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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2004-2013年中國29個省份的面板數據，分別使用SML指數、空間自相關和空間β收斂分析方法對環境約束下規模生豬養殖全要素生產率的時空分異趨勢及收斂性進行分析。研究發現：中國規模生豬養殖全要素生產率主要受到技術進步的拉動在考察期內以年均5.29%的速度增長，技術效率在波動中無明顯改善；隨著技術進步度過快速空間外溢時期，地區間規模生豬養殖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正向空間溢出作用經歷了先增后降的變化趨勢；HH類型地區以中南區為基礎逐漸向西北方向的重慶和陜西擴張，LL類型地區在北方以及華東區的連片分布范特征逐漸增強，HL類型和LH類型地區的連片特征趨于減弱；中國規模生豬養殖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存在顯著的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特征，經濟發展水平、畜禽養殖業發展水平和農村人力資本水平是影響收斂性的主要因素。

關鍵詞：環境約束；規模生豬養殖；全要素生產率；時空分異；收斂性

1978-2013年期間中國畜禽養殖業產值占農業總產值比重由14.98%上升至29.32%，在經濟發展水平提升和居民食物消費結構轉型的推動下，我國畜禽養殖業持續蓬勃發展[1]。生豬養殖是我國畜禽養殖業的支柱產業，隨著畜禽養殖業的快速發展，生豬養殖的規?；潭纫苍诓粩嗵岣摺Ｔ?004-2013年期間，我國生豬年出欄量在500頭以上的養殖戶從5.14萬戶上升至26.63萬戶，其生豬飼養數量由0.85億頭上升至3.74億頭。雖然規模養殖對于實現規模經濟和促進農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但規模的不斷擴大也帶來了巨大的生態環境壓力。此外，持續上升的生產成本也促使規模生豬養殖面臨的風險和挑戰與日俱增。因此，中國未來規模生豬養殖應由依賴于投入要素增加和忽視環境約束的傳統生產模式向全要素生產率（TotalFactorProductivity，TFP）增進和環境友好型的可持續發展模式轉變，其中注重環境因素對于生豬養殖業發展的剛性約束顯得尤其重要。那么，基于上述背景之下，考慮環境約束以后的中國規模生豬養殖TFP在時間上呈現出怎樣的變化趨勢，其變化的驅動因素是什么？規模生豬養殖TFP在空間上呈現出怎樣的分異特征，其空間關聯效應是否存在？規模生豬養殖TFP的地區差異是呈現收斂還是發散的趨勢，影響其收斂性的因素有哪些？回答以上問題對于明晰環境約束下中國規模生豬養殖TFP的時空分異趨勢及其收斂機制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為進一步促進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與生態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縮小地區間規模生豬養殖TFP差異提供實證依據。早期對于畜禽養殖業或是生豬養殖TFP評價的研究均基于投入—期望產出的視角，其評估方法大體可以劃分為參數方法[2]-[4]和非參數方法兩類[5]-[7]，而得到的結論也不盡相同。曹佳等[8]的研究發現我國畜禽養殖業TFP在1978-2007年期間的年均增長率為4.71%，梁劍宏和劉清泉[4]、蘭勇和姚屹濃[7]、王芳等[9]的研究發現我國不同規模的生豬養殖TFP均出現上升的趨勢；也有部分學者得到了相反的結論，如寧攸涼和喬娟[10]、廖翼和周發明[11]的研究發現生豬養殖TFP由于受到技術停滯和倒退的影響呈現出下降的趨勢；但上述研究均未考慮環境因素對于TFP增長的影響。

與此同時，眾多學者在對農業TFP進行評價時，將環境因素納入指標體系已經成為全面、準確評估農業TFP工作中至關重要的一環，李谷成等[12]、韓海彬[13]、潘丹和應瑞瑤[14]均使用單元調查評估法對化肥施用、畜禽養殖、固體廢棄物和水產養殖造成污染物進行核算，將其作為環境非期望產出指標帶入到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中對農業TFP進行評估，并通過研究發現環境污染因素已經成為制約農業TFP增長與環境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雖然近期不斷有學者開始關注環境因素對于規模畜禽養殖業TFP增長的影響，如張曉恒等[15]和朱寧等[16]分別以規模生豬和規模蛋雞養殖為例，在考慮環境以后以后對規模畜禽業的環境效率或環境全要素生產率進行重新計算，并發現環境因素對于規模畜禽養殖業TFP增長的抑制作用明顯。但在規模畜禽養殖業TFP的研究領域仍有以下幾方面問題亟待改善：一是使用單元調查評估方法核算污染物排放量時，大部分文獻均以賴斯蕓等[17]構建的排污系數體系作為最主要的核算標準，但使用早期核算標準對近期污染物排放量進行計算可能存在較大的誤差，也無法體現出不同清污方式下污染物排放量的差異。二是使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對環境約束下的TFP進行評價時，其生產參考集與經典Malmquist指數一致，仍以當期生產為主，容易引發計算上的“技術退步”問題，并且無法體現生產要素作用的長期性和滯后性。三是關于規模畜禽養殖業TFP空間分異趨勢的研究較少，并主要停留在分析不同地區規模畜禽養殖業TFP的走勢差異層面，更是鮮有文獻觸及到TFP增長的空間關聯性或者是收斂特征的驗證?；诖耍疚幕谥袊箨?9個省份規模生豬養殖的相關數據，并結合相關文獻對各地區清糞方式的統計調查，使用2009年的《第一次全國污染源普查——畜禽養殖業源產排污系數手冊》對規模生豬養殖的污染物排放量進行測算，并將其代入到考慮環境非期望產出以及規避“技術退步”問題的Sequential-Malmquist-Luenberger指數中對規模生豬養殖TFP的時間分異趨勢進行分析，進而使用空間自相關和空間β收斂分析方法揭示規模生豬養殖TFP的空間分異趨勢和收斂特征，并根據實證結果提出促進中國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和縮小地區間TFP差異的措施。

1研究方法與數據說明

1.1研究方法對收斂性進行判斷則需要通過空間計量模型的設定檢驗。

1.2變量選擇

1.2.1投入產出指標選擇投入指標方面，本文基于《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中對于生產投入類別的劃分，選擇飼料投入，勞動力投入、水資源投入、能源投入、醫療防疫投入、其他直接投入和間接投入作為投入指標。產出指標方面，本文借鑒吳學兵等[21]、蘭勇和姚屹濃[7]和張曉恒等[15]的研究，使用生豬的凈產量作為期望產出指標；使用規模生豬養殖化學需氧量（COD）、總氮（TN）和總磷（TP）的等標排放量作為非期望產出指標①，所有涉及費用的指標均以2004年為基期，使用各省份的農產品生產資料價格指數進行平減，各項指標的具體選擇及衡量方式如表1所示：規模生豬養殖COD、TN和TP排放量的核算主要以《畜禽養殖業源產排污系數手冊》中的排污系數表為依據，本文的排污量主要是計算生豬在保育期和育肥期的排污量總和，并按照林源等[22]和周天墨等[23]的研究將生豬的飼養周期設定為199天，其中1/3為保育期，2/3為育肥期。由于使用《畜禽養殖業源產排污系數手冊》進行核算時需要對規模生豬養殖的清糞工藝進行選擇，因此本文主要基于祝其麗等[24]對全國144處規模豬場清糞方式的調查結果（如表2所示），將規模生豬養殖劃分小型、中型和大型規模生豬養殖，并按照各種養殖類型清糞方式的比例對排污量進行測算①。排污量的計算方式如下式所示：QfCUQ??DayfCDayqssqsss?????????2i1iiq1（8）其中i代表第i個省份，s取1,2,3分別代表小、中、大型規模生豬養殖，q取1,2,3分別代表COD、TN和TP三類污染物，qsUi為i省的s型規模生豬第q種污染物的排污量，sQi為i省的s型規模生豬養殖數量，sC為小、中、大型規模養殖干清糞處理的比例，q1f和q2f分別為干清糞和水沖糞處理方式下COD、TN、TP的排污系數，將三種類型生豬養殖的排污量加總即可得到規模生豬養殖的總排污量。

1.2.2條件β收斂分析的控制變量選擇本文在規模生豬養殖TFP條件β收斂分析的控制變量挑選方面主要借鑒方福前和張艷麗[25]、石慧和吳方衛[26]、潘丹和應瑞瑤[14]對于農業TFP影響因素的選擇，使用經濟發展水平（人均GDP）、畜禽養殖業發展水平（畜禽養殖業總產值占農林牧漁業總產值比重）、農村人力資本水平（農村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②）和財政支農力度（財政用于農業支出）作為收斂性分析的控制變量。此外考慮到SML指數計算得到的規模生豬養殖TFP已納入環境因素，本文進一步使用地區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作為衡量地方政府環境規制的變量引入到控制變量的指標體系中，其中人均GDP和財政支農力度以2004年為基期使用GDP平減指數進行處理，以上五種控制變量的具體衡量方式如表1所示。

1.3數據說明本文考察的時間范圍為2004‐2013年，空間單元選擇為除江西和西藏以外的中國大陸29個省份，地區劃分以《排污手冊》的六大區分類標準為依據。投入產出指標數據來源于《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規模生豬養殖的數量來源于《中國畜牧業年鑒》，空間條件β收斂分析的控制變量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需要說明的是，鑒于《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對于規模生豬的定義與《排污手冊》不同③，因此本文規模生豬養殖的投入產出值以《全國農產品成本收益資料匯編》中每個地區中規模和大規模生豬養殖相關指標的平均值來表示，每個地區的規模生豬養殖的投入產出總量均由生豬出欄數量與每頭生豬的投入產出值相乘得到。

2實證結果分析

2.1規模生豬養殖全要素生產率的時間分異趨勢分析本文計算得到全國總體以及六大區的規模生豬養殖技術效率（EFFCH）指數、技術進步（TECHCH）指數和全要素生產率（SML）指數的時間分異趨勢。

2.1.1EFFCH指數的時間分異趨勢全國總體規模生豬養殖技術效率在2005-2007年和2008-2010年期間出現小幅的下降，其余時間段則呈現出小幅上升的趨勢，但總體上技術效率的年均增長率僅為0.15%，累計增幅為1.38%，全國層面技術效率在考察期內增減相抵后僅維持了微幅的增長。六大區中華北區、中南區、東北區、華東區和西南區的技術效率同樣呈現波動中微幅上升的趨勢，它們技術效率年均增長率分別為0.80%、0.23%、0.05%、0.04%和0.04%，累計增幅分別為7.40%、2.10%、0.47%、0.35%和0.32%；而西北區技術效率的年均增長率為-0.29%，累計增長幅度為-2.58%，技術效率呈現出微幅下降的傾向；總體而言，地區層面技術效率的上升或惡化幅度均有限。

2.1.2TECHCH指數的時間分異趨勢由于本文SML指數采用了序列生產參考集，完全規避了“技術退步”現象的產生，因此計算出所有地區規模生豬養殖TECHCH指數在各個時間段的值均≥1。全國總體規模生豬養殖技術進步在考察期內年均增長5.13%，累計增長了56.91%，其中尤其以2004-2005年和2006-2008年期間的增長最為突出，全國層面規模生豬養殖的生產技術和環境技術均有明顯進步，但增長速度在近期有所下降。中南區、西南區、華東區、東北區、華北區和西北區的技術進步年均增長率分別為7.88%、6.51%、4.38%、4.30%、3.70%和3.63%，累計增幅分別為97.94%、76.46%、47.12%、46.11%、38.73%和37.87%，中南區和西南區的技術進步在整個考察期內均具有顯著增長，其余四個地區增長最為明顯的時間段與全國層面一致，但總體上各地區規模生豬養殖的技術進步現象也開始呈現出放緩的趨勢。

2.1.3SML指數的時間分異趨勢考慮到2004-2013年期間規模生豬養殖技術效率的改善有限，因此SML指數增長主要受到技術進步的影響和拉動，并且走勢也基本與TECHCH指數相符合。全國層面規模生豬養殖TFP在考察期內年均增長5.29%，累計增幅為59.08%；地區層面中南區、西南區、華北區、華東區、東北區和西北區的TFP年均增長率分別為8.13%、6.55%、4.53%、4.42%、4.36%和3.33%，累計增幅分別為102.08%、77.02%、48.99%、47.64%、46.81%和34.32%。中南區和西南區TFP在考察期內呈現出持續顯著增長的趨勢，全國總體及其余四個地區的TFP均在2007-2008年和2011-2012年期間的增長最為突出，但各地區在2012-2013年期間的增長速度同樣有所放緩。

2.2規模生豬養殖全要素生產率的空間分異趨勢分析

2.2.1規模生豬養殖全要素生產率的全局空間自相關分析為了體現中國規模生豬養殖TFP在空間上持續的分異趨勢，本文將SML、EFFCH和TECHCH三種指數由環比形式（前年=1）轉換成以2004年為固定基期（2004年=1）的指數，計算得到2005-2013年的全局Moran指數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SML指數的Moran指數經歷了“先負后正”和“正向關聯性先增強后減弱”的變化過程，空間正向關聯特征在2007-2011年期間顯著型最強，但隨后減弱至2013年的0.0720，總體上鄰近省份之間的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形勢逐步趨同，趨于形成高TFP增長省份集群和低TFP增長省份集群。EFFCH指數在一半以上的考察期內呈現為負向空間關聯的特征，隨后向正向空間關聯轉換，說明雖然規模生豬養殖技術效率的改善幅度有限，但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已經趨于形成，空間合作以及帶動作用成為新的趨勢。TECHCH指數的Moran值由2005年的0.1527下降致2013年0.0332，顯著性也隨之大幅下降，說明伴隨著新型養殖生產技術和環境技術在省份之間的普及和傳遞，省份之間規模生豬養殖技術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正在趨于減弱，規模生豬養殖已經渡過技術進步快速空間外溢時期。

2.2.2規模生豬養殖全要素生產率的局域空間自相關分析將中國29個省份規模生豬養殖的定基SML指數（2004年=1）代入到Geoda1.5.32軟件中，制作的局域空間自相關（LISA）分布圖如圖1-圖3所示。由圖1-圖3可知，四種局域空間自相關類型地區的空間分異趨勢如下：HH類型地區的空間分異趨勢。HH類型地區在2005年主要連片分布于中南區的湖南、廣西和廣東，同時華東區的福建和上海也屬于該類型地區。隨后HH類型地區向西北方向擴張，考察期內重慶和陜西因其規模生豬養殖TFP分別增長了68.59%和82.30%而新晉成為HH類型地區，中南區的湖南、廣西和廣東的TFP增幅分別達到244.16%、113.96%和97.42%并始終為高TFP增長集聚區，上海和福建則因為鄰近省份TFP的后期增長速度相對放緩而脫離該類型地區。此外，根據規模生豬養殖污染物排放量占比和養殖數量占比的變化趨勢可知，所有HH類型地區在考察期內的污染物排放量和養殖規模大體相當，規模生豬養殖均未出現污染物過度排放的現象。需要注意的是HH類型省份中僅有廣東和湖南兩省屬于養殖規模較大的省份，并且廣東的養殖數量占比在考察期內下降了10.76%，其余省份都呈現出生豬養殖規模相對較小但具有高TFP增長的特征。HL類型地區的空間分異趨勢。HL類型地區在2005年存在“連片”和“散狀”兩種分布形式，東北區的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以及四川、甘肅和寧夏均呈現出連片分布的形式，山西、湖北和江蘇呈現“散狀”分布的形式，其中甘肅、寧夏和山西均屬于初期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較快并且養殖數量占比較低的地區。隨后HL類型地區的連片分布格局逐步被打破，東北三省以及甘肅、山西和江蘇由于自身TFP增速相對不足而退出該類型地區，河南、福建和河北等養殖數量占比較高的省份由于自身TFP增長明顯（增幅分別達到149.58%、98.06%和96.15%）且鄰近省份TFP增長較慢而新晉成為HL類型地區，四川和寧夏的TFP分別增長了172.67%和103.57%并始終屬于該類型地區。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和福建的污染物排放比重略低于養殖數量比重，污染物減排成效明顯，同時其余省份也未出現過度排放的現象。

LL類型地區的空間分異趨勢。2005年全國有6個省份屬于LL類型地區，其中既包含北京、天津、新疆和青海等規模生豬養殖數量較少的省份，也囊括了河南和河北等養殖數量占比較高的省份。隨后LL地區分別向東北和東南方向轉移與擴張，至2013年，新疆因其規模生豬養殖TFP累計下降了3.37%與其余10個低TFP增長省份（增幅介于5.00%與57.24%）共同構成了LL類型在北方和華東區的連片分布地區。從它們污染物處理情況以及養殖數量占比來看，新疆、青海、甘肅和內蒙古屬于低TFP增長、低養殖數量占比且無污染物過度排放的省份；遼寧、吉林和黑龍江的污染物排放占比均明顯高于養殖數量占比，污染物過度排放現象突出并成為阻礙TFP增長的重要因素；安徽、江蘇、浙江和上海雖然擁有良好的污染物減排效果，但怎樣擴大產出以及降低成本是它們未來TFP改進應重點關注的問題。LH類型地區的空間分異趨勢。LH類型地區在2005年主要在南北方向上形成云南至內蒙古的線型分布，并涵蓋華東區的山東、安徽、浙江以及中南區的海南。隨著LL類型地區在北方和華東區連片分布的形成，以及重慶、陜西、河北和河南憑借后期規模生豬養殖TFP的大幅增長晉升為HH類型或HL類型地區，連片或獨立規模生豬養殖高TFP增長省份的布局逐漸清晰，同時圍繞高TFP增長省份形成的LH類型地區趨于向“散狀”分布轉換。至2013年，全國仍有8個省份屬于LH類型地區，其中北京、天津、山西、云南、貴州和海南的TFP增幅均介于20%至60%之間，并屬于養殖數量占比較低的省份；山東和湖北的TFP增幅分別為61.47%和54.28%，它們的養殖數量占比較高且無過度污染物排放，并有希望通過進一步促進TFP增長晉升為高TFP增長省份。

2.3規模生豬養殖全要素生產率的收斂性分析

2.3.1空間β收斂模型的設定檢驗上文的研究證明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存在空間關聯效應，因此有必要選擇空間β收斂分析方法進行研究，以充分考慮空間因素對于收斂性的影響。本文使用Elhorst[27]的空間計量工具箱進行設定檢驗得到的結果如表5所示。根據表5可知，Moran檢驗的結果證明絕對β收斂模型和條件β收斂模型均存在空間溢出特征，使用空間β收斂分析方法是適宜的。Hausman檢驗結果證明兩種模型均應采用固定效應進行估計，進一步通過LR檢驗對固定效應的具體形式進行判斷可知，兩種模型應采用時間和空間雙固定效應進行估計。根據兩種模型的LM檢驗和RobustLM檢驗的結果可知，絕對β收斂模型更適合設定為空間誤差模型（SEM）的形式進行估計，條件β收斂模型的更適合設定為空間滯后模型（SLM）的形式進行估計。

2.3.2空間β收斂模型的估計結果分析絕對β收斂模型分析。由表6可知，絕對β收斂模型中收斂系數β在SLM和SEM的估計結果分別為-0.2217和-0.2237，數值較為接近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鑒于模型設定檢驗結果以及log-likelihood值都傾向于采用SEM的估計結果，本文以-0.2237作為β收斂系數進行分析。收斂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中國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存在顯著的絕對β收斂特征，前期TFP增長較快的地區在當期趨于擁有較低的TFP增長，而前期TFP增長較慢的地區在當期呈現“后發趕超”的趨勢，地區間TFP增長的差異趨于減小。誤差項的空間自相關系數ρ為0.1975且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證明模型存在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這與全局自相關分析中SML指數的全局Moran指數為正的結果相符。條件β收斂模型分析。

由表6可知，在加入了5個控制變量以后，收斂系數β在SLM和SEM的估計結果分別為-0.2718和-0.2715且均通過了1%的顯著性檢驗。根據模型設計檢驗結果以及log-likelihood值可知，條件β收斂模型分析應以SLM的估計結果為準，規模生豬養殖TFP的條件β收斂系數為-0.2718，略高于絕對β收斂系數的-0.2237，說明在添加了控制變量以后，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依然存在顯著的的條件β收斂特征，并且收斂的趨勢相比絕對β收斂而言更加突出。進一步分析控制變量的估計結果可知，lnAGDP的估計系數為0.1313且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說明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地區擁有較高的TFP增長，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差距的縮?。〝U大）相應會促進TFP增長的收斂（發散）；AnimalHusbandry和lnHumanCapital的估計系數均分別為-0.0058和-0.5119，且分別通過了1%和5%的顯著性檢驗，畜禽養殖業發展水平和農村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地區擁有較低的TFP增長，一方面這與前文的分析相一致，一些養殖規模較小的省份出現了顯著的TFP增長，而一些養殖規模較大省份的TFP增長幅度相對較小，另一方面，畜禽養殖業較為發達以及農村人力資本水平較高的地區可能環保意識更強并對污染物減排擁有更高的關注度，控制污染物排放能夠提高TFP的增長質量，但對TFP的增長速度可能具有負向作用；lnFinance和lnPollutionRegulation的估計系數分別為0.0028和-0.0050但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財政支農對于TFP增長的促進作用并不顯著，此外政府環境規制對TFP增長的抑制作用同樣不明顯；空間自回歸系數δ的估計系數為0.1808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說明地區間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顯著為正，高（低）TFP增長地區的集聚特征趨于加強，這也與前文空間自相關分析的結論相一致。

3結論與啟示

本文基于2004-2013年中國29個省份的規模生豬養殖相關數據，在考慮環境約束的情況下，使用SML指數、空間自相關和空間β收斂分析方法對中國規模生豬養殖TFP的時空分異趨勢及收斂性進行實證分析。主要結論有：（1）從時間分異趨勢來看，中國規模生豬養殖TFP在考察期內年均增長5.29%，累計增長了59.08%，但增長速度在近期有所減緩；技術效率變化的波動特征明顯但總體上無明顯改善；技術進步是推進TFP增長的最主要因素。（2）從全局的空間分異趨勢來看，地區間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的正向空間關聯特征先增強后減弱；技術效率的正向的空間溢出效應趨于形成；技術進步已經度過快速空間外溢時期。（3）從局域的空間分異趨勢來看，HH類型地區以中南區為基礎逐漸向西北方向的重慶和陜西擴張；HL類型地區在東北區和西北區的省份數量趨于減少，現階段主要散狀分布于四川、寧夏、河北、河南和福建等省份；LL類型地區的在北方以及華東區的連片分布范特征逐漸增強，并涵蓋了一些規模養殖較大的省份；LH類型地區的連片特征趨于減弱，并包含了山東和湖北等規模生豬養殖大省。（4）從收斂性來看，中國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存在顯著的絕對β收斂和條件β收斂特征，地區間TFP增長的差異逐漸減少，經濟發展水平、畜禽養殖業發展水平和農村人力資本水平是影響收斂性的主要因素。根據上述研究結論本文得到了以下三點啟示：一是通過提高規模生豬養殖管理水平和生產要素利用效率促進技術效率改善，并借助技術效率增長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推動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二是繼續加強規模生豬養殖技術以及糞便污染物無害化和資源化技術研發支持，扭轉近期技術進步減緩的趨勢，擴大技術進步對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的促進作用。三是有針對性的破解部分規模生豬養殖數量較高省份的低TFP增長難題，擴大高TFP增長地區的連片集聚范圍，促進TFP增長在空間上的收斂，其中東北區的遼寧、吉林和黑龍江3省應重點加強污染物減排控制，實現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協調發展；山東、湖北等省則應通過改進養殖技術進一步擴大產出和降低成本促進規模生豬養殖TFP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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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永彥 單位：西南大學經濟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