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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后資本流動的恢復實際上是在美國霸權支撐下，很大程度上出于政治的目的而實現的。為了遏制蘇聯集團的力量，美國在西歐實行了“馬歇爾計劃”，在東亞、東南亞，以及其他大陸具有戰略意義的國家和地區加強了軍事援助?？偟膩碚f，這個時期的資金流動是有限的，而且主要是官方提供的。六十年代以后，私人資本也加入進來。但是由于兩大集團的對峙，這些資本流動的范圍受到了限制，主要集中在有美國的“后院”之稱的中南美洲以及一些西方國家在非洲的前殖民地。

隨著世界政治中戰爭因素的減弱，經濟增長成為各國主導戰略。對于渴望經濟繁榮、政治合法性的眾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它們現在面臨的最激烈競爭來自昔日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戰友們。由于這些國家在資源稟賦、產品結構等諸多方面基本上呈水平而非垂直分布，彼此之間缺乏互補性和相互替代性，因此必須為了爭取外國資本、技術以及市場而不斷向發達國家的資本做出讓步并且相互競低條件，自由化成了必然的選擇。倡導新自由主義的西方國家以及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國際機構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九十年代肯定目睹了這樣一個總體性趨勢：各國采納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倡導的正統理論，并且遵循著它提供的政策措施。自由主義經濟學在世界范圍對政治主張以及職業觀點的牢牢控制肯定是從八十年代向九十年代轉變的重要標志之一。”

當然，發展中國家也不是均質的，在自由化時序、制度結構和取向、國內經濟狀況等方面，存在著較大的差別。這些差別直接導致了在發展中國家形成了幾個可以集中吸引資金的“漏斗”地帶——所謂的新興市場，例如東亞、東南亞以及南美洲的部分國家。這些“漏斗”地區在很大程度上并且在一定時期內是資本空間擴張的最后邊界，在這些地區投資獲利最大。但是必須注意的是，由于金融創新，八十年代以來資本的結構出現了重大的變化，除了傳統的對于實物經濟的直接投資外，在全球資本流動中比例越來越大的是各種以投機為目的的投資基金。直接投資受空間的限制很大，并且沒有投資基金行動靈活、贏利迅速。因此，這些“漏斗”地區也逐漸成為勢力越發強大的投資基金最青睞的地方。

一九九四年的墨西哥、一九九七年的東亞和東南亞就是這樣的投資“漏斗”。在這兩個地區中，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在危機爆發之前，兩個地區的經濟增長迅速并且積極推行自由化措施。前蘇東國家經濟轉軌的重要理論家杰弗里·薩克斯早在一九九六年的一項研究中就指出，新興市場在自由化之后容易出現兩種假象：一是認為經濟自由化之后貨幣堅挺的原因是自由化，而不是追逐高回報的資本流入。而資本流入啟動了房地產價格以及非貿易商品與服務的泡沫，一旦泡沫破裂，股票下跌，貨幣也開始貶值；另一個假象是認為國內銀行從解除管制中獲得的自由是無風險的，而實際上從國外借款并在國內泡沫經濟

中投資非常容易受到本國貨幣匯率變動的影響。各國政府或者忽視了這種現象的潛在危險，或者不愿意正視被長期繁榮掩蓋的制度缺陷，因此在行動上顯得遲鈍盲目，這實際上損害了市場的信心，直接導致了恐懼心理的多米諾效應，整個經濟的信用維持和創造能力被大大削弱。所以一旦這些短時間流入的資金在套利成功之后大規模向國外轉移的時候，政府面臨著洪水潰堤的巨大危險。

在金融領域，犯類似錯誤的不只是政治家，還有“商學院、經濟理論家以及政治學家”。商學院向學生傳授的只是融資的專門技術，沒有讓他們理解為什么在融資上發生了如此巨大的變化，這些變化是如何發生的以及給金融體系和單個企業帶來了什么風險。而且到處泛濫的哈佛個案研究方法把重點放在了制造業，而不是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經濟學家癡迷于交易成本問題，忽視了作為市場經濟決定因素的技術發展，即便有人關注技術創新，但集中在制造業，特別是工業所依靠的交通和通訊體系的創新上，很少注意銀行使用的技術創新、金融交易創新以及銀行本身的創新。至于政治學家以及其他社會科學家，他們對于金融事務的細節問題了解的更是有限，而且興趣不大。這些都造成了政府、公眾無論在認識上還是行動上都遠遠落后于金融創新的速度。

金融創新包括三種形式：技術創新、產品（服務）創新以及程序創新。這三種形式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支持，共同發展的?！岸稹焙蟠蟛糠纸鹑趧撔率菑拿绹_始的，然后擴展到倫敦、東京等地。而且許多創新是在七十年代出現的。當時越南戰爭導致了通貨膨脹，尼克松實行了美元貶值，實行浮動匯率。這些變動導致了價格和匯率的頻繁變化，經營者為了避免風險、賺取利潤不斷創新。銀行開始涉足新的服務領域，而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始侵入銀行的服務領域。但是“沒有美國政治當局的同謀（有意識的或者無意識的），它們的創新和技術就無法為自己帶來豐厚利潤，給金融體系帶來巨大的變化”。

遺憾的是，許多研究者沒有更多地重視美國政府的行為，包括其制度的漏洞以及為了補救對金融創新所做的讓步。而正是這些政府行為賦予了一系列創新合法性，并且為它們的繼續發展提供了新的機會。美國不僅是眾多創新的策源地，而且也是創新的最大收益者。借助創新，美國大量的資本找到了新的投資目標和領域，并且在繞過政府管制上更加靈活。特別應該注意的是，美國以及一些西方國家實際上在金融管制上為后來者設置了一種“管制陷阱”：一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為了防范金融風險，加強和完善了金融管制，這不僅起到了規范國內資本投機行為，防止更大的風險出現的效果，而且也迫使投機資本向國外轉移，實際上起到了轉移風險的作用；另一方面為了本國資本尋找新的投資空間，誘逼發展中國家不顧本國制度情況和實際后果加快金融自由化的步伐。而這些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著管制上的嚴重不均衡。結果是大量投機資本蜂擁進入這些管制不力、有利可圖的國家和地區。而一旦攻擊得手，就會趁對方來不及反應迅速撤離。九十年代出現的幾次金融危機無一不是這樣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國家以及大量私人資本合謀發動了危機，在幾乎一夜間把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幾十年辛勤勞動積累的財富以“體面”的形式掠奪而去，一九九七年危機之后，東南亞人民生活水平的急劇下降、經濟的停滯與美國經濟的持續繁榮與股市紅火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資本投資的獲利者把問題的原因完全歸結給受傷害者，這頗有些強盜邏輯的味道。但是，不需要高深的理論和精密的統計，任何有常識的人都懂得，在全球資本流動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獲益必然是以另一個國家的損失為代價的。

批判資本投機并不是完全否定資本流動的合理性，更不是呼吁回歸封閉經濟的狀態，而是提醒各國政府以及公眾不要被“資本神話”所迷惑，只注意金錢的炫目和虛幻的繁榮，忽視其背后的危險與兇殘。對于現代市場經濟，尤其是業已形成的世界市場經濟來說，資本的重要性無異于血液之于身體。但是如果不隨時警惕血液發生了感染以及其他病變，那再強壯的身體也會受到威脅，甚至危及生命。對于世界市場經濟來說，更是如此，因為這個不斷復雜龐大的綜合體至今還沒有一個有權威的醫生，相互獨立的各國政府以及受局部利益控制的國際組織在診治病癥和監控病情上基本上都是游方郎中的水平，有的不過是亂施虎狼藥的“蒙古大夫”。

現在全球經濟遇到的一個根本性矛盾是日益統一的經濟與建立在領土分立基礎上的政治管理。這種經濟上的統一與政治上的分裂直接造成了經濟與政治關系的不協調和不對稱，資本投機有了更大的機會?，F代市場經濟的發展史已經表明，只有經濟與政治的關系實現了協調，才能保證經濟的繁榮和有序發展。在過去數百年中，市場經濟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主要是因為民族國家與國內市場在地理界限以及管理能力上實現了和諧和統一。以領土為基礎的民族國家保證了國內市場經濟的有序運行。但是隨著市場的不斷擴大，跨國、跨地區，乃至全球性貿易、資本、勞動力流動在數量和廣度上的發展，這種長期維持的和諧關系難以維持。而資本借助世界市場經濟的形成以及金融創新，不僅克服了空間擴張的障礙，而且克服了時間的限制，形成了虛擬經濟超越實物經濟的局面，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拘泥于領土范圍的國家以及局部性的國際組織的管理能力。

維持金融體系的穩定，需要兩個基本的主體：最后貸款人以及管制者。前者維護公眾、企業等對金融體系的最終信心，后者懲罰和防止干擾金融秩序，破壞公共利益的行為。在國內金融體系中，這兩個主體實際上就是國家，并且實現了較為合理的統一。但是在國際金融體系中，還沒有一個可以把這兩種基本功能承擔起來的主體。既沒有所謂的世界政府，也沒有類似的國際組織。因此，要解決這個問題只有兩種選擇：一種是各國協調相互的行動，在防范金融風險上采取共同措施；另一種是加強現有的國際金融管制措施，特別是強化并完善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清算銀行等在內的國際組織的能力，把它們發展成類似于全球最后貸款人和全球管制者的組織。

從理論上，這兩種選擇都有可行之處。但是必須考慮到它們所涉及到的問題。就第一種選擇來說，如何協調各國的行動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就目前的情況來說，各國協調行動至少面臨下列困難：第一，在誰充當領導者、救援基金提供的比例分配、如何使用這些基金等諸多問題上各國存在著利益上的矛盾。這種矛盾不僅體現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還體現在發達國家之間。被認為對世界經濟具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出于自己的利益考慮，常常在危機爆發時并不積極，因為相互討價還價而延誤了解決的時機。三十年代的危機是從奧地利的信貸銀行破產開始的，而英、法、美等國出于各自的考慮并沒有提供及時而充足的資金，從而誘發了一場席卷世界的大蕭條。在一九九七年的亞洲危機中，日本這個大國鄰居扮演的角色也并不光彩，不僅沒有積極提供幫助，反而推動日元貶值，頗有些落井下石的味道。對于它們來說，只有等到危機殃及自己的時候，才會采取措施，而這時候往往危機已經病入膏盲了。

第二，各國合作遇到的另一個非?，F實的問題是制度之間的差別。與此相關的是各國歷史、文化、國內利益格局等其他方面的不同。因此如何去異求同變得非常重要。在斯特蘭奇看來，雖然研究這種差別是比較政治學以及政治經濟學的一般性內容，但似乎沒有從根本上得到充分的理解。之所以這樣可能因為美國社會科學——特別是經濟學——在學術界處于統治地位，它經常假設世界的其他國家可以模仿美國的體制，或者它們早晚會這樣做。各國的情況表明，首先在管制體制以及機構上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其次國內政治以及對外政治也有所不同。至于被認為是理想模式的美國體制，雖然能夠消除許多缺陷以及沖突，但不一定說明它是一種好體制，因為美國能夠比其他國家避免一些危險和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歸功于其已經形成的強大的經濟優勢和實力。

第三，在現有體制下，各國的合作實際上是由西方國家主導的。這主要是由它們的經濟實力以及管制體制優勢決定的。但是“二戰”以后的危機基本上都是發生在發展中國家，因此在解決危機中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應該得到優先的考慮。實際并不是這樣，西方國家或者無視這些國家的利益，或者武斷地把危機的原因完全歸罪于這些國家內部，然后把自己的一套體制強加給這些國家。

最后，必須提到的是被許多人視為惟一可以承擔起解決全球問題的國家——美國。實際上對于這個夾在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之間的大國來說，其國家利益才是最根本的。用斯特蘭奇的話說，“美國所有領域的政策（不僅僅是金融政策）在本質上都是國內政策。決策一直是針對國民情緒、國內問題以及國內各種利益做出的。美國歷屆政府至今還不善于考慮它們自己的行為是如何影響他人的”。另外，美國現在是否有足夠的能力來承擔起這種穩定的作用依然是一個疑問。

在第二種選擇中，國際清算銀行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被寄予了厚望。但事實表明它們還缺乏承擔起最后貸款人和全球管制者重任的必要素質和能力。長期以來，國際清算銀行一直致力于制定各國中央銀行都遵守的共同規則，并沒有重視明確它們彼此之間的責任。在這方面最突出的是“巴塞爾協定”制定的資本充足率標準。盡管國際清算銀行在制定共同規則方面竭盡所能，但是收效不大。到一九九六年，它實際上已經承認了資本充足率規定的失敗，也放棄了建立銀行監督共同標準的整個思想，因為它沒有足夠的權威以及威懾工具來強制這些規定的實施。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亞洲危機中最有爭議的對象，不僅受到了遭受危機沖擊的國家的批評，而且也令一些西方國家不滿意。雖然有一些人認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該發展成為全球的最后貸款人，但這并不現實。許多學者指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帶有過于強烈的西方中心主義以及新自由主義的色彩，其解決危機的措施常常不顧社會政治后果。而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否有足夠的資金、必要的技能以及強制力來實現自己的計劃依然是一個疑問。

在新世紀即將來臨的時候，我們進行的選擇實際上是追求更公平、更穩定的經濟發展還是財富創造的最大化？是推崇經濟增長的數量，還是發展的質量？這些選擇并不單純是技術上的，而是政治上的，而政治選擇又是由人們的經驗形成的。然而，選擇上的困難不能成為猶豫不決和無所行動的借口。國際金融體系的崩潰是一個關乎到所有國家和人民的巨大問題，其緊迫性在一定意義上遠遠超過了環境問題。因此，不僅需要各界人士達成共識，而且更需要更多的聲音參與對話和討論，不能用生僻的術語把這個全球性問題變成少數人的專利。同時學者更應該承擔起更多的責任和工作，因為“在思考可行性選擇時，學者與新聞記者相比有更多的時間，與官員相比有更大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