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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是基礎。它是決定上層建筑和一切意識形態的條件。社會經濟的變化既是社會生產力的表現，又直接影響著階級關系的變化。所以，社會經濟結構不單是社會經濟形態的構成形式，而且在階級社會里，它直接關系到階級斗爭的進程、特點和結局。

鴉片戰爭前，就整個中國來說，它是一個獨立的封建社會。鴉片戰爭后，在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下，中國逐步喪失了獨立的地位，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遭到破壞，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中國自從發生了資本主義經濟以來，中國社會就逐漸改變了性質，它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了，變成了半封建社會。"(：《新民主主義論》。)地處沿海或接近漢族地區或交通方便地區的少數民族，也和漢族一樣經歷了上述變化，逐步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境地。但是，由于我國幅員廣闊，民族眾多，因而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的發展相當復雜，社會經濟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民族與民族之間發展不平衡，同一個民族里不同地區發展也不平衡。就社會形態來說，呈現了多樣性：其中有處于封建領主制階段的，有處于奴隸制階段的，也有些直到解放前還沒有發展為階級社會的。少數民族地區多種社會經濟形態和漢族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共同存在于一個統一國家中，這就是辛亥革命前，我國社會經濟最明顯的特點。這個特點說明，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狀況，在辛亥革命前有跟漢族社會經濟的相同點，又有許多不同點。這就決定了辛亥革命時期，少數民族人民的革命斗爭跟漢族人民革命斗爭有一致性，但又有自己的許多特點。

在本文中，我僅根據已經有的，但不夠系統和全面的材料，對辛亥革命前，我國少數民族的不同社會經濟形態與階級關系變動的情況，作一些初步探討。

就全國五十多個少數民族來說，社會經濟有一部分接近漢族或相當于漢族水平。如滿、蒙、壯、朝鮮、白、回、畬、布依等民族，在鴉片戰爭前都是以耕織相結合或耕牧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在社會經濟中占主要地位，接近漢族水平。有的民族雖然某一地區尚保留落后于漢族經濟水平，但就其整個民族的多數地區來說則相當于漢族水平，如苗族等。總之，情況十分復雜。接近或相當漢族經濟水平的少數民族地區，鴉片戰爭以后，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其自然經濟都開始逐步分解。但是，在鴉片戰爭后的最初十多年里，這種分解進行得十分緩慢，只是在第二次鴉片戰爭后，由于外國侵略者同中國反動統治者簽訂了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獲得了種種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特權。他們在中國的海關、財政、金融、貿易、航運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勢力，而腐朽透頂的清朝封建政權這時已經喪失了自衛能力，開始變為外國侵略者的工具。在這種形勢下，一直在頑強地阻礙著外國資本主義侵入的小農業與小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結構，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后才開始了逐步的分解。這種情況在漢族地區是這樣，在接近漢族水平的少數民族地區也是如此。

首先，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逐步遭到破壞。

資本主義入侵后。外國商人除了在我國大量推銷商品外，還在廣大農村加強經濟掠奪，這一方面加速了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破壞過程，另一方面也促使農民極端貧困化。所以，少數民族自然經濟的破壞是伴隨資本主義侵略而來，又隨著它侵略的程度而發生變化。例如，我國東北滿族自然經濟的分解就是從一八六一年牛莊正式開辟為通商口岸后逐步開始的。因為，從這個時候起，不僅俄國和日本在積極爭奪東北市場，美、英等資本主義國家也接踵而來，極力向東北擴張勢力。由于資本主義經濟勢力在東北迅速擴張，到了二十世紀初年東北地區的洋貨充斥城鄉市場，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受到極大破壞。“近復交通四辟，遠來物品，充斥市□。吾民無創造之才，何自而籌抵制之法。其大而精者無論已，即粗如布匹，小如紙張，尚不能不仰于外方之輸入。在昔無此漏□，雖日涸于內，尚可以彌縫接續，而不即暴露。今則日用之品，南北交馳，大半為外國制造，一若全球生計競爭之點，集此一隅，其涸固可立而待也。”(徐世昌：《東三省政略》卷十一。)農業品卷入商品流通市場，輸出國外。這一方面促使滿族地區商業性農業如大豆、柞蠶、煙、麻等經濟作物迅速擴大耕地面積，另一方面造成農民作為外國資本主義商品傾銷對象和外國資本主義的原料掠奪對象同市場發生關系。外國商人“每值夏秋之交，輒以賤價，向農民預先訂貨，并取民人地契作押”(清·《錫良奏稿》第二冊，第1086頁。)，加緊對滿、漢各族農民的掠奪，自然經濟不僅遭到嚴重破壞，滿、漢各族農民的貧困破產的情況也不斷增加。

又如，北方的蒙古族，在鴉片戰爭前是一個以農牧業相結合的自然經濟為基礎的民族。鴉片戰爭后，它們的政治、經濟命運也同其他民族一樣。外國資本主義勢力侵入蒙古地區，一方面破壞了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使它發生了資本主義因素，把蒙古族的封建社會變成了半封建的社會；另一方面，它們殘酷地統治蒙古地區，使這個地區逐步變成了一個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社會。蒙古族地區自然經濟的變化也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加緊入侵的情況下開始的。一八六二年，沙俄強迫清政府訂立一紙中俄陸路通商章程，一八六九年又加以改訂。從此，沙俄就享有深入蒙古地區隨便貿易，概不納稅的種種特權。一八八一年，沙俄進一步迫使清政府在蒙古、新疆的國境線上開放三十五處卡倫，準許俄國商人自由出入。這樣，跟著俄國商人的足跡，外國商品泛濫于蒙古地區，而蒙古地方的皮毛、牲畜、土產則被俄國商人滿載而去。同一時期，英、美等國的商品也通過張家口日益增多地銷售到內蒙古中部和西部各地。這樣，到十九世紀末，南起張家口、北抵庫倫等蒙古物產集散地的市場，就已基本上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所控制。外國商品在市場上逐漸排擠和代替蒙古地區的產品，連蒙古人供奉的銅佛像也由外國進口。據統計，二十世紀初，內蒙古地區日用品計有153種，洋貨竟占121種。由于洋貨的大量進口，蒙古地區城鎮手工業作坊紛紛倒閉，許多手工業工人失業，淪為赤貧，農、牧民日益貧困。

在南方和通商口岸附近地區的少數民族遭到外國經濟侵略最早，自然經濟瓦解更為早些。許多地區在鴉片戰爭后就開始了瓦解的進程。以壯族為例，在鴉片戰爭后，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就由西江經梧州沿郁江、柳江而上，滲入到廣西壯族地區。中法戰爭后，隨著龍州、梧州、南寧和云南的蒙自等處先后辟為通商口岸后，帝國主義商品源源而入，廣西壯族地區的“窮鄉僻壤，未有不用洋貨者。”(清·《張中丞奏議》卷三。)廣西桂平、靖西等地，以前家織的土紗、土布普遍遭受排斥。盡管廣西壯族地區自然經濟解體過程比較緩慢，而且山區與平地，桂東與桂西變化的程度也不一樣，但到了十九世紀末已出現了解體的總趨勢。到二十世紀初，交通方便的地區，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資本主義的沖擊下，已經解體，家庭紡織業已是一蹶不振，奄奄一息了。在云南，由于種種原因，許多民族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例如白族，在大理等中心地區，生產發展基本上接近漢族地區水平；云龍、鶴慶、祥云的部分地區，還保存著領主經濟；碧江、福貢和洱源的少數山區，尚保留有原始公社和奴隸制度殘余。盡管如此，這些民族也擺脫不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到二十世紀初，由于帝國主義洋紗、洋布的沖擊，白族地區的自給自足自然經濟也抵擋不住了。例如，大理、鶴慶地區有悠久歷史的紡織業就受到嚴重破壞，城鄉的紡紗車、織布機越來越多地停止了轉動。鶴慶的制煙業比較發達，光緒年間（1875——1908）手工刨煙鋪有十五、六家，自英國輸入“三炮臺”、“哈德門”紙煙以后，刨煙手工業逐漸減少，到民國初年，已一家不剩了。在貴州新城縣布依族地區，光緒中葉以后，據記載：“在這個地區，廉價而又適用的孟賣棉紗完全排擠了用本地棉花的手紡紗。……據說此地共有織布機三千架，在過去曾有大量的漢口花、江西花進口。”(《1896—1897布萊克本商會訪華報告書》。《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一輯，第506頁。)但是到了這時，織布所用的原料已變成進口英屬印度生產的棉紗了。洋紗、洋布、洋油和煙草等商品的大量進口，貿易額的不平衡也就出現。除了為帝國主義提供原料的商品輸出量增加外，對外貿易也連年入超。據《海關華洋貿易清冊》記載，僅云南蒙自關一八九九年至一九一一年就入超一千二百五十九萬海關兩；思茅關一八九七年至一九一一年入超二百一十四萬海關兩；騰沖關一九○二至一九一一年入超八百九十六萬海關兩。可見，帝國主義通過掠奪性的貿易，吮吸了各族人民大量血汗。中國少數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不但缺乏資金，也受市場的極大限制。

畬族、回族和其他接近漢族水平的民族的情況也大致相同。

在中日甲午戰爭前，外國侵略者加緊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的主要目的是推銷商品、掠奪原料，把中國變為他們的殖民市場。中日甲午戰爭后，帝國主義開始在中國掀起爭奪領土的瓜分狂潮。經濟方面，在原來推銷商品、掠奪原料的基礎上，又增加資本輸出。封建的中國自然經濟被帝國主義經濟沖擊得七零八落，封建地主階級也乘機加重對人民的榨取，因而土地加速集中，小農經濟破產加劇，失業人員增加，人民日益貧困。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少數民族農民破產是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普遍現象。據光緒福建《侯官縣鄉土志》記載，該縣畬族農民自帝國主義入侵后破產變為佃農的日益增加，閩侯縣飛坑鄉的畬民約五十戶，全部都是外鄉漢族地主的佃戶。(《侯官縣鄉土志》卷五，地形略。)建陽縣的畬族農民所耕種的田地也大部分是向地主租入的，而封建地租的剝削又很殘酷，畬族農民的貧困是不堪言狀的。在湖南、貴州的苗族地區，不僅漢族地主兼并苗族農民的土地，本民族的大地主也出現了。如湘西乾州廳石板橋的龍則靈兄弟，鳳凰廳兩岔河的波耶米朵，貴州清靖縣的彭耀先等，都是擁有二、三千畝田地的苗族大地主。在廣西、云南兩省的壯族地區，如廣西貴縣覃塘大地主宋定柯就占地方圓幾十里，每年收租谷約百多萬斤。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壯族勞動人民，僅占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土地。

土地是農民的經濟命脈。土地的喪失杜絕了農民的生路。以反抗求生存就必然成為少數民族同漢族農民的共同愿望和一致的革命要求。所以，各族農民喪失土地變為赤貧，就成為他們共同斗爭的階級基礎。

隨著資本主義入侵和自然經濟遭受破壞，在客觀上也刺激了少數民族地區資本主義因素的發展。鴉片戰爭后，由于外國資本主義的侵入，促進了少數民族封建經濟的分解和城鄉商品經濟的發展，這主要表現在“自然經濟的破壞，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商品的市場，而大量農民和手工業者的破產，又給資本主義造成了勞動力的市場。”(：《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但是，中國少數民族的自然經濟是在外國資本主義依靠武力和各種政治、經濟特權進行的商品傾銷下分解的，因而這個國內市場首先是被外國資本主義的商品霸占著，它給我國少數民族資本留下的空隙十分有限，這就給我國少數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很大的局限性。

少數民族的民族資本主義興起于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這跟漢族基本相同。但由于種種原因，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比漢族慢，企業的規模也比較小，而且大多是地主官僚資本。所以，近代中國少數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受到很多條件的限制，進程十分坎坷。例如滿族，由于掌握清朝統治權，封建官僚較多，資金也稍為充裕些。所以，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后，在北京和各地有勢力的滿族官僚地主就紛紛開始投資經營工礦企業。甲午戰爭以后，盛京將軍依克唐阿奏請試行新法采礦，滿族官僚地主紛紛集股試辦。吉林將軍、琿春副都統也投資辦礦。其他滿人也有投資辦鐵礦、煤礦、金礦的，但都沒有收到好效果，就被封建生產關系抑制和帝國主義所摧殘了。在蒙古地區，由于內地漢族商業資本隨著清政府封鎖“蒙地”禁令的松馳和州、縣的設置，陸續出邊。這些商業資本或與封建勢力結合成為高利貸資本，或聯合蒙古王公貴族對工礦業投資。他們開辟了一些礦山，興辦了一些半機械化的或完全使用手工勞動的工廠或工場。蒙古族地區開始出現了資本主義經濟成分。但是由于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嚴重壓迫得不到發展。有一些雖然靠著殘酷剝削廉價勞動力，勉強維持下來，但只限于小規模的采掘業和皮毛及農產品加工幾個方面，發展極其緩慢，力量非常微弱。

與此同時，在南方如廣西壯族，貴州、湖南等地的苗族，云南的白族，浙江、福建一帶的畬族也都出現了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后，壯族地區一些主要城市的官僚、地主、商人開辦的采礦、碾米、制糖、火柴、榨油等類工業都有所發展。例如貴縣天平山銀礦，就有礦工達一千幾百人，最多時有三、四千人。資本主義性質的墾牧公司和航運事業的資本主義企業也相繼出現。但這些企業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的依賴性相當明顯，因而很難得到獨立發展。苗族地區開辦的近代工業，最早出現的是一八八八年在貴州開始籌建的青溪鐵廠。這個廠以“招集股本，礦由商辦，官為督辦”的方法經營，其機器設備，“大多仿照西法。”(《清德宗實錄》卷二百六十。)同年，云南礦務督辦唐炯又在苗、漢族雜居區的巧家，建立起一座用新法采煤的鐵廠。(《皇朝續文獻通考》卷四十四，《唐炯奏稿》。)一九○六年湘西古丈廳以招商集股的方式開辦的煤礦、銻礦、銅礦、鐵礦也有多處。(《古廳志》卷十一。)隨著工礦業、商業的日趨活躍，新興的市鎮和苗族資本主義剝削關系也已出現。但由于帝國主義竭力保持封建剝削制度，并使它同買辦資本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結合在一起，農民貧困日益深重，商品市場縮小，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就相當困難。

上面所說的大都是農業區民族的一些情況。游牧區民族雖然在辛亥革命前還保留不少原始部落諸特征的殘余和奴隸制的殘跡，但也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資本主義勢力侵入中國，在掠奪原料上無所不用其極。少數民族牧區的畜產品，特別是羊毛，已變成商品，具有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性質。當時，青海、甘肅藏族地區所產的羊毛，不僅是國內地毯、制氈的工業原料，而且是帝國主義熱衷的掠奪物。而新疆地區，羊毛和各種畜產品早就是沙俄的重要掠奪對象。二十世紀初，伊犁、塔城等地官商合辦皮毛公司、茶葉公司，以茶布交換畜產品的情況大量出現。這就使得牧區的生產與資本主義市場更加密切地聯系起來，加速畜產品、牲畜和農作物的商品化進程，但還沒有能夠動搖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基礎。牧工雖然出現，但并沒有最后擺脫人身依附關系而轉化為自由的雇傭勞動者。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到：資本主義入侵后破壞了中國各民族的自然經濟基礎，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民族資本主義的發生和發展。但反動統治階級和外國侵略者對于少數民族的壓迫和剝削，又大大地阻礙了社會發展的速度。所以，直到二十世紀初年，少數民族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仍然十分微弱。少數民族地區的資本主義企業除了對外國資本主義和本國封建勢力存在矛盾的關系以外，因為創辦資本主義企業的人大都是封建官僚、地主，因此少數民族的商業資本大都帶有濃厚的封建買辦性和依賴性。加上少數民族地區一些民族還保留封建制前期各種社會經濟形態，所以就整個少數民族地區來說，階級結構跟漢族有相同點，也有很多不同點，階級關系比漢族要復雜得多。

鴉片戰爭以后，隨著少數民族地區資本主義近代工業的產生，少數民族階級結構也發生了變動。從前只有封建社會的貴族、地主、農民（包括農奴）和手工業者，以及保留奴隸制社會形態地區的奴隸主和奴隸，后來又出現了新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階級“是兩個互相關聯又互相對立的階級，它們是中國舊社會（封建社會）產出的雙生子。”(：《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這對雙生子的誕生，對于近代中國少數民族的發展和革命斗爭發生深刻的影響。

少數民族的產業工人是早于資本家出現的，幾乎是和漢族工人同時發展壯大起來的。它的發生和發展也和漢族一樣，不但是伴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發生和發展而來，而且是伴隨帝國主義在中國直接地經營企業而來。少數民族大多數聚在邊疆地區，經濟落后，交通不便，那里的近代工業除由地主、官僚投資經營的工商企業發展起來以外，大多數是由中小地主、商人、手工作坊主的手工業轉化來。所以，少數民族地區的近代工業，由于資金不足，不僅規模小，而且大部分都是輕工業。開礦業占有一定比重，但大部分都是封建官僚或地主投資興辦。并跟帝國主義國家有聯系。這就決定了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產生的基礎比較薄弱，而且有更加明顯的依賴性。少數民族的工人階級產生的時間跟漢族工人產生的時間幾乎相同，都是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后，但工人數量不大，也不象漢族工人那樣高度集中于沿海幾個大城市。漢族工人首先產生在外國在中國興辦的工廠，而少數民族工人最早不是產生在外國在中國興辦的工廠、也不是產生在民族資本企業，而是產生在清朝官僚資本所創辦的軍事工業。

鴉片戰爭后，清政府的腐敗面目日益表露出來，農民起義的打擊使清政府的反動統治發生了動搖，為了維護其封建統治，武裝鎮壓各族人民的反抗，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清朝政府洋務派官僚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開始辦軍事工業。滿旗封建官僚也相互配合，開辦軍事工廠。在這些軍事工廠里面，滿族的第一代工人也應運而生了。一八六四年清朝官吏即派滿人到蘇州跟外國人學做炸彈及各種軍火。一八六六年崇厚開辦天津機械局，一八八一年吳大□開辦吉林機器局，一八八三年醇親王奕□開辦北京神機營機器局。這些軍事工業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顯然屬于官僚資本，不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商業資本。但是軍事工業的創辦則為中國培養了一批各民族產業工人。這就為他們自己造就了掘墓人。

滿族產業工人的產生，改變了滿族原來的封建階級結構，給滿族的歷史揭開新的一頁。滿族新的進步的階級出現，一方面反映了滿族社會的進步發展，另一方面也為本民族內部的階級斗爭開辟了嶄新的場面。

與此同時，在北京和各地有勢力的滿族官僚地主，也投資經營工礦企業，其中一部分封建官僚地主，向資產階級轉化。但是，滿族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也跟其他民族的民族工業一樣，剛一產生就受到外國侵略者和本國封建勢力的壓迫，得不到發展。例如甲午戰爭以后，滿族希拉布、赫松林等八家先后開采的遼陽煙臺煤窯，到一八九八年就被俄國資本家收購了五家；一九○一年王承堯和翁壽分別呈請，有滿人榮倫、英凱等人入股開采的撫順正黃旗界內煤礦，因為有華籍俄人紀云臺合伙興辦，在日俄戰后，被日本借口沒收俄國資產，強行霸占。吉林將軍、琿春付都統投資的天寶山銀礦，也遭到日本人的侵奪。其他滿人投資的礦業，如弓長嶺鐵礦，鐵嶺煤礦、三姓金礦，還沒有進行穩定生產，就被封建生產關系的扼制和帝國主義的侵略所摧毀了。只有替外國商人推銷商品和收購農產品的商店，以及與外人合營的企業，才得到發展。東北地區滿人備嘗艱辛創辦礦業，但在二十世紀頭十年間礦場仍屈指可數。在礦產資源十分豐富的奉天（今為遼寧）一帶，大小礦場也不過只有十三處而已，而且，由于帝國主義壓榨，發展非常困難。例如，滿人葆真創辦的飄兒屯煤礦公司“經營者業已屬艱苦備嘗，始與日人為礦界交涉，力爭三十余次，方得分清界址。”(東北檔案館：《葆真委任尚志為妄請礦權案檔》。)

滿族地區是這樣，其他少數民族地區也是如此。所以，盡管投資經營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官僚、地主或大商人跟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有矛盾，但為了自身的發展，發家致富，一方面加緊同封建官府勾結，肆意勒索農民的血淚，另一方面投靠外國侵略者，為侵略者經營加工或轉運貨物，撈取利潤。因此，少數民族地區，特別是邊疆地區的民族資本都形成封建官僚、大地主、大商人三位一體來經營工商業，表現了少數民族地區民族資本主義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更深的依賴性。

比如，云南地區的白族。官僚資本創辦的工商業是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開始的。白族的工人階級也是從這個時候逐漸發展起來。一八七四年以后，一些鎮壓云南大理各族人民反清運動的清朝官吏，把掠奪來的財物投資于工商業，例如白族官吏楊玉科就在喬后和喇雞經營鹽井，在趙州（鳳儀）成立官辦石磺局。蔡標也在騰衡開辦鐵、錫、鉛、金、硫磺等廠礦。此外，丁槐還在保山、騰沖開辦“慶昌”織布作坊等。這些官僚資本工業帶有濃厚的買辦性，除了資本主義需要的少數工業如石磺外，銅、鐵、鉛、金的生產都規模狹小，得不到發展。隨著資本主義經濟侵略的逐步深入，白族地區一部分地主也開始從事工商業經營，但是他們投資經營的商業資本被帝國主義堵死了向工業資本發展的道路，加上唯利是圖投機取巧，許多白族地主大商人都致身于販賣鴉片，投資工業微不足道。例如下關雖為迤西棉花、洋紗、洋布集散的主要市場，但是到十九世紀末葉，連一個機器織布廠也沒有建立起來。可見，云南白族地區雖然在云南少數民族中是比較先進的，近代工業也產生較早，但商業資本的發展則充分體現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所賦予它的特點。

又如，在新疆地區，帝國主義侵入后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繅絲、紡織、制氈業等，發展較迅速。據清末統計，南疆一帶的蠶絲年產達到七十余萬斤，地氈年產一萬七千余條，毛氈年產七萬八千余條，大布年產七十余萬匹。(據《新疆圖志》所載資料統計。)一些重要的通商口岸，如南疆的喀什、莎車、葉城，北疆的烏魯木齊、伊犁、塔城、奇臺等地，由于貿易的發展而逐漸發展為商業中心地。隨著商業資本的發展，少數商業資本又開始向工業資本轉化。例如，一九○八年維吾爾族商人玉山巴依以一萬只羊的價格從德國買來制革機器，在伊犁開設皮革廠，一九一○年投入生產，有工人二百五十余名。(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歷史檔案》。)這是新疆第一個民族工業資本企業，也是新疆民族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的萌芽。但由于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相勾結，從政治、經濟等方面壓制著新疆剛剛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因而商品經濟雖有某些發展，但整個社會經濟結構卻未發生重大的變化，封建制度仍然占著統治地位。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在二十世紀初年都處在幼弱狀態。

此外，隨著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后，洋務派在清政府中開始得勢，他們以“官商合辦”、“官督商辦”等方式，在貴州、湖南等苗族地區籌辦了一些近代工業，如一八八八年開始籌建的清溪鐵廠，一九○六年開辦的三河道煤礦、銻礦等，都是苗族地區出現最早的近代工業。民間開礦也有一定發展，出現了一些苗、漢族地主舉辦的水銀廠、鐵廠和鉛廠。湘西永綏廳洞里寨吳姓苗族地主開辦的煉鐵廠，雇有工人三百多；該廳小排吾地區，還有一百多個苗族群眾集資開采鐵礦。在海南島的黎族地區，二十世紀初漢族商人也在那里創設一些資本主義經營方式的企業，如一九○八年在三亞附近建立的抽水曬鹽的鹽場；一九一一年華僑在五指山水口和崖縣鐵爐港投資建立的一些橡膠種植園等。這些企業中的黎族工人雖然數目很少，但對黎族地區經濟的發展則發生一定積極影響。

綜合上述零星的記載，我們雖然不可能清楚地看到，民族資本主義在少數民族里面是怎樣發生、發展的全貌，但是有一點則是清楚的，那就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后，在我國一些比較接近漢族的少數民族地區，隨著商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資本主義工業也出現了。但交通不便的邊遠地區，商品經濟沒有怎么發展。所以，資本主義企業在少數民族經濟里面的比重很小，而且大部分民族資本都帶有濃厚的封建性和買辦性。因此，少數民族資產階級雖然跟帝國主義、封建主義有矛盾，但由于它們的發生和發展都同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有密切聯系，具有非常明顯的軟弱性和妥協性。

在探討辛亥革命前，我國少數民族地區階級關系變動時，我們不能忽視少數民族發展不平衡這個特點。這個不平衡，正如前面說過的有許多原因，但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決不是要把落后的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改變中國各民族經濟發展不平衡狀態，而是為了便于它們的侵略，它們極力保持一切資本主義前期的剝削形式，把封建地主階級、奴隸主變成它們統治中國的支柱。因此，帝國主義侵略雖然促使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生活發生急劇變化，破壞了農村的自然經濟，出現了資本主義因素，但是，封建的土地關系和剝削關系，直到二十世紀初，在我國廣大少數民族地區仍然是主要階級關系。各民族地區的流官、屯軍中的上層分子，漢族地主、本民族地主和殘存的土司等構成了少數民族地區的封建地主階級。甚至殘暴的農奴制、奴隸制剝削關系依舊在我國西藏、四川涼山彝族地區保存下來。這種落后社會經濟形態在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繼續保留下來，說明辛亥革命前，我國少數民族的階級結構呈現了多樣性，即除了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以后產生的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外，還有小資產階級、農民階級（包括農奴）、奴隸階級，這些階級和附屬于這些階級的知識分子，大多數都是反抗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統治者以及本民族剝削壓迫者的革命階級。這是占中華民族的多數人。另外是少數人，即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封建官僚、洋奴走狗、封建地主階級（包括農奴主）、奴隸主以及反對革命的各民族的反動上層，如僧侶、土司、官家、頭人等等，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反革命階級。這種階級結構的存在決定了辛亥革命時期，我國少數民族人民革命斗爭有它自己的特點：首先，由于它們同漢族一樣遭受帝國主義和清朝封建政權的壓迫，有共同的階級利益和民族利益，這就為少數民族人民參加以資產階級革命派領導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斗爭創造了條件。其次，因為少數民族人民除了受各族人民的共同敵人——帝國主義和清朝封建統治壓迫外，還要受本民族的剝削階級的殘酷壓榨，所以近代少數民族革命斗爭，除反抗國內反動統治階級和外來帝國主義的斗爭外，又常常和反抗民族內部的上層反動人物的斗爭結合在一起。反對清朝封建統治又同反抗民族壓迫結合在一起。再者，由于少數民族地區民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出現，他們有的出國留學廣泛接觸西方和日本的資產階級革命思想，有的參加了同盟會并在少數民族地區廣泛宣傳反清革命的思想，這就為少數民族人民參加辛亥革命，創造了階級和思想條件。另外，由于少數民族地區廣大，又因為社會經濟形態和階級關系的差異，加上缺乏本民族資產階級革命派有力的領導，所以斗爭地域性明顯，難于統一和集中。這些特點，在辛亥革命時期的革命斗爭進程中都明顯地表現了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