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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現階段我國民營企業中勞資關系的現狀;勞資關系對立的理論之源等進行講述,包括了雇傭勞動關系的產生不規范、雇傭勞動關系產生后,雇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雇傭勞動關系的終止不合法、以人為本,尊重勞動,處理好勞動力成本與社會生產發展的關系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民營企業發展迅速,但在發展過程中也存在許多問題。本文針對我國民營企業勞資關系的現狀,深入研究了民營企業勞資矛盾的理論根源,進而從中得到啟示:提高政府的執政能力。
關鍵詞:勞資關系;權益保障;政府職能
一、現階段我國民營企業中勞資關系的現狀
(一)雇傭勞動關系的產生不規范。規范勞動關系的產生以合法勞動合同為前提。《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明確規定:私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但目前實際情況卻與之大相徑庭。首先,許多私營企業與雇工沒有簽訂合同。其次,合同不規范,格式、內容均不符合正式合同要求。合同內容只包含對工人的約束,只有對工人遲到、誤工等采取的懲罰措施,對企業主卻沒有任何限制,合同顯失公平。一些合同還存在違反國家法律法規的現象。另外,合同附加條件較多,許多企業主與雇工簽訂勞動合同時,向雇工提出收取押金和扣留身份證等苛刻要求。
(二)雇傭勞動關系產生后,雇工的合法權益得不到保障。私營企業普遍存在勞動條件差、勞動強度大、拖欠或克扣工資等情況。
1安全和衛生條件得不到保障。相關調查表明,在私營企業的一線生產作業區,普遍存在事故隱患,消防等基本設施均達不到國家安全標準。一旦發生事故,許多企業根本沒有應急設備和措施。另外,一些外資企業使用的是國外淘汰的設備和生產工藝,這些設備和工藝往往具有高污染性,在沒有相關保護設施的情況下,雇工由于經常接觸有害甚至有毒物質,從而染上難以治愈的疾病,使其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2勞動強度大,加班加點現象普遍。在外資企業,勞動強度過大是普遍公認的。企業主為獲取更高利潤,經常讓雇工加班加點,雇工每天的工作時間達10小時以上,有的甚至超過12個小時,這大大超過法定工作制中規定的8小時,也違反我國《勞動法》中每月加班時間不得超過36小時的規定。雇工加班,有的企業僅付給每小時1元左右的加班費,還有一些企業根本不付加班費。如果雇工不同意,就會被“炒魷魚”。至于節假日,多數企業沒有,有的也平均每月不到一天,每周的休息日就更無從談起了。
3企業主經常克扣和拖欠工資,工資實際水平并不高。近年不斷出現的勞資糾紛案件中,大多數是克扣、拖欠雇工工資的。有關資料顯示,投訴案件中50%左右是拖欠工資,而且拖欠時間較長、數額較大,有些地方還因此引起罷工事件。另外,私營企業主還利用違法的“廠規廠紀”來克扣工人工資。雇工的工資看起來較高,但實際上,按工人工作時間長短來算,工資實際水平并不高。同時,私營企業的雇員也分管理人員和一線雇工,企業主往往會支付給管理人員較高的工資并外加獎金;而一線雇工的工資則較低,加上勞動時間長,實際工資水平就更低了。
4福利待遇極少甚或沒有。私營企業雇工的所有收入就是工資,尤其是一線工人,他們只能得到按小時或按件數計算的工資,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任何福利待遇。大多數企業均不為職工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社會保障待遇,如基本養老保險等。雇員的傷殘、疾病均無保障,而公有制企業一般均為職工提供這些基本福利,還有失業救濟及養老保險等。
5雇工的人身權益遭到侵犯。私營企業的雇主隨意對雇員進行辱罵和虐待,凌辱甚至毆打工人的現象經常發生,雖然新聞媒體不斷對私營企業中虐待工人的事件進行曝光,有些案件政府還作了嚴肅處理,但這種現象并未完全消失。如,北京東城區某私營飯店老板經常辱罵其雇員說“三條腿的蛤蟆找不到,兩條腿的活人有的是,你們不愿意干就滾蛋,”深圳一家韓資企業懷疑女工偷竊,強行對該廠56名女工非法搜身,在沒有搜到“贓物”的情況下,試圖將女工辭退,并扣除7天工資。
(三)雇傭勞動關系的終止不合法。私營企業主往往按自己的意愿決定職工的去留,企業主稍不順心就隨意解雇雇工,還有一些企業主在其苛刻條件令雇工無法接受而遭到拒絕時立即辭退雇工。這種情況在沒有簽訂勞動合同的企業屢屢發生;即使有合同,企業主也不按合同來解雇雇工,況且許多合同根本沒有涉及解除勞動關系的條款,這均不符合《勞動法》的相關規定。另外,有些企業在職工因工致殘時把其辭退,不采取任何補償性措施,這嚴重違反了勞動法律法規。還有一些企業在沒有合同約束的情況下單方面不允許雇工辭職。由于勞動強度過大,環境過于惡劣,職工要求辭職,而企業為了自身利益卻不允許辭職,強迫其繼續做工。這也違反了相關的法律法規。
二、勞資關系對立的理論之源——經濟人思想
經濟人假設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核心思想,它主張,每個人都追求約束條件下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追求過程中各經濟主體之間展開充分競爭,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從主流經濟學的角度考察,勞資關系是生產要素所有者的勞動方與資本方的利益交換關系。在制度主義和產權理論的語境中,企業是一組個人契約關系的聯結,是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特別合約,但由于信息占有的不完全與信息分布的不對稱以及人力資本計量的困難和交易過程的不確定性,使該契約不可能是完備的,因此對于“經濟人”假設下的勞方與資方都有傾向實施機會主義的逆向選擇行為(即事前的隱匿信息)和道德風險行為(即事后的隱蔽行動),前者例如勞方無法了解到資方的盈利和成本的真實情況,后者例如資方無法觀測到勞方究竟努力還是偷懶等等,這樣對立格局的形成和沖突結果的出現將勢不可免。盡管不斷強化的管理、日益細化的制度有助于信息的公開、風險的降低,但一旦雙方熟悉了新的制度安排,就會以此作為游戲規則展開下一輪的討價還價,如此制度演進不息,而勞資沖突根蒂猶存。為降低雙方的交易成本、提高社會的經濟效率。政府有必要介入這一自由市場交易過程,從而使該交易關系變為勞方、資方和官方的三方博弈。政府通過微觀規制與宏觀調控兩種方式,以法律、經濟和行政三種手段,介入勞資關系的調節,但根據主流經濟學的假設,各級政府也同樣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追求選票或政績的最大化,尤其是在勞動供給過剩的市場環境下,三方博弈中的官方往往傾向于投資能力強的資方,而不是天然的弱勢群體一勞方,不能以公正的立場起到應有的平衡作用,卻每以公平競爭的名義將勞資關系推向市場,勞資矛盾得不到及時化解。
三、協調勞資關系的基本思路與途徑
(一)實現從經濟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轉型,處理好政府與資本的關系。實踐證明,經濟建設型政府對經濟增長的追求,很容易導致資本與勞動關系的失衡,受資本的影響,容易出現政府政策和行為的偏差。近年,資本對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行為的影響越來越大:在政策方面,一些地方政府只重視經濟建設的投入回報,嚴重忽視社會事業投入的巨大經濟、社會效益;不恰當地把一些本應該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推向市場、推向社會,導致經濟與社會發展失衡,各種社會關系失衡。在最近這幾年人們談論比較多的社會問題和社會矛盾中,如征地、拆遷、國有企業改革等,我們都可以看到,凡是涉及到政府過多直接介入經濟活動并忽視公共服務的地方,政府作為社會公正和社會秩序維護者的作用必然會打折扣。就市場經濟本身而言。勞動者和資本之間的地位是不對稱的。資本處于強勢地位,勞動者處于弱勢。而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公共權力和政策,會使勞動者更加處于不利的地位。它表現在勞動者不但工資低,大多數得不到社會保障,而且常常連必要的勞動保護都沒有,所得到的工資,不能包含抵抗因失業、疾病、養老等社會風險的部分,甚至也不能包括子女必要的教育經費。從再生產的角度來看,它只能再生產出貧困。此外,勞動者的工資還常常被拖欠。資本則因這種方式在加速自己財富的積累。在這種條件下,勞資矛盾在不斷的積累,就成為我們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矛盾。在勞動與資本的關系上,究竟是站在資本的立場上,以犧牲勞動者的利益為代價來追求經濟的增長,還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實現勞動者和資本的互利,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的一個重大問題。同志在新民主主義時期,曾提出了“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口號,把它作為指導多種經濟成分并存條件下我們黨的指導方針。回過頭來看,這個方針現在仍然適用。當然,只有政府站在勞動者的立場上,才能做到公私兼顧和勞資兩利,實現勞資關系的和諧,要以政府從經濟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型為前提。
(二)重視公平的價值取向,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公平與效率是所有國家的現代化都貫徹始終的問題,我們現在之所以要強調這個關系。是因為這個方面存在著嚴重的問題。政府的基本價值取向,應該是既要提高效率又要維護社會公平。效率是指在同一時間內投入的最小化和產出的最大化,公平是指社會成員機會或收入的相對均等化。換句話說,效率是指經濟蛋糕的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割這塊蛋糕。在設計政府政策的時候,這兩個目標往往是不一致的。我國政府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基本價值取向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樣的價值取向使得政府必須重視勞資關系的影響,政府如果僅以效率最大化作為基本的價值取向,就勢必會無所作為,任由勞資雙方通過市場機制實現雙向選擇。在勞動力供大于求的狀況下,政府的這種價值選擇就會加劇勞方的弱勢地位。使他們的經濟狀況惡化。無助的勞動者為維護自己的利益,往往會采取各種手段進行抗爭,從而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效率也就無從談起,即使經濟形勢良好。市場經濟也不可能解決全社會范圍內的失業、養老、工傷事故、醫療保健等社會問題。而這些正是保證市場經濟正常運行的重要條件,同時又關系到勞動者積極性的調動和保護。因此,如果政府無所作為,失去必要的宏觀調控,勢必會造成消極的影響,從而使經濟效率無法持續提高。強調公平的重要性。并不是要犧牲效率。中國本身的歷史經驗和國際經驗都表明,以犧牲公平來追求效率是無法長久的、代價極高的。對公平的追求,并非必然導致以犧牲效率為代價,而且可促進效率的提高,做到兩者真正兼顧。
(三)以人為本,尊重勞動,處理好勞動力成本與社會生產發展的關系。勞動力成本低是我國一些地區甚至是國家經濟發展的比較優勢和參與國際競爭的重要手段之一,但降低勞動力成本不能以犧牲勞動者的基本保障和勞動力的人格尊嚴為代價。沿海地區相當一部分非公有制企業,工人一個月600元左右的工資,每天工作十幾個小時,勞動環境差。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對這些企業的監管乏力造成的。一些“三資”企業看中的是我們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往往鉆我們的社保、土地管理制度不健全的空子,想方設法增大他們的利潤值。一些地方不為農民工參保,用來招商引資的土地零出讓。這些做法不可取。
從社會進步的視角看,輕視勞動者是與社會文明進步和建設和諧社會的要求相背離的。忽視、犧牲、侵蝕勞動者權益獲得的經濟增長不符合人類共有的道德標準。政府在集中力量創造就業機會,擴大勞動力需求的同時,應在勞動生產率提高的前提下,促進工資水平穩步上升,促進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