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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幅增加科教投入,重視以增加新技術供給來帶動企業投資,增加有效供給從而促進經濟增長。

因為一方面據有關''''九五''''科技攻關資料來看:中央財政投入53億元,引導地方和單位自籌資金達176億元,獲國內外專利1300多項,累計創造綜合經濟效益4300億元,其中直接經濟效益950億元,出口創匯23億美元。照此來看,中央財政增加科技研究發展投入,比起基礎建設來不但經濟效益更好,而且更能帶動民間資金跟上,因此的確值得大力增加,尤為關鍵技術的研發投入。另一方面根據熊彼得的經濟周期“技術創新決定論”認為,大規模的技術創新浪潮是吸引企業投資,推動經濟進入新一輪增長周期的決定性因素。而同時我國在現實上也確有政府大幅增加研發投入的必要性:有關研究表明:由于我國企業的自主開發能力薄弱,造成工業產品的供給結構與市場需求結構不銜接甚至某些方面嚴重脫節,一方面許多產品供過于求,眾多企業生產能力大量閑置;另一方面,市場需求旺盛的一些產品,我國產業又不具生產能力,只能靠進口。比如每年我國機械及運輸設備進口額都占到工業制成品總額的一半左右,而我國的機械及設備產品的生產能力利用率普遍低于70%.因此政府除了增加國債技改貼息支出外,還應考慮大幅增加創新技術研究發展投入。其中除了組織國有科研單位針對企業的技術需要研究后再轉讓給企業外,還可通過各種有效途徑方法鼓勵支持企業進行自主創新知識產權的研發,以便最終促進企業的技術,技改投資,增加有效而促進經濟回升。

而另外加強中央財政對高等教育,義務教育等的財政支持,降低學生學費負擔,不但可使居民將原用于交納學費的部份收入用于即期消費,而且還能改善其對以后教育方面的支出預期而有助于促進當前消費。而同時大力加強職業培訓,再就業培訓等,則不但能提高我國職工素質,提高經濟增長質量,也有助于促進再就業,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

二從以基礎工程設施建設投資帶動經濟增長轉向以制度性建設來帶動經濟增長。

1,進一步加快社保體系制度的完善建立。因為其意義不但在于社會穩定,改善居民的預期,促進當前消費而帶動經濟回升。同時還有助于減少對經濟增長速度的依賴。因為據說經濟增長速度要保證一定速度的原因,是為了保持及促進就業,而促進就業的目的是為了社會穩定。而加快建立起強有力的社會保障體系,則本身就直接有助于社會穩定,那么增長速度,就業水平低一些也就可能沒多大關系了。而且以保經濟增長速度來保就業,或許最終會像以前以保國企來保就業,保穩定那樣被證明是缺乏效率,難以為繼,最終不得不改的……因此還不如現在就及早調整政策,直接用部份國債資金用于擴大,加強社會保障(如擴大之民工),不要再浪費寶貴的資金去用于效益不佳的基礎設施來保經濟增長,就業了。而且這樣做的成本更低:據最近的有關數據表明,3年5100億的國債資金創造的就業崗位為500萬人,每人每年的就業成本約為3萬元左右,而現在下崗,失業人員的保障水平不過5000元左右,只有前者的6分之一。這樣就意味著與基建相比,同樣的國債資金除了能直接保障同樣水平的人員的生活安定外,還能省下另一部份錢用于效益更好,作用更長遠的教育,(尤為職業教育,再就業培訓等),科技發展等等方面。而且這樣更有助于解決城市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因此現在確應考慮及早調整未來國債資金使用方向,暫停效益不佳的基建項目的掃尾投入,以騰出資金來加強上述等方面,那么這種轉型對于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應是很有利的。當然同時也應注重改革傳統社會保制度,以提高社保資金的使用效率,如我在“關于建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體系”一文中的相關論述那樣。

2,大力支持農村稅費改革的全面推進,建立起合理的新農村稅費制度。以便減輕農民負擔,解決三農問題,促進農村消費。雖然為了此需要消耗大量中央財政資金,但考慮到這一來有助提高政府威信,恢復民心,在政治上有好處,二來農村稅費改革可減輕農民負擔,加上其他有助于增加農民收入等措施,效應的配合,而有望啟動農村消費,推動經濟增長的話,則中央財政也是能從工業品銷售增加等等中增加稅收收入,而得到彌補的。因此是值得大幅增加此方面支出的。但當然在我看來現行的農民稅費改革方案確應作出修改,以免增加中央財政不必要的負擔,而影響了其他方面的發展。比如對于農村義務教育,這個農村稅費改革中最大的阻力問題,我覺得就不必完全取消教育附加費而全由中央財政負擔,這樣就因中央財政沒錢“買單”而使改革難以推進,農民負擔反而難以迅速下降(這也是當前的情形),因此還不如大家合理分擔,即不是取消教育附加費,而是降低一半,另一半再由中央財政負擔,這樣農民負擔可快點減輕一點,中央負擔又增加不太大,財政能承受得起,加上上述措施及其他措施的配合,則農村稅費改革就可能取得突破,可以全面推進了。

3,高度重視具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制度的建立。因為我國以前在市場建設中比較重視的是各種要素市場的建設,卻忽視了市場經濟的本質是信用經濟,沒有同步建起強有力的信用保障體系,致使現在社會上失信現象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雖然政府也已開始建立中小企業信用體系等行動,上海也開始建立個人信用制度等了,但這些也只是分兵作戰,不能完全滿足社會對信用保障的需要。而現在因項目缺乏,國債投資增長乏力,同時因目前因居民對未來收支預期不良,投資者對未來投資收益預期不良而致民間消費投資不振而嚴重影響了經濟增長。雖然政府也已采取了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但并未能很好地重振居民消費投資的信心,致使經濟難以走出通縮形勢。也說明以加快社會信用保障制度等促進消費,帶動經濟發展已成為當務之急了。因此我認為政府應轉而高度重視通過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體系,通過設立政府擔保基金等來為居民提供消費投資擔保,而直接給人以消費投資的信心,以促進民間消費投資而啟動經濟的意義。而且從財政角度看,以設立擔保基金來促進消費投資,比起通過大搞基礎建設來帶動投資促進消費,效果可能更好負擔更輕。因為一方面擔保基金的資金擔保帶動系數大,同時又不必現在就支付,只要等其貸款到期再視需要盡擔保責任支付就可了,而有助于減輕當前財政壓力。而且比起經濟效益差的基礎建設,資金有去無回,容易產生''''豆腐渣''''工程等問題來,只要未來經濟確實回升,就業增加,個人收入增加,投資收益好,受擔保者能自行還債,則政府就不需真投入太多錢去盡擔保責任,而能減減輕財政負擔,反而會因消費投資增加,稅收增加等而受益。因此這比起以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來啟動經濟,更值得我國政府好好重視研究,以便開創出一條適應我國國情的新經濟增長理論政策來。因此我建議我國迅速建立具有我國特色的,覆蓋個人,企業等各種信用交易如消費信貸,中小企業貸款等等的綜合性的信用保障制度體系。(具體參考我的“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信用保障體系”一文)

4,加快研究建立新的國有企業經營激勵約束監督制度。因為據徐平華的''''中國經濟駛入快車道尚需時間''''一文中寫到:當前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不足的主要根源在于作為中國經濟主體的國有企業和城鎮集體企業陷入嚴重困境,……其最根本的原因是體制因素,也即產權制度問題,但現在產權制度改革進展卻比較困難。以往人們寄予厚望的承包制,股份制都沒發揮出理想的效果。對此我認為國家或可向一條新思路去深入研究一下,或可使產權改革取得突破,解決國企及集體企業的經營激勵約束監督問題。具體可參考“國有企業產權改革新思路”一文。

三政府宜將下一步國企扭虧增盈的重點放在國有上市公司上。

因為其業績大增后,則可提高股市投資價值而吸引民間資金入市投資,推動股市上揚,而有助于減持的進行。同時這也可起到啟動民間投資,及利用股市的財富效應促進消費,從而帶動經濟回升的目的。而這是郵政,煤炭等行業性,非上市國企扭虧增盈后也難以達到的效果。為此或可像當初成立AMC收購處置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那樣,成立專門機構籌資大規模地收購國有上市公司的不良資產。若現在政府難以籌到這筆資金,則也可以考慮用非上市國企等的優質資產大規模地置換國有上市公司的不良資產,而使國有上市公司能夠有脫胎換骨的變化。由于這是在股市不斷規范,上市公司治理機制有望日益改善(如“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的制定,獨立董事開始大量設置,以及減持后有望解決國有股一股獨大造成的問題等)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就有可能取得較好效果,不致像以前那樣心血白費。這樣一來,再加上其他必要政策的配合,則不但可能順利穩妥地實現國有股減持,同時還有助于完成啟動民間投資,促進消費而帶動經濟增長的宏觀經濟目標,也有助于股市的長遠發展,可謂一箭多雕。因此應是值得高層慎重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