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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2006年2月出版的《亞太經濟雜志》刊登了日本學者奧島真一郎與內村鈴木的文章《經濟改革對中國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影響》。文章對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中國城市收入不平等的狀況進行了總結，并著重對影響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因素進行了分析。研究發現，自1995年以來，教育日漸顯著地成為加劇社會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機會不均等將成為一個影響中國發展的問題。文章主要內容如下。

一、中國經濟高速增長與收入不平等問題的日益凸顯

中國近來高速的經濟發展引起了世界關注。在20世紀90年代，中國年均經濟增長率達到了9％。伴隨著經濟高速增長同時出現的是收入不平等的顯著增大，這是中國當前的一個重大問題。根據基尼系數標準，中國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98年達到了0.403，并呈繼續增長的趨勢。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劇困擾著中國人民，并被中國政府視為一個嚴重問題。

改革優先考慮宏觀經濟的增長，盡管這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收入分配和機會的均等。這一觀點在鄧小平的先富理論中闡述得很清楚，他說：“允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這一區分出致富先后次序的理論按帕累托標準來看是合理的，因為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低收入人群也同樣會從經濟的發展中受益。然而，同一國家內收入差距過大會加重低收入人群（他們占國家人口中的大多數）心理上的失衡，甚至可能引發政治上的不穩定。要解決這一問題，中國面臨著諸多挑戰。

二、中國的相關策略演變及本文的方法與依據

中國的城市問題已經變得日益顯著。政府已經開始實施一系列影響城市的政策，如城市化政策、戶籍制度改革以及鼓勵農村人口進城務工。這些政策旨在解決農村問題，但其結果也許只會將問題轉移給城市，導致城市農民工人數的急劇增加。這也將進一步加劇一直以來隨著經濟改革進程而不斷發展的中國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嚴重性。

為推進經濟改革進程，中國政府自20世紀90年代就實施了重大的工資與用工制度的改革。這些改革措施使影響城市職工收入的決定性因素發生了改變，從而導致了收入不平等結構的變化。換句話說，職工的自身特點，如年齡、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已經因改革而發生了變化。

這些情況的出現要求研究者重點從城市職工自身的特點出發，對收入不平等的結構進行分析，以深入考察當前中國的各種不平等問題。然而，對中國不平等問題的研究主要關注農村不平等問題以及區域性不平等問題。

本文在分析中采用中國1988年和1995年的微觀數據。這些數據建立在大量的家庭調查基礎之上，這些調查是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在1989年和1996年進行的。盡管對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的研究相當重要，但由于數據的局限，這一研究的進展一直受到限制，對收入分配進行詳細分析的研究相對較少。出于對這種情況的回應，此項調查的目的是提供涵蓋中國大部分地區的可靠數據。這些數據源自國家統計局提取的大量樣本（大約包括6.5萬戶農村家庭，3.5萬戶城市家庭）。

由于此項研究旨在分析城市職工的個體特征與收入不平等的直接聯系，因此本研究以城市個體職工為分析單位，包括自主就業者，但不包括退休人員和學生。此項研究中的所有變量也是以個人為標準單位，包括各種個人特征，如年齡、性別以及職業。數據來自中國10個省份的城市，代表著不同區域及大小的城市。代表北部地區的省份為遼寧和陜西，代表東部沿海地區的省份為江蘇和廣東，內陸地區則以安徽、河南以及湖北為代表，西部為甘肅和云南，北京則是直轄市的代表。

數據中的城市樣本數量1988年為17459個，1995年為9227個，1988年調查中的問題與1995年的并不完全一致，但1995年的調查涵蓋了1988年的絕大多數問題。我們所提供的1988年和1995年的數據既具備一致性，又具備可比性。

三、各省之間以及省內收入不平等的特點與發展趨勢

根據1988年和1995年6城市變化的洛倫茲曲線（曲線越高，不平等程度越高），1988年的曲線完全處于1995年的曲線之下。因此，1988年的收入分配要比1995年的平等得多（即1988年的分配優于1995年的分配）。

1988年，除了廣東，各省之間的相對收入水平沒有巨大差距。然而，各省份間的差距在1995年顯著擴大。廣東省的相對收入在1988年就已經很高，1995年又進一步增加。但是，大部分在1988年相對收入水平就低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的省份在1995年的地位進一步削弱。這就意味著，從1988年到1995年，那些相對收入在1988年就很高的省份的城市其收入要比全國平均城市收入增長得快。而且，絕大多數在1988年相對收入就低的省份在這段時期內發展有所停滯。這不僅意味著省份間的收入差距加大了，它還意味著各省份之間的貧富格局已經固定下來。

1988年的省內與省份間的收入分配要比1995年更平等。先富理論鼓勵一部分地區和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一理論的貫徹實施為中國帶來了高速的經濟增長，但與此同時，也加速了省內與省份間收入差距的擴大。更明顯的是，一些省份不僅率先致富，而且其在經濟方面的優勢地位也已逐漸固定下來。這一時期的轉變不僅顯示了各省份在致富次序方面的先后差異性，還預示著各省之間經濟等級地位的固定化。

四、城市收入不平等的結構特點分析

本文的這部分采用新回歸解析法對1988年和1995年城市職工的收入不平等結構進行分析。分析中所研究的影響收入不平等的潛在因素分為兩大類：職工的個體特征以及工作的性質。個體特征包括年齡、性別、受教育程度以及政治面貌（是否是共產黨員）。對年齡、性別和受教育程度的研究被用來考察人口或個人的具體特征對收入不平等的影響，它們通常是決定收入的重要因素。政治面貌則被用來考察政治影響的重要性，這是中國社會的特點之一。工作性質包含企業所有制、所在行業以及從事的職業這幾個方面。所有制反映了中國經濟體制的性質。

對行業的考察則為了探究不同產業部門之間的報酬差異。同樣，研究職業是否對收入不平等有重大影響也在考察范圍之內，因為它代表著某一工作的地位或職責。

（一）影響1988年和1995年收入不平等的因素

我們評估了1988年和1995年的收入函數。在影響1988年和1995年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中，年齡是導致整個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所有制形式。在大部分省份，性別是影響最小的因素。此外，通過對各個省份進行測量而得出的結果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那就是1988年的調查結果所顯示出來的各省份的不平等結構非常相似，導致不平等的決定性因素也大致相同，主要是年齡因素。到1995年，這一特點已經轉變了，導致各省份不平等的決定性因素已趨于多樣化。性別因素的影響在1995年有所增強，而在1988年它幾乎不起任何作用。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影響力越來越大。以處于經濟改革前沿的廣東省為例，教育在1995年對收入的不平等產生了重大影響。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教育對不平等的影響在地處改革步伐相對緩慢的內陸地區的安徽省則相對較小。

經濟改革以前，工作分配由政府（根據統一的工作分配制度）進行調控，工資標準也由中央在統一的工資標準等級基礎上制定。工資等級主要由年齡決定，與勞動生產力不掛鉤。因此，在中國的歷史背景下，年齡對收入起著決定性影響似乎是其特征。改革以后，政府著手改變這種用工制度和工資制度，例如提升勞動力的流動性，鼓勵企業自主制定薪金制度。但是，這些改革，特別是用工制度改革采取的是漸進方式。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勞動力市場”一詞在中國經常被提及，但它僅限于幫助人們找工作。直到90年代以后，政府明確設立了旨在創造和擴大勞動力市場的勞動用工制度改革目標。因此，盡管工資和用工制度方面的某些改革已經開始，1988年的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還是受此前一元化體制的影響。在1988年，導致不平等的決定因素的一致性與以年齡為基礎的分配制度反映了中國經濟的特征。到1995年，年齡對不平等的影響降低了，而教育的影響則上升了。從1988年到1995年的變化反映了勞動力市場化的結果。

（二）導致1988年至1995年不平等性發生變化的因素分析

我們對這段時期內各種因素對不平等程度變化所產生的影響進行了量化研究，其結果顯示，從1988年到1995年，在城市以及絕大多數省份里，年齡對不平等的影響減少，性別對不平等的影響加大。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各個省份間的這些特征相似。另一個與眾不同的結果是：在這一時期，教育對不平等程度的加大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作為經濟改革先鋒的廣東省，教育是導致不平等程度加大的突出因素。總的來說，隨著基于年齡的分配體制的穩步改進，年齡因素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響逐漸減少。然而，教育因素卻在這一時期不平等程度的加大過程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

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中國得到正式認可，提升市場機制也得到了確認。自此以后，經濟改革加快了步伐。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發展速度起初較慢的用工制度改革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朝市場化方向前進。更確切地說，1992年成為經濟改革以來的第二個轉折點。本文所分析的1988年和1995年正處在1992年之前和之后。因此，在這一時期，年齡因素對不平等程度影響的日漸減少與教育對其產生的加劇作用正反映了改革的這一進程。

五、導致不平等程度的決定性因素：教育

本部分詳細探討教育因素的影響，因為在1988年至1995年期間，教育因素對不平等程度的變化起著重大作用。本部分的研究重點是不同的受教育人群在總人口中所占的份額及其相對收入，以及同一受教育人群內部的不平等程度。

首先，我們考察受教育程度在組成結構上的變化。在1988年和1995年，具有高中學歷和具有初中學歷的人的總和都占到了全部受教育人口的一半，但具有初中學歷的人口所占的比重在1995年有所下降。具有大學或大學以上、民辦學院或職業學院以及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學歷的人口在全部受教育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1995年有所上升。所有省份具有一個共同特征，那就是其擁有級別高于民辦學院或職業學院以及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學歷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增加了，而其學歷在初中以下的人口所占的比例減少了，這就意味著中國城市職工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升了。

學歷為初中以及學歷為小學或小學以下的人群相對收入降低，而受過民辦學院或職業學校教育的人群的相對收入增加，這一變化是顯著的。具有民辦學院或職業學校學歷的人群的相對收入在1995年明顯高于具有中等職業技能學校學歷的人群。這反映了1995年受教育程度與相對收入的緊密聯系。

我們的研究還表明，在受教育程度的等級與不平等程度的等級之間存在著一種反比關系，這種關系在1995年變得更為明顯。1988年，在大部分省份，在那些受教育水平高于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的群體中，其不平等程度比整個不平等的水平要低，而在那些受教育程度為初中以及小學或小學以下的群體中，其不平等程度比整個不平等程度要高。在1995年，這兩個群體中存在的不平等的情況與1988年一致。這一結果表明，一個受過平均水平教育的人的收入會相對較高且分配平均，而受教育水平低于這一級別的人獲得的相對收入較少且分配不均。

由舒爾茨、貝克爾和明舍爾提出的人力資本理論被看作是解釋收入與教育這二者之間關系的最重要的理論之一。在這一理論中，教育被看作是人力資本的一項投資，因為職工可以通過受教育所得到的知識提升才干和技能，以此增加收入。從這個觀點來看，教育是引發收入不平等的一個重要因素。正如前面提到過的，中國城市收入分配的變化可以被認為是通過新興勞動力市場來反映和區分職工才干和技能的分配變化。因此，這就使得人力資本理論更適用于解釋中國經濟領域中教育與收入的關系。

然而，就此得出中國城市收入差距是由精英階層造成的結論未免顯得過于草率。盡管人力資本理論認為每個人在教育方面的投資額是個人所作的理性決定，然而在中國人們能否自由并理性地自主選擇教育投資額是一個問題。這就引起了對中國受教育機會問題的關注。在中國，各地區以及各社會階層在受教育機會方面存在嚴重的不平等。特別是獲取高等教育的機會極其有限且分配不均，而高等教育的背景則更有可能帶來高收入。此外，實證研究顯示，在中國，家庭背景與教育程度之間存在著緊密聯系。學者對1992年武漢的情況所做的分析和對1997年天津的情況所做的分析都顯示出家庭背景，如家庭的社會地位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對孩子的受教育程度產生了重大影響。這些結果表明，在中國，收入分配隨著受教育機會的不均等而日益變得不平等。這一問題亟待解決。

六、中國城市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劇的影響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快速增加意味著中國人民正被劃分成一大部分的低收入人群和一小部分的高收入人群。

低收入人口占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他們傾向注重平等分配的政策。從他們自身利益來考慮，這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實際政策似乎沒有充分考慮到這一點，這是因為中國政府將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作為經濟發展的首要任務。

考慮到這些問題，中國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中國政府有必要像20世紀的許多國家那樣，確立一種再分配政策，并且在新的市場經濟體制下重建社會保障體制，以進一步提高人民的機會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