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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從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層面上來看，以往只注重經濟或只注重生態的單維的經濟倫理原則需要我們作出深刻反思。在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中，強調人要與自然環境走一條和諧共處的道路，但有點宿命的觀點，忽略了經濟的發展。儒家的“與天地參”、“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道家的“齊物我”、“天與人一”；以及佛家“萬物有靈”、“普渡眾生”等都反映了這種思想。建國初期我們強調戰天斗地，向自然進軍，開展圍湖造田全民大煉鋼鐵運動。結果，雖然對恢復國民經濟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人為的生態環境破壞給我們帶來了沉重的負擔。改革開放以來，高科技革命給我國社會發展以很大的活力。然而，在追求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也造成了許多破壞生態環境的災難，尤其是長江洪水的肆虐，黃河斷流的危險以及最近我國北方地區頻繁出現的沙塵暴天氣等給我們提出了嚴重的警告，需要我們深刻反思我們的倫理理論和行為。

只要經濟不要生態的經濟倫理原則，先發展后整頓或者先破壞后治理的倫理觀念已不再適應中國目前全球化的發展，需要建立新的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倫理價值觀，經濟與生態相協調的經濟倫理原則，以指導我們的生產和建設。“人與自然相融和諧的意識及其相應的新的環境價值觀念和倫理道德才是可持續發展觀的靈魂。”[2]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為標準來衡量經濟增長，實際上強調的是一種經濟倫理，是人們的一種追求，即追求人與自然之間一種平衡、和諧。隨著全球化的不斷運行，和平與發展的呼聲也越來越強烈，人類對和諧意識與發展意識的需要也越來越由分立走向融合，單方面的和諧意識或單方面的發展意識都很難適應人類現實的生活需要，人類需要一種既能兼顧和諧意識又能注重發展意識的新型倫理。而生態經濟倫理恰好因應了人類的這種需要和趨勢，以適應構建和諧社會的發展。

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以往只注重經濟利益，只注重人，不注重自然的倫理原則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被視為缺乏全球意識、缺乏長遠眼光，將對人類整體利益產生不利影響，導致環境危機。“任何問題，都是從倫理學和美學判斷是否。只要利于生物群落的完整、穩定和美觀，事物就是對的。”[2]中國現代化建設決不可重走西方國家所走過的發展老路，而問題的關鍵在于發展的一開始就需要確立經濟與生態統一的倫理原則。所以，從“人為自然立法”轉為“天與人一”的倫理價值觀念是建設新型倫理觀的當務之急，也是我們發展的根本道路。就像D·梅多斯在《增長的極限》一書中所說那樣：“我們肯定地說，全球性的發展問題都是和其他的全球性問題密切相互關聯，以至于人們必須制定一種總體戰略，著手研究所有重要問題，特別是人類和環境的關系問題。”[3]人類社會步入20世紀后，由于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惡化，經濟發展對資源的需求量與消耗量的不斷擴大與全球生態危機的矛盾日益加深，發生了兩次“環境革命”。它要求人們必須反思經濟增長與環境的關系。

在經濟全球化的發展道路上，處理和解決“全球問題”必然要求世界各國走有機發展的道路，因而在倫理原則取向上要求不同的民族和國家認識到任何只限于考慮短期利益的行為必然導致生產的下降和社會的倒退，因此需要一種新的生活方式以適應正在到來的匱乏時代，建立一種使用物質資源的新倫理。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不僅對人負有直接的道德義務，對自然物也負有直接的道德義務，并且后一種義務并不是前一種義務的間接表現”[3]。著名生態倫理學家利奧波德在《沙鄉的沉思》中說：“當一個事物有助于保護生物共同體的和諧、穩定和美麗的時候，它就是正確的；當它走向反面時，就是錯誤的。”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人與自然應作為伙伴和諧相處，合理地、充分地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防止環境污染，保持生態平衡，“救救地球”成了時代的強音。

現今，有的人只注重經濟效益的提高，而不注重資源的節約，不注重環境生態的保護，對人與自然的相互聯系和本質區別缺乏認識，導致了對待自然的無情和征服的態度，必然會受到自然的懲罰。美國環境哲學家羅爾斯頓三世的《哲學走向原野》《環境倫理學：自然界的價值和人對自然的責任》等，承認自然界內在價值，主張將倫理關懷由人類擴大到自然界，強調人類利益與其他生命的一致性，要求人類兼顧兩個原則：有利于人類生存，有利于生態系統的動態平衡。

2．從人與社會的關系層面上看，以往只提倡公平或只提倡效率的單維的經濟倫理原則值得我們認真審視。人作為社交的主體，在參與全球化發展的同時，其經濟倫理觀已發生了改變。以往中國人在公平觀上歷來有過于偏重平均主義的傾向，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意識源遠流長。中國歷史上無數次農民起義，都一次次強化了這方面的意識。這種意識也是解放后一度實行的“大鍋飯”體制的一個觀念上的根源，過多地強調人是社會的動物，強調空泛的“公平”原則，把效率與公平對立起來，對“公平”的理解表現為粗陋的平均主義，并且將平均主義這種虛偽的公平觀念全面地付諸社會實踐。

單純強調“公平”的虛幻概念，而忽視“效率”原則的強調，導致平均主義的迅速蔓延，最終必然使這個社會成員失去發揮潛力的機會和創造的沖動，使整個社會陷落萬馬齊喑、缺乏活力的狀態。以中國現在的情況為例。由于剛加入WTO，不熟悉經濟全球化的運行規則，整個社會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和完善時期，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的遺留影響還未清除干凈，所以從操作的角度看，不能只強調“公平”原則，應當強調按貢獻分配，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此時如果過于強調全面實施“公平”原則的各項具體內容，則有可能在不小程度上起了保護平均主義并使“共同貧窮”重新回潮的消極作用。這就會影響到中國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的競爭實力，甚至關系到社會主義的“球籍”問題。曾經指出：如果我們不能極大地提高生產力，不能很快地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不能展現出來，社會主義就有被開除“球籍”的危險。這就是說中國能不能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增強國際競爭力，就看其能不能提高“效率”，所以在全球化條件下“效率”是一個不可缺少的經濟原則。

當然，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公平”也是重要的經濟原則，不能單純強調“效率”而忽略“公平”。這里所講的“公平”包括兩個方面內容：一個是國際公平；另一個是國內公平。在經濟全球化時代，我們不僅要確保國內經濟秩序的公平合理，而且更要在世界范圍追求一種公正合理的國際經濟秩序。著名經濟學家、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曾指出：“在一個全球化的世界中，文化以及經濟機會的均等可能是至關重要的。”[1](P241)而目前我國銀行信貸、稅收財政存在不公平的現象，不利于本國企業的公平競爭，而且文化和經濟開發的機會嚴重不均。所以如果沒有公平的競爭環境，即使“效率”再好，也不可能成為全球競爭的佼佼者。

今天，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社會要求確立正確的公平效率觀，建立正確的多維的倫理原則。社會追求效率，但不是不要公平，效率原則也是一種公平。社會需要均等公平，也需要效率公平。把效率與公平對立起來，讓人以為與效率相關的分配是不公平的，但對社會來說又是必不可少的無法消除與限制的事情，這在邏輯上就給人們一個觀念：我們的社會需要不公平，社會無法消除、限制不公平。如果這樣的觀念潛入人心，成為一種普遍的共識，那么我們的社會心理恐怕就是變態的、病態的。社會需要一種正確的、全面的公平效率觀，這樣的公平效率觀是一個社會道德倫理必不可少的基石。如果這個基石存在缺陷和出現動搖，這個社會就無法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社會倫理觀念，無法引導企業遵循和建設健康的企業倫理，無法引導形成積極向上的社會風氣。

3．從人與人的關系層面上看，以往只注重責任但不注重權利的單維的責任主義倫理原則值得我們重新思考。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如果只強調責任，不承認權利，必然形成經濟利益的不公，導致責任與權利、奉獻與補償、德行與幸福的二律背反。久而久之，在社會生活中就會形成惡性循環狀態。奉獻社會的人得不到應有的尊重和補償，“勞模”在某種缺乏正氣的環境中反倒成了一種壓力。有責者默默奉獻，無責任者不履行義務反而享有他人的奉獻。借用經濟學中的一句話，即“劣幣驅良幣”。一個社會如果陷入這樣一種不合理狀態中，那么，社會風氣敗壞、人際關系惡化、個人品質墮落就會成為必然，社會就失去公正與合理。

中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歷史的國家，儒家經濟倫理根深蒂固，而儒家經濟倫理重視的是人的等級，主張人身依附，反映一個人治的、集權的、等級制社會的倫理觀念。在這樣的社會里，每個人都有一種強烈的責任意識，它促使人們去思考的主要不是權利，而是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充分體現了中國人的民族自信心、責任心、愛國心、義務感。責任意識的強調固然很重要，能形成巨大的民族凝聚力，人們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勤勞、敬業、創新，不斷追求和積累財富以推動經濟的發展。那怎樣才能讓責任意識持續地發揮出來呢?這就需要很好地處理責任與權利的關系。

在中國傳統經濟倫理原則中，由于受儒家經濟倫理的影響，明白自己的責任和義務比明白自己的權利重要得多。這就如梁漱溟所說的那樣：“權利、自由這類概念，不但是中國人心目中從來所沒有的，并且是至今看了不得其解。”[4](P15)儒家對一個人應該為別人做什么的規定可謂不厭其煩，而對一個人自己可以擁有什么卻語焉不詳。權利意識的淡薄所導致的結果是，自己的權利被別人侵犯了往往忍氣吞聲，而不是通過合理的途徑加以捍衛；自己侵犯了別人的權利也往往不自知，而是心安理得，多數人的權利被少數人侵犯了，也常常是熟視無睹甚至逆來順受。在此觀念的影響下，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活動中也存在著權利的失衡和不平等競爭，一些與官府關系密切的“官商”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聚斂了大量錢財，而這樣的人竟然還被認為是商人中的“楷模”。

相反，經濟全球化強調經濟活動參與者的機會均等，支持他們捍衛自己的權利，同時也要求他們尊重別人的權利。WTO的很多原則和規則所體現的就是這樣的倫理精神。而在中國傳統的經濟倫理中，人們很難發現作為現代社會倫理基礎的權利意識[7]。例如勞資關系上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勞動者如何履行義務，同時捍衛自己的權利?這方面的意識對中國的許多勞動者來說很缺乏。據上海市職工法律援助中心提供的資料，1999年該中心接待的4000多件來信來訪中，有2／3與勞工權利和義務不明確有關，與勞動用工不規范有關。特別是非公有制小企業和少數外資企業，為逃避繳納社會保險費，紛紛利用勞動力市場化帶來的雙向選擇之機，以“試用”為借口，故意不與職工簽定勞動合同。而職工們迫于就業的壓力，即使“忍氣吞聲”也不敢輕易丟失“鐵碗”。有的企業在招聘啟事中，規定所有應聘者均須經“試用”合格方可正式聘用。然而不久，那些在試用期內勤勉工作的應聘者，在莫名其妙地被辭退后，終于如夢初醒：自己原來是這家企業低價“試用”的犧牲品。比如我國曾發生過合資企業老板上班時把雇員鎖在車間，以至發生火災無法逃離使雇員大批被燒死的慘劇；還有廈門一個臺資企業老總在女職工廁所里安裝攝像頭事件，以及韓國一個老板迫使全廠工人下跪事情，都嚴重侵犯工人的權利，工人不應忍氣吞聲，而應該捍衛自己正當的權利。特別是在參與國際經貿活動時，一些企業經常遭到人家的索賠和起訴，而這時候運用規則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的意識不強就會吃大虧。在這一點上中國中華全國總工會做得很好，該組織稱，如果沃爾瑪、戴爾及伊士曼柯達等外資企業拒絕在中國建立分支工會的話，該組織將對這些企業提起訴訟。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權利和責任的關系擴展到國際范圍，處理得不好，將直接影響到中國的利益。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不能單純強調責任主義的倫理原則，而應該做到責任與權利的辯證統一，使人與人之間互利雙贏。

[參考文獻][1]吳新文．經濟全球化與21世紀中國經濟倫理的重建[J]．倫理學，2002，(2)．[2]葉文虎，陳國謙，涂又光．和諧：可持續發展觀的靈魂

[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1999，(4)．[3]楊通進．人類中心論：辯護與詰難[J]．鐵道師院學報，1999，(5)．[4]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M]．北京：學林出版社．1987．

摘要: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使得傳統的倫理原則受到了沖擊和挑戰。以往只提倡公平或只提倡效率的單維的經濟倫理原則、只注重經濟不注重生態的單維的經濟倫理原則需要我們作出深刻反思，以往只注重責任但不注重權利的單維的責任主義倫理原則值得我們重新思考。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單維經濟倫理原則；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