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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從剖析知識經濟內涵的內部經濟性與直接外部經濟性、報酬速增性與過減性、個體性與群體性、有序性與無序性、則性與柔性、流動性與非流動性、自主性與控制性的矛盾入手，提出了知識經濟組織的優化原則，并就知識生產組織主體的安排及網絡型組織不同于功能型組織的特．杰作了闡述。順應知識經濟的產生與發展，必然要求經濟組織形式發生相應的變化。本文從剖析知識經濟活動內涵的特殊矛盾入手，探索性地提出知識經濟組織的優化原則與揭示知識經濟組織架構的基本特點。一、知識經濟活動內涵矛盾的特殊性

管理過程學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穆尼在與艾倫·賴萊合著的《工業，前進！組織原理及其對現代工業的意義》一書中指出：“從形式的意義上講，組織就意味著秩序”，“組織是每一種人群聯合為了達到某種的目標的形式”。系統管理理論認為，組織是由人們建立起來的、相互聯系并且共同工作著的要素所構成的系統。美國新制度經濟學家巴塞爾在其所著的《產權的經濟分析》一書中把組織界定為“對所有權被分割的實體的管理”。概而言之，組織是為實現一定的目標，有序地結合起來的整體。

作為組織，必然具有目的性、系統性、有序性與有機性。目的性，是說任何組織都是為實現一定的目的而設立的；系統性，是說組成組織的各個元素是相互關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有序性，是說組織內部不是雜亂無章的，而是具有一定的空間結構與時間順序的；有機性，是說為了協調組織的活動，必然存在著擔負不同職責的職能部門的分化，這就類似于人體的各個器官，既相互獨立，各司其職，又彼此貫通，密切配合。知識經濟組織作為組織無疑具有組織的一般規定性，作為一類特殊的經濟組織，又必然具有區別于其他組織或其他經濟組織的特點。

筆者認為，知識經濟活動的矛盾特殊性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第一，內部經濟性與直接外部經濟性的矛盾。在以保密、專利權、特許權等方式對知識要素（僅限于應用性知識）作非公有產權制度安排的場合，產權人通過知識的使用通常能獲得超額利潤，這就是知識的內部經濟性。這種內部經濟性無疑與專利權等非公有產權制度安排相關。之所以要作此類產權制度安排，目的是為了形成對知識生產的有效的激勵機制。然而，就知識的公共性消費可以拓展知識的作用范圍，增加知識的使用價值，提高社會的總福利水平而言，知識又應該是共享的，不應該為私人、少數人所壟斷的，這也就是知識的直接外部經濟性。知識的直接外部經濟性源于知識本身所具有的可以同時為眾多人共同消費的性質。知識的內部結濟性與直接外部經濟性的矛盾是顯而易見的：內部經濟性的增強，意味著直接外部經濟性的減弱；內部經濟性的減弱，意味著直接外部經濟性的增強。非知識性資源（公共物品、準公共物品除外）則不相同，其消費本質上是排他的、競爭的，不可能在為某人使用的同時，又供其他人所使用。非知識性資源的消費，除給產權人帶來經濟效益以外，盡管也可能會使非產權人獲得相關效益，但這種相關效益只是間接的外部經濟性，而不是直接的外部經濟性。由于知識的內部經濟性與直接外部經濟性的矛盾源于非公有產權安排所賦予知識的消費排他性與知識本身所具有的消費非排他性的矛盾，因而，也可將其稱之為知識消費的排他性與非排他性的矛盾。

第二，邊際報酬遞增性與遞減性的矛盾。因為通過知識的投入可以不斷開拓出新的投資領域與不斷提供出新的更有利的投資機會，進而提高勞動、土地、機器設備等實體性資源的產出效率，推動生產函數向坐標圖象的右上方移動，因而知識投入具有邊際報酬遞增傾向。然而，這種由知識投入所引起的邊際報酬遞增傾向，只能在不同的程度上抵消或抑制實體性經濟資源投入所具有的邊際報酬遞減傾向，卻不可能消除這種傾向。也就是說，在與知識投入相關的邊際報酬遞增傾向存在的同時，與其他經濟資源投入相關的邊際報酬遞減傾向仍然存在，由此便構成了知識經濟活動所內涵的邊際報酬遞增性與遞減性的矛盾。

第三，個體性與群體性的矛盾。在工業經濟活動中，嚴格的工藝流程與環環相扣的流水作業線，突出強調的是統一性、常規性、一致性、整體性，全部經濟活動就類似于一部機器，勞動者個體則相當于這部機器上的一個部件或螺絲釘。在知識經濟活動中，一方面因開拓、創新成為主題與基調而必然強調差異性、獨創性、非常規性與個體性；另一方面因知識的生產有賴于人類知識的積累與多種知識的交融、綜合，又必然強調協作性、互補性、綜合性與群體性。知識經濟活動所內涵的這一個體性與群體性的矛盾，必然要求勞動者個體間的結合方式發生不同于工業經濟活動的變化。在新的結合方式下，勞動者必須具有充分的獨立性、機動性，與此同時，個體之間又必須能夠彼此溝通，相互配合，表現出高度的整體協調性。

第四，有序性與無序性的矛盾。工業經濟活動是嚴格有序的，甚至嚴格到操作者必須按事先設計好的規范與程序來動作。知識經濟活動則不同，雖其整體活動表現出高度有序性，但其個體活動卻具有很強的不確定性、非規范性與無序性。正是因為存在這種不確定性、非規范性與無序性，才使個體有可能去探索、去開拓、去創新。知識經濟活動所包含的這一整體有序性與個體無序性的矛盾，也必然要求知識經濟的組織形式發生不同于工業經濟組織形式的變化。

第五，剛性與柔性的矛盾。在傳統的工業經濟活動中，由于知識的含量較低，技術更新周期較長，活動的內容、方式、手段的變化節奏較慢，所以，某種經濟組織一經形成，便具有較大的穩定性或剛性。而在知識經濟中，知識的高投入必將導致技術更新周期縮短，活動的內容、方式、手段的變化節奏加快，并要求經濟組織形式發生適應性的變化。如果說使經濟組織形式具有一定的穩定性、剛性，是包括知識經濟活動在內的任何經濟活動得以進行的一般前提的話，那么，使經濟組織形式同時又具有較大的可塑性和柔性，則是推動知識經濟持續發展的特殊的條件。

第六，流動性與非流動性的矛盾。除土地、房屋等不動產外，作為動產的經濟資源均含有流動性與非流動性的矛盾。流動性，是指作為動產的經濟資源所具有的空間位移性。非流動性，則是指作為動產的經濟資源發生空間位移時因遇到阻力而導致流動性或部分流動性的喪失。知識作為動產的一類，盡管在流動過程中也會遇到一定的阻力，但相比非知識性動產所遇到的阻力卻要小得多，流動性也要強得多。知識性動產與非知識性動產在流動性方面所具有的顯著差異，也會對知識經濟組織形式產生重要影響。

第七，自主性與控制性的矛盾。在工業經濟活動中，勞動者個體從屬于機器體系，其活動處于完全的受控狀態，不具有自主性。而在知識經濟活動中，一方面勞動者個體的自主性大大增強，另一方面為保證系統目標的實現，又需要對自主進行的個體活動進行有效的調節與控制。使個體自主性與整體控制性這一矛盾得到妥善解決，同樣是進行知識經濟組織設計時必須重視的。

二、知識經濟組織代化原則

基于對經濟組織優化一般要求的認識與對知識經濟內涵特殊矛盾的分析，筆者認為，在進行知識經濟組織設計時應遵循以下原則：

第一，高運行效率原則。判斷某一知識經濟組織形式是否合理，首先應看其是否有利于知識經濟活動高效率運行。知識經濟活動效率的高低主要取決予以下因素：一是實現知識資源與其他資源在系統內外合理配置的機制是否健全；二是促使各種資源充分發揮其潛能的機制是否健全；三是管理體制、管理方式、曾理機構的設置是否合理；四是系統的各個組成部分是否協調。

第二，低運行成本原則。某項經濟活動的高效率如果是以高成本來支撐的話，那么這種高效率則可能是無利可圖甚至是得不償失的。因而在進行知識經濟組織設計時，不僅要堅持高運行效率原則，還要堅持低運行成本原則。知識經濟運行成本，主要包括以下項目：一是各種經濟資源在結合過程中所發生的內耗；二是管理、協調費用；三是激勵、監督成本。在上述3項成本中，第一與第二項通常是此消彼長的。堅持低運行成本原則，并不是說應使知識經濟活動運行成本的各個組成部分均處于最低點，而是說在知識經濟活動效率既定的前提下，應使其總運行成本最小，亦即使知識經濟活動的凈產出最大。

第三，主體性原則。在傳統的工業經濟活動中，人從屬于機器，主體受制于客體。因而在進行工業經濟組織設計時，首先考慮的是機器體系與工藝流程的需要，而不是主體的需要，對物的組織被置于第一位，對人的組織則服從于對物的組織。從這種意義上說，工業經濟的組織原則是客體性原則，而不是主體性原則。而在知識經濟活動中，主體的創造性、自主性、個性發揮著主導的、關鍵的作用，是主體支配客體，而不是客體役使主體。因而在進行知識經濟組織設計時，首先考慮的應是如何才能滿足主體進行自主性、創造性工作的需要，如何才能為主體充分展現其個性的魅力與進行多樣化的工作提供廣闊的空間。也就是說，知識經濟組織設計遵循的原則應是主體性原則，而不是客體性原則。

第四，彈性原則。如前所述，知識經濟包含著有序性與無序性、剛性與柔性的矛盾。為使這些矛盾得到妥善解決，必須使知識經濟組織具有較強的彈性。具體說來，一是要使其具有較大的自由度與包容性；二是要使其具有廣泛的適應性；三是要使其具有較強的可調整性；四是要使其具有較大的靈活性。

第五，開放性原則。知識經濟領域是高度開放的領域。與物質、能量通常是單向直線式流動不同，知識的流動通常是雙向并呈輻射狀的，知識經濟網絡由此交織而成。知識經濟網絡不存在固定的邊界，隨著認識的深化與新認知領域的開辟，其網線必然越來越密集，其邊界必然越來越拓展。基于這一特點，在進行知識經濟組織設計時必須堅持開放性原則，應使所設計的組織具有不斷拓展自身邊界與最迅速、最充分地與外界進行知識信息交流的能力。

三、知識經濟組織架構特點

知識經濟活動是知識的生產活動、流通活動、分配活動與消費活動的總和。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僅對知識生產的組織主體與組織形式作—剖析。首先探討—不知識生產的組織主體安排。

知識包括基礎知識、應用基礎知識與應用知識3大類。與其對應，知識生產也包括基礎知識生產、應用基礎知識生產與應用知識生產3大組成部分。因基礎知識生產只具有外部經濟性，不具有內部經濟性，其產品是典型的公共產品，故只能由國家出資舉辦研究機構按非商品生產的形式來進行。

應用基礎知識，一方面因其消費具有非排他性、非競爭性，故可被歸入公共產品之列；另一方面因其應用范圍與應用者集合可大體確定，從而可借助一定形式將其外部經濟內部化，故又具有私人產品的性質。應用基礎知識的這一雙重屬性便決定了對其生產組織主體安排可作如下選擇：或者由國家出資設立研究機構作為公共產品來生產，或者由私人出資設立研究機構作為私人產品來生產，或者同部門、同行業的企業共同出資作為準公共產品來生產。

第一種形式的不足之處在于：一是應用基礎研究資金全部由國家來提供，難免使國家財政不堪重負；二是應用基礎性研究成果的使用者一般是特定部門或特定行業，此類事業若由國家來舉辦，便可能因無法清楚地把握需求及其變動狀況，使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難以吻合。

第二種形式的不足之處在于：一是研究成果的需要者有可能因自身財力限制而無法取得研究成果的使用權；二是某些耗資巨大的應用基礎研究項目有可能因舉辦者財力不足而無法進行。

第三種形式，既不存在第一種形式的不足，也不具有第二種形式的缺陷，它可以靈敏地適應應用基礎研究的需要及其變化，可以在不加重國家財政負擔的情況下保證應用基礎研究有充足的資金來源，還可以使研究成果得到廣泛的利用，因而，在筆者來看，不失為一種最適合于應用基礎研究進行與發展的組織主體安排。

應用知識，可進一步被區分為常規知識與非常規知識。與此相應，應用知識的生產也可被分為常規知識生產與非常規知識生產。因常規知識是在某實踐領域被普遍應用與反復應用的知識，故可通過數據化與編程將其轉換為計算機語言，對象化為計算機功能，使其得到更為廣泛、更為經濟的利用。非常規知識生產包括非常規技術生產與非常規經驗、技能生產兩部分。其中的非常規技術生產，或可由獨立于企業之外的研究機構來進行，或可由企業成立研究機構或組織專職研究人員來進行。作何選擇為宜，則主要取決于企業的財力與其對非常規技術的需求狀況。財力雄厚且對非常規技術需求量大的企業，一般可自行設置研究機構或安排專職研究人員進行非常規技術研究；財力單薄且對非常規技術需求量小的企業，則直通過外購方式或吸收無形資產投資的方式來滿足自身對非常規技術的需要。非常規性經驗與技能，因只能通過勞動者干中學來獲得，故其生產無法通過設置研究機構或安排專職研究人員來進行，而只能通過優化勞動組織形式，充分調動與激發勞動者于中學的熱情來進行。

關于知識生產的組織形式或組織方式。按照雷蒙德·E·米爾斯與查爾斯·C·斯諾的觀點，工業經濟時代最具典型意義的經濟組織形式是出現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功能型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的基本特征是等級制，通過專業分工系統逐層向上，從一種標準化工作過渡到另一種標準化工作，再通過自上而下的命令鏈，對整體活動逐級進行指揮、控制與協調。隨著知識尤其是特殊性專業知識成為企業資源的核心，功能型組織經過部門型組織、矩陣型組織的短暫過渡，于20世紀80年代演變為網絡型組織。筆者認為，網絡型組織區別于功能型組織的主要特點是：

第一，以團隊為基本組織單位。現代知識經濟活動是以團隊為基本組織單位來進行的。這些團隊相互關聯，按照若干基本組織原則，通過靈活的、強大的交流網絡彼此協調，不存在集權控制，其團隊的組合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工作目標、工作任務的轉換而變動的，故團隊組合又被稱為不規則型企業。在不規則型企業中，每一個組成部分都是獨立的，能夠自主決策的，同時又在更大的范圍背景條件下存在，并須遵守這種背景條件，以達到自治與協調的高度統一。這種以團隊為基本單位的網絡型組織顯然能最有效地利用知識，最迅速地積累與創新知識，最大限度地調動組織成員的積極性與創造力，最充分地展現個性的特點與最迅速地對外界變化作出反應。

第二，職位權威讓位于知識權威。維娜·艾莉在其所著的《知識的進化》一書中談到，在與功能型組織共生的官僚制度中，你擁有的職位決定了你的權力，存在的是職位權威。但在網絡型組織中，權力來源于你所掌握的知識與所了解的人，存在的是知識權威。這種權力結構的變化，意味著知識開始在經濟活動中占據支配性地位，成為主導性力量。

第三，組織邊界可以無限拓展。在功能型組織中，由于權力體系是按照等級層次構造的，所以組織的規模或邊界必然要受到合理管理幅度的限制。在網絡型組織中，不存在集權控制，因而組織的規模或邊界也就不會受到合理管理幅度的限制，隨著新的知識供給單元或知識消費單元的出現，網絡的邊界必然向外拓展與獲得不斷遞增的知識規模效益。

第四，聯合成為主流。在采用功能型組織形式的場合，競爭往往以獲勝企業兼并失敗企業而告終，被兼并者喪失了它的獨立性。而在采用網絡型組織形式的場合，競爭的結果則通常是競爭雙方達成聯合的協議。與兼并不同，聯合意味著在繼續保持雙方獨立性的前提下實現雙方的相互配合與協同動作，這無疑是實現競爭雙方知識資源交流與共享的一種最有利的組織形式。

第五，信息主要是橫向流動。在以等級制為特征的功能型組織中，為滿足集權式管理的需要，信息主要是縱向流動或縱向傳遞的。而在網絡型組織中，由于團隊之間主要通過彼此的溝通對話來協同動作。所以信息主要是橫向流動或橫向傳遞的。以信息橫向流動為主的網絡型組織可以使信息知識資源得到更為迅速、更為充分、更為經濟的利用。

第六，信用關系是組織內的基本關系。在以等級制為特征的功能型組織中，系統的運轉是靠自上而下逐級命令與自下而上逐級服從來維系的，命令與服從是組織內部的基本關系。而在網絡型組織中，作為基層組織單位的每一個團隊都是自主的、平等的，它們是靠對組織整體目標的認同與共識而統一起來，靠彼此間的信任與誠實而聯合起來。正是網絡型組織內部的這種自主、平等、彼此信任的氛圍，為培植創造力，發揮創造力，加速知識創新提供了最適宜的土壤。

第七，私有產權弱化，市場調控范圍縮小。筆者認為，伴隨著知識網絡經濟的產生與發展，私有產權會逐漸弱化，市場調控力度會逐漸縮小。其根據在于：一是知識本質上是一種共享性資源，只是為了保護知識生產者的利益，獲得對知識生產的推動力，才有必要通過賦予專利權等方式在一定時期內對某些知識的生產作私有產權安排。然而，為使知識資源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一旦超過專利權保護期限，私有產權安排便會為公有產權安排所取代。二是在對知識作私有產權安排的場合，知識資源的流動、配置一般要通過產權交易來實現，由此必須支付交易成本。因為知識產權的界定、保護、估價與協約履行的難度明顯超過實體資產，致使知識產權的交易成本也會明顯超過實體資產，所以對知識作私有產權安排的動力就會因為交易成本的增大而減弱，對知識作公有產權安排的動力則會因交易成本的增大而加強，甚至有相當部分知識由于交易成本過高而不適宜作私有產權安排。知識經濟時代私有產權的弱化，無疑將導致市場調控范圍縮小。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知識網絡經濟的發展和壯大，一種與知識網絡經濟活動相適應，既不同于市場的調控機制，也不同于政府調控機制的經濟調控機制必然會形成與完善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