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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隨著國際分工縱深發展，各國出于共同經濟安全和經濟利益的需要，國家利益中經濟改革、外交、軍事及政治協調性要求日益迫切，經濟一體化逐漸發展到以集體安全、共同防御需要所代表的軍事一體化而演變為“用一個聲音講話”的外交、政治一體化。面對這樣一種世界經濟趨勢，一些當代學者認為，經濟全球化將削弱國家主權，一國如堅持行使國家主權，其國民經濟將因此受損。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國家主權；國家利益

一、國家主權相關概念

主權觀念是世界性的，由于各國國情不同，對主權的理解也大相徑庭。16世紀法國政治學家、法學家讓.布丹最早提出主權的概念。在《國家六論》一書中，他認為國家就是許多家庭管理它們共同利益的、具有主權的合法政府，國家主權是一國對內最高、對外獨立的權力，不受外部的任何限制。從主權的概念可以看出,主權作為“最高或最終權力”,它所強調的是最高性或終極性。是國家的根本屬性，本身是不可量化的。學術界習慣稱國家主權弱化，確切來說，應該是國家權力能力的弱化。

二、主權理論面臨的挑戰

主權理論發展至20世紀末，絕對主權面臨國際法和國際組織的嚴峻挑戰。國家主權具有對內對外雙重屬性。國家主權在對內方面表現為：國家管理本國一切事務的最高統治權；在對外方面表現為國家按照自己意志獨立處理對外關系的獨立權和相互尊重的平等權及保衛自身獨立生存的基本自衛權。

在對內方面，國家主權受到了人道主義原則的詰難。90年代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提出“人權高于主權”的口號，借他國內部的人權和人道主義問題大肆干涉別國內政。伊拉克戰爭不僅未能推進中東政治民主化進程，反而使百姓死傷無數，當地的人道主義狀況進一步惡化。世界一些國家借勢中國鎮壓“”現象，指責中國的人權問題，質疑國家政權的合法性。中國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權利，可“”首先侵犯了信仰者的生命權和生存權，對“”組織的迫害便無從談起。歷史上，猶太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波蘭主權喪失后，數百萬猶太人慘遭屠戮。這正說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沒有主權保障的人權泡沫吹彈可破。

在對外方面，主權國家絕對自由的主體意志是歐洲國家間戰爭頻發的根源。現實中的國家既不能是絕對自由意志的代表，否則就會侵犯其他民族國家的平等權；也不能一味服從限制它的規則，否則國家就不是獨立自主的。現實國際政治中，為保證其他國家主權的平等地位，國家主權往往受制于國際法和國際組織，并不存在絕對的、不可分的國家主權。據此，只要國家不消亡，永久和平就不可能實現。

抽象的人權是不存在的，人權必然建立在相應的經濟基礎和社會體制的發展之上。同時，泛化的人權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各國對人權的理解和解釋的歧異是導致國家肆意干涉他國內政的緣由之一。人權必須受到國際人權公約的約束，接受國際輿論的監督。

三、國家主權能力弱化問題

以權力界定國家利益是國際政治的潛規則，主權在強權政治面前經常大打折扣。如戰敗國將負擔沉重的經濟、外交和軍事等方面的義務，可戰敗國并不因此喪失主權，只是主權能力的階段性弱化。因而，主權能力是會變化的。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主權是否集體被削弱也有待商榷。

經濟全球化是伴隨新技術、民族認同危機等全球問題的擴散而由主權國家推動的進程。國際新秩序向來由強權國家主導，即有些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其國家意志得到了體現，國家主權能力得到了強化。如果國際經濟領域的利益是個定值，那麼，國際間進行的便是零和博弈，各國利益此消彼長。強國強化的主權能力是以弱國弱化的主權能力為代價的。國家間在某些領域進行的是非零和博弈，便有可能達成雙贏局面。國家權力是一國軟硬實力的有機結合體，衡量主權能力是否削弱需綜觀各領域的利益消長，而不是靜止地看這一領域而忽視另一領域的變化。否則，抽象地談論國家主權就會陷入詭辯境地。國際組織、跨國公司、NGO等都是國家利益的延伸，必然要求參與國讓渡部分主權。中國積極主動加入世貿組織，消減非關稅壁壘、減讓關稅、取消進口配額和進口許可證制度，換得國內市場經濟和出口貿易的發展，利大于弊。在權衡國家主權能力變化時，切不可將某一領域的利益等同于國家的整體利益，要意識到，各領域的利益是子系統，應服務于國家整體利益。

因而，經濟全球化并不必然導致國家主權能力弱化，應對全球化的對策才是關鍵。各發展中國家惟有在堅持國家主權原則的基礎上，積極應對經濟全球化挑戰，參與到國際機制中去，加強對話與合作，才不會被國際社會邊緣化，才能更好地在國際舞臺上最大地實現國家利益，從而維護國家主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