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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古典范式的缺陷：從信息視角出發的評析

在新古典范式中，基本分析方法還是有效和有力的，已經為信息范式所承續；無力和失效的是基本假設，這些假設構成了新古典范式的核心。新古典范式的最基本假設，是通過經濟學論著和教科書提煉并廣泛傳布的完全競爭市場假設。在我看來，完全競爭市場假設中，經濟行為人信息完備假設最為關鍵，由此可以得出一系列推論：

第一，價格可以傳遞市場交易中的一切信息，信息是完備和對稱的。于是經濟行為人不必為獲取信息支付成本，獲取信息的成本為零。既然經濟行為人獲取信息的成本為零，他們獲取信息的激勵也就無從談起，有效使用信息的激勵也不存在。因此，新古典范式中不存在信息成本和激勵的問題。

第二，信息成本是交易成本的最主要組成部分，信息成本為零是交易成本為零的必要條件。因此，新古典范式是交易成本為零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信息完備假設。新制度經濟學和其他相關理論的進展，較好地闡釋了這一點。

第三，既然信息完備，市場交易及其前景就是確定的。因此，在新古典范式中，風險、不確定性及其相關的經濟行為人的預期，便沒有容身之地，聊勝于無。這意味著，新古典范式是確定性經濟學范式。如果嚴格遵循這一范式，對于現實的經濟分析就很難切中肯綮，或者只能倒過來，讓現實的經濟削足適履地符合這一范式。

第四，信息完備和確定性保證了經濟行為人的理性——最大化效用的動機自動實現。因此，新古典范式中經濟行為人的理性是完全的，沒有必要區分經濟行為人在動機、決策與實施過程、結果三方面的理性與否以及程度如何，三者是一致貫通的，不受限制的。

第五，經濟行為人信息完備，不存在獲取信息的激勵，交易成本為零，理性完全，他們都是價格的接受者，商品同質，資源進出市場無障礙，使經濟行為人被抽象成為無差異的同質人。現實中，經濟行為人的差異性、他們私人信息的不完備或不對稱性、個體行為人之間的競爭等相互作用，被綜合從而化解消融于市場價格這個公共信息之中了。競爭的差異性、多樣性和風險性，這些現實市場競爭的完全性——完全性意味著豐富性，豐富性內在地蘊含著差異性——的本來意蘊，被競爭的同一性和確定性的異化意蘊替代了，這與經濟學的個體主義出發點和微觀分析之名不甚相符。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經濟分析，實質上至多微觀于個別市場或行業；個體經濟行為人的風險類型、如何決策、由誰決策的問題無關宏旨，至少不太重要。

第六，信息完備假設加上前述完全競爭市場假設的另外三個特征性條件，使得在新古典范式中，市場交易的一般均衡必然達成，帕累托最優必然自動實現。于是，市場機制失靈在新古典范式中沒有存身之地。這樣，運用新古典范式于理論分析的必然結論就是，市場機制的自發作用最有效率，政府干預沒有必要。在我看來，“政府干預越少越好”的說法，要么是新古典范式抱持者面對現實的留有余地的說法，要么是放松了完全競爭假設的說法。在不考慮分配效應的條件下，這一說法算不上新古典范式的嚴格推論。毋寧說，這一說法已經綻露出新古典范式內在的不合諧之處，隱含了突破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

上面六點推論意味著，新古典范式具有循環論證的性質，其假設已經決定了其結論的必然性和唯一性。新古典范式的必然性和唯一性，面對經濟世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顯得過于嚴峻，過于烏托邦化。按照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的看法，新古典范式不討論經濟社會如何處理新信息的流動問題，不考慮人們如何獲取必要的信息以有效地配置資源的問題，甚至不承認經濟社會傳遞信息的效率與獲取信息的激勵之間的沖突問題。然而，這些問題都是客觀存在的，例如股票市場信息不完備造成的“非均衡的均衡數量”現象；又例如投資人或創新者的創新活動，意在獲取報酬，不可能免費傳布技術知識的信息。如此等等，說明了新古典范式解釋域的偏狹和解釋力的疲弱。

今天看來，20至30年代關于市場社會主義的大論戰中，蘭格—勒納—泰勒定理所表述的市場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以具有等效性的觀點，是錯誤的。錯誤的根源在于：(1)低估了激勵問題的重要性；(2)低估了人為造成完全的定價體系運行的困難，相應地低估了經濟中非價格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3)低估了配置資本的困難；(4)誤判了中央計劃功能和競爭功能的作用；(5)忽視了經濟中創新的作用(Stiglitz,1994,p.66)。這一系列低估與高估，都建立在對于新古典范式的迷信和誤用之上。其中最根本的錯誤，正如哈耶克指出的，是人們對于自身理性和科學的“致命的自負”，高估了中央計劃當局模擬市場機制獲取、傳遞信息配置資源的能力(Hayrk,1988,chap.5),低估了信息及其引起的激勵機制配置資源的作用。

新古典范式對經濟運行的解釋與經濟現實之間的嚴重不和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了。但是，人們還是可以說，它類似于物理學的無摩擦真空世界，是與“實然”相對照的“應然”，向人們提供了可資參照的坐標，至少在理論上很有價值。如果經濟學分析繼續拘于新古典范式，仍然可以保持較高的解釋力和生命力，當然好。問題是：新古典范式是不是目前的最優參照系？在哪些方面被突破了？有沒有改進的可能？如果有，如何改進，替代范式是什么？現在，回答這幾個問題的時機已經成熟，至少答案的方向已經清晰：新古典范式不是目前最優的參照系，早已被突破，有了相當的改進，有繼續改進的可能；改進的一個可行方向是從更接近現實的信息不完備和不對稱假設入手，建立改造并最終替代新古典范式的信息范式。近20多年來，信息經濟學及其整個經濟學的進展，有力地支持了這一判斷。

二、信息范式的提出、形成及其重要影響

信息經濟學是問題導向的，信息范式的提出和形成依賴于信息經濟學對于經濟問題的研究。依我有限的閱讀，最先提出信息范式這一概念的是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1994年，他在《社會主義凋萎了么？》一書中，提出了“經濟學信息理論研究方法”(theinformation-theoreticapporeachtoeconomics),簡稱“信息范式”(informationparadigm),作為區別于新古典范式的經濟學研究的新范式(Stiglitz,1994)。囿于該書論題，他沒有詳細討論信息范式本身，更多地分析和討論了涉及信息范式的經濟學一般問題。不過，從信息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進展和他討論的問題中，我們還是可以進一步歸納、整理和引申出信息范式的形成脈絡。

談到信息范式形成的思想基礎，至少有四位經濟學大家必須提及。奈特1921年的《風險、不確定性與利潤》一書，區分了不確定性和風險，指出：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上，一部分人會努力獲取信息以尋求獲利的機會，而他們也會比其他人得到更多的獲利機會的信息(Knight,1921)。這可以看作是市場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思想的明確表述。在1920-30年代關于社會主義的論戰中，哈耶克認為，只有通過深遠地分散于競爭和自由定價的市場體系中，才可能充分利用知識和信息。他在論文“經濟學與知識”(1937)中，探討了人類知識（信息）的積累和結構問題。在“社會中知識的運用”(1945)中指出：現實中完全競爭并不存在，價格體系可以傳達稀缺性信息，但不能傳達完全的信息。他批評經濟學以完全信息為理論前提，從而無法認識市場失靈問題，初步指出了不對稱信息的存在：每個人都對其他人有信息優勢（哈耶克，1989,第2、4章）。他警醒人們注重知識和信息在經濟中的作用，強調任何人和組織的信息都不可能完備。凱恩斯在《通論》中，用大量篇幅，從貸款人與借款人兩類風險、人們的現有知識、經濟世界的不確定性、預期和投資乘數的角度，探討了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完備對人們經濟行為和經濟波動的影響。他強調，人們據以作出預期的現有知識和信息（情報）不足，再加上未來的不確定性，影響著工商界對經濟前景的信心和“血氣”，這些因素共同制約著決策者的預期；預期波動和利率的對比，以及人們的貨幣流動偏好，影響資本邊際效率的波動；資本邊際效率的波動，與依賴于邊際消費傾向的投資乘數效應，進而影響投資波動和就業波動，造成商業循環。與他人不同，凱恩斯對不確定性、信息不完備的強調，明確地與經濟波動聯系在一起，實際上與后來的博弈論、信息經濟學等理論，有著精神上的血緣關聯。這里，還應特別提到科斯的論文“廠商的性質”(Coase,1937)。文中第一次明確論述了，包括在交易成本之內的發現相對價格的信息成本，以及信息交易可能降低但不能消除信息成本：“建立廠商有利可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價格機制有成本。通過價格機制‘組織’生產的最明顯成本，是發現相對價格的成本。隨著出賣相對價格信息的專業人員的出現，這種成本可能減少，卻不可能消除。”因此說科斯是信息經濟學的思想前驅之一，毫不為過。

信息經濟學的誕生促進了信息范式的形成，信息范式是從經濟學分析揚棄新古典范式的演進中逐漸蛻變脫穎的。阿羅(Arrow)對于信息經濟分析的貢獻至偉，約從1948年開始，他就和其他學者合作，明確地分析了不確定性下的經濟行為，用數學模型分析了信息不完備帶來的損失和預期風險等問題（阿羅，1989），他對此的研究持續了半個世紀。1961年斯蒂格勒的論文“信息經濟學”(Stigler,1961)的發表，標志著信息經濟學的正式建立（黃淳、何偉，1998）。其后，一批從各個方面不同層次研究信息經濟問題的論著，廣化和深化了信息經濟學。例如，阿羅(Arrow)1960年代以后的一系列論著，維克里的論文“反投機、拍賣和競爭性密封招標”(Vickrey,1961),阿克勞夫(Akerlof,1970)關于舊車市場的論文，莫里斯關于不完備信息條件下最優所得稅制度的設計的探討，以及其他經濟學家的工作，大大推進和拓展了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對經濟活動的影響的分析。尤其是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行為的分析，顯示了由具體交易過程理解經濟社會存在方式和特征的信息經濟學的重要作用和潛力，使不對稱或不完備信息問題成為經濟學的一個新焦點。

這個新焦點的匯聚，伴隨著相關領域的一系列前承后續、交織互勵的發展：馮·諾依曼和摩根斯特恩1944年開創的博弈論和預期效用論，納什1950年先驅性的非合作博弈論，1960年代塞爾頓和哈薩尼將博弈論動態化，引入不完備信息，西蒙1947年以后關于管理決策行為中的有限理性的論述，以及1970年代以后新制度經濟學的崛起。這一系列發展，造成了工具性的博弈論，非最大化的有限理性基本行為假設，制度分析的交易成本—產權理論，與問題導向的信息經濟學的強有力結合，使經濟學從價格機制分析向非價格機制分析拓展和深入。從這時起，個體經濟行為人之間的博弈，個體理性與集體理性的矛盾，外部性及其內部化問題，委托—和合約關系中的激勵和約束問題，經濟制度的安排和變遷與經濟績效的關系等等問題，無不滲透著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的因子，形成了對于新古典范式的根基性挑戰，真正的從個體出發的微觀經濟分析走向名副其實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經濟學信息范式形成。

信息范式形成的標志，是近20多年來，一大批以最大化效用、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為基本假設，分析各種經濟問題的形式化模型的出現。這些模型的洞見大大展闊了經濟學的視野，極大地影響了發展經濟學、宏觀經濟學、新福利經濟學、新廠商理論或產業組織理論等眾多學科和領域的發展。當代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幾乎都受到了信息范式的不同影響。

信息范式的重要影響，突出表現在它的形成，不僅對傳統經濟問題給出了新的回答，而且促進了人們重新思考經濟學的基本問題。經典的經濟學三大基本問題——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建立在新古典范式的基礎上。而從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假設出發，結合著經濟人之間的博弈行為來思考，經濟行為人如何決策與誰做決策的問題，就不再是無關宏旨的，而是制約著交易均衡的達成及其變動，成為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義了。因此，經濟學基本問題便不再是三個，而是四個。運用信息范式的大量經濟學模型，證明了第四個基本問題的至關重要性。如何決策與誰做決策的問題，不僅關乎私人信息和博弈行為，而且關乎經濟制度的安排和變遷問題，關乎合約與激勵問題，關乎交易成本、不確定性和信息不對稱所產生的實際產權邊界處的“公共領域”，并由之產生對“剩余”占有權的不確定性。

可喜的是，中國學者關于20年來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一些改革經濟學分析，實際上也或多或少地運用了信息范式。信息范式對于經濟分析的最深遠且具有根基性的影響，是正在改變著人們對于經濟行為人理性和有限理性等概念的相關性的理解，這將在下面的討論中見出。

三、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設和基本分析方法

1.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設

(1)經濟行為人最大化效用動機假設

這一假設是對新古典范式的揚棄。揚棄的關鍵是區分經濟行為人的動機、決策與實施過程和行為結果。最大化效用假設，是經濟行為人“理性”的高度抽象化表達。因此，在這里概要地反思一下經濟學的理性概念，有助于理解上述區分。

西蒙(Simon,1992)對于支撐新古典理性的主觀效用理論的批判性歸納是：作為決策者的經濟人，(1)面臨著給定的備擇方案集合；(2)具有每一備擇方案實施結果的概率分布知識；(3)以這種方式最大化給定效用函數的期望值。他對這種理性的致命批評是，沒有考慮經濟人的實際決策過程、知識和計算能力的有限性。他提出了接近實際的“有限理性(boundedrationality)”假說，以替代奧林匹亞山神式的完全理性：(1)假設產生決策備擇方案的過程，拋棄備擇方案給定的假設；(2)引入對于備擇方案實施結果的估計程序的假設，即假設決策者尋求處理不確定性的策略，拋棄決策者掌握實施結果知識的假設；(3)假設滿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設。

我認為，關于理性，新古典范式的合理成份是最大化動機；不合理成份的要害是信息完備假設。后者漠視了經濟人行為的決策和實施過程，漠視了經濟世界的不確定性及其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漠視了經濟人決策及其結果在放松信息假設后與動機的偏離。既然如此，建構新的理解經濟人理性的框架就是必要的。借鑒西蒙的過程理性和知識、計算能力有限性的假說，不妨將經濟人的行為分為三個層次：心理動機、決策與實施過程和實施結果，這樣可能更清楚地考察理性的內涵，相容一致地解釋人們行為的理性與有限理性甚至非理性的關系。

作為心理動機的經濟人最大化自身效用，是經濟人的理性，也即追求最優的自利心。需要強調的是，經濟行為人的最大化自身效用的動機，有貫徹決策過程直到實施結果始終的趨勢，其指向不變，無論外部環境如信息條件怎樣變動，經濟人都會在約束條件下盡可能調整自己的行為，以期決策和結果與初始動機目標的偏差最小化。這意味著，經濟行為人的效用最大化動機，不隨條件改變而改變，改變的只是力圖盡力實現動機的行為，行為在實施動機的過程中，依照行為人理解和應對的外在環境條件調節著，趨向動機目標的實現。而動機目標能否實現、實現的程度如何，則取決于信息約束。

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西蒙“有限理性”的第3條假設，即用滿意策略代替最大化假設，是不可取的。理由是：所謂滿意，意在面臨環境約束不得已而為之，實質上經濟人不會放棄最大化動機，他始終在力求盡可能的最大化，只不過這時的最大化是有約束的最大化。因此，西蒙的這一條假設是名替而實不代的假設，不能成立。反過來，如西蒙所述，經濟人是尋求滿意的。那么問題是：滿意的指標是什么？如何測度？若以數軸衡量，滿意程度不可能是一個定點，定點意味著最大化點。于是，滿意程度只能是一區間，而區間總可以作無限微分。于是，這種滿意的測度便相當困難或隨意性太大，不如最大化效用的明白易行和相對確定，事實上，許多主流與非主流經濟學家，在肯定西蒙對于完全理性的批判的理論意義時，很少在實際分析中接受“有限理性”對于最大化的替代。原因就在于滿意假設盡管接近了現實，但操作性太差，很難用來清晰地解釋許多經濟現象。“有限理性”富于啟發性，但失之于滿意策略的假設。最大化假設一直沒有被替代，就在于其動機假設——經濟人自利的最大化追求，仍有生命力。批判地剔除其過程和結果必定最優的武斷命題，最大化動機依然可以作為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設。

但是，僅僅動機最大化，并不能保證經濟行為人決策和結果的最大化。他們受到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等條件的約束，種瓜往往得豆，種豆也可能得瓜，很少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情況。因此，這里的最大化效用行為假設，只意味著行為人出于最大化動機，在給定約束下盡可能地滿足自己的偏好，決策實施過程和結果與動機的一致或偏離程度，或者說個體理性的實現程度，取決于約束條件，取決于行為人之間在既定約束下的博弈。

上面對于最大化動機和理性行為受到環境約束的理解，是對新古典范式的“硬核”——理性選擇的突破與兼容，因此是信息范式可能替代新古典范式的關鍵之一。

(2)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假設

信息是不確定性的負度量，信息或信號具有經濟價值，行為人花費成本才能獲得信息，一個競爭的世界在研究和開發信息方面投資不足，如何配置稀缺的資源使獲得的信息最大化，是現實也是經濟學至關重要的問題（阿羅，1989）。經濟史尤其是當代信息產業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從信息角度看，信息的不完備或不對稱，決定了交易成本的存在，如何配置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市場競爭和資源配置的效率。因此，這一假設已經成為當代經濟學最重要的假設之一，它修正了新古典范式“保護帶”——行為人擁有特定的關于環境的信息，極大地影響到對于新古典范式“硬核”的改變，因而是信息范式可能替代新古典范式的又一個關鍵要素。

關于經濟人的行為過程和結果，我認為，西蒙的過程假設和認知能力有限的命題是成立的。由之可以揚棄地引申出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的假設，引申出決策和結果會隨著約束條件的改變而改變的結論。

一般來說，決策過程和結果多少會偏離動機，因為所有的外在（環境）約束條件，都可以直接或迂回地歸結為：信息總是不對稱和不完備的約束。因此，具有理性動機的行為人的決策實施過程和結果是否理性，取決于信息約束。信息約束不僅體現為它本身對理性行為的約束及其程度大小，而且反映了經濟制度的效率。效率高的制度可以使信息的披露和傳布快、透明度高，使經濟人獲取信息的成本降低，出現機會主義的概率小，決策和結果與動機的偏差小；反之，則反是。總之，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構成了對于經濟行為人的約束條件，使得經濟行為人出于最大化動機的決策實施過程和結果，時常呈現出偏離理性動機的情況。

在上述理解的框架中，造成“有限理性”行為的原因和條件，已經被分解在最大化效用動機和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這兩條假設之中了。這意味著，在經濟學中，有限理性不應被視為理性截然對立的概念；而應理解為：有限理性不過是經濟行為人在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的約束下，偏離理性動機的行為過程和結果的屬性。

不無反諷意味的一個當代學術事例，可以作為上述觀點的支持性注腳。新古典宏觀學派開發的理性預期理論模型，特別強調最大化假設貫通微觀與宏觀經濟理論的必要性。但是屬于這一理論的具體模型的思想，如“盧卡斯批評”、“卡卡斯供給曲線”、“動態（時間）不一致”等（胡佛，1991），卻或隱或顯地包含了這樣的結論：經濟行為人的預期，影響到他們自身的微觀行為，影響到宏觀經濟運行狀態，而且影響到政府政策的實施結果。我們從中不難發現：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例如，盧卡斯所用的“島嶼模型”中的信息障礙，“白噪聲”對于公眾和政府博弈行為及其后果的擾動），正是經濟世界不確定性的反映。在信息不完備或不對稱條件的約束下，預期本身，內在于人的經濟行為，不能忽略不計。于是，進一步的推論就是：“種瓜得豆”，或者“種豆得瓜”式的結果難以避免——經濟行為人動機的理性，不必然保證預期的完全理性，不必然保證決策和實施的過程的完全理性，更不必然保證行為結果的完全理性。經濟行為人的預期是否理性，極大地受到信息條件的約束，其中信息是否完備或對稱至為重要。這一點似乎是理性預期論者初始沒有預期到的。

2.對于相關的經濟學假設的辨析

這里的信息范式基本假設，是作為替代新古典范式的最大化效用假設和完全競爭假設而提出的更為一般的經濟學基本假設。

(1)“交易成本為正的假設”，體現了新制度經濟學的貢獻，相當重要，卻不能與信息假設并列。因為，從根本上說，從信息成本可以推論出交易成本，實質上交易成本的大部分由搜尋、處理信息的成本構成。所以，交易成本為正的假設，是一個次一級抽象程度的假設。

(2)“非完全競爭假設”，則主要（而非全部）是放松信息完備假設的產物，屬于進一步的引申性假設。限于篇幅，這里不詳論。

(3)有必要多說幾句的，是“機會主義假設”。具有最大化動機的經濟人的行為，在合約等制度約束有隙可乘時，呈現為機會主義傾向的具體實施，例如事前的逆向選擇和事后的道德風險行為。這些都是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引起的，也就是從信息完備到不完備這一約束放松過程的產物。機會主義傾向內在于經濟人最大化動機之中，有著深厚的社會的經驗的哲學基礎。這牽涉到對于經濟人“理性”，和更為基本的“人性”的理解。

(4)“理性預期假設”，是穆思和盧卡斯等人，在適應性預期概念的基礎上，將最大化效用假設一致性地貫徹于預期概念始終，所得出的一個富有創見的理論假設。基中的要義和邏輯并不復雜：追求最大化的經濟人，必然會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獲得的信息來作出預期；預期在概率上趨近于經濟學家的理論模型作出的預期；只要信息公開，經濟預期不會給任何人以特殊機會從中獲利(Muth,1961)。顯然，盡管理性預期很重要，卻只是最大化效用假設的一個推論。

(5)對于“價格靈變或市場出清假設”，我們也可以類似地推導：在信息完備的假設下，完全競爭市場中的經濟行為人，對于價格傳遞的任何信號，都能夠迅速作出調整供給與需求的反應。如此，價格（工資、利率等）當然是靈活變通的。價格靈變和其他新古典假設，保證了市場總是及時出清（連續均衡）的。因此，價格靈變和市場出清也是推論的結果，它是主張政府不干預經濟的學者奉持的基本信條，放松假設則不成立，不是公理性的基本假設。

總結上述，經濟學的基本假設只有兩條：一是理性——最大化自身效用動機假設，一是信息不對稱或不完備假設。前者是對經濟人主觀心理動機的公理性抽象，后者是對經濟人受到的客觀外在約束條件的抽象，兩者是最基本層次的抽象，是經濟理論據以展開的基本假設。其他假設，一如上述，或者不是一個層次的假設，或者不能與最大化和信息假設并列，因此都是引申或推論性假設，不是基本假設。

3.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

信息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更多地承續了新古典范式的基本分析方法，主要包括收益—成本分析方法、邊際分析方法、演進的均衡分析方法和動態方法等，它們在經濟學的長期發展中，被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工具性要素。這里不贅。需要提及和引起人們注意的是，這些基本方法結合了信息范式的基本假設，被運用于分析經濟學問題，尤其是一致貫通地分析微觀宏觀經濟學問題，例如分析宏觀經濟波動的微觀行為基礎，解釋力就變得強大多了，代表了當代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趨勢，因此值得繼續深入研究。

【參考文獻】

阿羅，1989:《信息經濟學》，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胡佛，1991:《新古典主義宏觀經濟學》，中國經濟出版社。

黃淳、何偉，1998:《信息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

莫里斯，1997:《詹姆斯·莫里斯論文精選——非對稱信息下的激勵理論》，商務印書館。

張維迎，1996:《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