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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理論”是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的核心

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以“對于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作為副標題，涉獵范圍可謂極其廣泛。但是書中最具特色和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他所提出的“創新理論”。全書共分為六章。第一、第二兩章最為重要，從靜止狀態的“循環流轉”到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特別是第二章對經濟發展，包括從“企業家”的特點和功能、“生產要素的新組合”、“創新”的涵義和作用，直到資本主義的產生，熊彼特都作了開創性的精辟的論述，既是理論上的探討，也是歷史發展過程的概述。第三、四、五各章則進一步分別闡述了信貸與資本，企業家利潤，以及資本的利息。我們可以概括地說，“創新理論”就是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的核心。

在書中，熊彼特首先用靜態方法分析了“循環流轉”，假定在經濟生活中存在一種所謂“循環流轉”的“均衡”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不存在“企業家”。沒有“創新”，沒有變動，沒有發展，企業總收入等于其總支出，生產管理者所得到的只是“管理工資”，因而不產生利潤，也不存在資本和利息。生產過程只是循環往返，周而復始。這實際上是一種簡單再生產過程。按照馬克思的分析，即使在簡單再生產的條件下，資本家照樣能獲得利潤，掠取剩余價值。可是在這里，熊彼特卻否認了資本主義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以及在這種情況下所存在的剩余價值剝削及其轉化形式利潤和利息。

然后，熊彼特從“動態”和“發展”的觀點分析了“創新”和資本主義。他在這里通過引進“企業家”和“創新”而導出了資本主義。這些內容就是書中第二章所闡述的“經濟發展”的根本現象，也是熊彼特“創新理論”的本體。

按照熊彼特的觀點，所謂“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說，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在熊彼特看來，作為資本主義“靈魂”的“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所謂“經濟發展”也就是指整個資本主義社會不斷地實現這種“新組合”而言的。

熊彼特所說的“創新”、“新組合”或“經濟發展”，包括以下五種情況：（1）引進新產品；（2）引用新技術，即新的生產方法；（3）開辟新市場；（4）控制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5）實現企業的新組織。按照熊彼特的看法，“創新”是一個“內在的因素”，“經濟發展”也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關于經濟生活的一種變動”。

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在本質上是經濟變動的一種形式或方法，它從來不是靜止的”。他借用生物學上的術語，把那種所謂“不斷地從內部革新經濟結構，即不斷地破壞舊的，不斷地創造新的結構”的這種過程，稱為“產業突變”。并說“這種創造性的破壞過程是關于資本主義的本質性的事實，應特別予以注重。”所以在熊彼特看來，“創新”、“新組合”、“經濟發展”，都是資本主義的本質特征；離開了這些，就沒有資本主義。在這里，熊彼特雖然強調了生產技術革新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引用了“變動”和“發展”的觀點。

在熊彼特看來，所謂資本，就是企業家為了實現“新組合”，用以“把生產指往新方向”、“把各項生產要素和資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種“杠桿”和“控制手段”。資本不是具體商品的總和，而是可供企業家隨時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業家和商品世界之間的“橋梁”，其職能在于為企業家進行“創新”而提供必要的條件。

接著，熊彼特又分析了“企業家利潤”及“利息”的產生。按照熊彼特的觀點，只有在實現了“創新”的“發展”情況下，才存在企業家，才產生利潤，才有資本和利息。這時，企業總收入超過其總支出；這種“余額”或剩余，就是“企業家利潤”。在熊彼特看來，這是企業家由于實現了“創新”或生產要素的“新組合”而“應得的合理報酬”。

關于“利息”的形成，熊彼特提出了三個觀點：第一，利息實質上來自“剩余價值”或“余額價值”。在正常的經濟生活里，除了上述“余額”或“剩余”外，沒有別的東西能產生利息。而這種“余額”或“剩余”，如前所述，乃來自“創新”所引起的“經濟發展”。因此，在“循環流轉”的情況下。也就是在沒有“經濟發展”的情況下，就不會有利息。第二，“發展”帶來的“余額”或“剩余”價值，一般分為兩類：一類是企業家利潤；一類是同“發展”本身相聯系的結果。顯然，利息不能來自后者，因此，利息只有來自也必須來自“企業家利潤”。利息便是從這種報酬中支付的，如同對利潤的一種“課稅”。第三，在一種通行“交換經濟”也就是“商品經濟”的社會里，利息不是暫時的，而是一種永久現象。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息理論上，熊彼特的“創新”和“制度”利息論則與他的老師龐巴維克的“時差”利息論大相異趣。他們師生二人，也曾為這一問題有過多次為經濟學界所注目的爭論。姑不論兩人的論點誰對誰錯或兩者皆錯，這種爭辯的精神卻頗有可取之處。

二、熊彼特的傳奇經歷

約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年），美籍奧地利（或捷克）人，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浪漫主義經濟學家。是一位對社會科學各方面進行廣泛研究，個人生活極其浪漫多彩的傳奇學者。他有三個理想：世界上最偉大的經濟學家、奧地利最偉大的騎手、維也納最偉大的情人。他曾經是奧地利王國最年輕的教授；他曾經因圖書管理員不讓他的學生隨便用書而公開與之決斗；當那些平庸的教職員們經常在一起聚會、狂歡作樂時，他卻浸沉在經濟學之中，努力將它推廣到歐洲大陸，并建立了經濟計量學框架。熊彼特寫過許多經濟學、社會學及歷史方面的書，而他最喜歡的還是經濟學。《經濟發展理論》一書是他早期成名之作。熊彼特在這本著作里首先提出的“創新理論”，當時曾轟動西方經濟學界，并且一直享有盛名。此書最先以德文發表于1912年（據保羅·薩繆爾森，應為1911年），修訂再版于1926年，數年后又重印了德文第三版。1934年，以德文修訂本為依據的英譯本，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被列為（哈佛經濟叢書）第46卷。本書的中譯本即據此本譯出。筆者是2000年在北京大學進修時接觸這本書的，并被他的觀點和論證所打動。

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奧匈帝國摩拉維亞省（今捷克境內，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鎮的一個織布廠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學于維也納的一個貴族中學；1901－1906年就學于維也納大學，攻讀法律和經濟，乃奧地利學派主要代表人物龐巴維克的及門弟子。當時他的同學好友中有后來成為奧地利社會領導人物的奧托·鮑威爾，以及后來成為德國社會人、第二國際首領之一的希法亭。后來轉到世界經濟學的中心之一“奧地利學院”，今天這所學院仍然推崇資本主義的自由制度。此后他游學倫敦，就教于馬歇爾；終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學派瓦爾拉。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熊彼特曾執教于奧國的幾個大學。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領導的德國社會“社會化委員會”的顧問；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奧托·鮑威爾等人為首的奧地利社會參加組成的奧國混合內閣的財政部長。1921年，他棄仕從商，任民營比德曼銀行行長，1924年銀行破產，他的私人積蓄不得不受牽連而用于償債。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學術界，先應邀擬赴日本任大學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國任波恩大學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訪日講學。1932年遷居美國，任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遷美后，盡管深居簡出，但仍積極從事學術活動：1937——1941年任“經濟計量學會”會長；1948－1949年任“美國經濟學會”會長；如果不是過早去世，他還會擔任預先商定的即將成立的“國際經濟學會”第一屆會長。

從熊彼特的上述學歷和經歷可以看出，他一方面直接承襲了西方經濟學主要代表人物的衣缽；另一方面又與第二國際首腦人物、社會人有過密切的關系。這些淵源，對于了解熊彼特的哲學觀點、政治見解和經濟學說的形成及其特點，都是極為重要的。

三、熊彼特的“多層次”商業周期理論

在本書最后第六章中，熊彼特運用他的“創新理論”分析了商業周期的形成和特點。熊彼特認為，由于“創新”或生產要素的“新組合”的出現，不是象人們按照“概率論的一般原理”所預料的那樣連續均勻地分布在時間序列之上，而是時斷時續、時高時低的，有時“群聚”（即“成組”或“成群”），有時稀疏，這樣就產生了“商業循環”或“商業周期”。同時，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創新”是多種多樣、千差萬別的，因而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就有大小、長短之分，這就形成了周期的升降起伏波動。

但是這里需要指出，到1926年《經濟發展理論》德文修訂再版時為止，熊彼特尚未發展到“多層次”的“三種周期”理論；當時他的心目中所考慮的，主要也還是為期大約9年到10年的“尤格拉周期”，也就是仍為單一的商業周期理論。不過，熊彼特當時已經表現出對他自己的商業周期理論不甚滿意的情緒。他在本書第六章“商業周期”的開頭就寫道：“關于危機的理論，更正確地說，關于經濟重復變動的理論，甚至還不象已經闡述了的關于企業家功能、信用、資本、貨幣市場、利潤和利息等理論那樣，有一個對主題比較令人滿意的表述。”他又寫道：“我在這方面的工作還只是一個骨架；我自己所許諾的徹底研究尚未完成，而且按照我的工作計劃，象這樣的情況還要持續一段長的時期。”直到1939年，熊彼特的英文兩大卷，共1100余頁的《商業周期：資本主義過程之理論的、歷史的和統計的分析》（簡稱為《商業周期理論》）一書，才在美國出版問世；完成了他的頗具特色的以“創新”理論為基礎的多層次的“三個周期”理論。但是還必須指出，在此以前，也就是本世紀30年代初期，熊彼特對于商業周期理論已有一些新的想法和構造端倪。盡管在1934年3月本書英譯本出版時，他并未對第六章作任何改動，但在一年之后即1935年5月，他卻在美國《經濟統計評論》雜志上發表了“經濟變動的分析”一文，已經比較完整地提出了多層次的“三個周期”理論的主要輪廓，這可以說是后來兩大卷《商業周期理論》的雛形。為了讓讀者對商業周期理論有一個基本了解，《經濟發展理論》的編譯者將熊彼特的“經濟變動的分析”一文，譯成中文，作為本書的“附錄”一同發表。讀者如果將“附錄”和第六章結合起來閱讀，就可以獲得熊彼特“多層次”商業周期理論的概貌。

從附錄“經濟變動的分析”一文可以看出，熊彼特的“多層次”商業周期理論，是綜合了前人的論點、加上自己的見解而融貫形成的。他首次提出在資本主義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同時存在著長、中、短“三種周期”的理論。

第一種是經濟“長周期”，或“長波”，又稱“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由俄國經濟學家尼古拉·D·康德拉季耶夫于1926年首先提出，所以以他的名字命名。每一個周期歷時50年或略長一點。在這里，熊彼特沿襲了康德拉季耶夫的說法，把近百余年來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過程進一步分為三個“長波”，而且用“創新理論”作為基礎，以各個時期的主要技術發明和它們的應用，以及生產技術的突出發展，作為各個“長波”的標志。

“長波”I——從大約1783年到1842年，是所謂“產業革命時期”。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專指第一次“產業革命”。

“長波”II——從1842年到1897年，是所謂“蒸汽和鋼鐵時代”。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里所提到的蒸汽是與上一時期的技術發明有連貫性的。

“長波”IlI——從1897年到二十世紀20年代末首次提出“長波”理論為止（當時這個“長波”尚未最后結束），是所謂“電氣、化學和汽車時代”。

第二種周期就是通常所說的平均大約9年到10年的資本主義商業周期，又稱“尤格拉周期”，由法國的克萊門·尤格拉于1860年提出。在三種周期中，這一種是提出最早的。

第三種是平均大約40個月（將近三年半）的所謂“短周期”或“短波”，又稱“基欽周期”，由美國的約瑟夫·基欽于1923年提出。

熊彼特還宣稱，上述幾種周期并存而且相互交織的情況，正好進一步證明了他的“創新理論”的正確性。因為在他看來，從歷史統計資料表現出來的這種周期的變動，特別是“長周期”的變動，同各個周期內的生產技術革新呈現著相當密切的關聯。概言之，一個“長波”大約包括有六個“中程周期”，而一個中程周期大約包含有三個“短波”。熊彼特本人也認識到，除了“長波”外，很難就“中程周期”，更不能就“短波”，具體地指出某一個周期的上升波動是和某一種工業的發展或某一種生產技術的革新有關聯的。

熊彼特的關于商業周期的思想觀點和各個周期的具體內容，在1939年出版的他的兩大卷《商業周期理論》一書里，有更加廣泛的描繪和詳盡的發揮。

四、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的特點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或者說他的“創新理論”，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熊彼特非常強調生產技術的革新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至高無上的作用，并把這種“創新”或生產要素的“新組合”看成是資本主義的最根本的特征；因而認為沒有“創新”，就沒有資本主義，既沒有資本主義的產生，更沒有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一看法頗有其可取之處。因為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從來就重視生產技術和生產方法的變革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從來就認為生產力是社會發展的最革命的最活躍的因素。這不僅對于資本主義社會是這樣，即使對于社會主義社會以及整個人類社會的歷史也仍然應該是這樣。

第二，在分析中熊彼特極力強調“變動”和“發展”的觀點，強調并采用了歷史的方法；同時認為“創新”是一個“內在的因素”，“經濟發展”也是“來自內部自身創造性”的一種變動，從而又強調了社會經濟制度“內在因素”的作用。這在西方經濟學的傳統中，是不多見的。

第三，熊彼特還非常強調和重視“企業家”在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獨特作用，把“企業家”看作是資本主義的“靈魂”，是“創新”、生產要素“新組合”以及“經濟發展”的主要組織者和推動者。這在西方經濟學的傳統中，也是不多見的。

西方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保羅·斯威齊，早在二十世紀40年代就說過：“現代正統經濟學家，在他們的系統理論分析中，從不試圖分析［資本主義的］演進過程。這點可說已成定論。但有一個重要的例外，那就是熊彼特，他的《經濟發展理論》是在這方面離開傳統標準的一個突出代表。”特別是傳統的庸俗經濟學，從不涉及生產方法的變更，而他們所說的“經濟發展”，主要甚至完全是指人口、資本、工資、利潤、地租等等在數量上的逐漸變遷。而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則在于用生產技術和生產方法的變革來解釋資本主義的基本特征和經濟發展過程，以圖把歷史的發展和理論的分析兩者結合起來。

斯威齊接著又指出：“熊彼特的理論與馬克思的理論具有某些驚人的相似之處。”在概括地指出兩者的相似之處以后，他又說“對于熊彼特理論的簡要概述足以表明，對于他，如同對于馬克思一樣，都把生產方法的變更看作是資本主義的一個根本特征。”但是斯威齊立即又著重指出：“盡管熊彼特的上述觀點同馬克思的觀點存在著某些明顯的相類似之處——對于這一點熊彼特自己也清楚地認識到——但兩者之間仍然存在著根本的理論上的差別。例如，在熊彼特那里，就沒有‘產業后備軍’的分析；他對勞資關系的分析和處理，亦完全不同于馬克思。”熊彼特自己在本書中也說，他的結構只涉及馬克思研究范圍的一小部分。

關于熊彼特和馬克思的淵源問題，熊彼特的夫人伊麗莎白曾經寫道：“馬克思在1883年逝世，這正是熊彼特本人和他所論述的十大經濟學家中最年輕的凱恩斯（約翰·梅納德·凱恩斯，1883--1946）誕生的一年。熊彼特和馬克思有一共同之點，那就是關于經濟發展過程的看法。在他自己的《經濟發展理論》里，熊彼特試圖提出‘關于經濟變遷不單是決定于推動經濟制度從一個均衡到另一個均衡的各種外在因素的純粹經濟理論’。在這一著作的日文版的緒言里，他說：‘讀者可能會立刻明了的一點，’我在開始時是不清楚的，即這一概念和這一目的（指熊彼特自己的）是和構成卡爾·馬克思經濟學說基礎的概念和目的完全相同的。”實際上，馬克思之所以有別于同時代或前代的經濟學家，正是因為他認為經濟發展的特定過程是經濟制度本身所產生的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圖經濟學的概念和命題；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爾背景里的經濟發展概念，卻完全是馬克思的創見。可能正是由于這一點，一代又一代的經濟學家才又都折回到他這里來，盡管他們可能發現他有許多可以批評之處。“我們認為，在這一重大的共同點上，熊彼特很可能于無形中受到過馬克思的影響。但畢竟由于世界觀和立場不同，因而用伊麗莎白·熊彼特的話來說，就引向極不相同的結果：它使馬克思譴責資本主義，而使熊彼特成為資本主義的熱心辯護人。”（斯威齊語）

我們暫且不論熊彼特是如何受到馬克思學說觀點的影響，也不論他所受這種影響的程度如何，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或“創新理論”中的上述幾個觀點，如強調生產技術革新和生產方法變革的觀點，強調變動和發展的觀點，強調經濟制度內在因素的觀點，強調企業家創新功能的觀點，無疑仍然是正確的。這對于我們今天進行社會主義的建設，發展社會生產力，探索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理論，仍有很大的參考價值和借鑒作用。

實際上，熊彼特的商業周期理論是他的“創新理論”的一種運用；是他綜合了以前和同時代的經濟學者根據對歷史統計資料的分析而得出的長短不同的經濟周期理論，并以“創新”作為中心線索，從而形成的長、中、短“多層次”的“三種周期”理論。這種理論本身，原是來自實際資料的一種分析概括，因而可以提供我們作為研究資本主義歷史發展過程和經濟運行過程的參考。

至于熊彼特進一步運用技術的革新、新資源的利用以及新領域的開發等等，來解釋商業周期形成的原因，對于這一點我們則必須加以具體分析。如果說技術革新等因素對于形成經濟周期的長短方面有所影響，那這一點還是有參考價值的。可是，如果把技術革新等因素看成是產生資本主義商業周期（包括危機階段在內）的根源，那就是片面的和表面的，沒有深入到問題的實質。所以我們對待熊彼特關于商業周期形成的論點，如同對待他的其它一些論點一樣，不能籠統一概而論，而要采取一分為二的態度。

總的說來，熊彼特的《經濟發展理論》，可以說是西方經濟學界第一本用“創新”理論來解釋和闡述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的專著。當然，就全世界整個經濟學界而言，只有馬克思的《資本論》，才是最早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觀點，剖析和闡明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趨于滅亡規律的巨著。1942年，美國保羅·期威齊的《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一書出版，這是西方經濟學界進步學者試圖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比較系統地研究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理論的少數著作之一。但必須指出，這幾本著作主要都是以早期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為研究對象的。另一方面，雖然早在二十世紀40年代，就有研究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少數專著或論文問世，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對發展中國家即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研究才勃然興起，“發展經濟學”從此成為一門專門學科。近一、二十年來，研究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書刊與日俱增；經濟發展已成為國際經濟學界的一個主要研究課題。

最后，需要向大家交代的是，熊彼特的創新理論得到斯坦福大學的保羅·魯曼的繼承與發展，并將其補充到更為傳統的新古典增長理論中（又稱為“新增長理論”）。新增長理論的主要貢獻是什么呢？它改變了我們關于增長途徑和公共政策的思維方式。如果技術水平不同是導致各國生活水平差異的主要原因，且假定技術是一個可以生產出來的要素，那么關于經濟增長的政策就應該著重研究：國家怎樣才能提高技術水平。這正是新經濟增長理論的代表人物保羅·魯曼總結的經驗：

“在全面理解長期經濟成功的決定因素方面，經濟學家可以再一次取得進展。最終我們可以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一些比標準的新古典學派更具洞察力的觀點——更節省也更學院化。我們有能力參加當前政策的辯論。這些辯論涉及對私人研究提供稅收減免、給從事研究開發的合資企業以反壟斷豁免權、跨國公司的活動、政府特許權的作用、貿易政策與創新之間的相互關系、對知識產權的保護范圍、私人企業和大學之間的合作、挑選接受公共資助的研究項目的機制，還有明確的政府引導型技術政策的成本和收益，等等。”（保羅·魯曼《經濟增長的起源》）

只有創新，才有發展。

[主要參考文獻]

1、保羅·薩謬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十六版，蕭琛等譯，華夏出版社，1999；

2、約瑟夫·熊彼特《經濟發展理論》網絡版，何畏等譯校。

[摘要]約瑟夫·熊彼特是二十世紀最著名的浪漫主義經濟學家，《經濟發展理論》一書是其在1911年發表的成名之作。在本書中他所提出的“創新理論”當時曾轟動西方經濟學界，在我們今天看來仍然具有新意。熊彼特首先用靜態方法分析了社會經濟的“循環流轉”，然后從“動態”和“發展”的角度通過引進“企業家”和“創新”而導出了資本主義。“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也就是說，把一種從來沒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作為資本主義“靈魂”的“企業家”的職能就是實現“創新”，引進“新組合”。所謂“經濟發展”也就是不斷地實現這種“新組合”而言的。

[關鍵詞]熊彼特經濟發展企業家創新生產函數新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