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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發展評價的理論；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發展評價方法；基于科學發展觀的研究思路等進行講述，包括了基于“驅動力-狀態-響應”概念模型的體系、綜合指數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以價值核算為前提的綜合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基于“能值”理論的指標體系、基于主觀賦權的綜合評價方法、基于客觀賦權的綜合評價方法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要深化對科學發展觀基本內涵和精神實質的認識,建立符合科學發展觀要求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體系。根據“堅持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的科學發展觀的內涵,通過對國內外研究現狀的總結,闡述五個統籌發展的框架體系,并提出基于科學發展觀的經濟社會發展評價的研究思路。

關鍵詞:科學發展觀;經濟社會;發展評價

一、發展評價的理論

對發展水平與進程進行評價既是對過去發展成就、發展的得失的總結,也是對當前發展道路、發展起點的選擇與判斷。關于發展階段的評價主要有兩個角度:一是以結構差異為依據的發展階段評價,二是從要素貢獻角度分析的發展階段評價。前者以錢納里為代表,后者以庫茲涅茨和丹尼森為代表。錢納里在《發展的格局1950-1970》中,根據戰后20年間101個經濟增長程度不同的國家的統計資料,分析出他們在發展過程中經濟結構上的一般變化規律,以人均GDP為綱,將經濟發展分成9個階段,考察不同階段經濟結構在10個方面體現出的變化[1]。庫茲涅茨在《各國的經濟增長》中主要討論了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進入現代經濟增長后國民生產總值的高增長率的主要決定性因素是什么;二是在這些國家的總產值不斷增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不斷提高的情況下,生產的部門結構和勞動力的部門結構的變動趨向如何。丹尼森在1960年對美國經濟增長的原因進行了測算,發現在美國國民產出相當多的部分無法用資本和勞動力要素的增長來解釋,丹尼森的解釋是規模經濟、資源配置和知識進步[2]。

通過發展成就來評價發展水平是當前廣泛使用的發展評價方法,聯合國提出的人類發展指數,通過衡量一個國家居民在健康長壽的生活、知識、體面的生活水平的平均成就反映一國的發展水平,這是目前為止衡量發展水平應用最廣、影響最大的指數之一;世界發展指標是世行每年發展報告的數據來源,包括世界概覽、人口、環境、經濟、政府和市場及全球聯系6大類,近千項指標[2]。中科院現代化指標體系由中科院何傳啟在《第二次現代化——人類文明進程的啟示》一書中提出,其現代化評價模型的基礎是英格爾斯現代化10項指標,再加上三類文明發展指標(知識生產、知識傳播、知識應用),分別衡量一個國家知識生產能力、國家知識和信息普及程度以及測試知識應用對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作用。何傳啟評價模型為評價不同國家的現代化進程提供了方法[3]。

世界經濟論壇與瑞士洛桑國際管理開發學院合作開發的國際競爭力評價體系,是與發展評價相關的又一項廣為人知的評價方法。進入20世紀90年代,可持續發展能力評價方興未艾,各國專家和學者非常重視可持續發展評價理論和實踐研究,建立了很多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指標體系。關于區域可持續發展研究的評價研究也倍受關注,基本形成了復合指標與多指標或指標體系兩類評價方法。盡管各類評價方法仍處在探索階段,但是指標與可持續發展總體目標的具體關系和聯系、指標的權重、指標的閾值、綜合評價方法一直是評價的核心和難點[2]。

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

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上可持續發展理念達成共識之后,可持續發展成為各國普遍關注的話題,關于可持續發展的研究重點一直在評價體系的構建上。國際上有代表性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主要有:

1.基于“驅動力-狀態-響應”概念模型的體系。典型代表是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UNCSD)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和聯合國統計局(UNSTAT)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框架。聯合國可持續委員會(UNCSD)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在“社會、經濟、環境和制度等四大系統”的概念模型和驅動力、狀態、響應概念模型(DSR模型)的基礎上,結合《21世紀議程》的內容設計而成,體系由25個子系統、142個指標構成,是目前較有影響且得到廣泛應用的可持續發展評價工具[4]。UNCSD的體系比較適合于環境受到壓力和環境退化之間的關系描述,但對于社會和經濟指標重視程度不夠,其指標數目也過多,層次、粗細分解不均,壓力指標和狀態指標之間差異模糊,指標權屬的不確定性明顯[5,6]。

聯合國統計局(UNSTAT)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框架FISD遵循“壓力-狀態”體系的思路建立,即社會和經濟活動對應于“壓力”,影響、效果與存量及背景條件對應于“狀態”,影響與響應對應于“響應”。該體系共31個指標,與CSD指標體系不同的是,FISD指標不是依環境因素或將環境成分作為劃分依據,而是以《21世紀議程》中的主題章節作為可持續發展進程中應考慮的主要問題對指標進行分類。該體系的缺陷是選擇的指標數目多于前者,在分類或指標屬性上表現得較為混亂[4,5,7]。

2.綜合指數型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針對CSD和FISD兩種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環境問題科學委員會(SCOPE)和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提出了一套高度合并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選取人口、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等多方面共25個指標進行系統分析,采用無量綱化和加權平均的方法求得衡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數。該體系根據指標的當前值和今后可持續發展政策所希望達到的目標值之間的差距給予各自的權重,即對于那些當前值和可持續目標值差距較大的指標給予較大的權重,這就需要以人們對可持續發展目標意見上的一致為前提。由于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的意見存在著差異,該指標體系簡單明了,易于認識和掌握,但評價中指標權重的確定有較大的不確定性[4,5]。

3.以價值核算為前提的綜合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典型代表有基于凈財富流量的指標體系如綠色GNP、基于財富存量指標體系即“新國家財富”指標體系等。世界資源研究所(WRI)提出的綠色GNP體系,其思路是就資源、環境對原GNP指標(也包括GDP和國民收入等經濟指標)進行修正。基本做法是從原GNP指標中減去對資源環境的消耗。世界銀行提出的“新國家財富”指標體系,改變了傳統的以“收入”為中心的做法,而以“財富”作為出發點,從考察實際財富以及可持續能力隨時間的動態變化這一宗旨出發,將可持續發展指標分為四個要素,即自然資本、生產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首次將無形資本納入可持續發展評價要素之內。該體系的優點是賦予可持續發展科學的內涵,并利用“儲蓄率”的概念對可持續發展能力進行動態的表達。該類指標體系存在的問題一是在理論上是否一切資源環境要素都可以價值化尚有爭議;二是即使可以對資源環境進行價值量化,在技術上也很復雜和困難[4,5]。

4.基于“能值”理論的指標體系(ESIISDI)。能值理論是由美國著名生態學家H.T.Odum于20世紀80年代末提出。該理論分別用能值產出率((EYR)環境負載率((ELR)、能值交換率((EER)來衡量系統產出效率、系統過程的環境影響、系統的交換效益。能值分析將能量分析方法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豐富發展了可持續發展的評價方法,并在全球范圍內得到日益廣泛的應用1997年美國生態學家BrownM.T.和意大利生態學家UlgiatiS.首次提出了能值可持續指標ESI,初步填補了能值理論中系統可持續發展的能值綜合評價指標的空缺,在系統可持續發展的能值評價方面邁進了一大步。中國學者陸宏芳等人針對ESI中存在的不足之處,對能流、物流和貨幣流進行綜合分析,將系統社會經濟效益作為分子、環境壓力作為分母拓展構建了與系統可持續發展性能成正比的新的綜合指標((SDI)評價系統可持續發展。SDI值越高,意味著單位環境壓力下的社會經濟效益越高,系統的可持續發展性能越好[4,8]。

此外,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的人文發展指標體系(HDI)、道夫尼爾人類活動強度指數((HAI),Daly-Cobb的可持續發展經濟福利指標(WMDS),Cobb等的真實發展指標(GPI)等,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Wackernagel于20世紀90年代提出的生態足跡模型,Dal和Cobb1998年提出的可持續經濟福利指數(ISEW)Prescott-Allen1995年提出的可持續性的晴雨表模型、荷蘭國際城市環境研究所(HUE)提出的城市可持續評價模型均為可持續定量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貢獻[4,5,8]。

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開始跟蹤國際相關研究的動向,1985年馬世駿院士參與了世界第一份可持續發展宣言書《我們共同的未來》的起草,1994年中國率先制定了《中國21世紀議程》,并就把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國家的基本戰略。牛文元于1993年提出的可持續發展度(DSD)指標體系,采用資源豐度、經濟強度、社會穩定性、環境忍耐性和決策合理性等5個指標來衡量可持續發展[10]。趙景柱于1995年綜合考慮世代的連續性、重疊性以及人類的生育年齡和工作年齡等因素,構造了時間跨度為30年的世代持續發展評價指標[11]。1996年毛漢英以山東省為例設計出4個系統層共計90個指標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從經濟增長、社會進步、資源環境支持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等層面評價了山東省可持續發展水平[12]。國家科委中國科學技術促進發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實驗區可持續發展評價指標體系,包括1個目標層、5個準則層和42個指標層。

國家計委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1997年按照社會發展、經濟發展、資源和環境4個領域分別列舉了重點指標,從總體上構建了一個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13]。1998年郝曉輝提出了由社會(含23個指標)、經濟(含18個指標)、資源(含6個指標)、環境(含20個指標)等四個部分組成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14]。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和《中國21世紀議程》管理中心(1998)建立了一套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總體結構是將可持續發展的指標體系分成經濟、社會、人口、資源、環境和科教6個子系統,共計83個指標。王錚等2004年提出了一個基于新增長理論的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其思想是按照資源、環境、增長、社會公平四維展開,每一維的測度都與新經濟增長模型聯系起來[15]。

科學發展觀提出以后,有些具有先見的專家學者對于建立科學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也產生了一些具有特色的評價體系。朱慶芳2005年曾用38個指標組成指標體系評價中國社會經濟的和諧度[16]。胡學鋒2004年用科學發展觀對小康社會的評價體系進行了修訂(36項指標)[17]。中科院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組2004年提出了5大綜合指標來衡量干部的政績[18]。《領導決策信息》2004年也推出了與科學發展觀相應的政績評價指標,包括5個一級指標和25個二級指標[19]。

三、發展評價方法

根據指標權重賦權方法的不同可以將現有綜合評價方法研究分為兩種:主觀賦權法和客觀賦權法。

1.基于主觀賦權的綜合評價方法。夏水春提出用AHP法評價高新技術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水平狀況,來反映高新技術企業的可持續發展落實情況[20];姚天祥運用德爾菲法和層次分析法對汽車運輸企業市場的競爭能力進行了評價[21];劉建翠(2005)采用層次分析法,建立指標體系對全面小康社會的發展水平進行綜合評價[22];劉亞臣等(2008)應用模糊綜合評價方法對我國幾個典型省份的城鎮化進行評價[23]。此類研究人為影響因素大,說服力不強。

2.基于客觀賦權的綜合評價方法。王大虎等將主成分分析法應用在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對河北省11個地區的經濟可持續發展狀況進行了評價分析[24];王艷平利用因子分析法分析了陜西省的經濟狀況[25];陳玉娟等將熵值法應用在城市可持續發展水平的評價中,并將城市可持續發展系統分成經濟、社會、環境和支撐四個子系統,建立了評價指標體系[26];杜心靈等(2007)運用因子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對我國各省小康的發展狀況進行實證分析與比較研究[27]。朱順全(2004)采用因子分析對我國城鎮的小康發展水平進行評價[28]。閆文周(2005)應用熵權方法對我國的小康發展水平進行評價[29]。此類研究對結果成因和評價過程的經濟學解釋說服力不強,其確定的指標權重也可能與其實際的重要程度產生較大的偏差,從而影響評價的準確性。

四、基于科學發展觀的研究思路

1.建立體現科學發展觀的經濟社會發展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第一,補充和完善反映科學發展觀的指標集。在現有指標體系的基礎上,增加國家進步指數、國民幸福指數等反映經濟、社會、生態、人的全面發展等方面的指標,改變現有研究指標殘缺不全的現狀,完善反映科學發展觀的指標集。第二,進行科學的指標篩選。利用主成分分析的正交旋轉,對海選后的指標進行篩選,篩選出反映經濟、社會、生態、人的全面發展等方面的主要指標。第三,利用統計方法對指標進行合理的分層。采用Fisher聚類分析對篩選出的指標進行邏輯分層,構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

2.利用地區差異系數,保證不同地區評價結果的可比性。應用Topsis、距離函數確定綠色GDP、人均財政收入等經濟指標的地區差異系數,量化不同地區在經濟實力等方面的區域差異。解決以往在不同地區的評價中忽略地域性差異而導致評價結果失真的問題。

3.采用循環修正的思路,構建評價方法體系。第一,采用多種方法進行綜合評價。例如,用模糊聚類、AHP、灰色評估、因子分析等方法對國家或地區發展狀況進行綜合評價。第二,一致性檢驗。利用Sperman等級相關系數,對上述方法得到評價結果進行一致性檢驗。第三,評價結果的循環修正。利用平均值法、Boarda法、Compeland法等方法對通過一致性檢驗的評價結果進行修正,得到合理的評價結果,解決不同方法的評價結果相互矛盾的問題,提高評價的正確性和合理性。

4.采用主成分分析法確定評價結果的主要影響因素。應用主成分分析斜交旋轉法對已獲取的綜合評價結果進行分析,確定影響科學發展觀的主要因素,彌補現有研究判定評價結果的主要影響因素缺乏量化分析的缺陷,提高判定主要影響因素的精確度,有利于評價主體提出針對性的改進措施。

5.根據不同指標的特點采用不同的評分方法。分析不同指標的特征,選用不同的評分方法對不同的指標進行評分。可解決現有研究忽視評價指標個體差異所導致的綜合評價結果失真問題,為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綜合評價提供新思路。

6.構建評價結果與改進措施相對應的評價機制。根據綜合評價結果,找出評價對象在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并提出具有針對性的改進措施,以促進評價對象的自我管理和完善。

五、結論

建立一套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綜合評價體系的應用價值,一是可以比較國家或地區的不同年份的發展狀況,根據不同年份評價結果的對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響評價結果的主要因素,歸納出發展最好年份所采用的措施及方法,為國家的宏觀決策提供思路。同時找出導致發展比較差的年份的原因,為國家宏觀決策提供針對性建議,促進社會和諧發展。二是比較不同地區的發展狀況,比較不同地區發展狀況。例如,比較深圳、大連、西安等副省級城市或某一個省的各地級市某一年的發展狀況。根據不同地區評價結果的對比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找出影響評價結果的主要因素,歸納出發展最好地區所采用的經驗、措施及方法,同時找出導致地區發展較差的原因,并將評價結果及改進措施抄送給有關政府部門,為城市的宏觀決策提供思路及針對性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