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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的本質是分工的深化

經濟學所說的“合作”，其含義不一定僅指利他主義行為：我幫助你，你也要幫助我。甚至不一定是合作博弈中的均衡；還可以是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只要該均衡能使雙方受益。這就是現代經濟學所指的合作，這也就把合作的概念擴大了。從語詞的這個含義出發，就不能以為中部地區之間要么是競爭，要么就是合作，合作與競爭之間是對立的關系。我們的理念是：只要是有序的競爭，就是合作。這個理念十分重要，所有需要首先給予簡單的陳述。

其次，現代經濟學認為分工是財富增長的源泉。就這點而言，我和傳統的或古典的馬克思主義是不同的。古典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資本論》為代表，是古典的經濟學體系，它認為只有生產才是財富的源泉。在現代經濟學中，認為財富的源泉是分工，因為知識的增長才使財富增加，而人類是用分工的方法來發展知識的，每個人只是，也只需發展知識的很小的一個片段，然后通過種種制度的安排，通過合作使片斷的知識連結起來，把分散在各個人的知識片段聯結成人類知識的整體。所以，人類不需要也不可能由一個人的大腦來掌握全部的知識，一個人只要開發非常小的知識片段，就對人類知識的增加做出了貢獻；而通過人類知識的積累，財富才能得以增長。傳統的農業生產與現代農業生產中，財富的增量是十分不同的，其中的差異正是在于現代農業中有著復雜的分工。所以，我們說分工才是財富增長的真正源泉。

這個命題引進區域經濟學中可以引伸出如下的結論：區域產業結構的同化是我國經濟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結果是缺乏分工，知識就得不到迅速的發展，財富的增長也就受到了壓抑。于是，區域經濟發展研究的核心就成為：分工如何可以在區域之間演化或擴展。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我們需要回到關于長江三角洲地區分工發展的障礙問題。在本次大會的第一天，伍新木先生認為，上海市與周邊地區缺乏分工。上海應當發展第三產業，而第二產業的加工業可以更多地由周邊地區去發展。我認為伍新木先生的批評是正確的，上海市政府確實缺少分工的思想。對此做出回應的是陳憲先生，他為上海市政府的行為辯護，他認為，上海為了發展第三產業，主要是發展為生產服務的第三產業，但上海的加工業尤其是制造業不夠發達，所以為生產服務的第三產業就失去了發展的基礎，所以，上海強調發展制造業是正確的。我以為，陳憲先生的辯護并不正確。因為特大城市的為生產服務的第三產業的基礎不一定要在本市，不一定要在上海，為生產服務的第三產業并不是僅僅為本地區的加工業或制造業服務的，不，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第三產業正是為周邊地區的加工業服務的。這正是為生產者服務的第三產業輻射面非常廣的緣故。

不過我愿意為上海市政府沒有能與周邊地區形成分工關系做一點辯護，但我辯護的角度與陳憲先生不同。上海早就想成為一個金融中心，如果真能這樣，上海就能與周邊地區形成互補的產業結構。這個規劃是正確的。但是這個目標在現行的金融體制下難以實現，由于在高層次的第三產業中還大量存在進入的障礙，而且是行政分割的，上海不僅難以成為金融中心，而且也難以進入其他更高層次的第三產業，依賴發展第三產業來提升GDP難度太大。于是，它只能倒回來和周邊地區去爭奪制造業。這是不得以而為之，甚至可以說這是它的悲哀。

這里，我們還需要討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是不是加工業的轉移就必然產生所謂的“產業空心化”或“產業空殼化”？我要指出，這是一個錯誤的提法。這個提法的本質問題是：第三產業是不是產業？第三產業創造財富嗎？現代經濟學認為，第三產業是創造財富的。這是傳統經濟學和現代經濟學之間最重要的區別之一。比如，保險業創造財富嗎？回答是肯定的，保險業通過知識的分工創造著財富。在沒有保險業或保險業不發達時，一個紡織廠的廠長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對付可能出現的火災風險。由于火災的出現是有概率可以計算的，保險公司愿意承擔這一風險，并開設了相應的險種。企業一旦投了保，這個廠長就不需要去考慮防火問題，他把這個問題交給了保險公司的專家去對付，知識分工了，保險公司的專家會告訴企業應當怎樣做，而且，一旦出現火災，所導致的損失有保險公司承擔。所以我們的企業家可以集中精力去對付不能計算出概率的諸如價格的變化，諸如不能計算出概率的技術創新等，他的知識也進一步專門化，這樣他就創造出更多的財富。所以，保險業通過分工而創造了財富。那么，諸如日本或臺灣地區所叫喊的“產業空洞化”是怎么會事呢？這一方面是該地區的低層次的產業已經缺乏國際市場的競爭力，而更高層次的產業又因為區域功能不足而上不去，由此而產生了經濟增長的停滯不前。上海的問題根本不同。只要中央進一步深化改革，尤其是在第三產業領域中的改革，打破行政的分割，實現服務業的國民待遇，允許民營經濟的進入，上海的區域功能完全有條件成為更高層次第三產業的聚集中心，這不僅有利于中國進一步實現內源的發展，也將有利于長三角地區的分工的深化。

這里涉及的另一個經濟結構的重大問題是我國第三產業不發達。至今，中國的第三產業的比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多一點。世界平均水平是62%，而我國到1999年只有32%。第三產業是在改革開放后，直到1997年才恢復到1962年的31.4%水平。停滯長達35年之久。這個現狀是我國體制中深層次的問題產生的，是計劃經濟遺留到今天都沒有解決好的問題之一，而其經濟學認識論的根由就是認為第三產業不創造財富。而第三產業的不發達既導致物流成本高，成為區域產業同構的原因之一；又因為產業結構的趨同，物流，人流尤其是物流就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在缺乏規模經濟時，第三產業就發展不起來，第三產業不發達與區域產業結構趨同互為因果。為什么產業結構會趨同呢？歸根到底是政府主導產業發展的結果。近十年來，我不斷呼吁政府要從企圖主導產業發展的職能中退出去，政府工作報告中也不宜再說那些第一產業搞什么，第二產業搞什么，第三產業搞什么等。這些都是企業家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可惜至今效果不佳。

理解了分工是財富的源泉后，我們就可以來討論中部地區的發展問題了。首先，為什么中國的發展是東部先發展？那是因為我們落后，我國的經濟增長源是在境外，并由此而形成二元的經濟結構（劉易斯，1954）。外部的增長源是通過什么路徑起作用呢？通過沿海地區進來，并在東部沿海形成了大量的物流以及產業的集聚，而產品又以出口為主。這些地區成為我國境內的第一批一級增長中心，并由此而先發展起來。這一發展態勢到目前造成了怎樣的后果呢？就是我國的外貿依存度過高，達到了50%，注意，美國也只有20%多，日本只是近10%多，我們是美國的2倍，是日本的5倍，這怎么得了。其結果外源發展的邊際成本遞增而邊際收益遞減，并具體為國際貿易的磨擦不斷加劇，造成了我國巨大的外交壓力。我的結論是：我國的發展必須首先依賴外源實現增長，但發展至今，單純地依賴外源增長已進入了邊際收益遞減，應當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戰略階段。

討論到這里，我要提出一個重要的問題：“梯度發展論”成立嗎？我的回答是：根本就不成立。梯度發展戰略是上海社科院前院長夏振農先生首先提出的。他在80年代初期為解釋東部優先發展的政府戰略而提出來的。他在提出這一觀點時，在我國發展的形式上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為當時我國唯一提出的只是沿海開放，并且以經濟成就的平均數表示，沿海最發達，中部第二，西部第三，這就似乎成了一個階梯，所以叫“梯度開放”，或“梯度發展”。但是，中國不久就提出了周邊開放，不僅東部可以和國外聯系，而且西部、北部和南部也可以和國外聯系。在昨天的報告中，高建華先生在報告自己的成果時展示了一張中國地圖，并用綠顏色的深淺不同表示經濟的增長情況，你們可以注意到現在新疆的發展勢頭很好，甚至比中部好。為什么呢？因為它與比我們相對發達的工業區東歐進行交易，并從與東歐的分工中獲得了增長源，所以它比我們要發展得更快。實際上到了國家提出了周邊開放的時候，所謂的“梯度理論”已經是不成立了。順便說，只要增長源在外部，就是主要是外源性的經濟增長時，中部的所謂經濟“塌陷”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