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借貸危機審視私營經濟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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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許經勇1任柏強2作者單位：1.廈門大學經濟學院2.溫州大學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民營經濟已經發展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目前全國民營企業創造了60%的國內生產總值，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提供了近80%的城鎮就業崗位。如何促進我國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已經成為一個關系國民經濟發展全局的重大問題。溫州是全國民營經濟最發達的地區，民間資本達9000億元，民間金融與民營企業的問題暴露得更早一些、更充分一些，因而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研究溫州民營經濟可以起到“解剖麻雀”的作用，對認識全國民營經濟具有普遍借鑒意義。
民間借貸是指公民之間、公民與法人之間以及公民與其他個體之間的借貸。央行的一份調查報告指出，2011年民間借貸市場的資金超過2．4萬億元，占當時借貸市場資金比重5%以上。以溫州為例，89%的家庭和個人以及59%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民間借貸之所以廣泛存在，一方面，是因為現行的國有銀行的信貸規則和運作模式，是把資金重點貸給國有企業和公共性質的大項目，而在資金“瓶頸”下求生存的民營企業，很大程度上只能求助于民間借貸;另一方面，在通貨膨脹乃至負利率的壓力下，老百姓手中的錢缺乏有效的保值增值渠道。雖然央行放開銀行貸款利率上浮限界，但是沒有放開銀行存款利率上浮的權力。這兩方面的因素共同催生了民間借貸市場。民間借貸是社會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企業和個人財富逐漸積累、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化，而正規金融尚不能滿足市場需求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央行明確指出，民間借貸具有制度層面的合法性。但民間借貸利率必須限制在一定水平。我國《合同法》規定民間借貸利率最高不得超過國家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4倍。在銀行貸款利率4倍范圍內屬于合法利率。中國人民銀行溫州支行2011年6月民間借貸利率監測數據顯示，溫州民間借貸年利率為24．38%。
民營企業對資金的渴求與現有資金供給體制之間的矛盾，已經成為當前經濟領域的主要矛盾之一。要解決這個矛盾就必須合理引導民間借貸，創造條件使民間借貸由地下轉為地上。而破除國有銀行壟斷、實現利率市場化是極其重要的前提條件。2011年的溫州民間借貸危機形成的內在邏輯是:作為“草根產業”的制造業，其先發優勢不再，面臨新的“瓶頸”，即經營效益持續下滑，經營成本不斷攀升，陷入舉步維艱的困境。加上連續多年的寬松貨幣政策，推動著房地產等資產價格猛漲，誘惑企業為追求高利潤而轉戰煤礦、房地產等行業，強化了虛擬經濟，弱化了實體經濟。而隨著寬松貨幣政策轉變為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為填補因擴張沖動而形成的“資金窟窿”，一些民營企業被迫大規模求助于民間高利貸。與此同時，國家對房地產進行宏觀調控，實行“限購”、“限貸”，房產賣不出去，房地產企業資金周轉困難，也同樣是被迫大規模借助于高利貸，借新債，還舊債，且愈演愈烈。當企業經濟效益無法承受高利貸的巨額利息時，必然出現資金鏈斷裂，民間金融危機隨之爆發。在這里，起主導作用的還是銀行，民間借貸僅僅是配角。
發生于2011年10月前后的溫州民間借貸危機，至今仍然令人心有余悸。2011年3月，一些民營企業意外接到高峰期“停產讓電”的通知，這比往年早了4個月。2011年4月下旬，情況變得更加復雜，個別企業甚至出現倒閉，人們把焦點集中在銀根緊縮導致民營企業融資難上。2011年9月中下旬，溫州企業主“跑路”的消息通過媒體報道傳開。其中，浙江信泰集團有限公司(溫州規模最大的眼鏡公司)董事長胡福林和溫州奧米流體設備有限公司董事長孫福財等在短暫“失聯”被證實后，成為媒體聚焦的“風云人物”。胡福林是因為高利貸導致資金鏈斷裂。他出逃時債務總額達到20多億元，其中有8億元為銀行貸款，月利息為500多萬元;其余12億元為高利貸，月利息高達2000多萬元。截至2011年12月底，溫州老板“跑路”、企業關閉或停產事件已由10月初的93起增加到140多起。后官方出臺了應對的措施，民間機構之間開展互助，除了成立溫州民間資本投資服務中心外，還成立了2億元規模的“企業重組要求救助基金”，以及采取行政手段，禁止用暴力強迫還債等，才把風波暫時平息下來。
二、產業結構轉型滯后是引發溫州民間借貸危機的深層原因
溫州民間借貸危機雖然源于民間金融領域，但更深層的原因則必須從民營企業的產業結構的局限性談起。
客觀地說，溫州33年的發展歷程，本來就是一場自下而上地從社會最底層生發的農民創業運動。其主體80%以上是出身于農民，82%受教育程度為初中水平以下，呈明顯的草根特色。這就決定了現階段溫州民營企業存在著難以超越自我的局限性。溫州的產業結構是以輕工制造業為主。改革開放初期，適應計劃經濟時期優先發展重工業所造成的消費品嚴重短缺的需求結構，近乎無限需求的市場空間帶動了溫州民營制造業的迅速發展。但是，溫州民營企業的產業結構，總體上不屬于創新型產業，進入門檻很低，行業競爭越來越激烈，長期處于過度競爭狀態。由于大多數民營企業缺乏自主創新能力，因而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營銷創新都乏力，缺乏差異化競爭優勢。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溫州制造業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這類低技術含量、低附加值的產業長期依賴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價格、低成本的競爭優勢為其生存與發展條件。而這種生存與發展條件之所以能夠延續這么長時間，關鍵在于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尚未改變，很大部分資源要素價格被壓得很低。而當前我國實施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發展戰略，關鍵在于把以往因體制缺陷所造成的被低估的、外在的資源成本和環境損害成本內在化于企業，建立起能夠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的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近年來隨著保護生態環境與市場供求關系的變化，能源、原材料、勞力、土地等要素價格持續上升，稅賦負擔增加，人民幣升值，出口競爭白熱化等，導致這類生產性企業的利潤率越來越低。據測算，2011年溫州用工成本提高30%左右，即使有可能從銀行獲得貸款，也要在基準利率的基礎上上浮30%～50%。因為央行已經放開銀行貸款上浮界限。加上各種費用，約相當于基準利率的2倍。
例如向銀行貸款1000萬元，得先提取300萬元存在銀行，不計利息，但借貸者須按照1000萬元付息。與其相聯系，許多生產性中小企業的經營積極性受到很大的挫傷。近年一些做實業的溫州企業，對年利潤率達到10%就相當滿意了。而相比之下，炒煤、炒房、放高利貸，其利潤率可以達到30%～50%甚至100%。溫州官方多項調查顯示，2011年的第一季度，溫州的眼鏡、打火機、制筆、鎖具等35家主要出口導向型企業的利潤同比下降30%，有1/4中小民營企業處于虧損的狀態，有將近90%的民營企業工資上漲，還有75%的民營企業不同程度存在用工短缺。這就必然出現產業空心化。2001年，溫州有近4000家企業生產打火機，到2010年不足100家。
在當前的中國，利潤較高的行業，首先被國有資本所控制、所壟斷，其次被外資所占領。因為外資在相當長時間內享受超國民待遇，準入門檻比民營企業還低，而至今民營企業仍然是享受次國民待遇。這一點在融資方面，顯得特別突出。國有銀行的貸款主要投向公共性的投資項目和國有大中型企業，處于競爭弱勢地位的民營中小企業則難以享受相應的待遇。國有銀行貸審部門和風險控制部門，私下都形成一種共識，即貸款給國有企業的錢如果收不回來，無非是從左口袋轉到右口袋，最終還可以通過政策剝離將不良貸款交給資產管理公司;而如果貸款對象是民營企業，則往往會追究當事人的責任。而且長期以來形成的國有銀行與國有企業之間的利益關系，使得在國有企業經營出現滑坡甚至陷入困境的情況下，鑒于原有融資額度大，銀行也只能提供進一步的貸款支持，以維持企業繼續經營，并通過不斷增加貸款以保證利息的支付。只要不在行長任期內斷供，則這種合作會一直持續下去。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潛規則。所有這些不公平競爭規則，使得一直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民營資本，在資產價格持續上漲、民營制造業利潤不斷下滑的環境下，被迫轉向短期資本炒作，炒買炒賣，以錢生錢，從實體經濟向虛擬經濟轉變，直至資產泡沫破滅，民間借貸危機爆發。這與其說是溫州企業家的“蛻變”(有人說是從天使變成魔鬼)，不如說是溫州企業家對經營環境與政策變化的理性反應。
三、金融制度改革滯后嚴重地制約溫州民營企業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
民營企業產業結構要轉型升級，除了必須形成強大的改革壓力與動力外，還必須具備足夠的資金來源。而在一個產業組織(民營制造業)與金融組織(民營金融業)嚴重錯位，或者說在一個金融制度(民間金融制度)供給嚴重短缺的背景下，民營企業實現產業升級的資金保障就成了一個天大的難題。我國金融制度改革滯后，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國的經濟增長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與其相聯系，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不是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還是一種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沒有真正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特征是政府直接控制很大一部分資源，尤其是直接控制并直接經營銀行，銀行成為政府實現其發展目標的一種特殊金融工具。從理論上說，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金發揮著龍頭和導向作用;生產要素的配置在一般情況下，首先表現為資金的配置;生產結構的變化，說到底是資金結構的變化。既然我國現階段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政府主導型的經濟增長，政府為了使生產結構服從于其特定的發展目標，就必然要直接控制很大一部分金融資源。這就決定著我國現階段的銀行業具有高度壟斷的特點。因而，就必然對民間金融采用歧視和排斥的政策，在特定情況下甚至是采取取締政策。因為民間金融的存在與發展，必然會與國有銀行爭奪資金來源，侵犯國有銀行的既得壟斷利益，民間金融因此很難得到正常的發展。與其相聯系，如果說我國民營企業(主要指制造業)的產生與發展，是自下而上自發推進的，即屬于需求誘導型的制度供給，那么，我國民營銀行家的產生，只能是自上而下地推進，即屬于制度供給主導型，完全取決于政府的意志。這是溫州為什么產生了數十萬民營企業家，卻始終產生不了一個民間銀行家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民營經濟最發達的浙江省，被稱為全國非法集資的高發省。2010年全省共立非法集資案達206起。應當指出的是，民間金融即使面對如此高壓政策，也不會因此自動退出歷史舞臺。中國人民銀行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目前溫州地區地下融資額達到4600億元。溫州民間金融危機之后，溫州市政府渴望通過加快推進地方金融改革，補齊金融制度改革滯后于經濟發展的“短板”。溫州市政府不僅出臺了《金融改革創新行動方案》，還將《溫州金融改革綜合試驗區總體方案》上報國務院。關鍵的問題在于，金融制度改革要靠自下而上自發完成是注定不可能的。這是民營工商業與民營金融業產生、發展的不同之處。應當這樣看，金融制度的改革只能是從上而下地推行，只能是制度供給導向型，而不可能是制度需求誘導型。這就要求必須做好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也就是做好綜合配套改革，特別是要把行政體制改革與金融體制改革有機地結合起來，使政府主導型的市場經濟體制向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變。完全可以預料，在未來的金融制度改革中，博弈主要表現為民間力量與官方金融制度及其背后的管制力量(主要指中央政府的管制力量和現行國家金融制度)之間的博弈。地方政府是不可能發揮主導作用的。地方政府始終面臨兩難選擇:從一方面看，地方政府為了促進地方經濟增長，就必然要扶持民營經濟發展，而要扶持民營經濟發展，又得支持、鼓勵民間金融組織為民營企業提供充足的資金來源;但是，從另一方面看，一旦出現民間借貸危機，維護金融安全又是地方政府的責任，在這個時候，地方政府又會站在民間金融的對立面，參與整頓甚至取締，直至動用警方力量。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因為溫州發生民間借貸危機，而否認民間金融的作用。從溫州30多年的發展中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沒有溫州的民間金融，就沒有溫州的市場經濟，也就沒有溫州的民營企業家。無論是在政府從寬貨幣政策背景下，還是在政府從緊貨幣政策背景下，民間金融與銀行之間都應形成良性互補的競爭合作關系，有效地滿足各類經濟主體的不同資金需求。從某種意義上說，溫州民間金融是溫州銀行抵御金融風險的第一道防線。溫州是全國銀行生態最好的五個城市之一，其中就有民間金融發揮互補的功能作用。
指出，民間借貸是正規金融的補充，有一定積極作用。要通過完善法律、法規等制度框架，加強引導和教育，發揮民間借貸的積極作用。我們認為，引導民間金融資本從地下轉移至地上，關鍵在于完善市場準入機制。一旦市場準入機制得到完善，類似小額貸款公司等民間融資機構就會像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金融制度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就是降低金融準入門檻，讓民間資本平等地進入銀行業。尤其是要創造條件，讓更多的民營中小銀行存在，創新金融業務，加強風險管理，為民營企業提供穩定規范的融資渠道。與此同時，還要著力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沖破國有銀行的壟斷地位，讓銀行業在平等的市場競爭中，縮小國有銀行和民間銀行的存貸款利率差別。發揮利率杠桿在資源優化配置中的導向作用。讓民間資本平等進入銀行業的前提條件，就是實現利率市場化。黨的十六大報告就明確提出，創造各類市場主體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的環境。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健全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明確提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建立健全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利率形成機制，中央銀行通過運用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市場利率?！吨泄仓醒腙P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穩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其中的一段論述與十六大報告的調子完全一致，即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營造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體制環境。在利率市場化改革方面的提法，近10年幾乎一模一樣，說明了這方面的改革仍處于僵持階段。銀行利率市場化有利于提高資金的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民營企業的競爭力，有利于消除高利貸現象，但會打破國有銀行的壟斷局面，導致國有銀行利益的流失，同時也有可能導致部分銀行倒閉，這就要求必須建立健全銀行存款保險制度，建立健全存款保險公司。
正規金融機構(銀行)與民間金融利率“雙軌制”，嚴重扭曲了資金價格信號，導致資金價格機制有效配置資源的功能喪失。因為在資金價格水平無法真實反映市場需求的情況下，正規金融(銀行)的信貸資金配置自然而然會向國有大中型企業傾斜。因為銀行和大型國有企業之間一般都有穩定合作關系，大筆貸款均以基準利率上浮10%優惠發放，而中小民營企業的貸款利率即使上浮50%，也難以貸到款。目前溫州約有80%～90%的中小民營企業無法從正規金融機構即銀行貸到款，只好選擇民間借貸。而溫州民間借貸利率中高的達到年利率60%，是一年期銀行貸款利率的10倍。利率市場化改革與打破銀行業壟斷是同一問題的兩個側面。在間接融資難的背景下，民營企業也可以通過創造條件上市。當然，民營企業上市畢竟是少數，不具備普遍意義。福建省晉江市目前共有民營企業11953家，上市公司僅有37家。
四、“去脫節化”即棄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脫節是重振溫州民營經濟的必然選擇
實體經濟是指物質的、精神的產品生產與流通等經濟活動，包括農業、工業、交通通信業、商業服務業、建筑業等物質生產和服務部門，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識、信息、藝術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部門。實體經濟始終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而虛擬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是經濟的虛擬化，西方經濟學稱之為金融深化的必然產物。目前民營經濟面臨的問題是，偏重虛擬經濟、忽視實體經濟的傾向較為突出。實體經濟發展動力下降，產業升級較為緩慢，部分資金由實體經濟轉向投機市場，一些民營企業家頻頻炒作資產。
國內外的實踐經驗告訴我們，忽視實體經濟的發展而過度依賴虛擬經濟，必然會帶來嚴重的后果。簡單地說，虛擬經濟就是以錢生錢的經濟活動。虛擬經濟是實體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既受制于實體經濟，又有自身的運行規律。其最大特點是可以擺脫實體經濟所固有的時空局限性，如炒買炒賣。如果虛擬經濟擺脫實體經濟獨立運行，自我循環，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嚴重泡沫。因為虛擬經濟是以信用為基礎的。實體經濟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根本基礎。德國是一個制造業大國，正由于這個國家注重發展制造業，才成功地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機。2007年，美國制造業僅占國內生產總值11．68%，對國內生產總值貢獻最大的是房地產業與金融業，其利潤率占美國企業利潤總額的40%以上，經濟過度虛擬化、產業空心化，直接導致金融危機爆發。荷蘭、日本、英國等國經濟地位的不斷下降乃至趨向衰落，無不源于金融、地產經濟的片面發展。要防止產業空心化，首先要防止經濟泡沫化，讓實體產業有利可圖。這一點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艱難的。我國農業空心化現象已經明顯地凸顯出來，越來越多的人擔心農民后繼無人即誰來種田;而我國的制造業尤其是民營制造業的產業空心化趨勢逐漸顯現出來。在金融越來越居主導地位的情況下，產業空心化現象是難以避免的，問題在于如何把它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在前不久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著重指出，要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防止出現產業空心化。要堅持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要求，牢牢把握發展實體經濟這一堅實基礎，從各方面采取措施，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有效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防止虛擬經濟過度自我循環、自我膨脹，防止出現產業空心化。
實踐經驗告訴我們，金融產品的功能越復雜，衍生的層次越多，越會帶來兩個問題:一是內在風險加大;二是偏離實體經濟更遠。要發揮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功能，就要防止金融業出現因創新過度而形成的自彈自唱情況。當前我國金融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放開市場準入，允許民間資金設置各類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機構。通過充分的市場競爭，一些地方的高利貸現象就會逐步消失。2010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明確指出:允許民間資本興辦金融機構，支持民間資本以入股方式參與商業銀行的增資擴股。鼓勵民間資本發起或參與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完全可以預計，民營經濟進入金融領域，興辦各類股份制、區域型的小型金融機構，包括貸款公司、村鎮銀行和資金互助社等，將是未來幾年我國金融領域改革最有特色的事情。我國金融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大力提升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功能，擴大金融服務的覆蓋面，加大對薄弱領域的金融支持，特別是解決農村金融服務不足，以及小型、微型企業融資難的問題。后者的關鍵是要依靠發展專門為小型、微型企業服務的小型金融機構，特別是發展一些專門從事小額貸款的社區銀行。同時要降低民營經濟創辦小型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允許民營企業開辦村鎮銀行，或者是成為村鎮銀行大股東，逐步提高小額貸款公司融資比例，將經營良好的小額貸款公司升格為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村鎮銀行。2012年3月28日，總理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正式批準實施《浙江省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總體方案》。會議認為，開展金融綜合改革，切實解決溫州經濟發展存在的突出問題，引導民間融資規范發展，不僅對溫州的健康發展至關重要，而且對全國的金融改革和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義。
民間金融陽光化與規范化，發展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經濟，為溫州實體經濟發展提供金融支撐和政策保障，是這次會議向外界傳遞出的最重要的政策信號，標志著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將步入新的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