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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腐敗，可以有一個最簡單的定義，就是“利用公權謀私利”。若是利用“公權”謀公利，那是理所應當的，公權本身就是為了公利而設計出來的；若是以“私權”謀私利，不說是天經地義，也是合理合法的；若是以私權謀公利，通常稱為“大公無私”，經濟學上稱為“利他主義”，需要提倡，但沒有也不成大的問題；只有以公權謀私利這件事，是人們深惡痛絕的腐敗，是屬于要加以反對、“嚴打”的行為。

這種“以公權謀私利”的行為，當然首先與“用人體制”相關。如果我們現實一點，即使不說現實中的每一個人都是為私的，也總得承認生活中至少有一部分人是“有私心”的，一有機會就要以權謀私。那么，從防腐敗、反腐敗的角度看問題，我們首先要研究的一個問題是如何把那些私心較少、愿意為了公利而勤奮工作的人選出來去“當官”，掌握“公權”，而不是盡“提拔”那些蠅營狗茍之輩，使得這些人有機會利用公權搞腐敗。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要防腐敗，至少要做的是改革我們國家機關和國營企業的人事制度，改革官員的選拔與任命制度，盡量減少“壞人”當權的機會。

其次，“以公權謀私利”這件不合法的事之所以泛濫開來，顯然與法制不健全有關，因為如果我們再現實一點，承認現實中的多數人現在還是“有私心”的，還到不了大公無私或克己奉公的境界，不管干部選拔制度多么嚴格有效，也總會有一些謀私利的人被選到行使公權的崗位上去。那么，我們要研究的問題就是，如何改革我們的干部監督制度，改革我們的立法與司法制度，使得每一個行使公權的人都能夠受到人民的嚴格監督，使得那些敢于以公權謀私利的人能被及時地揭露并受到應有的處罰，并以此而警告其他人，老老實實地做“公仆”，不要以公權謀私利做“公敵”。

但是，如果我們再現實一點，就會發現：選人、監督與執法等反腐敗的活動，都是有成本的，而不是可以“免費”獲取的。就“監督與執法”而論，所涉及的成本至少包括：立法過程所需的費用，維持立法與執法機構的費用包括人員的工資與辦公室、辦公設備所需的支出等等，監督費用，調查案件的費用，公眾個人舉報揭發所需的時間與費用打個舉報電話也是要花錢的等等。當然反腐敗也是有收益的，直接的收益是收回了“贓款贓物”，間接的收益首先是有利于消除“民憤”，從而有利于社會穩定并因此而使經濟得以更快地增長。不過就個別案例而言，反腐敗斗爭的成本與收益往往不成比例：受賄100元的案子與受賄100萬元的案子，可能要花同樣的調查費用，要動用同樣多的監察人員。這至少可以解釋為什么在腐敗現象很普遍的情況下，人們一般只是先抓“大案要案”，或者，只有“夠級別”的事才能“立案偵察”。

反腐敗行動的另一個間接收益是它的“殺一儆百”效應。給定一個社會、一定時期、一定條件下腐敗的“普遍程度”，多懲治一個腐敗，便增大了一點人們預期的“被抓住的可能性”，從而使一些人“不敢”去腐敗。這是因為，對于搞腐敗的人來說，也有一個成本與收益的問題。搞腐敗的收益自然就是貪污、受賄、收“好處費”等等以公權謀私利行為中所占的各種便宜，而“腐敗的成本”則由以下兩方面的因素所決定：

第一，是被抓住后所受的處罰。無論是被降職或開除，所失去的原有收入或原有的預期收入所謂“高薪養廉”就是為了加大腐敗的這種機會成本，還是罰款、蹲監獄等等的追加懲罰，或是在社會上被蔑視等精神上所受的損失如果社會上人們還對此表示蔑視的話；總之，腐敗一旦被抓住后所受處罰越重，腐敗的成本就越大。

第二，就是防腐敗、反腐敗制度的嚴肅程度。制度越嚴，為此而進行的宣傳、監督、調查、追蹤等行動越是頻繁、越是認真、越是有效，腐敗“被抓住的可能性”就越大，搞腐敗時預期的成本損失就越大。說是抓住腐敗一定嚴懲，但是如果沒人去抓，或是因太多而“抓不過來”，或是大家司空見慣，誰也不抓，沒人監督，沒人調查，或是官官相護，有人舉報也沒人去抓，甚至舉報的人反倒會受到懲罰，搞腐敗“被抓住的可能性”事實上等于0或近乎于0，腐敗的成本事實上也就還是等于0或近乎于0，因為“腐敗的預期成本”，理論上說就等于被抓住之后所會受到的處罰與預期的被抓住可能性的乘積。

可見，在防腐敗的問題上，腐敗行為被抓住的可能性是十分重要的一個因素。

但是問題在于，“被抓住的可能性”，在理論上是一個“概率”，所以，它不僅取決于你監督了多少、抓了多少，還取決于在一定條件下有多少人“需要被監督”棗?/FONT>理論概率，只是“受監督的人數”除以“有條件犯罪因此需要被監督的人數”而得出的一個比率。所以，要研究腐敗的成本和防腐敗的有效性問題，還要研究一定條件下有可能、有條件搞腐敗的人數有多少。

我們這個經濟所面臨的一個問題，恰恰在于“有條件搞腐敗”的人數太多了一點。在我們的經濟社會中，有太多的經濟物品要以“公共的方式”加以生產、供給與分配，“公共財產”在社會總資產中所占的比例太大，“公款支出”的事情、“政府決定”的事情，“計劃分配”的事情太多，進而言之，政府管的事情太多，政府的規模太大，政府官員的人數太多。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我們的國有企業也是一種使用“公共財產”的機構，國有企業的經理們也是一種“政府官員”，而且在一些問題上是距錢和物“更近”的官員；并且，國有企業的職工，無論是售貨員還是司機還是裝電話的，也都是使用國家財產工作的人，也可能進行某種以公權謀私利的腐敗活動。在這種情況下，對如此眾多的掌握著某種公權的人們進行監督與執法所需的困難顯然太大，防止腐敗、消除腐敗、“杜絕”腐敗的成本顯然會很高，通過有效的監督來保證政府官員廉潔奉公就很不容易做到，以至根本監督不過來、抓不過來，一不留神就會弄到“法不責眾”的地步。打個比方說，在一個經濟社會中，如果國營商店的售貨員也能憑借公權“開后門”，國有企業看倉庫的也能憑借公權收賄賂，你得花多大人力物力才能“健全法制”？在一個有10倍的事情要由政府決定

、10倍的物品要由政府分配、10倍的資金由政府官員掌握的經濟社會中，“高薪養廉”所需的費用，“廉政公署”所需的規模，至少也要大10倍，才能換取一個同等的“廉潔程度”。即使我們假定一切反腐敗的努力本身都是有凈收益、凈回報的，一個社會把那么多的資源配置在反腐敗這個用途上，也是件很不經濟的事情。

由此而論，在我們這樣的一個經濟社會里，腐敗現象多，根本的問題不在于有私心的人多本來就是這么多，也不是“法制不健全”當然不是說已經健全了，而是說相對于要監督的對象的數目來說健全起來太難了，而在于“公權”存在的場合太多了。因此，要想把我們經濟社會中的“以公權謀私利”這種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程度，更重要的一種體制改革，還是在于“減少公權的數目”，縮小政府的規模，減少花公家錢、“玩”國有資產的機會，把更多的事交還給個人與市場去做。就我們的情況而言，清除腐敗，根本的辦法不是“嚴打”，也不是宣傳教育不是說這些完全不起作用，而是改一改體制。在多數人還“有私心”的現實條件下，消除“以公權謀私利”現象的根本辦法，不是否定那個“私利”，也不是費勁巴拉地不使人們去“謀”私利，而是盡可能地減少那個“公權”，以此來達到減少以至消除種種“以公權謀私利”行為的目的。一個經濟社會中以私權謀私利前提“私權”起作用的事情多些，不構成問題，成問題的僅在于以公權謀私利；而從邏輯上說，以私權謀私利的事兒越多，以公權謀私利的事兒就會越少，那些少量存在的公權也越容易受到有效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