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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代的要求歷史的機遇

最近，正當世紀之交，中央高瞻遠矚地提出要不失時機地實施“走出去”的戰略，要求把“引進來”和“走出去”緊密地結合起來。這是中央面對當前國內外新形勢，并在總結二十年來改革開放經驗的基礎上作出的擴大開放的戰略決策。貫徹執行這一決策，是我們在參與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打好“主動仗”的必由之路，對于我們更好地利用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在更廣闊空間里進行經濟結構調整和資源優化配置，不斷增強我國經濟發展動力和后勁，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都有著重要意義。當前，隨著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國際分工不斷深化，經濟全球化逐漸加快，各國間經濟聯系日益密切，彼此相互促進，互補互利，大大促進了世界經濟的發展。這是人類社會發展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走出去”，就是我們順應潮流而采取的一項重大戰略措施。世界貿易組織是適應經濟全球化發展要求的產物，又是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的重要國際組織。我國參加世貿組織已為期不遠。這為我們“走出去”，進一步發展對外經貿關系，提供了有利的國際機遇。如實地說，無論是面對經濟全球化，還是參加世貿組織，對我們來講，都是利弊互見，有利有弊。但只要我們在實施“走出去”的戰略中，采取正確的政策，我們就一定能趨利避害，做到利大于弊。再從當前世界經濟形勢看，總的說已漸趨復蘇，全球通貨緊縮狀況已有所改善；一些主要發達國家經濟程度不同地都在增長；東南亞一些國家經濟，在經歷了嚴重金融危機之后，現已開始恢復。盡管隨著經濟的日益全球化，世界經濟中的不穩定因素在增加，加上跨國公司在全球的擴張，這些都會給“走出去”帶來一定難度和風險，對此我們應有清醒認識。但縱觀全局，世界經濟形勢對我們“走出去”仍然是有利的。對外開放，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對外開放突飛猛進，取得了顯著成效。但要看到，由于條件的限制，過去的對外開放，我們是以引進為主。由于引進了大量資金、先進技術、人才和科學管理經驗，彌補了我國資金不足，增強了經濟實力，提高了科技和管理水平。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不僅增強了我國經濟和科技實力，為“走出去”提供了有利條件，而且也要求我們主動地走出國門，在更高層次上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我國素稱地大物博，資源豐富，這是從總量說的，如按人均計算則很有限；國內市場潛力雖大，但比起國際市場來就顯得小多了。因此，有必要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加速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今天，西方一些發達國家在全世界范圍內爭奪市場的競爭十分激烈，他們到處伸手，搶占地盤。對此，我們不能無動于衷。為當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考慮，更為將來中國長遠發展考慮，我們都必須及時主動地“走出去”參與競爭，為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爭得一席之地。這是時代賦予我們這一代人的歷史使命。“走出去”，不是可以忽視引進來。“走出去”和“引進來”是對外開放的兩個方面，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沒有過去的引進來，就沒有今天的“走出去”。今后我們仍然要繼續引進，在較長時期內，我們的技術進步仍然要靠引進。今天“走出去”，有利于更有效地引進來。走出去，既不能遲疑不決，又不能一哄而起，盲目上馬。如同過去引進來一樣，“走出去”要循序漸進，逐步發展。思想要積極，行動要穩妥。要注意經濟效益，防止資產流失。要抓緊制定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整體規劃和政策措施。過去“引進來”，大大促進了中國面貌的改變。今天“走出去”，必將更大地改變中國的面貌，增強綜合國力，更快地把中國經濟融入世界經濟之中。這是時代的要求，是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也是維護國家主權和經濟安全的命脈所在。二、實行多元化方針，加強管理

“走出去”，我們面對的是既豐富多彩、又復雜多變的世界，我們要作多手準備，全面思考，因此，必須實行多元化方針，而不能單打一。“走出去”，參與國際市場競爭，任務艱巨，工作繁重，這也要求我們實行多元化方針，以便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克服困難，打到國際上去。一、投資市場要多元化。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接軌，其實質是中國市場與國際市場的接軌。“走出去”到國外投資，有利于加速這一進程。對我們來說，既要開拓歐美日一些發達國家的市場，又要開拓亞非拉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獨聯體”等國家的市場。它們的經濟狀況如何，直接關系到我們的投資走向。從發達國家看，美國經濟繼續增長，歐洲經濟略有改善，日本經濟開始復蘇。由于經濟實力和科技水平存在差距，產品競爭力不強，在同發達國家的市場競爭中，我們往往處于不利地位，困難較多。面對這種嚴峻的競爭環境，我們要知難而進，變壓力為動力，通過深化改革，調整經濟結構，提高產品質量，降低生產成本，敢于同他們競爭，而不能退卻。從發展中國家看，亞洲國家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較為迅速，特別是韓國、泰國和馬來西亞等受金融危機沖擊最大的國家，經濟恢復之快，出人意料。其他國家經濟出現穩定或復蘇的初步跡象，有的國家經濟增長較為緩慢或正在扭轉經濟下滑局面。到發展中國家投資，相對地說對我們比較有利。這些國家資源較為豐富，市場較為廣闊，而技術則相對落后。我們的技術對這些國家較為適用。在這里投資，開展加工貿易，可帶動我國技術、設備和產品出口。總的看，當前世界經濟形勢對我們的對外投資較為有利。雖然，不同國家情況有所不同，我們的對策也不能一樣，但無論如何，我們都要抓住機遇，積極對待，不可坐失時機。二、投資領域要多元化。“走出去”海闊天空，為我們提供了國內難以比擬的投資機遇。我們要根據國際市場需要，并從我國實際出發，發展具有我國比較優勢和潛力的產業和部門。我們要投資發展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高科技新興產業，這是增強國際競爭力的強大物質技術基礎，是我們對外投資的一個重點。但也要重視發展我國具有優勢的傳統產業，其中包括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傳統產業。重要的是，我們要用先進技術對這些傳統產業進行改造，使之煥發活力，更加發展壯大。我們要投資發展農業、制造業和各種服務業，把發展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結合起來。其中發展國際性金融證券業，有利于我國在境外籌集資金。在境外，我們既要投資建立資金雄厚、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集團，也要發展高科技型的中小型企業。有實力的優勢企業，不僅可以到海外投資建廠，還可通過合資、合作、控股參股、收購兼并、技術轉讓、加盟店等各種形式走出去；有的還可在境外建立科研開發機構、承包建筑工程、組織勞務輸出等等。三、投資主體要多元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必須堅持和完善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這不僅適用于對內發展，也適用于對外發展。就是說，“走出去”，發展對外經濟，不僅要發揮作為主體的公有制經濟和起著主導作用的國有經濟的作用，而且要發揮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目前，盡管我們要逐步減少一般競爭性產業中的國有企業數量，但對于戰略性競爭性產業，國有企業仍將在國際競爭中發揮十分重要作用，這對于提高我國經濟整體國際競爭力水平有著重要意義。在非國有制經濟中，各種形式的公有制經濟，以及各種非公有制經濟，在對外投資和其他對外經貿關系中，都要充分發揮它們的積極作用。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它們既要加強管理，又要一視同仁。當我們“走出去”，把我國市場經濟匯入世界市場經濟之中時，我們要更加重視非公有制經濟的作用，使之成為我們在海外投資的一支“生力軍”。“走出去”，是全國人民的大事，是全國各地、各部門和各個企業都要貫徹執行的戰略決策。由于情況不同，條件各異，在如何走出去的問題上，各地、各部門和各企業不能強求一致，應區別對待。具備條件的地區、部門和企業，要先走一步，努力探索，總結經驗。經濟特區和浦東新區，過去在引進工作中發揮了先鋒帶頭作用，今后，要在“走出去”中，增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為全國提供新經驗。“走出去”，我們面臨著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也面臨著充滿風險的國際環境。這就必須加強管理，嚴格要求，否則，就難以提高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再說，當前，我國許多領域普遍存在的管理松懈、紀律松馳、制度形同虛設等現象，在境外經濟工作中同樣存在，有的可能更為嚴重，這就更加要求我們加強管理和監督，有的還要進行整頓。我們要切實改善和加強對境外企業的科學管理，建立一套現代企業制度，以適應國際市場經濟的要求。在分配制度方面，要研究如何把境外企業工作人員的經營績效與人個利益掛鉤，既要有激勵機制，又要有約束機制。海外企業的經營管理，要遵循國際慣例，尊重所在國法律，要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了解當地的國情、民情和市場特點，切忌生搬硬套國內企業管理模式。國際市場瞬息萬變，許多事情要當機立斷，要給派出人員必要經營自主權，不可失之過嚴，以免貽誤商機。要加強對派出人員的管理和教育，這是管理工作中的重中之重。三、增強綜合國力，提高經濟國際競爭力

“走出去”，要有依靠，要有支撐。千方百計地增強綜合國力，是我們“走出去”最重要的依靠，最有力的支撐。為此，必須大力推進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這是當前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的迫切要求，也是應對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的根本性措施。為促進經濟結構改革，要繼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其中心環節是進一步加強國有企業改革。與此相聯系，為適應“走出去”的需要，還要著重抓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一、發展高技術產業，從根本上增強綜合國力。當今國際經濟競爭的核心，是知識創新、技術創新和高技術產業化。我們既要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企業，又要大力向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進軍，努力掌握核心技術，占領技術制高點。這對于我們貫徹“走出去”戰略有重要意義。近幾年來，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我國已涌現了一批包括電子信息產業和通信產業在內的高科技產業，高新技術產品產值逐年增加，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技術產品獲得突破性進展，高新技術產業已開始進入與世界科技同步發展的階段。這顯示高技術產業已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的重要增長點。但應看到，目前我國高新技術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不足2%，高新技術基本上還處于生產應用階段，屬于自主開發型的企業還不太多，國產化水平還較低，有些新興產業如生物工程和材料等還處于萌芽狀態，需要進一步開發和培育。面對當前“走出去”的新形勢，我們應加強技術創新，大力發展高技術，努力實現高科技的產業化。這里一個重要問題是，要把引進國外技術和自主技術創新更好地結合起來。過去我們還不具備獨立發展高技術產業的條件，主要靠引進，這是必要的。但我們不能以此為滿足，要更加重視自主的技術創新，重視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高技術產品的開發和生產，發展有競爭力、有后勁、有特色的高新技術產業。只有這樣，才能達到世界最先進的科技水平，才能在國際市場競爭中真正站得住腳。我們要利用“走出去”的有利時機，推進高技術產業國際化，在高科技產業的管理體制、企業運行機制、產品質量體系、投資環境及市場網絡等方面，加快與世界經濟接軌。高科技產業是高投資、高風險的產業，我們還要完善市場經濟體系，建立籌融資多元化的風險投資機制。總之，增強綜合國力，首先要增強科技創新能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這是實施“走出去”戰略的最重要的物質技術保證。二、建立確具實力的跨國公司，躋身經濟強國行列。跨國公司作為生產國際化和世界科技高度發展的產物，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動力量。是否擁有確具實力的跨國公司，是衡量一個國家綜合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個重要標志。近年來，許多世界著名跨國公司紛紛來華投資，這是外商投資中出現的一種新趨勢。雖然它以占領市場為目標的投資戰略，與我國產業結構調整方向有矛盾，但它也給我們帶來了一般外資企業所不具備的雄厚資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有利于我國更多地參與國際市場競爭與合作。問題是，今天為了“走出去”，我們不能僅僅限于吸引人家來華投資，而要建立和發展自己確具實力的大型跨國公司，這是我們躋身世界經濟強國、參與國際分工的戰略措施，是充分利用國內外市場和全球資源、優化產業結構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我國經濟國際競爭力和綜合國力的重要途徑。縱覽世界跨國公司發展史，都少不了政府的支持，我國也不能例外。政府要在重視發展中小企業的同時，把扶植和發展跨國公司列入國家發展規劃，有計劃、有步驟地建立一批確具實力的大型跨國公司。要鼓勵和引導具備條件的各類企業向跨國公司發展，要給它們以必要的投融資權，制定一套鼓勵境外投資的政策，鼓勵它們并購國內外企業，收購或控股與外國跨國公司合資的企業。還可與國外企業合作，利用他們的資金，借鑒他們的經驗來發展跨國公司。象我們這樣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沒有一批確具實力的大型跨國公司，是難以“走出去”參與國際競爭的。三、培育中國國際名牌，提高產品國際競爭力。名牌產品，特別是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名牌產品，是國之魂寶。它往往反映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是國家綜合實力的一個重要標志。有些名牌產品更是突出地反映這個國家的最新科技成果和優秀傳統文化。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企業對市場競爭漠不關心，企業盈利與否與己無關，所以談不上去創造名牌產品。市場經濟則不同。激烈的競爭驅使企業必須關注市場供求關系和價格的變化，及時調整自己的生產經營活動；對利潤的追逐，促使企業不斷改善經營管理，注意經濟效益。名牌產品以其高優的質量，大大高于同類產品的豐厚盈利，以及其在消費者中所享有的聲譽，必然會成為企業刻意追求的目標。名牌是產品質量高、工藝精、信譽好的市場表現，追求名牌意味著占領市場。“走出去”，我們面對的是強手如林、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我們靠什么去與人家競爭，說到底，是靠我們的產品，靠我們產品質量，靠我們的產品能否不斷地創新，以適應國際市場的需要。這樣的產品就是為世界上廣大消費者所歡迎的國際名牌產品，只有這樣的產品才具有國際競爭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有一些產品享譽世界，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驕傲。但這樣的產品畢竟太少了，寥若晨星，這與我們這樣一個文明古國和經濟大國是極不相稱的。我國綜合國力在世界上所以居于落后地位，缺乏國際名牌產品，不能不說是一個重要因素。今后，要“走出去”，必須改變這種狀況，從各個方面入手，特別是要從發展高科技入手，增大產品的高科技含量，努力提高產品質量，使更多的中國國際名牌產品享譽全世界。四、培養高素質人才，適應經濟全球化需要

“走出去”，要投身到風云激蕩、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去。這里，有經濟競爭，科技競爭，品牌競爭以及其他錯綜復雜的競爭。所有這些競爭的成敗，最終都取決于人才的競爭。經濟的發展靠人才去推動，科技的創新靠人才去追求，品牌的創造靠人才去實現。誰擁有人才，誰就能在競爭中取勝。可以說，人才，特別是高素質的創新人才，是最可寶貴的資源。包括自然資源、資本資源和信息資源在內的其他資源，只有在人力資源的使用下，才能被賦與活力，才能創造財富。二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所以能取得輝煌業績，靠的是我們在各條戰線上都擁有一大批各式各樣的優秀人才。同時，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社會主義事業的不斷發展，我們最缺乏的也正是人才。當前，面臨“走出去”的新局面，我們最迫切需要的同樣是人才。缺乏所需要的人才，“走出去”將寸步難行。一九九九年，在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與工商咨詢理事會代表對話會上，同志提出，我們要培養出一批“具有‘國際頭腦’和全球化經營戰略的企業家”。這為我們“走出去”所需要的人才指明了方向。一、這樣的企業家，要熟悉并尊重國際經濟交往中的國際通行規劃即國際慣例。國際慣例，是被國際上多數國家和地區所接受的習慣做法，它雖不成文，卻具有法律約束力；有的已納入相關國際協定和國際法。走出去，無論是對外投資，還是發展對外貿易，或進行其他國際經濟技術合作，都要求我們按照國際慣例辦事，這是貫徹全球化經營戰略的重要一環。過去由于長期閉關鎖國，使我們對國際通行規則不太了解，今后一定要補上這一課。二、這樣的企業家，除了要熟練掌握國際貿易、國際金融、國際結算、國際轉讓、國際商法等涉外專業外，還要有豐富的現代科學文化知識，包括當代國際經貿關系知識、高新技術知識、現代管理知識，以及外語等等。就是說，要求一專多能，有重點地全面發展，破除“憑一技之長，端一輩子飯碗”的傳統觀念。“走出去”，既要有專門從事研究的科學技術人才，又要有善于把科技成果轉化為生產力的經營管理人才，更要有兩者兼備的人才，以適應當今知識經濟時代的要求。三、這樣的企業家，事業心要強，要有開拓精神，有獨立工作能力，要敢于承當風險。“走出去”，是一項嶄新的事業，許多事情我們還不太熟悉，需要我們虛心學習，大膽探索。要善于與各國對手打交道，既要堅持原則，方式又要靈活。鑒于世界經濟形勢瞬息萬變，科學技術不斷創新，在所需人才應具備的各種品質中，要強調培養具有創新意識、創新精神和創新能力的創新人才，尤其是中青年創新人才，這是對高素質人才的最大要求。必須下大決心，采取各種有效形式來培養適應“走出去”需要的高素質人才，強調我們要學會兩種本領，即不僅要學會從事國內建設的本領，而且要學會發展對外關系的本領。對此，不僅教育部門要有計劃地更多地培養這方面的人才，其他相關部門也要重視培養工作；不僅在國內培養，也可派人出去培養，也可在國外建立研究機構就地培養；不僅自己培養，也可與外國合作培養，境外的中國企業還可就地延聘外國人才；培養工作不僅要重視業務的掌握，更要重視思想品質的提高。實踐證明，培養人才，特別是培養具有“國際頭腦”并能從事國際經營的創新人才，要有一套能使優秀人才脫穎而出、能充分發揮其聰明才智的機制和制度。要允許人才流動，完善人才市場，要讓人才在競爭中成長。培養人才需要投資。到境外投資更需要投資培養外向型人才。如果我們在培養人才上能多投點資，那么對外投資就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從“引進來”到“走出去”，意味著我國改革開放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重要的歷史轉折，充分體現了中國人民敢于面對世界經濟舞臺的勇氣、信心和力量。同時，我們也深刻地認識到，“走出去”將要面臨嚴峻的挑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兩句諺語形象地顯示了中華民族敢于戰勝艱險、敢于勝利的偉大氣慨。當前，在實施“走出去”戰略的重要時刻，我們特別需要發揚這一傳統美德，讓中國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欣逢建國50周年和改革開放20周年之際，中國民企在歷經了千山萬水、千辛萬苦、千刀萬剮、千錘百煉之后，總算熬來了自己的“春天”。黨的“十五大”為民企平了反、正了名，并發給了作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身份證”。九屆二次會議對《憲法》進行了修正，給民企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予以充分的肯定。如今，比較地說，民企正處于“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天”的最佳時節。

但也要看到，民企除自身因歷史的和現實的種種因素影響而形成諸多痼疾外，在現實社會里，仍存在如舊的觀念、體制、制度、習慣等傳統勢力，阻礙著民企的發展，有時這些勢力還可能呼風喚雨，企圖有朝一日，再把民企打進“冷宮”。

我由衷地祝愿民企：你們的命運至今仍一半掌握在自己手里，一半掌握在別人手里，所以，在未來的征途中，要一路走好，小心謹慎，多多保重!

為此，我大膽地提出以下幾種民企眼下易犯的并應注意克服的毛病，簡稱“六忌”或“六大忌”，供民企多多思考。

“一忌”：墜入多元化的陷阱

早在這個世紀的初期，西方經濟學中確有一個“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的觀點。這個觀點在那時可能是適用的，因為那時還處于市場經濟的自由放任時期，生產力不太發達，與此相適應的商品供應也不夠充分，從總體上看，還處于賣方市場態勢。當時，企業的生產和經營的多元化，是企業迅速擴大生產規模、提高經濟效益、增強競爭實力、逃避和分散風險等重要的途徑和策略。具體到我國，直到改革開放初期的80年代，還有不少民企因奉行多元化而走紅，人氣兩旺，興旺發達。因為那時我國經濟正處在短缺狀態之中，賣方市場競爭乏力，技術和服務水平都比較落后，洋貨進來的不多，消費者的要求也不高。對這些企業來講，不是自己熟習和擅長什么就干什么，而是不管干什么幾乎都能賺錢，甚至大賺錢。如有的本來搞小本生意的工業，在這種千載難逢的暴利誘惑下，進而在搞賓館、酒樓、旅游、房地產，甚至跨越幾十個、上百個行業，什么都想搞。類似這樣的民企很多，橫店是個很好的典型。正因為如此，所以生產和經營多元化，自然成為當時眾多民企所追逐的“時尚”。可是，市場是在發展變化的，當市場的商品供應因生產力發展而逐步豐盛起來甚至過剩之后，市場態勢已隨之由賣方市場轉變為買方市場時，民企仍堅持多元化，就不太合乎時宜了，除少數企業外，就多數企業而言，利少弊多，甚至有百弊而無一利了。

其一，多元化將會使民企的生產和經營時時處處會碰到人、財、物供應不足的困難。在生產力發展水平既定的情況下，任何一種企業在進行任何一種產品的生產和經營時，都必須有一個與當時生產力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最低限度的人力、財力和物力的投入。隨著生產力的發展，這種投入會越來越多。從趨勢上看，大都會經常感到人、財、物供應不足的困難，特別是資金。當企業因多元化而使投入過多并引起資金不足甚至嚴重匱乏時，自然會使企業人為地陷入困境。每當這種情況發生時，企業唯一的解救辦法就是舉債。有的企業不僅舉內債，而且舉外債。舉債這對經營不善特別對民企來講是相當困難的，這不僅是因為原來困難的民企信用度不高，而且又無足夠的財產擔保等，由此往往使之處于告貸無門的境地。同時，舉債是要按期還本付息的，如果企業因舉債過多、過重或其他原因不能按期還本付息，必然會使企業雪上加霜。更重要的即使在正常情況下，利息最終是要打入產品成本的，成本升高，利潤下降，積累減少，收入萎縮，后勁不足，競爭乏力，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也有可能導致企業的衰敗甚至破產和倒閉。這種現象在現在生活中幾乎俯拾皆是，如山東的巨人集團、三珠集團、沈陽飛龍等，都是這樣垮下來的。其二，多元化會使民企博而不專，很難集中精力創造出具有競爭力的、過硬的名牌產品來。任何人的智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企業也是這樣。俗話說：“業精于專，而毀于隨”；“多則迷，迷則亂”。對于任何一個企業特別是民企來講，如果把有限或極為有限的精力、智力、時間集中辦一件事，往往事半功倍；否則，隨心所欲，四面出擊，八方應付，力不從心，結果事倍功半，甚至全盤皆輸。在這點上，一些西方企業已經走了不少彎路，所以他們十分強調專業化發展。例如，奔馳前任總裁曾想讓奔馳公司變成一個全球最大的科技公司，為此他收購一個軍火企業、一個航空企業、一個電子企業等(當然這都是高科技企業)。結果怎樣呢?家家虧損，只有老本行汽車業賺錢。以盈補虧，留利不多，日子難過。后來原總裁引咎辭退，新總裁上臺，算了一筆賬，1999年，整個集團虧損76億馬克。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新總裁痛下決心，把航空、電子、高速鐵路等公司全部賣掉，只保留自己的強項——汽車業。之后，奔馳很快東山再起，接著收購了美國的克萊斯勒公司。現在奔馳公司已成為全球汽車行業中的“老二”。在國內，格蘭仕是搞專業化的，由于產品物美價廉，占有國內微波爐市場的60—70%份額。遠大人在總結自己成功經驗時深有體會地說：“創造型企業成功的一個基本要素是使企業所擁有的各種有效資源實現最佳結合。企業的資源是有限的，而這種有限的資源是在發展過程中持久、連續積累起來的，來之不易，我們必須把它們集中起來，進行有效使用，所以我們始終堅持走專業化發展道路。”格力老板朱江洪坦誠地對我說：“我們一心搞空調，其他我們搞不過人家，搞也等于‘以卵擊石’。但搞空調他們不如我們，因為這是我們的強項，有幾十年經驗積累，有久經鍛煉的人才和豐富的資源。”這些事例，提醒我們所有的民營企業家注意：你們的企業在國內外的同行中，處于什么地位?如果不是名牌，不能成為一流或二流產品，那你就準備失敗，準備下臺、準備自食苦果。

其三，多元化已經不能適應工業經濟時代企業利潤平均化、收益遞減和微利化的要求。一部厚厚的經濟史告訴我們，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由此而引發的競爭加劇，資本和資源的快速和合理流動，利潤逐步趨于平均化，企業進入一個新的即收益遞減和微利化時代。在這個時代中，只有那些產品有市場，而且市場占有率較高的企業，才能在激烈的競爭中獲得平均利潤，或超過平均利潤的超額利潤。否則，即使你創造了利潤，也大都流入他人的腰包。平均利潤率，是一把“雙刃劍”：既成全強者，又淘汰弱者。當我們認真地審視一下我國民企發展情況時，不難發現，其中大多數都是在改革開放之初產生和發展起來的。正是那個時代逐步在企業家的頭腦里形成一種觀念：膽大賺大錢，膽小賺小錢，沒有膽不賺錢。俗話說：“撐死膽大的，餓死膽小的!”企業既然有暴利可圖，它們就不會安下心來，苦心經營，并在改革技術、加強管理、提高效率等方面狠下功夫，而只是一味地重視橫向擴張，搞多元化，粗放經營。如今，經濟形勢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全社會在生產力普遍發展的基礎上告別了短缺經濟，市場制度、體制和規則逐步完善起來，因此，工業經濟時代的收益遞減規律，利潤平均化規律已經在買方市場下發揮作用，并隨之而來的競爭加劇、價格下降，使眾多企業也不得不步入微利時代。價格大戰、惡戰正是這個時代的反映。在這個時代，任何一個企業要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必須在眾多的產品比較中，實現優勢產品的定位，集中精力，進行專業化經營，然后在技術創新、服務創新、營銷創新等方面狠下功夫，大力提高效益和效率，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如其不然，我行我素，必遭淘汰。其四，只有專業化，才能在強手如林的世界競爭格局中立于不敗之地。當代，在世界經濟趨于一體化的情況下，競爭的對手，大都是來自國內外以名牌產品為后盾的龐大企業集團和跨國公司。我們要在硬碰硬的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只有集中優勢“兵力”，其中包括科技、資本、資源、人才之優勢，不斷地實現技術和產品創新，去爭取有限的市場，進而戰勝一些競爭對手。所以，今后企業生產和經營的多元化從總體上說已經不適應當今和以后企業發展的要求。當然我們也不否認，企業的大小是相對的，如果有的企業在人、財、物等方面已經聚積到相當的規模，并具有一定的擴張能力、實力和潛力，可以考慮首先向與自己相關的實屬自己的邊緣產業包括自己上下游的產業或企業滲透和發展。這樣做的好處是：一來可以使自己的部分設備得以充分利用，有利于發揮技術的潛力；二來可能使自身的品牌得到延伸，進一步擴展自己的名牌效應；三來可以最有效地利用已建立的銷售網絡及其人力、物力和財力，節省銷售成本，提高盈利。對此，我們不能簡單地把它叫做多元化，而只能叫做在原專業化的基礎上的延伸或擴張。這是符合產業發展自然規律的，因而是合理的。“二忌”：盲目無度地搞資本擴張

在相當多的民企中，企業的衰落、倒閉和老總的下馬，往往不是因為產品沒有銷路或在競爭中的失利，而是因為企業的主要領導人素質不高，好大喜功，由此而產生的決策失誤，盲目擴張，甚至盲動和蠻干造成的。這類的情況很多，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鄭州亞細亞老總王遂舟的敗北。1989年夏季，王遂舟在中原大地點燃了“商戰大火”，剎那間，揭開了“中原商戰”的序幕，因此王遂舟成了舉國上下十分關注的“商界明星”。可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王遂舟雖然抱負非凡，熱情很高，但缺乏對主客觀條件和環境的冷靜分析和思考。他雄心勃勃地想在幾年內跨出河南，占據18省市，再打入全國省會城市，進而出擊世界市場。為此，他首先以驚人的速度在國內發展連鎖店。連鎖店的大發展，很快地碰到了兩個難以克服的大問題：一個是資金問題；另一個是管理人員素質問題。他需要大量資金從哪里來呢?當時主要靠銀行貸款。銀行貸款是有條件的，這條件有明的，也有暗的，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不可能伸手可得，即使你可借到錢，也必須按期還本付息。當王遂舟尚未從喜悅和熱情中冷靜下來時，各連鎖店因還不起巨額貸款及其利息而紛紛告急，接著一個個地垮下來了。與此同時，急劇擴張，需要配置大量的管理人員，這些人又從哪里來呢?只好從總公司普通職工中去提拔，可是，那些被提拔的大批職工，根基很差，又因缺乏訓練，倉促上陣，水平低劣，根本無能力擔當各連鎖店領導之重任。由此而引發的經營混亂，效益低下，財產流失嚴重，隨之企業出現大面積虧損。辦企業首要目的是盈利，沒有盈利而虧損又扭虧無望，只好關閉。當亞細亞往日的光環逐步暗淡下來時，王遂舟只好引咎辭職。市場經濟是不講情面的，你的人品再高，干勁再大，政治熱情也不錯，但是，只要你上錯一個關鍵項目，做錯一個重要決策，就有可能把一個好端端的企業搞垮，個人也隨之陷入難以挽救的敗局。

盲目擴張的另一種形式，就是隨心所欲地組建企業集團和與此相關的企業兼并。不是說民企不能搞集團和兼并，而是說，任何集團的組建和相應的兼并，都是有原則的和有條件的；如果條件不具備，不符合原則，輕舉妄動，其后果可能是嚴重的。現在看來，在搞集團或兼并問題上，以下幾種可能出現的問題值得重視：一是“歸大堆”，即把一些互不相干的企業，簡單地捆綁在一起，戴上一個“集團”的帽子，結果“集”而不“團”，使“集團”徒具虛名；二是在當今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的情況下，有些企業已經成為“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還不自量力，去兼并其他一些企業，其后果不可能好；三是勉強地去兼并一些不該兼并的那些自己消化不了、吸納不了的企業，比方說被兼并的企業負債太大，富余人員太多，技術設備太陳舊等，結果成了自己的包袱，把自己拖進泥坑，甚至拖垮。搞企業并非越大越好，大有大的難處!美國企業在掀起一股兼并風的同時，還興起了一股“減肥”風，其中包括分拆業務范圍，砍去次業，精減機構等，適當收縮企業規模。還記得，80年代初，石家莊有一家不起眼的電視機廠因生意興隆很快組建成環宇集團，曾譽滿中華，并率先進入歐洲市場，領頭人郎寶祥榮獲全國五一勞動獎章。接著，這家企業頭腦發熱了，不顧條件地利用“歸大堆”方法組建“聯合艦隊”，使攤子越鋪越大。到1995年，又因負債過多，經營管理不善，資不抵債，被迫申請破產。這是如今企業實行規模改組時不可不照的一面鏡子。目前的確有不少民企為了趕浪頭，在還不具備充分的吸納能力的情況下，就兼并其他一些困難企業，其結果，企業的個頭雖然擴大了，但同時也背上了為被兼并的企業還債和安置職工的包袱，最后，不僅沒有救活被兼并的困難企業，反而把自己也拖垮了。更何況，辦企業應以企業的最佳效益為依據，該大則大，該小則小，這在經濟學中叫做“適度的規模效益”；否則，越大越糟糕。

“三忌”：耗巨資搞虛假的廣告宣傳

有些民企及其領導人，不是熱衷于提高產品的質量和服務水平，而熱衷于廣告宣傳，大吹大擂，弄虛作假，欺騙消費者。這種作法，雖然有可能很快地把企業和自己抬起來，幾乎盡人皆知，可是，好景不長，當消費者從受騙中覺醒過來之后，企業和人斯文掃地，很自然又從頂峰跌落下來。在市場經濟中，廣告最本質功能是向消費者傳遞產品及其品種、質量和效用的信息，為消費者服務。可是，目前有些廣告卻成了一些企業和人用來欺騙消費者以達到騙取錢財的手段。像這樣的企業和人實屬不少，但最典型的莫過于愛多及其創業人胡志標了。胡生性好強，是“英雄式”人物，從小就矢志要做“中國的松下”。為此他把松下的書背得爛熟。可是他缺少松下的功底和務實的精神。胡志標以80萬元于1996年創辦了愛多，不到3年，即1998年，產銷量達到20億。愛多之所以發展如此之快，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宣傳功夫。為此，他花巨資選雇香港明星成龍和內地明星張藝謀做他的企業和產品的代言人。同年4月，愛多企業集團成立，下轄電器、視頻、電訊、音響和香港等6家子公司。胡堅信“市場是可以策劃出來的”。他所謂“策劃”，就是不顧一切后果的進行廣告宣傳。他曾說：“全國有200多家企業生產VCD，讓消費者信誰呢?”為此，他不惜工本，東挪西借，籌集2.1億元，繼秦池之后奪得中央電視臺黃金時段的廣告“標王”。應當說功夫不負有心人，很快愛多產品銷售量翻了7倍，于是愛多真成為全國知名的“明星企業”，胡志標也成為“明星企業家”。事后有人評價說：這件事正是他大名的演譯：“‘志’在奪‘標’”。可是，就在胡志標全面出擊、大踏步向前、事業“如日中天”之時，企業的病根深深地埋下了。不久，愛多出現了金融危機：欠下的債務高達1個億。

當時，愛多雖然從消費者手中賺了不少錢，但都送中央電視臺了，胡志標成了中央電視臺的打工仔。就這樣，到1999年3月，中央電視臺還是把愛多的廣告全部撤下，原因是愛多支付不出中央電視臺巨額的廣告費。與此同時，愛多大門口也排起長長的討債隊伍，有的還打起橫幅：“我們一直在努力——討債”。4月7日，《羊城晚報》一版刊登一則名為“廣東愛多董事會授權聲明”：愛多下屬機構和下屬企業均未經董事會授權成立，其債權、債務和經濟活動均與愛多無關，從而公開了愛多與股東的矛盾和加速愛多的危機。于是，愛多大廈傾倒了，胡志標也垮了!

我們不是說廣告宣傳不必要，而是說廣告宣傳既要量力而行，又要實事求是。量力而行說的是廣告費在企業經營支出中要適當，不宜過大。廣告費是要進入成本的，廣告費過大了，成本加高(有的廣告費占產品成本的50%以上)，盈利減少或虧損，這就斷了企業發展的生路。更何況在有限的資金中，廣告費多了，技改投入就少了，必然影響到技術和產品的創新，技術和產品不創新，企業就無生機和活力，更無競爭力。實事求是地說，廣告宣傳要對消費者負責，不能盡搞假、大、空，欺騙消費者。欺騙消費者即使一時可能得逞，到頭來，必將遭到消費者的報復，最終落得聲敗名裂的可恥下場。當然不能不使我聯想到一些廣告商，包括電視臺，特別是中央電視臺，廣播電臺等這些帶有黨和國家性質的重要媒體，還有各色各樣的“明星”等，不能光為賺錢，不講原則，不講后果，甘當“幫兇”，只要給錢我就給宣傳，給大錢就大宣傳，要知道有意幫助企業欺騙消費者不僅會自毀形象，而且要負道德、良心和法律責任的。我建議，廣告宣傳應當立法，用法律來約束和制裁這些搞假宣傳的企業、媒體和傳媒的人，不能讓他們為了掙錢而胡作非為。其次，對企業來講，信譽非常重要，信譽是企業的第二生命，一旦企業因搞假、冒、偽、劣而失信于消費者，或失信于債權人，失信于社會，那么這些企業或企業家，就離垮臺很近很近了。

“四忌”：不自量力地跨國遠征

1999年在上海浦東召開的《財富》論壇會上，提出了一個令人十分關注的口號，即“欲稱霸世界，先逐鹿中國”。中國像磁石一般地引吸著全球跨國公司的老板們。這些老板據說每天大都有1萬美元以上的收入，他們認為自己的職業比總統還高貴，還具有“魅力”。但他們幾乎毫無例外地都十分關注閃爍在全球經濟皇冠上的這顆明珠——中國，他們為之無不趨之若鶩。為什么呢?因為在他們看來，中國是當今世界上最大也是最后一個尚待開發的大市場。再加上由于高科技的發展，世界經濟趨于一體化，中國市場已經溶入世界市場之中。在他們眼中，中國市場，肥水多多，我不去占領，誰去占領!?

現在看來，在這種國際形勢下，參與世界競爭，不一定非要走出國門到國外去，如果你真能在中國本土生產出一種或幾種足以替代進口的產品，即在質量、功能、品種上超出進口產品的產品，把中國市場緊緊地或大部分掌握在自己手里，照樣是世界市場競爭對手的贏家。前年，當長虹40周年華誕之際，倪總在會上說：“長虹到目前為止，在國外尚無一兵一卒。”當他在講這番話時，我體會內含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即對廠家來說，如果自己的產品能就地銷售，(以尚有可開發的市場為前提)，其比較交易成本為最低，當然贏利也最豐，對自己極為有利。如其不然，舍近求遠，運輸、保管、損耗、工資、人力、物力的消耗都很大，成本高筑，利潤降低，力難從心，對自己未必有利。當時，我是較為贊成這個道理和這種做法的。特別在“入世”后，大量的國外企業及其產品涌入中國，中國的大多數民企能不能自保，其產品有無銷路，這的確對民企是一個嚴峻的挑戰和考驗。如自顧不暇，自身難保，談何遠征。當然，我并不反對，有些民企，如果條件成熟，到國外去闖蕩闖蕩，并發財致富，那最好不過了。事實上，早在幾年前，有些實力雄厚的民企，已經打入國際市場，包括發達國家的市場，并成為贏家，如海爾、遠大等。這恐怕在目前階段上只能是少數，就大多民企而言，還只能眼睛向內，著力于如何鞏固和提高自己在國內市場的地位和端正今后發展的方向，迎戰外來的對手，而不是跨國遠征。

特別要指出的，現在的民企，就其多數或絕大多數而言，由于素質不高，目光短淺，到目前為止，對“入世”后的挑戰，即可能帶來的風險，仍認識不到或認識不清。我們通常說“入世”“利大于弊”，這是就總體而言的，但對民企究竟“弊”在哪里，“弊”有多大，如何面對等，卻了解甚少，或者根本不了解。有道說：“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不預”，這對民企來講是非常危險的。因為民企不論在技術設備，管理方式和方法，以及資源、資金實力等方面，與“入世”后闖進來的競爭對手相比，都相差甚遠。國企在這些方面比民企強，因為它原本家底雄厚，更何況它還有一個強有力的“后臺老板”——國家為它撐腰。對此，民企必須有自知之明。“五忌”：不切實際地高攀世界500強

民企應當有抱負，有遠見，爭取在不遠的將來，盡可能把自己做大、做強。但要實現這種抱負必須腳踏實地干，一步一步地去拼搏，千萬不能急燥、浮夸，想一口吃個胖子，忘乎所以地自吹自擂，自以為了不起，搞泡沫，那是萬萬不行的。

近期，我們經常聽到有些民企及其企業家不停地說，要在近期或某年某月進入世界500強。雖然這種愿望是好的，但也應有自知自明，實事求是。其實，中國企業，特別是民企，在現階段，僅就為數不多的幾家最大的企業而言，如海爾、華西、聯想、方正、遠大、三九、創維等，在國內也算是最強的民有企業。俗話說：“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但與國際上大企業相比，不論在資產總量、產品總量、銷售總量、利潤總量等方面，還是在產業地位、產品質量和品種等方面，均相差較遠。1998年4月，在由《經濟日報》召開的民有企業研討會上，全國幾個最大的民有企業家，如海爾的張瑞敏，橫店的徐文榮、華西的吳仁寶等都來了，當時海爾提出要在幾年之內進入500強。我為此查閱了一下一些資料并做以下比較分析。

在美國《幸福》雜志1995年公布的全球最有競爭的500強企業中，最后一個(第500位)是巴西的電訊公司。這個公司早在1995年銷售總額為88.6億美元，按當時匯率折算，相當于710億人民幣。從材料看，海爾于1997年實現銷售收入100億人民幣。當然這對海爾來講是創歷史的新高，在國內也堪稱翹楚。但即使與1995年的世界500強企業的最后一名相比，還相差7倍多。材料還表明，巴西的這家電訊公司，當年的資產總額為366.9億美元，實現利潤為8.32億美元。如果將它與當時的海爾資產總額和實現利潤相比可能相差更大。1996年的世界500強企業的最后一名是意大利的錫耶那銀行，這個銀行也兼營產業和商業，當年的銷售總額為91.69億美元，總資產為931.78億美元。這又比1995年的世界500強企業的最后一名巴西電訊公司大得多。當然海爾與其相比差距就更遠。品牌的價值是企業強大的重要標志。1997年海爾的品牌價值是77.36億人民幣。我們假定這是按國際標準評出并被國際認可的品牌價值。這對海爾來講是相當大的一筆財富，也是海爾名揚海內外的可貴的“身價”，來之不易，很值得珍惜。但是，如與蜚聲全球的一些國際名牌相比，還是有較大差距的。即使退到1994年，當年世界品牌價值排在前幾位的是：可口可樂是359.50億美元，萬寶路是330.45億美元；雀巢是115.49億美元；柯達是100.20億美元；微軟是98.42億美元；凱洛格是93.24美元；摩特羅拉是92.93億元。拿最后一位的摩特羅拉與海爾相比，品牌價值也高出約10倍。品牌之所以有價，因為它是潛在的生產力，即創造價值和使用價值的能力，能力的大小，重在看它的市場占有率、利潤率以及利潤量。萬寶路公司總裁馬克斯韋爾說：“企業的牌子如同儲蓄的戶頭，當它的知名度越來越高時，便可盡量享受其越來越多的利息”。萬寶路的名牌效應，每年給該生產商帶來30億美元的收入。馬克斯韋爾曾夸下海口：“如果一夜大火將我公司的有形資產化為灰燼，公司也能憑借其牌子迅速重振雄風”。日本人也說：“代表日本臉面的產品有兩種：左臉是松下電器；右臉是豐田汽車”。現在看來，海爾品牌價值方面要趕上或超過它們，客觀地說，不是不可能，而是必須作更大的努力和更長遠的打算。更何況，人家也在發展。正因為如此，所以我當時在會上坦率陳言：不要過早地去高攀500強，還是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做一些扎扎實實的工作，在創新上多下功夫，爭取創造出一、兩個在世界上叫得響的名牌產品來，提高自己的核心競爭力，擴大市場占有份額，增強自我的抗風險能力。

我總認為，進入世界500強，不應是絕大多數民企目前要奪取的現實的目標，而是今后發展的結果。只有自己在奮力拼搏中真正強大起來之后，我相信水到渠成，自然會進入500強。如其不然，看不到自己與它們的差距，一個勁地用趕超的方法，去追求“大”，如產值大，個體大等，很可能重犯我們曾犯過的盲目擴張的“”的錯誤。

我們不能不看到，像海爾等這樣的民企，在全國民企中數一數二。就整個民企而言，到1999年底，全國個體工商戶達3160萬家，注冊資本3400多億元人民幣；私營企業143萬家，注冊資本9626億元人民幣。如將個體戶和私營企業加在一起，有3300萬家，注冊資本有13026億元。如果就自身的現在和過去比，其發展的速度是相當驚人的，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也是很大的，但與500強中任何一強相比，還是相差太大，即使將上述的13026億元注冊資本都折合成美元，也只有1509億，恐怕還不如世界500強中的任何一個中等以上水平的公司資產多。

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民企在當代市場競爭十分激烈的情況下，大都壽命較短，據官方統計，每年注銷的私營企業大體在5-10%之間。不久前，光彩集團董事長向宏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做個報告，題為《民營企業走勢》，其中講到一個驚人的數字，就是“民營企業平均壽命為2.9年”。如果情況屬實，大有使人有“一將成名萬骨枯”之感!即使一些知名的民有企業，除少數外，大都各領風騷三、五年!長壽也有，但比較少；達到“三名”即名企、名品、名人的企業，那就實在太少了。“六忌”：只重策劃眼前而忽視規劃長遠

不容否認，在我國有很多民有企業家的創業精神和開拓能力是相當強的。諸如巨人、三株、愛多、小霸王、秦池等領導人，在創業之初，都能利用極其有限的原始資本、資源、場地，僅以聰敏的智慧和操作的技巧，抓住機遇，在短暫的時間內，做出常人難以想像的驚人業績來。比方秦池把一輛桑塔納開進中央電視臺，很快換回一輛奔馳；科利華僅用大約6000人民幣的先期投入，在銷售一本書的同時，買殼上市，并使股價成倍增長；南德用中國土特產品從俄羅斯換回飛機；三珠能靠一個據說是從夢中得到的配方，在三、四年內名噪大震，創87億元年營業收入，等等。遺憾的是，他們都沒有笑到最后，只是痛快一時，就像泡沫一樣破滅和消失了!這種較為普遍存在的現象，怎能不令人深思?

俗話說“失敗是成功之母”。現在看來，這話只講對了一半，另一半應當說“成功也是失敗之母”。這類例子太多了，我們好多民有企業家，在取得短暫的成功之后，就頭腦發熱，忘乎所以，似乎無所不能，于是，盲動和蠻干就開始了，接著而來的就是把一些曾經經過自己的雙手創造出來的好端端企業，又白白地葬送了。

由此看來，中國有很多民營企業家熱衷于短期策劃，只要求今天能賺錢或賺大錢，就較為滿足了!至于以后的日子怎么過?他們就不管或不太管了。這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只要我今天能活得痛快，那管它明天洪水漫天”的那些初生代資本家的貪婪精神，有什么不同?前些年，在中國商海中，策劃大師倍出，呼風喚雨，神乎其神。據說，這些人的收入、知名度和影響力，不亞于歌星、影星、球星。他們有一種理論，在“一將成名萬骨枯”的競爭年代，“你不策劃于人，人必策劃于你”，“不是網破，就是魚死”。這話聽起來似乎很有道理，其實并非如此，或并非完全如此。

可是，國外的一些企業家，特別是市場經濟發達或比較發達國家的企業家，就大多數而言，表現得較為成熟，具體表現為冷靜、嚴謹、穩重，高瞻遠矚，循規蹈矩，一絲不茍。例如輝瑞公司在“偉哥”的研究開發中，花了15億美元，歷時數載，才把成熟的產品推向市場，一炮打響。這就是說，國外的一些企業和企業家很重視對企業發展戰略的研究、科學制定和有效貫徹。戰略所要求的：對產品的更新換代要充分地探討和論證；對今后資源的供應及其價格要仔細地計算和估量；對預期市場及其容量要進行科學測算；對競爭對手和對手的對手要進行嚴格分析并采取相應的對策，等等。與此同時，還要從宏觀上考慮國內外經濟和政治形勢在預期的范圍內可能發生的變化和走向及其對企業可能產生的影響，以及相應采取的對策。只有這樣，即使眼前可能發生這樣或那樣不利于企業的風險，但從長遠看，仍可從容不迫，應付自如，從而使企業在較長時間內立于不敗之地。我國有句古話說得好：“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事者，不足謀一時。”這里講的就是戰略家的戰略思想，同樣適用于企業家。

我多么希望，在民企中，能多出一些具有戰略眼光的、有防范能力的企業家。記得宋代蘇軾說過：“古之立大志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這很值我們民營企業家用以自勉。

僅靠策劃眼前，即使很高明的策劃，雖然可使自己風光于一時，但不能風光于久遠。事實證明，在我國，那些早生代的企業家，雖然當年名噪一時，但如今留給人們的只是幾多嘆息和遺憾!

總體看來，我們民企和企業家常犯的錯誤，從思想根源上看，往往是目光短淺，急功近利和好大喜功!我多么希望我們的民營企業家能很快成熟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