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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論文主要從韋伯關于新教與資本主義關系的基本觀點；對韋伯上述思想觀點的評析等進行講述，包括了新教倫理的主要內容、資本主義精神、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生產力是社會發(fā)展的最根本的、最終的決定因素等。具體資料請見：

摘要：馬克斯·韋伯認為新教倫理在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與發(fā)展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進而深刻地影響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唯物主義觀點，是解析一個社會物質和精神文化諸因素交互作用的錯綜復雜的過程從而影響社會經濟的發(fā)展的鑰匙。精神和經濟發(fā)展具有互動作用，我國經濟社會高速發(fā)展的同時，要毫不動搖地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觀點，但同時應當注意精神因素對經濟發(fā)展的影響。

關鍵詞：倫理；精神；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

馬克斯·韋伯(MaxWeber,1864—1920)是現(xiàn)代西方有影響的社會科學家之一，也是現(xiàn)代文化比較研究的先驅人物。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諸宗教的經濟倫理觀，試圖從比較的角度，去探討世界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特質與該民族的社會經濟發(fā)展之間的內在關系。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馬克斯·韋伯就是從這樣一個獨特的角度分析了宗教等精神因素對社會經濟發(fā)展的影響與作用。他在書中提出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以后形成“資本主義精神”，這種精神對于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而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中國、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倫理精神對于這些民族的資本主義發(fā)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因為它們的宗教倫理精神中缺少一種類似資本主義精神的東西，缺少一種理性。韋伯充分考慮了文化因素，與傳統(tǒng)上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觀點來觀察資本主義的起源得出了不同的結論。他的學說已經引起了我國學術界的廣泛興趣，在理論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一、韋伯關于新教與資本主義關系的基本觀點

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馬克斯·韋伯通過對東西方科學、史學、藝術、建筑、國家政治制度的比較，通過對新教四大宗教派即加爾文教、虔信派、循道派、浸禮宗教諸派的系統(tǒng)考察，認為資本主義是我們現(xiàn)代生活中最決定命運的力量，“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fā)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xiàn)并表現(xiàn)出來，它就會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資本和傾向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況則是違背事實的。”[1]在韋伯看來，在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的動力問題上，精神所起的作用是決定性的，遠遠大于物質所起的作用。所謂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主要是指以理性而系統(tǒng)的、資本主義方式的企業(yè)活動來追求利潤而且是不斷再生的利潤的態(tài)度[2]。而在資本主義精神產生的問題上，韋伯認為新教的倫理觀念，特別是新教倫理中理性的禁欲主義倫理孕育了資本主義精神，是資本主義精神得以產生的文化基礎；“天職觀念”則是資本主義社會倫理中最具特質的精神理念，它不僅構成了資本主義文化的根基，而且構成了資本主義在西方賴以得到巨大發(fā)展的精神動力。

（一）新教倫理的主要內容

1.禁欲主義

禁欲主義是一種通過禁欲或苦行的方式來贏得神的恩寵，達到救贖的宗教理論或學說，它以人神對立為特征,把肉體的欲望和物質生活的享受視為邪惡或不正當?shù)模笸ㄟ^禁絕肉欲、情欲或物欲的途徑來實現(xiàn)靈魂的得救和心靈的平衡。韋伯認為，禁欲主義有兩種類型，即入世的禁欲主義和出世的禁欲主義。出世的禁欲主義認為俗世是充滿誘惑之地,在俗世之內無法完成禁欲的任務,因此出世禁欲就變成了唯一接近上帝的方式。入世的禁欲主義，是一種要求在俗世的秩序之內并且面對俗世的秩序,作為神所優(yōu)選的工具,需要開展自己特別神圣的思想品質的工作的禁欲主義。入世的禁欲主義把自覺履行世俗職業(yè)的義務尊崇為一個人道德行為的最高形式，認為上帝或神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隱修禁欲主義或出世禁欲主義那種超越世俗生活的方式，而是完成每個人在塵世中的地位所賦予他的義務。

與上述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會成就，是因為上帝的意旨就是要根據(jù)他的圣誡來組織社會生活。清教徒的禁欲主義意味著人的整個一生必須與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必須在世俗的活動中通過禁欲、節(jié)儉與勤勉的勞動來為上帝增添榮耀。這種在現(xiàn)世之中又是為了來世的緣故的禁欲主義將教徒們的行為理性化，造就了資本主義的精神和人格，在形成龐大的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社會的過程中發(fā)揮著巨大的作用。“一切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聆聽上帝召喚而努力工作”,遂成為清教徒的人生箴言。正如每一種理性的禁欲一樣，清教努力使人抑制激情，教導一個人要堅持他的永恒動機、尤其是清教教義認為正當?shù)哪切﹦訖C，并按照這些動機行事。這種禁欲主義的目的是使人過一種警醒而睿智的生活，其最迫切的任務是摧毀自發(fā)的沖動性享樂，達到該目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為有秩序。

2.天職觀

在新教改革運動中，出現(xiàn)了“職業(yè)”的概念，職業(yè)概念中包含了對人們日常活動的肯定，認為這是個人道德活動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應是對其履行世俗事務進行評價，由此使日常的世俗活動具有了宗教意義，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職業(yè)的思想。職業(yè)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理念：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們以苦修的禁欲主義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一個人完成他在現(xiàn)世里所處地位賦予他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他的“天職”。一個人“在各行各業(yè)里，人們都可以得救；既然短暫的人生只是朝圣的旅途，因此，沒有必要注重職業(yè)的形式”[1]；只需在任何情況下、任何條件下，履行世俗的義務。馬克斯·韋伯認為，把職業(yè)看做“天職”的“職業(yè)觀”，對于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天職觀的內容主要包括：（1）以勞動作為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職觀念。（2）以服從神意為宗旨的分工觀念。（3）以克盡天職為目標取向的財富觀。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個人應該為上帝而勤勞致富,但不能為了肉體、罪孽而這樣。（4）克己禁欲的行為觀念。清教禁欲主義竭盡全力無節(jié)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認為閑談、奢侈品、自負的炫耀都是無客觀目的的非理性態(tài)度的表現(xiàn)。

（二）資本主義精神

對于韋伯來說，什么是理性的資本主義精神呢？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借本杰明·富蘭克林之口說出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實質：“時間就是金錢”、“信用就是金錢”。韋伯認為理性資本主義就是要求人們把爭取高效率高質量的勞動成果和不斷創(chuàng)造更多的財富作為人生的目的。因而，我們根據(jù)韋伯的表述可以把其資本主義精神歸納為以下幾點：（1）勞動被作為一種自身的目的來評價，勞動是一種美德和義務。（2）專心致志地謀財致富和從事高利潤的貿易不僅被視為個人事業(yè)的成功的根據(jù)，而且被作為個人美德和才干的一種證明。（3）在經濟成功的正當追求背后，存在的是這樣一種信仰，即為了追求未來的最大幸福和最大成功，必須杜絕即時的享受，推遲幸福欲望的滿足。（4）在方法論上受到理性支配的有條理的生活方式不僅是實現(xiàn)長期目標和獲得經濟成功的一種有效手段，而且在本質上被視為正當和合適的行為。韋伯認為對財富的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獲利的欲望、對營利、金錢的追求，這本身與資本主義并不相干。因為這樣的欲望并非是資本主義精神所特有的，它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

為了更好地理解資本主義精神，韋伯將資本主義精神與前資本主義精神進行了對比。韋伯認為前資本主義是指這樣一種狀況，在一個長期企業(yè)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資本和按照資本主義方式合乎理性地組織勞動尚未成為決定經濟活動的主導力量。與傳統(tǒng)主義的倫理品質相比，新型的企業(yè)家具有確定不移的并且是高度發(fā)展的倫理品質，他們有著洞若觀火的遠見和行動的能力，他們在顧客和工人中間贏得了不可缺少的信用。這些人在冷酷無情的生活環(huán)境中成長起來，“既精打細算又敢想敢為……節(jié)制有度，講究信用，精明強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業(yè)中，并且固守著嚴格的資產階級觀點和原則。”[1]資本主義經濟是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而理性化的，資產階級以富有遠見和小心謹慎來追求經濟的成功，它與勉強度日的農民、傳統(tǒng)的冒險投機家以及行會師傅截然不同。資本主義精神的發(fā)展以理性主義為其顯著特征，它以新教為基礎的理性主義整體發(fā)展中的一部分。

（三）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精神的影響

新教倫理是如何影響資本主義精神的呢？韋伯認為只有新教的俗世之內的苦行主義才創(chuàng)造了資本主義的倫理[3]，新教倫理的禁欲主義觀念影響了天職觀的形成，而天職觀的精神正是近代資本主義精神乃至整個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之一。我們可以理解為，禁欲主義產生了天職觀的職業(yè)觀，禁欲主義和天職觀又共同影響了資本主義精神的形成，從而成為資本主義發(fā)展的動力。

在新教那里，虛擲時光便成了萬惡之首，而且在原則上乃是最不可饒恕的罪孽。人生短促，要確保自己的選擇，這短暫的人生無限寶貴。社交活動、無聊閑談、耽于享樂，甚至超過了對健康來說是必不可少之時辰(至多為六至八小時)的睡眠，凡此種種皆位于應遭受道德譴責之列。強調固定職業(yè)的禁欲意義為近代的專業(yè)化勞動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據(jù)；同樣，以神意來解釋追逐利潤也為實業(yè)家們的行為提供了正當理由；清教禁欲主義竭盡全力所反對的只有一樣東西——無節(jié)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我們不應阻止人們勤儉，我們必須敦促所有的基督徒盡其所能獲得他們所能獲得的一切，節(jié)省下他們所能節(jié)省下的一切，事實上也就是敦促他們發(fā)家致富。當著消費的限制和這種獲利活動的自由結合在一起的時候，這樣一種不可避免的實際效果也就顯而易見了：禁欲主義的節(jié)儉必然導致資本的積累。強加在財富消費上的種種限制使資本用于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從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財富。禁欲主義還給資產階級一種令其安慰的信念：現(xiàn)世財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天意在這些不均中，如同在每個具體的恩寵中一樣，自有它所要達到的不為人知的秘密目的[1]。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fā)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xiàn)并表現(xiàn)出來，它就會創(chuàng)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以上導致的結果必然是：新教倫理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提供了大量有節(jié)制、態(tài)度認真、工作異常勤勉的勞動者，他們對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對待上帝賜予的畢生目標一樣。人們?yōu)榱诵叛龆鴦趧樱J為勞動是一種天職，是最善的，一種特殊的資產階級的經濟倫理形成了，在清教所影響的范圍內，在任何情況下清教的世界觀都有利于一種理性的資產階級經濟生活的發(fā)展(這點當然比僅僅鼓勵資金積累重要得多)。它在這種生活的發(fā)展中是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唯一始終一致的影響。它哺育了近代經濟人。

二、對韋伯上述思想觀點的評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韋伯過于強調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而割裂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建立與野蠻、血腥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掠奪”之間的歷史聯(lián)系。韋伯把資本主義分為掠奪型、社會遺棄型、傳統(tǒng)型和合理型，認為以自由市場為基礎的合理型資本主義是西歐、北美獨有的資本主義。韋伯強調，盡管資本主義產生的物質條件在世界許多地方都出現(xiàn)了，但合理型的資本主義卻獨獨在歐美興起，這就不能不歸因于精神條件[4]。在他看來,思想文化并不只是經濟狀況的反映。思想文化因素是自主的,它們能夠以同等的重要性同經濟因素發(fā)生交互影響。他認為資本主義之所以興起于西方世界，除了那里具有歷史唯物主義提到的物質因素之外，還有一種獨特的、源于西方文化深處的精神動力在起作用。這就是“資本主義精神”，即合理地、系統(tǒng)地追求利潤的態(tài)度。要是沒有這樣一種精神，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興起同樣是不可能的。韋伯極力推崇和贊揚資本主義精神或經濟倫理的優(yōu)越性和獨特性，掩蓋了其本身所固有的擴張性、殘酷性[5]。對此我們必須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揚棄。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觀點，社會經濟的發(fā)展，是一個社會物質和精神文化諸因素交互作用的錯綜復雜的過程。從根本上說，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而上層建筑包括精神文化，反過來對經濟基礎起能動作用。離開具體的社會與經濟發(fā)展的進程，把錯綜復雜的交互因素歸結為單一決定因素，不管是歸結為單一的物質因素還是精神因素，這都難免走向教條主義的錯誤，而不是科學的研究方法。以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韋伯顛倒了物質和精神的關系。社會生產方式在人類社會的發(fā)展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社會生產力是最終的決定力量。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宗教作為一種意識形態(tài)，根源于一定的物質條件，或者說根源于不發(fā)達或不充分發(fā)達的生產力。與其說韋伯所說新教孕育了資本主義，不如說新教迎合了資本主義生產力發(fā)展的需要，并接受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從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fā)展。如果說新教在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這正是意識形態(tài)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的一種體現(xiàn)，但不會決定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韋伯的研究，只是探討了上層建筑特別是倫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等精神因素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

并且，韋伯所說的“資本主義精神”，也不能簡單地歸因于加爾文教的影響。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韋伯特別強調新教比天主教更適合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但是，新教也并非從開始就特別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更不可能自動地導向資本主義。實際上，或許我們可以推論：如果社會經濟和政治需要，天主教完全可以作為資本主義的依據(jù)。因為近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歷史已經充分證明天主教同樣具備適應社會經濟環(huán)境變化的能力，也是資本主義發(fā)展的精神動力之一。事實上，新教本身并沒有什么自動導向資本主義的內在的性質，如果如韋伯所言“宗教上定型的法的統(tǒng)治，是構成對法制理性化的最重要的障礙之一，因此也是經濟合理化的最重要的障礙之一”[3]，傳統(tǒng)的宗教對經濟發(fā)展構成了一定的障礙，那么，新教對于資本主義經濟的發(fā)展，其重要性就體現(xiàn)在它破壞了傳統(tǒng)天主教更為頑固的制度禮儀所設置的影響經濟發(fā)展的層層障礙。再看二戰(zhàn)后的日本經濟的迅速發(fā)展，東南亞“四小龍”經濟的崛起等，很難看出是精神因素引致了這些地區(qū)的經濟飛速發(fā)展。同樣，中國經濟近年來取得的舉世矚目的發(fā)展，也不是單純從倫理精神的角度可加以解釋的。我們只有全面地，不僅從社會、經濟、政治等角度，而且不忽視精神的作用；不僅堅持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立場，而且重視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才能對歷史發(fā)展做出科學的解釋。惟其如此，才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tài)度和方法。

三、對現(xiàn)實的反思

韋伯通過大量的實證調查材料，提示了以下事實：資本主義經濟發(fā)達地區(qū)與新教徒集中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同時新教徒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占據(jù)支配地位[2]。并進而認為新教的倫理精神對資本主義的經濟發(fā)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為基礎的倫理上的責任觀念，過去始終是影響行為的最重要的構成因素。”[1]盡管韋伯的觀點非常片面，過分強調了新教倫理這類精神、文化的作用，忽視(或輕視)了社會經濟因素的影響，我們應當加以鑒別，但他提出的問題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韋伯給后人提出了一個重新思考和審視宗教與社會發(fā)展、宗教與現(xiàn)代化關系這樣一個深刻的歷史命題[6]。研究韋伯提出的問題，可以促使我們從倫理、宗教和化的層面關注資本主義社會和經濟的發(fā)展，開闊我們認識資本主義的視野[7]，進而更全面地思考有利于我們轉型期經濟發(fā)展的各種因素。

由于特殊的歷史原因，在以往對社會經濟發(fā)展問題的研究上，往往對馬克思主義進行教條式的理解，普遍流行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具體表現(xiàn)是，在正確堅持馬克思主義關于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關系的原理的同時，把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對社會發(fā)展的決定作用夸大到絕對的地步，似乎在物質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只能存在一種線性的因果關系，決定社會發(fā)展的唯一因素就是物質基礎，除此之外，似乎社會文化、宗教等非物質性的因素與社會發(fā)展的進程、趨勢毫無關系。顯然，這種“經濟決定論”的觀點和方法是有悖于馬克思主義的，并不是真正的歷史唯物觀。恩格斯說，根據(jù)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因素歸根到底是現(xiàn)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8]他和馬克思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他指出，“如果有人在這里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對歷史斗爭的進程發(fā)生影響并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斗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筑的各種因素。”[8]這些因素包括階級斗爭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如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后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的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斗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fā)展。

再者，從方法論意義上講，韋伯在解釋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時候盡管存在著盲點和誤區(qū),但他運用比較文化的視角，強調各種不同的文化價值對社會發(fā)展的作用，并且發(fā)現(xiàn)倫理精神是社會結構不可或缺的環(huán)節(jié)，從而建立了重要的社會發(fā)展的解釋模式。這種方法論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和現(xiàn)實意義。韋伯闡釋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關系的方法，引導人們多思考倫理問題在現(xiàn)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韋伯的研究視角與方法，只是一家之言，不能也不可能代替其他的研究角度和方法途徑。

因此，研究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可以啟發(fā)我們重新認識文化尤其是傳統(tǒng)文化的作用與影響，可以啟發(fā)我們思索如何從文化傳統(tǒng)中挖掘和吸納有利于社會現(xiàn)代化的合理因素，同時摒棄其消極的因素，這也是處于轉型期的中國所面臨的一個現(xiàn)實問題。雖然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力是社會發(fā)展的最根本的、最終的決定因素，但意識形態(tài)對社會發(fā)展的反作用也是巨大的，我們也應該看到這種反作用、重視這種反作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重建道德價值體系，培養(yǎng)正確的人生觀、世界觀，樹立崇高的敬崗愛業(yè)等精神，以促進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這樣才能更好更準確地理解與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理論與方法，更全面地思考精神與經濟發(fā)展的互動作用，而不至于陷入教條主義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