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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種經濟學知識觀之間的對立關系類同于近代認識論研究中唯理論與經驗論之間的對立關系，亦即對立首先發生在對知識基礎的理解上，發生在對作為經濟學知識體系的基本假定性質的不同理解上。

對基本假定持先驗觀的學者諸如弗朗克·奈特認為，經濟學基本上是一個從內在經驗所產生的一系列先決條件推斷出來的純演繹體系，那些先決條件本身并不容易接受外界的檢驗。或者說，建立在人為的“經濟人”基本假定基礎上的經濟學命題系統，其實只是關于抽象人的“行動和欲望的邏輯”！對基本假定持經驗觀的學者認為，一方面我們關于人類心理或人性的觀點歸根結蒂來自經驗；另一方面由基本假定派生的命題還是關于經驗的陳述，并且總是可以對經驗資料作出“說明”或“理解”的。

這種難分勝負的爭辯的綜合后果就是，提出了所謂的“不可辯解的經驗命題”說。馬克盧普（Machlup）提出：一方面“關于極大化的基本假定可以被理解為對那些已與操作概念無關而由證據排除其矛盾的構思加以理想化”；另一方面它們又具有經驗意義，但“它們憑經驗來說雖有意義，卻并不要求任何以經驗為依據的獨立的檢驗”，甚至對這類假定的直接的獨立檢驗是“令人誤入歧途的”。而更令人費解的是，基本假定的這種拒絕經驗檢驗的特征并不意味著它們是不可侵犯的，如果當一個更能令人滿意的理論體系可以利用時，它們就可能同它作為其中一部分的那個理論體系一起遭到擯棄。

我們知道，康德通過給出“先驗綜合判斷”的辯析而“消解了”傳統唯理論與經驗論的對立。康德的高明在于，他從傳統認識論主－客（這里有邏輯循環，因為客體必須是主體意識中的客體）框架中跳了出來，他已經不著眼于認識過程的考察，而是著眼于既有的知識特征的考察，他把科學知識的邏輯特征界定為“先驗綜合判斷”，并籍此說明了科學知識的理論的普遍必然性，又說明了科學知識的理論的可發展性。從而得出了“我們的理性并不是從自然引出規律，而是把規律強加于自然”的著名論斷。

康德哲學的啟示在于，不能固守在認識論立場上對待經濟學的基本假定，其實“經濟人”假定從一開始就是方法論意義的，它是科學研究中“思想實驗”或“理想實驗”方法在經濟學研究中的移植和運用。雖然現實的經濟行為人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并且其全部行為并不都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或者說在現實的經濟世界中并不存在這種“理性經濟人”。然而，這種假定正如科學研究中的“理想實驗”對科學知識和理論的形成有著重要的作用一樣，它也是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經濟學知識和理論的唯一可行方案。

令人遺憾的是，迄今仍存在著主張以“現實人”替代“經濟人”作為構建理論出發點的學者；迄今仍大量存在著要求對“經濟人”是“先驗的”還是“經驗的”給出確定回答的學者，他們的盲目努力恰如鉆進了捕蠅瓶的蒼蠅，四面亂撞無法擺脫困境。全部問題就在于，他們不懂得“經濟人”假定是假設而不是假說，假設的品格是方法論的，是關于研究從何處入手和如何展開的選擇；假說的品格是認識論的，是關于現實是如何的假定。作為手段，一方面被更好的方法和手段所替代是完全正常的；另一方面這里不存在直接的經驗否證，因為該方法的邏輯品格是“p→q”。若附圖{圖}p，則q的真值無論如何命題都是真的。眾所周知，在經濟世界中的p的真值是無法完全確定的。總之，“不可辯解的命題”首先是一個方法論命題，它的“不可辯解性”就是“不可否證性”；它的經驗性，則是一種“可能經驗性”。

弗里德曼（Friedman）受否證論科學哲學的影響，為駁斥先驗知識觀給出了一個新基點。他說：“對一項假說有效性的唯一中肯的檢驗是將它的預測同經驗相比較。”所以，經濟學家不必費盡心機使自己的假定“成為現實的”（注：Friedman.M.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第6章第二部分。）。否證論標準剛剛提出時，曾經給許多經濟學家以一種如釋重負的解放感覺。因為據此標準，經濟學家們不必再為知識前提的復雜性質勞心費神了。但是，當人們具體動用這個附圖{圖}q→附圖{圖}

p的標準時卻發現產生的困難一點也沒有減少。因為我們要弄清這個附圖{圖}

p是什么，特別是我們常常無法依據

附圖{圖}

q來斷定

附圖{圖}

p，因為p的品格有時就好象是巴黎的標準米尺。維持根施坦曾說過如下一段頗耐人尋味的話：“一個東西，人們既不能說它是一米長，也不能說它不是一米長，這個東西就是巴黎的標準米尺。但是當然這不是說這根米尺具有什么不尋常的特性，而僅僅說明它在用一把米尺作測量時的語言游戲中所起的特殊作用。”（注：維特根施坦：《哲學研究》，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50節。）

在具體檢驗問題上，他及其弟子們更陷入了無所適從乃至胡言亂語的困境。諸如他們居然玄乎地說：“

重要的是，……一項假說在其種種假定方面必定在描述上是虛假的。”甚至愈虛假愈有價值。對此，許多經濟學家都產生了反感，薩繆爾森則把這種華而不實的夸張說法稱之謂“F一曲解”。此外，當檢驗的條件無法完全確定地給出，從而導致“檢驗”至多是實例說明時，弗里德曼則宣布“科學中根本沒有確定性”；反之，當需要肯定知識的經驗意義時，他又說新古典研究綱領已經屢次獲得檢驗。弗里德曼的這種態度或觀點，被布勞格不客氣地指責為“阿爾奇安論點”。他說，“關于阿爾奇安論點的問題正如解決達爾文理論的‘適者生存’的意義問題一樣：為了生存，唯一必要的辦法是比競爭者更好地適應環境，并且我們正如不能根據天擇原理證實目前生存的物種的完美程度那樣，也不能根據經濟選擇來證實目前存在的廠商是最大限度利潤的獲得者。”（注：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24頁。）如此可見，只要你把整個經濟學理論作為一種性質的知識來考察，你就無法繞過“不可辯解的經驗命題”的分析陷井。

二、經濟學知識品格所顯示出來的矛盾和復雜的特征狀況，根源于經濟學理論系統隱含的未為人知的雙層結構。這個雙層結構就是整個理論大廈可以區分為：一個作為可能必然分析真理的上層建筑部分和一個作為現實偶然經驗知識的下層建筑部分的關聯結構。弄清楚經濟學理論的這個雙層結構及其相互關系，是弄清楚經濟學知識性質和特征的根本所在；也是徹底消解本世紀此起彼伏地存在著的關于經濟學知識觀問題上的哲學紛爭的根本所在。

這個雙層結構的形成，它起始于“邊際的”普遍進軍，這個進軍的基地是效用分析。從“實體或心理”分析到經驗分析的轉折點發生在互補性課題上。起初奧斯波茨和利本把不同消費品之間的互補性定義為效用函數的第二級導數；如果一種物品消費的增加提高了另一種物品的邊際效用，它們便是互補物品；反之，則為競爭物品。這種企圖通過對效用量的比較或加總（事實上這是無法確切地進行的）來說明需求量的情況，屬于“實體”分析的認識框架，所形成的定理也屬于先驗分析的“理解學說”家族中的成員。當經濟學家費希爾和帕累托形成如下重要思想：一個物品的“效用”的大小，恰恰是取決于消費多少其它物品，從而互補性應該直接依據無差異曲線的斜度來說明。這就改變了互補性課題的性質，因為第一這里引入了假說，第二分析的對象是經驗。于是當希克斯和艾倫1934年進一步提出：依據交叉替代效應的結果（兩種或幾種商品的價格變動和銷售量變動的情況）來說明互補性時，效用分析已徹底轉化為需求分析了，效用分析無效用了，因為需求函數告訴了我們想知道的一切。

經濟學研究的這個轉變意味著經濟學研究方式和研究性質的轉變，意味著由此產生的知識和理論在性質上的轉變。亦即從不可否證的假設轉變為可證的假說。“萬有引力”就是一個假說，甚至牛頓就不理解自己提出的萬有引力，他在寫給本特雷的信中說：“引力對物質來說應該是固有的，內在的和必不可少的。這樣，一個物體能夠通過一個真空作用于遠處的另一個物體，無需任何中間媒介就能把作用從一個物體傳遞到另一個物體。這種觀點在我看來是天大的謬論，我相信任何搞哲學的人，只要有足夠的思考能力，就不會犯這種錯誤。”（注：引自R·G·柯林伍德《自然的觀念》，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頁。）這表明，萬有引力對牛頓來說甚至連信念都不是，因為它與眾人日常經驗中形成的接觸作用觀念相沖突。但恰恰是理論的假說特征，使得科學知識成為可否證的和可發展的。

當薩繆爾森提出“一致性公理”假說后，經濟學的實證研究終于奠定了基礎，計量（實證）經濟學研究自此開始了蓬勃的發展。從而不僅在經濟學理論大廈的內部形成了獨特的雙層結構，而且使經濟學概念和定理在性質乃至含義上有了二重性。諸如作為經濟學核心概念的“效用”，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的含義原本是從消費中獲得的“滿足感”，它屬于主觀心理性質；而從市場行為視角看，“效用”是通過“偏好”顯示在選擇行為中的，而“選擇”僅僅是由“期望”驅使的交易活動，并且這種“期望值”的確認主要依賴經驗。這樣，“效用”概念的含義就有二重性：“滿足感”和“期望”，并且同一個定理的不同表達方式，顯示的知識性質可能不同。

由此我們終于明白了，所謂“不可辯解的經驗命題”，它的不可辯解、不可否證性是方法論要求的體現；它的經驗性是認識論要求的體現，而它所以能結合在一起，乃是由于經濟理論系統內部存在的“轉化”功能。而兩種性質知識的存在及其轉化功能的存在，則根源于社會科學研究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就在于研究者不能人為地切割、純化社會活動，從而不可能有合格的能檢驗理論的實驗活動，于是也就不可能有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純理論。眾所周知，諸如當伽利略給出了自由落體定律并在真空中獲得檢驗后，只有愚不可及的人才會進而要求伽俐略給出各種物質比如羽毛，從比薩斜塔塔頂下落的時間和路徑的模型。因為理論已經確立了，應用則是應用科學和實踐的事情。但對于經濟學家來說，十分悲哀的是給出上述性質的模型正是你的天職所在，因為否則經濟學理論的意義不知是什么。

這就是經濟學理論大廈必然具有性質不同的雙層結構框架的根本緣由所在。就此而言，以往那種籠統地把整個經濟學知識捆綁在一起進行評估的做法顯然是不妥的，陷入無休止的爭辯乃至自相矛盾的結構也是必然的。

三、這個上層建筑部分的內容是從“理性經濟人”基本假設出發的，運用邊際分析方法獲得的命題系統；具體地說它就是以“一般均衡理論”為邏輯歸宿的整個新古典經濟學理論。對于這個理論的認識論性質的評估，美國廣泛流傳著如下雖然尖刻卻不無意義的笑話：

一位經濟學家，一位工程師和一位化學家一起在一座荒島上陷入困境。他們帶著一大聽火腿卻沒有開聽刀。工程師和化學家在按照應用科學進行了各種旨在打開罐頭的嘗試失敗之后，惱怒地轉向始終掛著傲慢微笑的經濟學家。“你看怎么辦？”他們問道。“讓我們假定有一把開聽刀”，他平靜地回答說。……

>自從萊昂·瓦爾拉斯提出“一般均衡理論”以來，難以數計的學者就其現實性問題提出了各種批評，并引發出各種爭辯。然而，堅持“真理論”觀，則至少應存在關于各種局部均衡理論有效性的獨立檢驗，而僅就勞動市場，其不均衡甚至嚴重不均衡狀況卻屢見不鮮；堅持“假理論”觀，則意味著無視“外部性”現象和規模經濟等的存在，使得一般均衡理論出現了初始條件未被滿足的情況。今天，阿羅－德布魯派終于給出了在若干條件下一個一般均衡體系有一種單獨解的證明。但這是一種“存在定理”的證明，它表明理論所給出的僅僅是一個“可能世界”的內部關系，雖然這是一種必然關系，并且能被看作“真理”。

但是，大部分經濟學家包括著名的經濟哲學家馬克·布勞格仍抱怨說，就發現一般均衡理論所引起的均衡力量在現實世界中的對應物而言，可以說我們幾乎和瓦爾拉斯一樣路途遙遠（注：引自R·G·柯林伍德《自然的觀念》，華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頁。）。這就間接地表明，他們仍然直接地把經濟學中有關“一般均衡”的語句看作是科學假說性質的理論命題，并希望從中直接派生出可否證的觀察命題來。殊不知所謂的“一般均衡”理論，僅僅是規范經濟世界的一種工具，一個“范式”（Paradigm），它是選擇的產物，它只是提供了一個純邏輯的練習場所，從本性上就不存在真假問題，而只存在有效與否的問題。“發現”現實世界中的“對應物”的工作，乃是構建另一種性質的知識的工作，它是經濟學家們在第二階段要做的事情。這個事情也就是在一般均衡范式指導下形成關于現實經濟活力的模型——科學假說（注：Friedman.M.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第6章第二部分。）。應該看到，計量經濟學已經使新古典經濟學命題系統在各領域形成了相對應的模型性知識，它就是我們所講的作為下層建筑的現實偶然知識。

如何看待現實偶然知識的問題，也就是如何看待它與可能必然真理之間的關系問題，或說如何看待可能經濟世界向現實經濟世界的轉化問題。我們發現，與該“轉化”含義相關的實證經濟學研究有兩種相反的方向。一種是依據基本概念和理論，運用被動設計思路逐步放寬它的假設前提，拓寬它的應用范圍使之迎合現實。亨利·勒相熱認為，這種方法也是把微觀經濟理論逐步拓寬為是“關于在社會相互作用體系范圍內的選擇和人類行為的一般理論。”（注：亨利·勒相熱：《美國的新經濟學家》，載于《第歐根尼》1988年第2期第251頁。）這種“拓寬”的副產品可能涉及到整個社會科學領域。另一種方向體現在所謂“經濟計量學的方法論革命”中，它扭轉了以往那種從既定理論派生經驗模型的方向，允許將修正的矛頭指向先驗色彩濃烈的理論模型。

如果說第一種方向無礙于理論內部雙層結構之間的邏輯關聯，從而能使經濟學知識表現為一個完整的知識體系的話，那么第二種方向則不然。在“兩個劍橋”的對仗中，技術在利息率變化時的“轉換”與“再轉換”的可能性證明，已經表明一種語言就是一種世界觀的哲理。而考夫蘭（Coghlan）率先提出的關于英國貨幣需求函數出現斷裂情況的嚴厲責疑：影響對M[,1]貨幣需求的因素與影響對M[,3]貨幣需求的因素可能完全不同，所以不存在一個一般的貨幣需求理論能適用任何貨幣定義的情況；并且也根本無法分離出穩定的貨幣需求函數（說明從略）的情況（注：參見“Atransactionslcmandformoncy”《BankofEnglandQuarterlyBullctin》第18期，第48～60頁。），則直指理論的合理性本身。

這就產生了兩個有待說明的問題。一個問題是依據排中律提出的，A與附圖{圖}

A必有一假；亦即與可能必然真理不一致的東西何以能存在于經濟學之中？我贊同非概率主義歸納邏輯的創始人科恩（J.Cohen）的觀點。他說，若堅持科學的目的是真理，就等于宣布任何已接受的假說在本質上是免于否證的，其實，科學的目的僅僅是知識，諸如兩個治療某疾病的競爭假說，它們所產生的副作用沒有顯著不同，但在治療上是對立的，并且不能結合使用，這就同樣有權利作為知識被接納。在經濟學中，對“如何”問題的回答是多元的，對“如何”問題的要求只是“適宜性”。因此，與“知識”相聯系的只是“可接受性”和一定范圍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可見，關于現實的知識不僅在本性上是“偶然的”，而且它的被接納，也僅僅是比較選擇的結果，并且這種比較也只是歸納支持等級的比較。諸如我們發現：E對I的支持不少于E對H的支持，則有S［H,E］≤S［I,E］從而使我們作出S［I,E］假說的選擇。

第二個問題是兩個層次之間的邏輯自洽性問題。不容否認，這兩個層次之間可能存在邏輯不一致性，然而，就絕大部分的情況看，僅僅只是抽象與具體的關系，因為無論哪種可能模式一般都能給出現實秩序的。諸如我們以色彩模式和以空間關系模式，同樣能將房間里的各事物區分開來，并給以邏輯合理的說明。這也是各派經濟學都使用共同的經濟學語言，運用共同的經濟分析工具，并且聲稱：他們之間的分歧僅僅在某一點理論或經驗上，盡管就是這一點點造成了經濟學觀上的分歧的原因。

但是，與現實對應的可能世界或認知模式畢竟是多元的，選用哪一種認知模式更合適的問題是存在的，并且我們不能排除存在著比新古典命題系統這個認知模式更適宜的認知模式。這表明，這兩個層次之間還可能出現非邏輯關聯，存在著依據經驗修改乃至更換認知模式的要求。

綜上所述，孤立地就上層建筑或下層建筑的知識品格看，經濟學還不是科學；綜合地看待這個雙層結構的理論系統，并就人類認識的最終目的而言，那么經濟學包括了形成知識和運用知識的全過程。所以不妨說，當代經濟學才是完整的“大科學”，或者說，她是“走向大科學的”經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