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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弗里德曼作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他長期堅持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場化的主張，反對政府對市場的干預，認為大多數政府干預有害無益。弗里德曼對政府和市場的看法是片面的，政府干預和市場調節各有利弊，應該把市場調節和政府干預有機地結合起來。

關鍵詞：弗里德曼；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

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不久前去世了，這引起我國學界和媒體的一陣熱評。作為一位在統計學、消費理論、貨幣理論、價格理論乃至經濟學方法論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貢獻的卓越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理應受到人們的緬懷和贊揚。但奇怪的是，人們談論更多的，不是作為貨幣主義學派創始人的弗里德曼，不是作為貨幣理論和貨幣史領域大師級人物的弗里德曼，不是提出持久收入假說和實證經濟學方法論等具有深遠影響的經濟理論的弗里德曼，而是作為20世紀后半葉自由市場經濟最有力的鼓吹者的弗里德曼，這不能不令我們深思。作為對他在經濟學領域杰出貢獻的表彰，弗里德曼獲得了1976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他獲獎的原因是“他在消費分析、貨幣歷史和理論方面的成就，并且由于他證明了穩定政策的復雜性。”[1]但真正讓他揚名世界的，卻主要不是由于上述成就，而是他長期宣揚自由市場經濟優越性，堅持新自由主義主張，并且對許多國家的政府政策產生了重大影響。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領軍人物之一。

弗里德曼的新自由主義理論集中在兩本著作中，第一本是出版于1962年的《資本主義與自由》，第二本是和他夫人羅斯·弗里德曼合著，出版于1979年的《自由選擇》。從內容上看，二者并沒有太大區別，只是后者比前者更通俗一些。這兩本書的主題只有一個：捍衛自由市場經濟，反對政府干預。

從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亞當·斯密和大衛·李嘉圖到庸俗經濟學的薩伊和馬歇爾，對自由市場經濟或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歌頌一直是經濟學家們的主題。與他的前輩不同的是，在弗里德曼的時代。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1929年到1934年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使主張自由放任的庸俗經濟學聲名掃地，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由于在對付經濟危機上被認為取得了成功而聲譽日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長期占據了主導地位，主張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則淪為絕對的少數派。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弗里德曼秉承芝加哥學派的傳統，始終一貫地堅持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的優先地位，對政府干預充滿了懷疑和反感。

在對自由市場經濟的辯護上，弗里德曼超越了他的前輩。在他之前，論證市場制度的合理性和優越性不外是從兩個方面：或者是從先驗的倫理角度出發，強調市場制度符合追求自由的人的天性，維護了人的自由選擇的權利，因而是最符合人性的，最合理的制度；或者是從功利主義的立場出發，論證市場經濟可以利用價格機制反映資源的相對稀缺程度，利用競爭機制給經濟主體施加足夠的激勵和約束，從而能夠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保證社會利益的最大化，因而是最有效的制度。與資源配置有關的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市場得到有效解決，政府干預市場活動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必要的，這只能破壞市場的正常運行。弗里德曼則不同，他承認市場調節有時并不能很好地解決所有問題，也不完全拒絕政府干預，但他強調政府的干預必須有限度，“它的主要作用必須是保護我們的自由以免受到來自大門外的敵人以及來自我們同胞們的侵犯：保護法律和秩序，保證私人契約的履行，扶植競爭市場。在這些主要作用以外，政府有時可以讓我們共同完成比我們各自單獨地去做時具有較少困難和費用的事情。然而，任何這樣使用政府的方式是充滿著危險的。我們不應該，也不可能避免以這種方式來使用政府。但是在我們這樣做以前，必須具備由此而造成的明確和巨大的有利之處作為條件。”[2]他認為，政府干預的危險來自兩個方面：第一，導致政府權力無限擴張，從而侵害個人自由；第二，大多數政府干預不但達不到預定目標，反而使事情變得更糟。通過揭露政府干預的危害，弗里德曼從另一個方面說明自由市場經濟的優越性。這就使他的論證頗具新意，他的論證似乎顛覆了人們的一些常識性觀念。例如：

關于“大蕭條”的原因，多數學者認為是經濟過度自由放任，缺乏政府的必要干預所致。弗里德曼則正好相反，他認為政府的不適當干預是導致如此嚴重的“大蕭條”的罪魁禍首。“那次經濟大蕭條像大多數其他嚴重失業時期一樣，是由于政府管理不當而造成，而不是由于私有制經濟的任何固有的不穩定性。政府建立的一個機構——聯邦儲備系統——受命掌管貨幣政策的職責。在1930和1931年，它行使它的職責如此不當，以致把否則會是一次緩和的經濟收縮轉變為一場大的災難。”[3]

關于職業執照，流行的觀點是對專業職業人員發放執照是必要的，它能夠保證專業服務的水平和質量，保護消費者的利益。弗里德曼卻不這樣認為，他堅持認為職業執照成為業內專業工作者為保護自己的高收入限制他人進入的壁壘，這樣的行為損害了廣大消費者的利益。

關于由政府提供經費的公立教育，一般人認為這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他為那些掏不起學費的家庭子女提供了受教育的機會，從而有利于社會公正、社會進步和社會穩定。弗里德曼卻認為，政府出錢和政府控制的公立教育既浪費了納稅人的大量錢財，又造成教育質量的下降。

關于社會福利制度，如公共住房、法定最低工資、對特殊集團的公費醫療、老年保險等等。一般認為它為低收入階層和失去生活來源的人員提供了基本的生活保障，是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穩定器”。弗里德曼卻認為它無助于窮人生活的改善，又造成沉重的財政負擔，還強化了政府的權力，是典型的好心辦壞事。總之，弗里德曼時時提醒人們注意不斷膨脹的政府權力對個人自由帶來的威脅，他竭力渲染政府干預的嚴重后果，盡管它可能出于善意。他強調自由的價值和自由市場制度的高效率，反對政府干預。盡管他沒有像他的前輩一樣徹底否定政府干預的必要性，但給人的感覺似乎是市場制度本來可以解決一切問題，而政府的干預把事情搞糟了。

弗里德曼是大家，我們相信他的論證是嚴謹的，也是以事實作為支撐的。但這只不過說明他是一個高明的辯論者，他巧妙地用自由市場經濟的長處攻擊政府干預的不足，正如田忌賽馬的策略，所以顯得“是非分明，高下立見”。如果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比較一下自由市場制度的缺陷和政府干預帶來的好處，結果就與弗里德曼所言正好相反。

自由市場制度存在缺陷，自由市場制度并不總是自由、平等和有效率的。這一點恐怕連弗里德曼

本文原文自己也無法否認。

首先，自由市場制度并不自由。西方學者把政府稱作“合法的暴力”，其實市場也是一種合法的暴力，只不過這種暴力不是以軍隊、警察等暴力機構為后盾，而是以金錢為后盾的。市場經濟充滿了強制和剝奪，有時甚至是赤裸裸的。市場對人類自由，甚至是人類基本尊嚴的侵害比比皆是。在純粹的市場經濟中，有意義的東西只有一個：金錢。所謂自由選擇，是以擁有金錢這種選擇權為前提的。一個人的自由程度與他口袋中的金錢數量成正比，這就是所謂的選擇集。存在于你選擇集之外的東西對你來說沒有意義，因為它無論如何都不屬于你。對于那些口袋里的金錢不足于維持他的生存的人來說，他沒有什么自由選擇可言。要生活下去，他就得出賣自己的勞動力。馬克思對此有過精辟的分析。馬克思指出，勞動力的買賣從表面上看是自由的，是買賣雙方按照自己意志形成的一種契約關系。但對工人而言，由于不占有生產資料，他只能靠出賣自己的勞動力謀生，他根本沒有什么選擇的自由。這是市場經濟中大量存在的經濟強制的典型形式。一旦離開了市場，進入生產過程，工人就毫無自由可言，他在資本家的強制和監督下進行勞動，接受資本家的剝削。

除了金錢，市場中和市場外形成的各種壟斷因素同樣會侵蝕人們的自由權利。純粹的自由競爭僅僅是一種理論假設，現實中并不存在。市場中大量存在的是各種各樣的壟斷，這是在市場競爭中自發形成的，如技術壁壘、市場進入壁壘，等等。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造成不平等競爭，產生超額利潤。此外，市場外的壟斷因素也會對自由競爭形成各種限制。在中世紀的歐洲，人、路、橋、經營擺渡特許權、司法，宗教的職務以及軍職的任命都是私人財產，在這些壟斷性權利存在的情況下，是不可能有自由競爭的。現代市場經濟正是在統一的民族國家的基礎上，通過政府立法和其他干預措施廢除了各種壟斷權利的基礎上形成的。即使如此，一些非經濟力量進入市場造成的各種形式的壟斷仍然屢見不鮮。

其次，市場制度并不是一種平等的制度。自由競爭的市場機制對生活于其中的每個人都會形成激勵和約束，因為它獎優罰劣，但它只對那些能夠帶來經濟效益、有足夠市場需求的活動提供獎勵。像基礎科學研究和大多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這樣的活動，很難得到市場的支持，甚至像宇航、原子能這樣的沒有直接經濟效益的研究活動，單靠市場的支撐也難以發展，而販毒、之類的活動卻可能有廣闊的市場。由于每個人的稟賦不同，他們的市場地位不平等，市場機會不均等，因而市場競爭的結果就不可能平等。在私有制市場經濟中，由于生產資料的占有狀況不同，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不同，從而產品的分配關系也不同。這種狀況任其發展，必然會造成收入和社會財富的分化。從資本主義誕生之日起，這種趨勢就一直存在。馬克思曾指出，資本家與工人，也就是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分化和對立或財富與貧困的對立是資本主義制度的必然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由于政府干預的加強，貧富差距有所縮小。從1950年到1970年，大多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在下降，但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這些國家的不平等又重新加劇。[4]與此相關的一個事實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是主張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占據主流地位的時候，1970年代以后則是主張減少國家干預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取得主導的時候。當然，在弗里德曼看來，追求收入分配或財富占有上的平等是不值得提倡的，因為致力于對所有人公平分配的政府措施減少自由，而促進人身平等或機會均等的政府措施卻能夠增大自由。然而，正如我們前面分析的，機會均等在現實中是根本不存在的。美國經濟學家阿瑟·奧肯指出，即使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樣的大家公認的基本信條，在資本主義現實中也做不到。他分析了金錢侵犯政治權利的種種情況后說：“當金錢侵犯平等的政治權利時，消費者是絕大多數情況下的犧牲者[5]。”

第三、市場經濟并不總是有效率的。西方經濟學衡量效率的一個公認的標準是帕累托最優，就按這一標準來衡量，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也存在無效率的情況。從微觀的角度看，市場在某些條件下會出現失靈，如自然壟斷、公共物品供給、外部性、非(負)價值物品等，在這些情況中，市場自發運行無法實現帕累托最優，這時政府對市場的規制就是非常必要的。此外，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阿卡洛夫還證明，在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供求雙方的相互作用，可能使某些市場(如二手車市場)萎縮甚至徹底消失，自發的市場無法發揮配置資源的功能。美國經濟學家塔克曾經提出“囚徒困境”這樣一個經典案例，說明在一次性博弈中，“理性”的當事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抉擇并不能使社會整體利益最大化，從而表明微觀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并不總是有效的。從宏觀的角度看，自發的市場經濟運行是不穩定的，經常會發生失業或通貨膨脹等經濟問題，導致資源無法得到合理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凱恩斯主義倡導的宏觀干預政策在西方國家得到廣泛應用，盡管它在理論上受到包括貨幣主義在內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抨擊，在實踐中也帶來許多負面效應，但時至今日，西方國家對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仍在繼續，這充分說明了它的必要性。事實上，如果沒有政府的干預，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壓根就不可能形成。西歐近代資本主義的產生，是王權加強和民族國家興起的結果。王權的加強削弱了封建貴族的特權，消滅了中世紀以來西歐社會封建割據和關稅林立的局面，制定了統一的法令，使私有財產得到保護，為工業生產和商業貿易掃清了障礙，從而刺激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民族國家的興起則形成了統一的國內市場，滿足了城市資產階級發展資本主義的需要。與弗里德曼同屬新自由主義陣營的西方新制度經濟學特別強調制度對經濟發展的決定作用。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之一道格拉斯·諾斯在《西方世界的興起》一書中開宗明義地寫道：“本書的中心論點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經濟增長的關鍵；一個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興起的原因所在。”什么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呢?他認為，“有效率的經濟組織需要在制度上作出安排和確立所有權以便造成一種刺激，將個人的經濟努力變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的活動。”[6]不要忘記，任何正式的制度都是政府行為，都是政府對人們行為的干預和規范，確立和保護所有權的制度正是政府通過對人們的經濟行為的干預而建立起來的。

盡管市場經濟存在上述缺陷，但它到目前為止仍然是合理配置資源，推動生產發展最有效的制度之一。這也是我們國家把它作為我們改革目標的主要原因。需要強調的是，我們建設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即把市場機制的初始調節與政府的二次調節有機結合的市場經濟，市場機制的第一次調節重點解決效率問題，政府的第二次調節重點解決收入分配和公平問題。由此可見，市場和政府作為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它們并不是完全對立和排斥的關系。在一定范圍內，它們可以相互配合、相互補充，在保證經濟高效發展的同時，較好地解決社會公平問題。弗里德曼論證了市場機制在維護人的自由權利和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優越性，提醒人們注意政府不合理干預帶來的惡果，有其合理和科學的成分，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但他把市場和政府對立起來，認為二者是相互排斥的關系，并片面夸大市場調節的作用和政府干預的危害，這是不符合事實的。

最后談一下弗里德曼和中國改革的關系。

弗里德曼對中國可謂情有獨鐘。他先后三次來中國訪問講學，并始終對中國的改革給予高度的關注，甚至提出，誰能夠合理地解釋中國的改革過程，誰就應該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弗里德曼多次對中國的改革提出建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是1988年9月19日上午在北京科學會堂作了一次關于市場運作的演講。他提出自由、私有和市場是經濟繁榮的三大因素；二是差不多同一時期他給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信，對中國經濟改革提出了幾點建議。針對中國的通貨膨脹，弗里德曼提出的建議是在控制貨幣數量增長率的同時，盡可能快、而且全面地放開對價格和工資的控制。

我們不能說中國政府聽從了弗里德曼的建議，但作為一個有著巨大聲譽的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的建議無疑會對某些領導人的決策產生一定影響。1988年底的“價格闖關”，其思路和弗里德曼的建議是吻合的，即“管住貨幣。放開價格”。但隨之而來的劇烈的價格上漲和由此引發的政治風波卻恐怕是弗里德曼沒有預料到的。至于他提出的經濟繁榮的三個因素，正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核心主張，所謂自由，就是沒有管制的，對內對外都完全開放的市場，而且弗里德曼認為，僅有自由市場是不夠的，還得“私有”。他說：“在歷史上，我找不到任何例子、任何國家或任何地方，在沒有‘自由競爭的私有市場’的環境下，能夠成功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在市場而言，每個國家都或多或少地混合著政府與私人的活動，而那些在經濟上有卓越成就的國家，競爭性的私有活動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7]經濟繁榮需要有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需要根據情況放松政府管制，也需要包括私有制經濟在內的各種經濟成分共同競爭，共同發展，但像弗里德曼所主張的那樣，取消政府管制，取消公有制經濟，完全開放市場，帶來的則不是經濟繁榮，而是經濟災難。東南亞金融危機和拉美一些國家的經驗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參考文獻：

[1]瑞典皇家科學院公告．諾貝爾經濟學獎金獲得者講演集(1969－1986)[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276．

[2][3]弗里德曼．資本主義與自由[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4、36．

[4]安東尼·吉登斯．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M]．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02．92．

[5]阿瑟·奧肯．平等與效率——重大的抉擇[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7．23．

[6]諾思、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5．

[7]弗里德曼．繁榮三大因素．見2006年11月17日網易財經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