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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東亞貨幣合作的必要性；東亞貨幣合作的可能性；東亞貨幣合作存在的障礙，對東亞貨幣合作探討進行講述。其中，主要包括：有助于東亞各國和地區實施貨幣政策協調,防范金融危機和進行危機后的自救、有助于東亞各國和地區擺脫美元化,建立一個更加符合區域利益的匯率制度、有助于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格局、、有助于節省國際儲備,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要素流動性標準、經濟開放度標準、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及經濟一體化程度不高、東亞各國和地區內尚不存在軸心國、東亞各國和地區內尚不存在軸心國，具體材料請詳見：

論文關鍵詞:東亞貨幣合作探討分析

論文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和發展,隨著歐元作為歐盟單一貨幣取得的成功,特別是東亞金融危機給人的深刻教訓,東亞各國和地區普遍認識到加強區域內貨幣合作的重要意義。通過分析指出:雖然存在一定的障礙,但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加強貨幣合作,有助于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從而為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作出應有的貢獻。

跨入21世紀后,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從各自的條件及自身的經歷體會到,無論是政治、國家安全還是貿易、金融貨幣領域,只有加強區域性統一行動,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維護自身利益,謀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另外,1999年以后,歐元作為歐盟單一貨幣的出現及其在世紀之交爆發的金融危機期間的穩定表現,本身就預示著區域貨幣合作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不僅如此,連向來對區域經濟合作持否定態度的美國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轉而積極地投入到狂熱的區域經濟合作中來,并主導著拉美國家美元化的進程和方向。在這樣的背景下,東亞各國和地區政府充分認識到加強本地區貨幣合作的重要性。

一、東亞貨幣合作的必要性

1.有助于東亞各國和地區實施貨幣政策協調,防范金融危機和進行危機后的自救。20世紀90年代末期東亞金融危機充分暴露出東亞地區原有貨幣金融體制尤其是匯率制度的缺陷,使人們認識到必須依靠地區合作的力量和通過貨幣政策協調,才能共同抵御金融危機的沖擊。IMF等現有的國際經濟組織盡管有協調各成員貨幣政策的職能,但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并不能很好地發揮其進行及時救助的職能。而且,從本質上來說,IMF是為實現歐美國家加快對亞洲金融市場擴張目的服務的,這在其對亞洲貨幣基金方案的反對上表現的非常明顯。因此,對東亞各國和地區來說,加強貨幣合作,不僅有其必要,而且可以加強彼此防御金融危機的沖擊,防止在一個國家發生嚴重的貨幣問題后,其他國家自行其事,相互間采取競爭性的貨幣貶值,進而引起傳染性貶值,加深貨幣危機的情況再次發生。

2.有助于東亞各國和地區擺脫美元化,建立一個更加符合區域利益的匯率制度。東亞各國或地區的匯率制度雖然各具特色,但基本上是釘住美元或與美元聯動,這種做法有它積極的一面,如使本國企業和居民能夠在本幣和美元之間擁有更多的選擇,進而通過這種競爭,促使本國貨幣當局遵守貨幣發行規則的約束;有利于金融深化,促進國內、外金融市場一體化的發展,降低本國金融的交易成本;可以防止本國資本外逃。但是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也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在國際資本大規模高速流動和美元匯率劇烈波動的情形下,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存在諸多問題,如削弱了貨幣的金融主權,使本國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嚴重地受制于美國,導致了“金融殖民化”;進一步抑制了居民對國內、外產品的消費,產生了緊縮效應;隨著貨幣替代程度的加深,導致匯率的波動幅度加大等。

3.有助于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格局。作為經濟一體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貨幣合作不僅僅是經濟一體化的高級發展階段,而且還是一個漸進、緩慢的長期演變過程。在此過程中,貨幣合作不但不能脫離貿易、投資等基本經濟合作而獨立,而且必須以后者的發展為前提才能發展起來,進而又反過來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推動經濟一體化向前發展。目前,除東亞地區外,世界各種區域性經濟集團先后涌現,并且先后都推出了各種由自由貿易區而關稅同盟,再由關稅同盟而貨幣聯盟的方案,因此,貨幣合作已經成為全球大勢,并成為維系世界金融穩定的主要基礎。

RobertA.Mundell在2000年曾經預言,在21世紀的頭10年內,隨著區域經濟合作的迅速發展,世界很可能出現一個歐元區、美元區和亞洲貨幣區為中心的穩定性金融三角,國際貨幣體系將會重歸固定匯率制度。目前,歐元區和美元區的發展正緊鑼密鼓,而亞洲的貨幣合作卻仍未付諸實行。如果在未來的10年或更長的時間內,亞洲貨幣區可以脫穎而出,亞洲國家將因一個更為平等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出現而受益。不管Mundell的預言準確與否,對東亞各國和地區來說,未來可以選擇的制度空間極其有限,要么成為其他兩個貨幣區的附庸;要么成立自己的貨幣區。因此,東亞各國和地區致力于建立本地區金融、貨幣協調與合作機制,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的理性選擇,而且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最終為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作出的貢獻。

4.有助于節省國際儲備,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國家的國際儲備在持續增加,從1990年的3037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6625億美元,再增加到2000年的11375億美元。其主要原因是:浮動匯率下,貨幣危機的頻繁發生迫使各國不得不大量保持國際儲備,并且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各國或地區為了保持對美元匯率的穩定,不得不以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頻繁地對外匯市場進行對沖干預,以致國際儲備日增,并重新回歸到高頻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如果實行貨幣合作,東亞各國和地區不僅可以節省國際儲備,還可以把資金轉用于國內發展,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改變不合理的國際資金分配格局。

二、東亞貨幣合作的可能性

哪些東亞國家和地區適合組成“最優貨幣區”(OptimalCurrencyAreas,簡稱OCA)?西方理論界普遍認為,在選擇最優貨幣區的可能參加國時,應注重考察生產要素流動程度、商品多樣化程度、經濟開放程度和市場一體化程度及政策目標一致性等因素。

1.要素流動性標準。要素市場越靈活,資本及勞動力的流動性越高,這些國家越有可能組成最優貨幣區。回顧歐洲貨幣合作的實踐可以發現,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是建立經濟貿易聯盟的前提條件。雖然沒有足夠的數據對東亞進行相關論證,但總的來看,東亞各國或地區對生產要素流動的限制比較多,比如,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資本項目迄今尚未放開,而且,在亞洲金融危機后這種限制被加強了。如馬來西亞在1998年恢復了資本管制;日本雖然很早放開了資本項目,但其對外國資本投資本國的限制一直非常嚴格;同時,由于民族、宗教和語言上的巨大差異,各國或地區對勞動力的流動限制也很嚴格,這使東亞地區無法通過生產要素的充分流動來熨平各國的經濟波動。但是,相對于歐洲,東亞勞動力市場較為靈活,不僅干擾因素的規模比歐洲小,而且調整速度也要快得多,這說明東亞各國或地區比歐洲各國更容易對干擾因素做出反應。

2.產品多樣化標準。首先,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越大,產業結構的相似性就越低,產品的多樣化程度就越高。這樣,對一個生產產品高度多樣化的貨幣區來講,當其遭受進口需求沖擊時,由于單一商品在整個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并且這種進口沖擊還與不同的國外需求沖擊之間具有交叉抵消的機制,因此,它具備推行固定匯率制的條件。目前,東亞各國或地區不但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極大,而且其產業結構的差異也極為懸殊,這無疑具備了產品高度多樣化的條件。

其次,從各經濟體對潛在干擾因素進行調整的相關性、速度及規模看,如果這種擾動因素是相關的,而且調整迅速,規模較小,那么他們就是OCA的較好候選國。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在估計了東亞各經濟體之間的雙邊需求沖擊及供給沖擊相關系數后發現,日本、韓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的需求沖擊是對稱的。Taguchi(1994)則通過計算利率、消費品價格指數(CPI)等指標的相關系數,檢驗了外部沖擊對東亞經濟體、美國、日本影響的對稱性,結果發現,在CPI指標上,東亞各經濟體與日本相關性強;而在利率、股票價格等指標上,則與美國相關性強;不過20世紀80年代末期與日本該指標的相關系數有所增強。因此,隨著東亞各國或地區內經濟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3.經濟開放度標準。根據重疊需求的貿易理論,在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由于需求結構相似,使同質產品,尤其是制成品進行貿易的可能性加大,因而其內部貿易量也就比較大。這種區內貿易的擴大,不僅節省了交易成本,而且由于雙邊匯率變動對其的影響也要比替代產品貿易小得多,因此,隨著制成品貿易所占的比重加大,貿易伙伴也就越愿意采用共同貨幣,共同貨幣給其帶來的利益也會越大。“廣場協議”以來,東亞區貿易額顯著上升,尤其是對華貿易比重日漸上升,而對美國的出口則相對有所下降;另外,雖然在1997年東亞區域內貿易額所占GDP的比重低于歐盟同期水平,但由于經濟增長較快和產業結構趨同,近年均呈增長態勢,具有趕上歐盟的趨勢。事實上到2002年,東亞也確實趕上了歐元啟動前的水平,而且,隨著東亞經濟的發展,亞洲“四小龍”的貿易結構已經越來越接近日本,中國和東盟各國的貿易結構與亞洲“四小龍”的差距也在逐步縮小之中。總之,從經濟開放度這個標準來看,東亞雖然與歐盟各國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由于近年來區域內貿易和投資增長很快,東亞經濟的相互依賴性越來越高,這些都構成了東亞貨幣合作的經濟基礎。

4.政策目標一致性和通貨膨脹率相似性標準。共同貨幣區成員國即使經濟結構類似,外界沖擊也是對稱的,但如果各國和地區的政策目標不一致,那么他們之間就很難推行OCA。而衡量政策目標一致性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通貨膨脹率的相似性。通貨膨脹率越相似的國家和地區,越具備推行OCA的條件。雖然東亞各國和地區的通貨膨脹率標準方差較大,但是近幾年有趨近的趨勢,因此東亞各國和地區基本具備推行OCA的條件。

三、東亞貨幣合作存在的障礙

雖然東亞各國和地區經濟合作發展迅速,存在推進貨幣合作一體化的經濟基礎,有形成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但在目前要取得實質性進展,還存在相當大的難度,主要障礙有:

1.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及經濟一體化程度不高。當前,東亞各國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從經濟總量來看,中國、日本居首,“四小龍”次之,東盟國家弱,總量相差極為懸殊。從人均水平看,則大致分為五個層次:日本第一層次;亞洲“四小龍”和澳門、文萊為第二層次;馬來西亞和泰國為第三層次;中國和菲律賓、印尼為第四層次;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為第五層次。與歐盟和北美相比,東亞各國和地區不但經濟發展水平及經濟結構有較大差異,經濟一體化的開放度也大大低于歐美各國。近年來,隨著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經濟合作不斷發展,貿易的創造效應越來越明顯,貿易的轉移效應越來越淡化,經濟開放度和一體化特征日益凸顯,但是與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2.東亞各國和地區內尚不存在軸心國。區域貨幣合作需要各國服從一種共同的貨幣政策,并以該政策作為各成員國制定政策時的“核心駐錨”。歐元區事實上是以德國貨幣政策為“核心駐錨”形成共同貨幣政策的,這是由德國的經濟實力及德意志銀行長期擁有的反通貨膨脹信譽決定的。然而,東亞地區至今尚沒有出現能為整個區域決定貨幣政策,并擔當軸心國的國家。

“二戰”后,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經濟影響雖然不斷在擴大,但日本在經濟上的某些缺陷使其難以在該地區擔當軸心國的角色。如日本國內市場狹小,金融市場限制過多,日元在國際結算、外匯市場等的地位大大小于其GDP及對外貿易在全球的地位。更為嚴重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元國際化又陷入停滯甚至倒退。中國和韓國或由于人均指標,或由于經濟總量都還難以承擔此項重任。東盟十國其內部本身就缺乏軸心國。亞洲金融危機后,各國對美國的依賴性有所增強,但作為區域外的大國,美國的貨幣政策是為本國經濟發展服務的,不可能考慮到經濟差異極大的東亞經濟體的需要,因此,以美國貨幣政策作為“核心駐錨”顯然更難以勝任。

3.東亞各國和地區貨幣合作的政治基礎比較薄弱。貨幣合作涉及到生產、分配乃至整個國民經濟,它要求各國和地區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進行協調,甚至要讓渡一部分國家主權,尤其是貨幣主權。歐元成功啟動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民族主義的削弱以及各國摒棄前嫌,攜手共建歐洲。

但長期以來,東亞各國和地區一直存在分歧,尤其是“二戰”期間日本對亞洲各國的侵略,給這些國家留下很深的歷史創傷,甚至到今天日本還不能對其所犯下的罪行作出深刻反省,極大地傷害了東亞各國和地區人民的感情。同時,由于大多數東亞國家都是20世紀前后建立起來的,按照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在其形成初期必然有一個主權擴張期,這不僅造成各國因領土糾紛、政治經濟矛盾而沖突不斷,也使它們更多地把彼此視為競爭對手而不是潛在的合作伙伴。因此,由于沒有足夠的進行合作的政治意愿,導致東亞貨幣合作僅僅只能在較淺的層次上進行,要達到組成OCA的目標還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