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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有“史無定法”之說，這當然不是說可任意判斷，而是說治史可因對象、條件不同采用不同方法。我贊成此說。1984年，在意大利的一次中國經濟史國際討論會上，我冉說:“就方法論而言，有新老、學派之分，但很難說有高下、優劣之別。中國講‘百花齊放’，當包括方法論在內。”本文日的，就是希望我們的中同經濟史研究百花爭艷。如一事舊不同方法去研究而能得出同一結論，當更可信。

方法與目的密切相關。事實上，幾乎每種新的研究方法都是隨著某種新的理論而來，這種理論和方法就形成一個學派。本文原以“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派與方法”為題，現為節省篇幅，略去學派。有些學派，如乾嘉學派、計量學派，可以避免講理論，專談方法。而多數學派卻不能元全避免，因為在那里理論就是方法，這在下文自明。

我想談的有：(1)文獻學和考據學方法；(2)歷史唯物主義；(3)經濟計量學方法；(4)發展經濟學方法:(5)區域論和周期論:(6)社會學方法，(7)系統論方法。所談或詳簡，或我所不知而舉疑，故日雜談。

文獻學和考據學方法

我國史學一向重視文獻學的方法。這方法的精神就是絕對尊重史料，言必有征；用現代話說就是“論從史出”。治史必自史料始，以占有史料為第一義，這是個好傳統，初學者尤然。文獻學方法包括校勘、辨偽功夫。又所論多宏觀，故重典章制度。同時，它包含歸納法，廣征博引，力戒孤證。在表達上，“讓史料自己說話”，質樸、簡潔、有力。

“多問闕疑”，史料既多，考據學隨之而興。考據學至清代極盛。清代考據學之大功在于它抵制了宋明理學唯心主義的推論，追求歷史信息(文獻)的本來面貌，故梁啟超稱其有實證主義精神;又因清人逃避政治，能鉤稽沉隱，無所避諱，即顧炎武所倡“實事求是”。但清代學者考據的出發點不是事物，而是文字音義。又所論多屬微觀，視野狹隘，流于繁瑣。或為文而文，示計實效。蓋原用于經學，治史反成缺點。

不過，文獻學、考據學都是不斷發展的。至近代，受西方實證科學影響，己日益光大而重實效。若陳寅恪，固考據學大師，其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文史考據之學無以遠出三類之外”。（《金明館叢稿》)

我國歷也文獻至為豐富，史籍、地志之外，筆記、詩文、報刊等早已入史。近又致力于檔案、碑刻、民間文書之發掘。歷史檔案浩若煙海，近年開發清刑部題本，已美不勝收，而其他尚少系統整理。民間文書更是無窮寶藏。若徽州檔案、孔府檔案、盛宣懷檔案剛在利用，而散在各地的文契、租約、賬冊、書簿等都有待征集。文獻學、考據學內容日廣，大有可為。方法本身也將改進，資料庫和電子計算機的利用即其一例。總之，前途廣闊。

單靠文獻學、考據學方法亦有其弊。正如列寧所說：“社會生活現象極端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①這就不是論從史出，而是史隨論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簡要有科學的駕馭史料的方法。這方法，首先就是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研究經濟史的基本方法，其他方法之得失都要用它來衡量。

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世界觀，包括一系列原則和規律，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寫歷史，而是研究歷史，即研究一個未知領域或未決問題，不如把它看作方法。這是因為，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規律雖是客觀存在，但只在一定條件下起作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對別的學科來說，可用作邏輯論證，如評某文學作品，可說它不符合歷史規律。但對研究歷史本身來說，卻不能這樣。如五種生產方式，可稱為社會發展規律，但具體研究某民族歷史時，缺奴隸社會者有之，缺封建社會者有之，缺資本主義社會者更有之。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

對于研究工作者來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足教義，而是方法”①。“歷史唯物主義從來也沒有企附說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學的’說明歷史的方法。”②

這種科學的說明歷史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以為，其核心，也是我們在實踐中用得最多的，就是歷史辯證法。辯證法思想來自人們觀察自然現象的總結，即自然辯證法或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應用于研究社會川史”。這本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確說出③。因而，錢學森把歷史唯物主義稱為“社會辯證法”，與自然辯證法相并列，這是很有見地的。

附帶說，許多科學的方法部是來源于對自然界的觀察。十八世紀培根、笛卡兒的實證主義和歸納邏輯，近代的計量學方法、系統論方法，都是首先應用于自然科學，然后移植于社會科學。它們的科學地位也在這里。辯證法也是這樣，當然，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將隨著科學的日新月異而不斷發展。

但是，過去我們講授歷史唯物主義卻很少講辯證法，而把國家、階級、階級斗爭當作主要內容。這是因為，我們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截然分成兩門課(這也作俑于斯大林)，前者講辯證法，后者就不講了。也因為我們用馬克思主義觀點研究中國歷史，是在民主革命戰爭中開始的，繼之是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革命，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階級和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歷史的“直接動力”，這是1879年馬克思發出的一個指揮革命行動的通告中說的。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是經濟的發展，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本意。

這個“本意”也招致不少誤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變成“線性因果關系”，僵化了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給弗·梅林的信中說，馬克思和他當初是著重從經濟基礎中“探索出”政治、法權等觀念的，這樣做是對的，因為當時是批判黑格爾等唯心主義。但也因此犯了個錯誤，即忽視各種思想領域有自己發展的歷史并在歷史上起作用。因而他提出“歸根到底是經濟”的修正。次年，在給符·博爾烏斯的信中全面發揮了這一點:首先，經濟基礎不僅是經濟關系，而是包括全部技術裝備和地理環境。其次，“并不只有經濟狀況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識形態都互相影響。同時，經濟并不是白發起作用，而是經過人的決策，“是人們自己創造著自己的歷史”。原來，1890年他就提出歷史是由人們的意志“合力”創造的理論，而人們的意志是由生活條件決定的④。

照恩格斯的說法，各領域都有自己發展的歷史，離經濟愈遠的領域，如純思想領域，其曲線愈曲折。但如劃出各曲線的中軸線，則“研究的時期愈長，研究的范圍愈廣，這個軸線就愈接近經濟發展的軸線，就愈跟后者平行而進”。這就是“歸根到底”之義。我們不妨試畫如圖I。文學藝術的曲線起伏很大，幾百年未必出一個詩圣。科學發展則到卡八世紀才突飛猛進。它們的中軸線則幾乎平行了。

我想，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本意。第一，要承認各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從這一點說，本來可以分別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經濟史等等。第二，又要有整體觀、系統觀。它們是相互影響的，研究經濟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對經濟的作用，更不能擺出一副“我是基礎、我決定你”的架勢。“歸根到底”是經濟，但在一事一物上卻未必。第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也是這樣，相互作用是辯證法的裴本原理，“反作用”其實就是作用。象生產和交換也“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規律”，又都互相制約和影響①。重農輕商思想不能進入史學界。總之，史學界頭腦中經常保持辯證法，或可無虞。

經濟計量學方法

經濟計量學源于數理經濟學。數理經濟學已有百年歷史，經濟計量學也有數十年歷史，我國現已用于計劃和管理。但經濟計量學用于歷史研究，還是六十年代以來的事。它興于美國，目前也以美國為獨盛，在歐洲和日本史學界并非主流。

經濟計量學用于歷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原來計量學用于現實經濟，目的在設定最佳模式，選出最佳方案。用于歷史則不行。歷史不能選擇，也不能假設。美國曾有人用反擬法(Contrafactureapproach)研究美國早期歷史，結果不住。又因歷史不能用實驗或模擬辦法取得所需數據，只能用已有統計和估計，不僅研究的時間多限于近代，范圍也受限制。目前所用，大多只是回歸分析(Regressionanalysis)和相關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二法，回歸分析又多限于單元線性。

線性回歸是用一直線來表達兩組變量間的平均變化關系，其原理見圖Ⅱ。該圖錄自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下冊，實即原來統計學中的宣線趨勢方法。圖中曲線是1895-1913年新設廠礦歷年投資的指數(X為時間，Y為投資指數)，AB線則為歷年投資變化(在此為增長)的趨勢。

在計量學中，AB線的含義已不盡為趨勢，它稱為回歸線，即變化的理論值。其方程是:Y=abxX是自變量，Y是因變量；b是回歸系數，即回歸線的斜率;a是常數，即X=0時Y的值。有若干(最好20個以上)X和Y的經驗數據，即可用段小平方法(公式略》求出a和b的值。而在經濟史中，時間常為重要因素，故可將上式改為時間方程，即（Y=abt）t為時間(如年)，b則變成速率(如年率)。

美國學者趙岡從孔府檔案中得出1736－－1775年議上縣梅花莊麥、豆、高架、雜糧的歷年產盤，用上式(他還加上一個平均為0的分布變量e)算出這期間畝產量Y的平均變化率b：麥、豆、高梁的b均為-0.04強，即平均每年下降4%，雜糧的b達-0.09。

其他用法，如LorenBrandt計算上海糧價Ps與國際市場糧價Pi變化的關系，方程為Ps=ablP1b2Re其中R是匯率(因國內糧價用銀，國際市場用金)，c是平均為0的分布變量。他用1876－－1930年逐年Ps、Pi、R的數值(實際計算時用對數1n)，得出b1=1.10；b2=-0.98。即上海糧價受國際糧價升降的作用和受匯率變動的作用(銀價降糧價升，故為負數)都很大，以此論證上海糧價“整體化”于國際市場。

線性回歸方法，計算并不困難，但其適宜性在于對資料的理解、運用，這仍有賴于定性分析。如上述新設廠礦之例，因每年之新投資并非當年消耗掉(與產量、交易量性質不同)，若用資本存鼓(前期的資本當年投資-當年折舊)或資本集成(Capitalformation，即當年投資-當年折舊)為Y，則b值要低得多。后例國內外糧價，因未計入糧食進口量，結論尚感不足。青年學者吳柏均，同樣用回歸分析，發現國內外糧價與實際進口之關系在不同時期、不同口岸、不同糧種(米或麥及面粉)都有所不同。這就需要從進口數量、傾銷政策、市場的壟斷性等方面來解釋。

再如我國對外貿易的進出口價格剪刀差(國外稱Termsoftrade)，不乏有人研究。但同是用1866――1936年南開指數，美國學者侯繼明的計算是Y=760.44X，速率為每十年4％強；而RalphHuenemann之計算是Y=58.320.94X，速率為每十年9％強。我對這問題是分階段觀察：剪刀差擴大時期中國吃虧，逆剪刀差時中國受益，兩相比較才有意義。又如工業發展速度，是研究較多的問題。美國學者章長基估計1912――1936年工礦業產值的年增長率為9.4％；ThomasRawski估計同期制造業的年增長率為12.7%;因所用代表產品不同。我以為，既無全面材料，還不如分行業考察為妥。總之，計量學雖定量，卻未定死，要根據條件運用，才能有用二，現在談相關分析。相關分析是找出兩系列變景之間相互關聯的密切程度，其原理見圖Ⅲ。該圖取自RobertHartwell對明代里甲制的研究。每里戶數并非按規定的110戶，因非農業人口不入里。圖Ⅲ是許州7個縣的里數X與戶數Y的相關圖;從7個點的位置可見里數與戶數關系頗為密切。X與Y的密切程度即相關系數，通常用r(或r2)表示。若r=1，則各點在一直線上，毋需論證。若r=0，則兩者無關系。若r為負數，則為負相關《如價格愈高銷量愈小之類》。上述7縣里數與戶數之相關系數經計算(公式略)r=0.99，即密切度達99%。而廣東13個縣，其r=0.96；陜西23個縣，r=0.94。

相關分析的應用拖圍很廣。一般說，凡作回歸分析，同時即可得出相關系數，不能作回歸分析者，亦常可作相關分析。問題是要有大量的連續性數據。因而目前所見，以用于人口、外貿、物價之研究者最多，以及研究鐵路運輸與貿易的關系，農場規模與產量的關系，均有成例。但應用最多的是拿它檢驗已有的論點或設想是否正確，亦以這種用法最為有效。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我國棉紡業頗為發達，利潤亦優。T.Rawski估計出1913――1936年歷年紗廠利潤，與同時期棉紡業的發展(以紗錠數代表)作相關分析，而r值僅為0.15――0.17。說明紗廠的利潤大半并未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棉紡業的新投資主要來自業外。

反之，欲用相關分析推導出新的結論，則須慎重。如上述紗廠利潤之變化與鋼鐵、水泥、機器三業之發展相關系數達0.86-0.91，非有文獻證明，不能遽認為紗廠利潤，投入比三業。又如按糧食運銷路線常可得經過各地的價格關系。有人研究清代陜西糧價，按最大r值應是從陜西最南部向最北部運銷;又米市中心蘇州，與其米價相關最密切的地方竟是濟南。類此情況，若迷信數字，必致失誤。

圖論為數學方法之一，但在經濟史中尚難應用。不過，有時簡單之圖解也有助于研究。如R.Huenemann研究中國鐵路的經濟效益簡式如圖Ⅳ。AB是鐵路邊際運輸成本。OT是運量(噸公里)。OP是傳統運輸平均運價，op’是鐵路平均運價(均為元/噸公里)。則鐵路的經濟效益為三角形PCP“。從圖可知：PCP’=1/2(OP-OP’)OT

1930年代，傳統運輸(大車馱運等，因鐵路為南北線)運價平均按0.1元計，鐵路平均運價為0.02元;1933年6條國有鐵路的運最為2，896百萬噸公里。代入上式，經濟效益為116百萬元。

我在論清代同內市場一文中，將市場商品按其相互交換關系分成三類，因各估出數值(萬兩)，并估出城市消費額C=2，195萬兩，因而可利用框圖(圖Ⅴ)得出下列不等式：

Ⅰ>Ⅱ>Ⅲ

Ⅰ-C≈Ⅱ

再從不等式中推導出結論。①

總之，用計量學方法研究經濟史，有其局限性。國外所用，多限于研究生產力；國內有用于研究生產關系者，尚待開發。而其最大缺點是只見量變，不見質變，不往往為追求數據，連續性，忽視以至否定突變。這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但其方法本身是科學的，用以檢驗、糾正已有之定性分析，最為有效。這種檢驗也可用統計學方法，做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總結等弊病。因此我主張，在經濟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應定量，不能定量的，也盡可能找出相對的數量概念。

發展經濟學方法

發展經濟學五、六十年代盛極一時，近已衰落。然而，它是研究不發達國家經濟的，又注重長期趨勢，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論點，對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都能有所借鑒。

發展經濟學學派眾多，方法各異，但有一點共同的，即注重比較方法，這也是近年來我國倡行的。

六十年代以前的發展經濟學，多是與英美等國的工業化過程相比較，一如過去史學界的西歐中心論。不過因學派不同，重點不同。如新凱恩斯學派注重投資效果，故常用Harrod-Domar經濟增長模式(增長率G=S/Y，S為儲蓄率，V為資本與產出比率)。新古典學派注意勞動力，故常用Cobb-Douglas生產函數(Y=rKaLB，K為資本，L為勞力)推導出各種增長模式。二元經濟論者認為不發達國家存在著兩種經濟——傳統農業經濟和從西方輸入的現代化工業經濟，發展程度就是兩者的消長。曾有人用這個觀點研究中國經濟史，致有口岸經濟和內地經濟之分。二元經濟論集中到“無限剩余勞動”，即Lewis模式:傳統農業中存在著一種生產效率極低的剩余勞動，其作，用等于0，他們轉移到工業部門，經濟就發展了。

用這些模式研究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自然不得要領。不過，我們過去的研究偏重生產關系，對資本、勞動注意不夠，在這方面與外國工業化過程作對比研究，仍是有益的。青年學者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經濟，與十六至十八世紀中期的英國對比，以及近來一些與日本德川時代和明治時代經濟的比較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

六十年代以后，拉美經濟學者在發展經濟學中異軍突起，研究方法也變成南北對比。同時，提出結構主義、依附論、不等價交換等理論。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已形成一種世界性經濟結構，后者依附于前者，處于前者的邊陪或衛星國地位。經濟剩余被中心國榨取去，即使按照李嘉圖比較成本說，也是處于不等價交換地位。他們運用大最資料和計最學方法作對比分析，這一點是十分可取的。顯然，我們研究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國，而需要研究對方。我想，至少在某個方面或某些商品市場，確是形成一種國際經濟結構。比較經濟學方法不是比較兩個孤立的國家，而是要研究兩者的相互類系，這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要點。

發展經濟學中還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論和方法，如不均衡發展、發展階段論、周期論等，將于下面分述。這些理論不只是從不發達國家出發，而是從整個經濟史立論。

區域論和周期論

區域論和周期論是七十年代興起的美國學者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一個學派，創始人當推WiiliamSkinner和RobertHartwell，近年來極為盛行，并流行于日本、法國的中國史學者。這方法又稱為“空間時間研究法”(Spacialand，temporalstudy)。其把中國分為八大經濟區，清以后加七東北成九大區。每區都有一兩個核心區(Core)，經濟發展是由核心區向邊緣區（Periphery)推廣。大區內由各級市場和資本、勞動力的轉移相聯系，形成多級性體系(Hierarchicsystem)。各大區的發展都有周期性。周期二般有四個階段z邊區(未開發)階段，大發展階段，衰落階段和平衡階段。如東南大區在唐開元前還處于邊區狀態，開元末到宋孝宗時大發展，此后處于平衡狀態，商宋到元一度衰落，明洪武后又大發展。大發展時邊緣區速于核心區，衰落時也是邊緣區先衰落，兩者之相關程度可用計量學方法算出等等。

日本著名史學家斯波義信最近采用這種方法研究江南農業和商業，得出該區域經濟發展的周期律：

980－－1030中度發展

1030－－1279大發展

1279－－1368衰落

1368－－1421恢復發展

1421－－1550平衡狀態

這種研究方法雖是新興的，但區域論和周期論卻都源遠流長。

區域論源于古老的地緣政治學。十九世紀初德國H.vonThuen發表《土地經濟與國民經濟》，隨后有資源配置的理論。二十世紀美國出現傳播論，研究美國經濟由東向西、自南向北的發展。接著美國刊德國都有區位經濟學，以至出現Losehchristalle的中地理論(Centralplacetheory)，也就是區域論中核心區和邊緣區的來源。以中國之大，分區研究很有必要。我國有地方志傳統，為此提供了便利。不過按行政區劃又不如接經濟區域為宜。近年來大陸和臺灣學者研究城市和鎮市經濟史，即多按經濟區，并多少受中地理論影響。但是象W.Skinner的強調各區域發展的非同步性和封閉性(Autarkic)，則屬過分。

地區特性和區域間共性是對立的統一。中國自古就是大一統為主的國家，經濟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基本上是統一的，很早就有全國性市場。這一點和歐洲很不相同。美國籍學者王業鍵的清代糧價研究，用計量學方法說明各大區物價長期趨勢的同步性，是個有力的證明。

周期論思想更早，我國春秋戰國時即有范蠡、白圭的農業循環說。西方周期論有多家，我覺得最有貢獻的是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創新論，道出周期的根源。1934年他吸收蘇聯學者NikolaiKondratieff的大循環理論，提出康德拉捷夫周期。其第一期自工業革命到1842年，恰是鴉片戰爭；第二期斷至1897年，恰臨甲午之戰;第三期終于1950年，恰是中國解放。當然這不過是巧合，但他是說西方經歷了紡織工業鋼鐵工業、電化工業三個時代。其次當推羅斯托(WaltRostow)的《經濟成長階段論》，提出主導經濟部門和“起飛”的理論。我覺得“階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

歷史發展非直線，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發展出量變到質變，就自成階段。我覺得應當這樣去研究經濟史，比用斷代史的方法好，因經濟發展往往是朝代斷不開的。不過，西方的周期論一般只講生產力，不講生產關系。如照托夫勒(AlvinToffler)的說法，人類歷史就變成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以至信息社會，而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都不見了。美國學者用周期論研究中國經濟，實際上找不出生產力盛衰的指標，只好用人口估計以及稅賦、貿易等數字代替，因而所得結論并不確切。其實，如果不拘泥于計量學方法，還有更多的資料可用。

社會學方法

社會學內容廣泛，其中有的部門如人口、勞動等己獨立成專門學科，同時又有新部門出現，我這里以涉及經濟史者為限，采取廣義，把結構學派、功能和行為學說等也放入，實際它們已成經濟學的分支了。

社會學就方法論說有其基本特點。第一，它認為每個民族或地區都有自己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其發展也非同一道路。這就擺脫了“西歐中心論”，不去套西方工業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區特點的比較研究，因而有“空間史學”之稱。第二，它重視“底層”即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心理學等作為方法引入歷史研究，擴大了方法的領域。第三，它非常重視社會調查，積累了一套科學調查方法。歷史雖屬往事，但經驗證明，社會調查還是很有用的。

在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對中國史的認識長期受韋伯(MaxWeber)學說的支配，即中國是個儒教國家，缺乏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從社會學方面研究中國活躍起來，而主要集中于家族制度、紳士階層、科舉制度等。在這方面，日本學者的研究更多些，他們還有人注意基層組織，提出“村落共同體”的理論，井大量利用原來滿鐵等機構的“中國慣行調查”。而研究民間組織、行會、商會者也不乏人。近年來，從傳統文化和倫理思想研究歷史的傾向又有抬頭，其有力論證是:同受西方資本主義和經濟侵略的沖擊，而各民族、地區的反應和后果不同，重要原因即在于傳統文化的繼承性和適應性。因而有人稱之為韋伯主義復興。

我國早就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五四以后，新文化代替舊文化，“舊學”遭到否定，而最近兩年，又重新注意傳統文化以及孔學的研究了。這是個好現象。社會經濟的發展，主要決定于內部力量，傳統力量的繼承和演變，應是經濟史的一個課題。事實上，中國傳統的政治以至倫理觀點，都非一成不變，十八世紀以來演變尤大。我想，研究這種演變;如研究資本主義萌芽有同等意義。

結構學派在經濟學上是個新學派。其中心思想是，經濟的發展不僅是生產力的進步，而且在于結構的合理，否則比例失調，產生危機。在經濟史上，可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它因1929年創刊《經濟社會史年鑒》而得名。從方法論上說，最重要的就是“整體歷史”論，反對描述個別部門、事件，因為“整體大于部分之利”，而歷史是一系列“互相連鎖”的機制。即使研究一國一地區歷史，也是先研究地理、氣候、交通等，即人與環境的歷史，然后是人口、勞動、貿易、家庭、文化等，即群體的歷史，最后才是政治、軍事、外交等歷史，有點上層建筑的味道。同時，他們主張研究質，不注意計是分析，而代之以結構分析。尊重傳統，講究平衡。我覺得，重視經濟結構，以及人口、勞動、地理環境等研究，都是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史所需的。不過這派學者提及中國時，強調了傳統平衡的作用，并不恰當。

行為和功能學說都源于社會學。行為學說是早期比擬于生物學的研究而來。功能學說則是認為社會現象不能用簡單的因果關系去解釋，時常是種瓜得豆，因而要研究先于結果(或目的)的東西，即功能。其理論用于經濟學，形成制度學派。其制度(Institution)有制度和機構二義。如銀行、交易所是一種制度，也是執行某種功能的機構。經濟發展與否，就看這些機構執行其功能是否得當，以及各種功能配合得好壞，這種配合也就是結構(制度)。在方法論上，就是研究各種制度的功能效率。如錢莊的功能不如銀行，漕運的功能不如商運。在研究中又特別重視服務性的功能，如商業、運輸、資金融通、政府管理和稅制等。有人把這些轉化為交換成本，交換成本低，經濟就有發展。國外用這種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很多，一般把中國近代經濟的不發展歸之于運輸落后，商業機構不健全、利息率高等，也用這種觀點研究宋以后的市場、行會、商稅和幣制、票號、錢莊等。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政府作用的問題。我國經濟史學者一向注意歷代統治者的作用，而多強調賦稅剝削、官田、官工商業、抑商和貪污腐敗等消極作用。國外學者相反，一般認為，和歐洲封建社會相比，中國政府斂聚較輕，維持社會安定和經濟秩序較有效率，對于水利、糧倉、救災等大為贊揚。近年來，特別對于清政府的經濟政策深為贊許，原因之一是中國在乾隆時就能養活三倍于過去人口。

系統論方法

這里所說系統論，包括控制論和信息論。它是五十年展起來的科學研究方法，目前已用于系統工程、系統管理、資源開發、經濟預測、決策等。我國亦已逐步運用在運籌學、優選法等方面，并屬先進。但是，用系統論方法研究歷史，我尚未見國外此類著作，在中國卻有不少論述，已形成一個學派。

系統論在中國，尤其是青年史學家中受到歡迎，大約因為它具有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許多原理本是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過的。在我國的一些論述中，有些是講系統論的一些原則，如整體觀、結構分析、層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為等，探討這些原則在歷史研究中的適用性。有些，如金觀濤、劉青峰、李桂海、陳平諸家，則是把系統論用于中國封建社會史的研究，其中金、劉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起結構》(1984年)可稱代表作。

諸家研究的結論有個共同點，即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是個超穩定系統，兩千年來內部的振蕩只引起王朝的更替，結果是封建模式的復制，重歸于穩定。也有人說中國封建社會是個封閉系統，不能容納外來因索輸入，因而停留在穩定狀態。我是不同意這種結論的。我曾批評過老的“停滯論”，包括根據亞細生產方式的研究而來的停滯論；以及近年來外國研究中國中提出的“傳統平衡”、“高度平衡機括”等理論，認為它們是老停滯論的翻版。同時，中南從來不是個封閉國家，不僅漢唐如魯迅所說采取“拿來主義”，直到明清海禁，許多重要農作物還是從國外引進的。不過，這里不是談結論，那是可以各抒己見的，這里是談方法。系統論的方法能否用于研究中國歷史？

我的看法是，要看怎樣應用。如果說，應用系統論一些原則作為觀察、研究歷史上某些問題的方法，那是完全可以的。事實上，象結構分析、層次分析、相關分析以至功能;行為等學說，早已應用于歷史研究了。但現在討論的是，用系統論研究整個社會的歷史，這就發生兩個問題：一是大系統問題，一是計量問題。

目前我國的研究者大都是把中國封建社會分為三個子系統(也有分成四個的)，即權力(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文化(思想)系統，可謂包羅萬象。還要研究系統與外部環境(地理、氣候、鄰國)的關系，再加上上下兩千年，研究的范圍就龐大無比。如此大范圍研究必很難深入。如果是抓要領，找共性和規律性，那就根本違反系統論原則，因為系統論不是抽象研究方法。如果只是租線條的研究，那就不易看出變化，以至不分南北，難辨漢唐。目前系統論用于現實問題，還都是小系統，如一項工程、一項預測、一項計劃。系統工程之大者如阿波羅登月工程，涉及42萬人。已知最大者是1967-1971年南朝鮮的國民經濟模型，涉及全國3，900萬人，但只限于經濟，不包括政治、文化。更大范圍的系統研究，目前還沒有經驗。

系統論的精神，也是其精華，就在于計量。由于精密計量，才能洞悉些微變化和偏差。為說明這點，舉二個簡例。一個系統的功能，是由它的輸入和輸出決定的，如圖Ⅵ。一個經濟系統(如工廠)的輸入，有勞動、物資、能源、資金、信息(計劃、圖紙)五種，即u；其輸出有產品、服務、能量、信息，即y。這些都是向量，都要計量(信息的計量單位是bit)。而總輸入U和總輸出Y都構成一個向量空間，其計量用范數。這就得出該系統的功能Z：

一個系統內部有若干元素，如圖Ⅵ。各元素是互相聯系的，但和一般概念不同，其聯系有方向，有時序。如e1聯系e4，即向e4輸出，e4也向e1輸出，但兩者不同質，也不等價(否則就無意義了)。e3與各元素都有聯系，但是單向輸出。e2不與任何元素聯系，但它向系統外輸出。這些輸出都是不等價的，可以構成一個矩陣方程，計算出α值，又因輸出有勞動、有物資、有能量等，所以系統內形成五種流，即R，構成五個矩陣，即α。這就是該系統的結構，R說明結構的質，α說明結構的量。

再推下去，各元素內部又有不同狀態(如有的車間機器多，有的車間技術強)，狀態由多維向量計值。每個維的運動即行為，行為是它在空間的軌跡，用函數模型計值。此外，控制論、信息論中各項因子和效果也都要計值。

目前用系統論研究中國歷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數字外，都不計量，沒有一個數學模型，這就失去了系統論的光輝。系統論方法中在數據不足時，也可不建立數學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為將來進入定量分析。在用系統論研究中國歷史時，連物理模型也難建立。因而所謂相互關系、功能、結構等，還是一放概念，看不出方向、時序、質和量。在論各種力量時，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強、減弱等來表示。

系統論方法既是計量，前面談經濟計量學方法的一些缺點它也都存在。另外，系統論是不注意內部矛盾的，因為目前應用的都是人造系統(工程、計劃、預測模型等)，不去人為地制造矛盾。系統論模型中，除按預定的輸入變動外，其不穩、振蕩都是來自外部干擾。控制論的主要目的，就是消除不穩，使系統保持原有狀態。這些都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原則的。

但我并不認為系統論方法不能用于研究歷史。說：“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①我想，目前用大系統研究全社會歷史的條件還不成熟，不如就一些經濟史的專題，進行小系統研究，象系統工程那樣，一項一項去做。因為經濟史究竟還有點數據，有些從物理模型開始，還是可以的。系統論的方法，也是在不斷發展的。方法論的進步，比我們經濟史的研究更快。例如現在我們說的還是“老三論”，而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已經出世了。

總結

我以為，在經濟史的研究中，就方法論來說，應當擴大眼界，博采眾家之長。這包括三層意思：

—－根據不同對象和現有條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同一問題，用不同方法去求解，以期得到更完備的論證；

—－用某種你最信任的方法，進行多題研究(這結果會形成一個學派)。

無論采用哪種方式，都要以文獻學方法為基礎，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

中國經濟史，直到今天，我們的研究還很不夠。恩格斯說，要先認識事物，然后才可以認識它的過程。今天我們對歷史上的許多事物還不清楚，或不很清楚，還需要一事一物、一個個專題，進行研究。在這種定性研究中，傳統的方法，文獻學“考據學”考古學的方法，仍是第一要義。至于研究其發展變化，即動態的研究，也要以史料為基礎，不能單靠邏輯思維或計算機給出答案，即使給出，最好也要有文獻學的證明。

每種研究方法，實際都代表一種理論，或由某個學派產生的。對每種方法，都要從它的思想根源、理論根源上檢驗一下。這個檢驗的標準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方法雖與理論密切聯系，仍有其獨立性。黑格爾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他用以研究歷史的方法卻是辯證法。當代西方的許多研究方法，或來源于對自然界的研究，或是從研究生產力出發的，都有其唯物主義的因素。但是用歷史唯物主義去檢查，又可發現其局限性和缺點。經常保持用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可使我們頭腦清醒，在選擇和運用方法上，更能得心應手。

最后一點是，無論何種方法，包括文獻學方法和歷史唯物主義，都在不斷發展。

1986年12月在中國經濟史學會成立大會上的講話，載《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1987年第6輯；同時刊載《輕工業經濟研究》1987第7期，《紅旗·內部文稿》198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