生產資料供應緊張，無法保證企業的正常生產，制約了現有傳統產業集群的進一步發展，僅浙江一省，三年間因土地漲價、電力緊張、勞動力短缺等因素的影響，被迫轉移到外省、市投資的企業達500多家，轉移資金達4000多億元；又如，寧波市象山縣爵溪街號稱“中國針織名城”，在2平方公里多的區域上聚集了400余家針織企業，“彪馬”、“小腳板”、“華倫天奴”、“阿迪達斯”、“耐克”、“圣羅蘭”等近30個世界名牌都在此加工，2003年全街道的工業總產值為65億元，但是嚴重的缺水已使爵溪的許多企業陷入了生存困境。

產業集群規模與集群效應的相關性對我國產業集群發展有以下的啟示。

(1)建立有效的“競合”機制．目前我國許多省市紛紛實施“產業集群的做大做強”戰略，試圖以大規模吸引更多的高“稟賦”的企業，來增強集群效應。然而在實際運作中，很多企業只是停留在地理上的扎堆狀態，在產業價值鏈上相關企業沒有組織成有序的系統，企業之間也沒有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交易)關系，企業也沒有通過共享專用信息和在技術、市場營銷、培訓、設計等項目上進行合作而獲得外部經濟，因而不具有較強的“集體效率(collectiveefficiency)”，無法發揮相應的集群效應。在這樣的產業集群里，同質的成品企業之間相互競爭，同質的配套企業間也相互競爭，這樣在產業鏈構成及不斷延伸過程中，同類企業的惡性競爭難以避免，相互壓價、低價競爭必然愈演愈烈。而一旦低價優勢成為主要或唯一的競爭武器，它在市場上能夠沖鋒陷陣一段時間的同時，必然遭遇兩大阻力：①外部市場，低價競爭對外部市場來說，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不公平競爭，于是引發反傾銷，如歐美對中國紡織品采取“特保”、“設限”措施，其表面原因就在這里；②集群內部逐漸滋生的阻力，集群內部低價競爭，企業的利潤空間肯定越來越小，甚至沒有利潤，企業為求生存，有的就降低質量，產生“檸檬市場[17]，甚至出現假冒偽劣，結果砸了自己的牌子，使“集群”難以為繼。曾經紅火的溫州燈具業就這樣幾近消亡。要處理這樣的集群危機，根本出路是調整產業結構，在調整中壓縮產業規模，建立起較強的“競合”機制。為防止盲目擴大集群規模，保證集群的有效性，建立起有效的“競合”機制是非常必要的。因為集群效應主要體現在集群企業間既競爭又協作的關系的均衡上，只有通過“競合”機制的淘汰功效的發揮，自然地控制集群的有效規模，才能保證產業集群動態持續發展的活力。

(2)增強集群企業的異質性，提高集群企業的產業關聯度。集群企業的產業關聯度是集群規模有限性的重要影響因素，集群規模的有限性是建立在同質企業的假設基礎上的，所以加強集群企業的異質性，提高產業之間的關聯度，可以相對延伸集群規模的極限點，擴大集群規模的有效區間和產業集群的規模效益。產業之間關聯度的增強能夠改善集群企業的分工地位，有利于優化產業結構模式，增強產業競爭力。所以，實施產業集群戰略不應以擴大規模、擴展土地為目標，而應根據區域現有的資源稟賦，以增強集群企業的異質性，提高集群企業的產業關聯度為基礎，實施相應的產業集群戰略。

(3)對大企業進入集群區域所引起的集群結構變化應給予關注。應注意防止大企業在集群內形成壟斷支配地位，而將關聯企業作為其附屬，破壞集群內天然的“競合”關系。企業集群相互依賴的網絡在最初階段是力量源泉，但由于環境動蕩，在同一網絡內的長期合作中，集群企業之間面對面地聯系和隱性知識的依賴使產業網絡易于被鎖定，并且不斷增強的自我保護型鎖定，可能使產業集群僵化，對外界動蕩的反應能力變得緩慢。久而久之，集群便成為一個自我保護鎖定系統，除了少數直接面對市場的企業外，大多數企業完全在這個鎖定的系統中運作，整個集群對于外部知識、技術的獲取能力以及對于外部環境應變能力不斷減弱。最終將導致企業集群僵化，阻礙企業集群的持續發展。為了保持集群的創新活力和持續發展，應根據集群發展的狀況，適當地限制大企業入園的數量，防止技術壟斷和產業控制，促使集群內天然的“競合”關系的形成。

(4)地方政府應適當引導集群的規模，增強集群總體的生產能力和市場占有率，擴大集群的影響力。政府應是集群的催化劑、潤滑劑或者橋梁，間接參與產業集群的創建過程，要讓企業成為集群的主導者。政府不要刻意創造產業集群，要避免創造產業集群導致的高成本、高風險和不同的地區追求相同的產業集群導致的重復建設。政府必須以現有的或者是新興的集群為前提制定相應規劃，規劃重點應為企業提供盡可能完善的服務和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加快市場中介服務體系的建設，在集群的形成和發展過程中，政府應引進產業內極具競爭力的企業或一些公共機構、智囊團體，改善集群的結構。集群政策的目標應該是遵循產業集群形成、演進、升級的規律，把握集群發展各階段的特征、滿足產業集群發展的外部環境要求，并有針對性地對產業集群發展中的共性問題進行深入研究，制定切實可行的措施來促進產業集聚，通過對集聚產業的整合、調整從而延長產業鏈和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