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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集約型知識經濟及其實現途徑

經濟發展方式是指推動經濟發展的各種生產要素及其組合和作用的方式，根據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經濟發展方式可分為粗放型和集約型兩種，粗放型發展是以增加投入和擴大規模為基礎，強調發展的速度和規模，其結果是高投入、高消耗、低質量、低效益。與之對應的是集約型發展方式，它是以提高生產要素的使用效率為基礎，強調發展的質量和效益，其結果是低投入、高產出、高效益。一般而言，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由于經濟落后、工業基礎比較薄弱，只能走粗放發展之路，通過大量的投入和擴大生產規模來實現發展；但隨著經濟規模的不斷擴大，投入規模報酬不斷降低，這種粗放型的發展方式日益難以為繼，就不得不轉向集約型發展。這是經濟發展的普遍規律。在知識經濟領域，同樣遵循這一規律。但知識經濟與傳統經濟又有不同之處，為了闡明這個問題，我們先來看一下知識經濟運行的全過程。在知識經濟中，知識是以資本的形式存在的，知識資本運行的總公式依然符合馬克思的資本運行總公式G～w～G’，只不過馬克思是指G(貨幣)一W(商品)一G’(更多的貨幣)。而在知識經濟中，w不僅包括一般的物質商品，還包括知識。為了便于區別，知識經濟運行的總公式可寫為G—w•K—G’。如果只考慮知識資本，那么知識經濟運行的總公式直接就是G—K—G’。其中，G為知識生產的投入，既包括R&D經費投入，也包括資本化了的R＆D人員投入；K為知識生產的產出，主要包括科技論文、專利等知識成果；G’指知識應用后帶來的社會經濟效益。G—K是知識的生產過程，K—G’是知識的應用過程。在傳統經濟領域，集約型經濟發展主要是在G—w階段，即商品的生產階段；而在知識經濟領域，討論其集約型發展不僅包括G—K的知識生產階段，也包括K—G’的知識應用階段。因此，實現知識經濟的集約型發展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在知識生產階段，通過對知識生產要素的優化組合，持續的、高效的生產和創造新知識，以滿足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二是在知識的應用階段，通過改善和提高知識的利用率，以知識的最大化使用效果來滿足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要。許多發達國家正是通過這兩種途徑，實現了通過知識來大力發展國家經濟的目的。

2我國知識經濟發展的現狀

2．1知識生產的投入情況

知識生產投入主要包括R&D經費投入和R&D人員投入。R＆D經費及其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R＆D／GDP)這兩個指標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研發的投入和強度；R&D人員是各種科技投入的使用者，是科技活動中最直接最積極的因素。其中，科學家和工程師是R&D人員中的核心力量，擔負著科技發現、知識進步和科技創新的重任，其人數比例反映了整個R＆D人員的研發能力。R＆D經費投入和R&D人員是目前國際上通用的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科技投入的重要指標。從圖1可以看出，我國R&D經費投入整體呈上升趨勢。2008年，我國R&D經費達到4616億元，是199O年的36倍。尤其是自1998年以來，在這1O年間我國R＆D經費年平均增速達到24左右。R&D／GDP反映的是科技投入的強度，比起R&D經費的絕對水平，Rb-D／GDP的變化要復雜一些，但是在我國近3O年來GDP以年均8的高速增長的情況下，我國R&D／GDP依然呈明顯的上升趨勢。到2008年，R&D／GDP達到了1．54，遠遠超過了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從圖2可以看出，l996-2008年間，我國無論是R&D人員總數還是科學家和工程師所占的比例都呈現出穩步上升的趨勢。從2003年開始，我國R&D人員總數以年均9的速度增長；到2008年，我國R&D人員總數達到496．7萬人，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2位。科學家和工程師所占的比例，除了在1998年和2004年出現小幅下跌以外，其它年份都呈現出緩慢上升的趨勢；到2008年，科學家和工程師所占的比例達到了69．2。從橫向來看，我國R&D強度與G7國家相比差距不斷縮小。如圖3所示，從2002年開始，超過了意大利，但與G7其它國家尤其是與美日兩國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值得注意的是，從1990年開始，G7國家的R&D密度從未低于1，日本更是多年在3以上，而我國R＆D密度在2000年以前一直是在1以下徘徊，這反映了我國R&D存量與G7國家相比尚存在著嚴重不足。R&D投入結構主要是指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實驗發展在RD投入中所占的比例。R&D結構合理，則知識生產的效率高；結構不合理，則事倍功半，甚至會導致R&D投入的閑置和浪費。如圖4所示，2007年，我國3項研究的比例是4．7；13．28：82．02；2006年，美國是18．56：23．12：58．31；2006年，日本是12．65：22．18：65．17；2005年，法國是23．17：38．14：38．69；2005年意大利是27．71：44．4：27．89。而國際上通常認為三者的最佳比例是15：25：60，由此可見，我國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比例偏低，尤其是基礎研究，僅僅才占最佳比例的1／3。總的來說，近年來，我國知識生產的投入無論是經費投入還是人員投入，都呈現出高位、高幅度增長的態勢。但從橫向來看，我國R&D的投入與發達國家相比，無論是R&D流量還是R&D存量，都存在著明顯差距。從R&D投入的結構來看，我國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嚴重不足。

2．2知識生產的產出情況

知識生產的產出主要是科技論文、專利等知識成果。科技論文反映了一個國家或地區知識產出的重要指標。根據2009年中國科技信息研究所公布的中國科技論文的統計結果，1999-2008年我國科技論文的發表量占世界科技論文總數的比例持續增長，從1999年的3．3上升到2008年的11．5，排在世界的位次從第8位上升到了第2位(見表1)；從2006年開始，我國的論文總數連續3年居世界第2位，僅次于美國。這些數據表明我國科技的數量在世界科技論文總量上占據重要位置，科技投入取得了一定的投資效果。在對科技論文的質量進行評價時，目前最為普遍并受到大多數國家公認的是以被ESI收錄的論文數量和論文引用率作為評價指標的論文。2008年，在ESI收錄的論文數量排序前8名的國家中，我國的論文數量居世界第5位，但其引用率在8國中卻排名最后，不僅遠遠落后于排在第1位的美國，而且與排在第7位的日本也有非常大的差距，這說明我國科技論文的質量亟待提高。利是衡量各國知識生產的另一項指標，按其類型可分為發明專利、使用新型專利和外觀設計專利。專利反映了一國技術發明創造活動的水平和產出狀況。其中，發明專利因知識含量高、具有國際可比性，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一個國家的知識生產能力。從專利數量來看，2000—2006年間，我國專利總量呈持續增長的態勢(見圖5)。尤其從2002年開始，其增長幅度進一步擴大；到2006年，已經遠遠超過英、法、德、加等國，僅次于日本和美國。而從3項專利的分布情況來看，2008年，我國發明專利僅占全部授權專利的26(見圖6)，遠遠低于發達國家平均6O的水平，這同樣說明我國專利的質量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較大差距。通過對我國近年來知識生產的產出情況分析，我國知識的產出無論是科技論文還是專利，在數量上都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居世界的領先位置；但在質量上即都存在著明顯的不足。這表明，近幾年我國對知識生產的投入重數量和規模，輕效益和質量。

2．3我國知識的應用情況

根據知識經濟資本運行的總公式G—K—G’，知識資本的生命在于永不停息的運動，只有在不停的運動中才能實現價值增值，而知識應用正是知識轉化為生產力并帶來經濟剩余的重要一環。如果K—G’不能實現，那么之前對知識生產的投入就無法收回，甚至會造成浪費；而如果K～G’轉化后帶來的經濟剩余不足以支撐高速的持續投入，那么知識資本的循環也不能持續運行。科技成果轉化率和科技進步貢獻率主要反映了知識應用水平的高低。科技成果轉化率是指轉化為生產力的知識成果占全部知識成果的比例，它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知識應用在數量上的指標。而科技進步貢獻率是指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份額，它是衡量區域科技競爭力和科技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綜合性指標，它主要反映了知識應用的質量。其中，科技成果轉化率的高低決定了科技進步貢獻率的高低，只有保證大量的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并產生出社會經濟效應，才能提高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目前，我國科技成果的轉化率平均僅為2O，實現產業化不足5，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水平。盡管每年我國有近萬項科研成果通過鑒定，其中有3O左右的成果為國際首創，從一定程度上占據了國際領先地位并填補了國內空白，但遺憾的是這些成果僅有15～20被轉化為批量生產，只有5％的成果形成了產業化規模，專利的實施率也僅為3O左右。相比而言，美國的科技成果轉化率高達7O～80。據測算，目前我國的科技進步貢獻率為39，而美國、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已經達到80左右。因此，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如何減少科技投入的閑置和浪費，提高知識應用的水平，是我國知識經濟實現集約型發展必須要解決的重要問題。通過以上分析可以發現，當前我國知識經濟的發展現狀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發展迅速，實力大增，已經具備一定的基礎，這主要得益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以及國家對科技事業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新世紀以來我國所提出的建設創新性國家的宏偉目標加大了對科技事業的投入，使我國的科技事業蒸蒸日上；二是我國知識經濟的發展僅僅只停留在數量和規模上，粗放型特征很明顯。這主要表現為R＆D投入的結構問題突出、知識成果重數量輕質量、科技與經濟嚴重脫節等。

3我國知識經濟集約型發展的對策

3．1加大投入，調整結構。提高知識生產能力

3．1．1加大投入

國家的繁榮昌盛是靠人民創造的，不是繼承來的。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的創造力是一個國家最寶貴的財富，而強大的知識創造力源于巨大的投入。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要想通過知識經濟的集約型發展來實現國家的繁榮昌盛，沒有大量的R&D投入是萬萬不行的。因此，我們不僅要在R&D投入的流量上努力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還要在存量上多還過去欠下的“舊債”。加大R&D投人就要綜合運用財政、金融、稅收等經濟杠桿，多渠道吸收社會各類資金投入R&D活動。具體來說，一要繼續加大政府對R＆D活動的投入力度，充分發揮政府財政資金的引導和推動作用；二要大力引導民間資本投人R&D活動。目前，我國有超過10萬億元的民間資本處在閑置狀態，利用民間資本參與R＆D活動將是政府財政資金的一個重要補充；三要吸引跨國公司在華設立R&D機構。那些在國際市場上獨領風騷的跨國公司，大多資金雄厚、技術先進，要充分利用各種稅收優惠政策吸引跨國公司來華進行研發投資和人力資本開發，充分利用其“溢出效應”積極參與R&D活動的國際合作，與國外大學、研發機構和企業建立廣泛的合作關系，進行合作開發或委托開發。

3．1．2調整結構

結構合理才能事半功倍。就R&D投人結構而言，主要指R＆D投人中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實驗發展三者的比例。目前，我國實驗發展在R&D經費中所占比例相對較大，而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比例卻偏小，尤其是基礎研究的投入嚴重不足。近幾年，我國基礎研究占R&D經費總額的比例常年在5左右徘徊，這一比例僅是最佳比例的1／3，不足美國的I／4。而基礎研究的每一個重大突破，都會對科學技術的創新產生巨大的、不可估量的作用。人類技術文明發展史上的大革命，大多是由基礎研究上的突破所引起的技術開創性的革命和變化。因此，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對于緩解當前R&D結構失衡、提高R&D的產出質量具有重要意義。基礎研究由于耗資大、風險高、周期長，且知識成果的外溢性強，私人企業不愿也無力對基礎研究進行投入。因此，政府應該在基礎研究投入中扮演主要角色，積極承擔進行基礎研究的責任，同時充分利用多元化的投融資途徑來分散風險，才能吸引私有資金參與到基礎研究活動中去。

3．2激活源頭。創新機制，推進知識資本的運營

3．2．1評選機制

R&D人員的知識生產活動是知識經濟的源頭，源頭得不到保障，知識經濟也就無從談起。當前，我國科教系統在對科研人員職稱評定、職務提升、獎金分配等方面普遍都與科研人員發表的論文、成果的鑒定直接掛鉤。在評價科研單位的科研水平及評級達標的考核中，主要也還是以科研成果和的數量來確定。這就導致我國科技人員和科技管理者普遍都存在重成果輕專利、重評審輕市場的觀念，使許多知識成果一開始就先天不足，要么缺乏市場導向，要么距工程化要求太遠而沒有商業價值，嚴重影響到知識產業化進程的發展。因此，要想完善科教系統的評選機制，就要把獲得專利和知識成果實現產業化發展作為專業技術職務評審的重要條件。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調動知識生產者的積極性，保證有源源不斷的優質知識成果實現資本化和產業化的發展。

3.2．2分配機制

長期以來，我國企業產權制度的基本特征是“誰投資、誰擁有、誰受益”，即由貨幣出資者取得對企業所有權的掌控。隨著知識經濟的不斷發展，知識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在企業生產經營中日益成為主導因素。顯然，這種“所有權系于出資”的產權結構已不能再適應知識經濟背景下企業的實際狀況和實際需要。它既不能有效激勵企業的創新人員，也不利于留住掌握核心技術的關鍵人才。鑒于此，許多專家提出了以產權激勵為主要形式來構建知識型企業的設想。在知識型企業中，創新者成為委托人，是企業增量知識的創造者并決定著企業生產什么樣的產品；經營者管理工人并組織生產；資本所有者成為債權人，獲取固定的股息收益；生產者負責生產，獲取固定的工資報酬。創新者和經營者共同分享企業的剩余價值。這種以產權激勵為主要形式的知識型企業，一方面能最大限度地激勵創新者和經營者發揮他們的技術來開發知識和管理知識，使他們與企業同呼吸，共命運；另一方面，還可以對企業創新者和經營者形成有效的約束，不至于使他們頻繁地離開企業，使企業蒙受巨大的損失。

3．2．3風險機制

知識轉化為生產力的過程，是一個典型的高投入、高風險、高收益的過程。一項科研成果從基礎研究到技術開發再到產業化的投資比例是1：10：1。O。在成果轉化的不同階段，需要不斷地注人資金，且注入的資金需要不斷地加大。同時，由于新技術、新成果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可能面臨著很高的失敗率，因而具有較大的風險性。但從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如果科技成果轉化成功，得到了市場的認可，其收益也是無法估量的。正是由于知識產業化的特點，才決定了它僅僅依靠傳統的融資手段是不可能滿足其資本需求的。因此，風險投資在科技成果轉化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其作用就好比化學反應中的催化劑，能使知識快速地轉化為生產力并能夠取得經濟效益，同時也能實現風險投資自身的發展壯大。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風險投資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尤其是近幾年來，由于中國經濟發展勢頭良好，加上人民幣存在較大的升值空間，吸引了大量的國際風險資本進入中國市場。但與歐美風險投資起步早、發展快且較為成熟的國家相比，我國的風險投資還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完善：一要擴大風險投資資本來源。雖然近些年來我國風險資本呈井噴式發展，但與眾多高新技術企業對資金的需求相比，仍然是杯水車薪。其原因之一就是我國風險投資融資渠道狹窄，投資資本單一。資金來源主要集中在政府財政專項撥款和金融機構貸款上。結合我國國情來看，要解決風險投資資金短缺的問題，就必須廣開投資渠道，鼓勵企業特別是大中型企業把資金投資用于風險投資領域，適度開放對養老基金的投資限制，積極引導外資參與風險投資，加大力度吸引民間資金等；二是政府應加大對風險投資扶持的力度。由于風險投資在我國發展不足3O年，大部分國民的投資觀念尚未轉變，他們不了解風險投資的游戲規則。因此，許多人寧愿把閑余資金存入銀行也不愿做風險投資。在我國，風險投資還遠遠不成熟，這就離不開政府的大力支持，政府的引導往往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使社會各方面的資金向風險投資領域聚集；三是建立和完善風險投資的退出機制。風險退出機制是指風險投資機構在其投資的風險企業發展相對成熟以后，將所投的資金由股權形態轉變為資金形態。退出機制不僅為風險投資提供了連續的流動性，而且也為風險投資提供了持續的發展性。可以說沒有退出，風險資本就難以生存和持續發展，退出機制不健全，風險投資往往事倍功半。

3．3市場主導，政府引導。優化知識經濟的發展環境知識經濟發展的主體主要包括科研機構、企業和政府。科研機構擁有豐富的人才和知識儲備能力、較強的研發能力，是知識的主要提供者；企業具有較強的知識需求和充裕的資金，能敏銳地感受到市場對新知識成果的需求，往往走在創新的前列；政府能夠承擔一定的知識成果轉化風險，具有較強的組織調控能力，可以為知識經濟的發展創造良好的政策、法律、服務環境。科研機構、企業和政府應彼此配合，來優化知識經濟的發展環境。

3．3．1法制環境

知識經濟是以人才和知識等智力資源作為第一要素的經濟，對于智力資源這種無形資產的歸屬和占用進行法律判斷，其難度遠遠大于有形資產的判斷。而知識產權作為一種法律所確認的權利，其實質就是確認知識(智力成果)是財產、是財富的法律制度。因此，知識產權法律制度是知識經濟發展所必需的法律條件，是保證知識經濟正常運行的有效手段。同時，隨著知識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知識產權貿易已成為國際貿易中的主要形式和競爭手段，wTO把知識產權貿易列為世界貿易體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因此，建立一個完整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知識產權法律現代化、國際化的需要。法制環境最重要的是要形成強有力的制約機制，要加大知識產權的保護力度，擴大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依法嚴懲侵犯知識產權的犯罪人，切實維護知識產權人的合法權益。

3．3．2政策環境

知識經濟是以高技術產業和新興產業為支柱產業的經濟，由于這些產業具有明顯的不確定性和不成熟性，因此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和政策扶持。具體而言，政府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優化知識經濟發展的政策環境：一是加強產業技術政策的引導，引導企業技術創新的方向，通過產業技術政策調整，扶持知識型企業加快進行技術和管理創新，以提升它們的技術檔次和服務水平；二是要運用財政政策支持知識型企業的技術創新，財政扶持主要是對R&D的直接投入和運用貼息、擔保等手段對創新進行激勵和扶持。對于符合產業技術政策的研究開發活動，政府就應在資金上予以支持，用少量資金來引導產業技術政策的實施和刺激企業創新投資的積極性；三要改革和完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知識型企業的技術創新，稅收優惠政策應把產業優惠和區域優惠相結合，以項目優惠為主；改進與所得稅相關的折舊政策和費用列支政策，并實行投資抵免政策，對中間試驗產品和專利所得收入實行減免稅政策以及其它稅收優惠政策，促進企業技術創新。

3．3．3社會環境

良好的社會環境是知識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之一。社會環境主要包括3個方面：一是輿論環境，要在全社會營造尊重知識、鼓勵創新的輿論環境，提高全民的知識產權意識和專利意識，同時要形成鼓勵成功、寬容失敗的包容精神，為創新者打消創新顧慮；二是服務環境。服務環境建設主要包括創業服務機構建設和中介機構建設兩個方面的內容。創新服務機構通過為創業初期的科研開發人員提供資金、場地、人才、研發指南等多方面的綜合性服務，促進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商品并形成產業。中介機構主要是為企業提供技術交易、技術轉移的平臺，以實現技術進步對經濟社會的推動作用；三是信用環境。信用環境是市場經濟的基石，也是知識經濟集約發展不可或缺的必要條件。因此，要大力營造有利于知識創新和產業化的信用環境。

4結語

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是一個長期的、動態的變化過程，是不能一蹴而就的。一方面是因為直接制約經濟發展方式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漸變的長期過程。更重要的是因為一種經濟模式從一個成長階段到另一個更高的階段是經濟結構沿長期趨勢演變的自然過程。客觀地講，在過去的十幾年里，雖然我國的知識經濟是以粗放型的方式在發展，但是正是這種方式把我國由一個科技小國、科技弱國變為一個科技大國，走完了西方國家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發展歷程，功不可沒。但是，當我國知識經濟經過幾十年的快速發展和總量積累之后，粗放型發展模式的弊端日益明顯。因此，及時從粗放型知識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為集約型知識經濟發展方式、不僅是貫徹落實國家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方針政策，同時也是新形勢下我國應對國際競爭中的機遇和挑戰而采取的一種歷史性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