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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汝銀和張軍二同志對“短缺的需求決定論”提出異議的文章①，啟發(fā)和激勵我再就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中的一個基本問題即總供求關系問題，談些自己的看法。

一、關于效率和體制

在進一步分析有爭議的問題之前，我認為應該先明確一下不存在爭議的問題，以免再在大家相一致的地方做“無用功”。首先，在我們現(xiàn)行體制下存在大量無效率現(xiàn)象，經濟增長和供給擴大因之受到“抑制”，這是沒有爭議的。在邏輯上與此相關的一個問題我認為也不存在爭議，即：若假定總需求也就是名義國民收入是事先給定的（后面將討論此假定），那么在所考察的經濟時期內經濟效率低下或進一步下降，沒能生產出與名義收入或給定的總需求相符的產品，自然形成短缺或加劇短缺。其次，關于短缺問題最終應歸因于經濟體制，特別是基本經濟體制，我認為在參加有關討論的幾位同志中，也不存在爭議。在如何解釋體制結構與短缺的關系上，雖有差別，但多數(shù)人都力圖從一定的變量關系（無論是總需求還是總供給）入手，將各方面的制度規(guī)定，體現(xiàn)在各種變量關系的生成和決定當中，而不是直接從基本制度“跳到”短缺或通貨膨脹。②

二、關于“總供給給定”假定與“經濟潛在總供給”概念－－體制改革與提高效率

胡文批評短缺的需求決定論，首先批評的是“總供給給定”這一假定。因此我們需要進一步說明這個假定意味著什么。1．短缺的需求決定論并不依賴于“總供給給定”假定需要提請讀者注意的是，我們在《公有制宏觀經濟理論大綱》①（以下簡稱《大綱》）中，首先，指出了總供給本身也是一個變量，無論是“潛在總供給”還是“實際總供給”都是可變的；其次，特別強調了“潛在總供給”是依一定體制下效率水平的變化而變化的。從經驗事實上看，在整個公有制經濟的歷史上，總供給水平是不斷變化的，效率水平也是有所變化的，但短缺的趨勢？quot；過熱“的趨勢卻是經常存在的，甚至已被人稱為這種經濟的一種”常態(tài)“。正是基于這種事實，形成了這樣的認識：無論總供給水平多高（任何一種”總供給給定“）、增長率多高（我們的增長率不可謂不高），也無論效率水平發(fā)生怎樣的變化，總需求總會以更快的速度擴大，從而形成短缺或通貨膨脹。因此必須從需求決定方面去尋找短缺的原因，而不是相反。既然短缺的根本原因在于一定體制下發(fā)生的總需求的膨脹，而與總供給水平高低沒有本質聯(lián)系，因此，為了理論分析上的方便，我們就可以先將總供給的變動問題抽象掉（或者，象我們在《大綱》中所作的那樣，先將潛在總供給變動問題，包括效率變動問題加以說明，然后抽象掉），以便集中分析總需求的決定和形成問題。于是，在這樣的理論方法背景下，我們采用？quot；給定潛在總供給”這樣的假定。可見，并不象胡文所說那樣，短缺的需求決定論只是由于采取了“總供給給定”這樣的假定才推證出來的；而是為了更清晰地說明需求決定論，才引入了這一假定。放棄或放松這一假定，只是使問題分析起來復雜一些，卻并不影響結論的成立。而事實上，當我們說明了短缺形成的基本原因之后，我們也放松了這一假定。比如，我們在《大綱》中闡述“過度增長不能消除短缺”和“過度增長加劇短缺”兩個觀點時，就指出了無論實際總供給提高得多快，總需求仍會膨脹得更快；本來是為了緩解短缺而擴大生產，結果卻使短缺更加嚴重。1988年，我們的經濟增長率高達11％，而通貨膨脹率高達18.5％，創(chuàng)80年代紀錄，在一定程度上便可說明這一問題。總之，短缺的需求決定論本質上并不依賴于“總供給給定”這一假定，而是依賴于對一定體制條件下總需求形成以及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關系的分析。為了抽象分析而作一些簡化假定，理論工作者都清楚，這是必須的。2．“總供給給定”的“制度涵義”嚴格地說，我們在《大綱》中一直是假定“潛在總供給給？quot；；同時，我們還區(qū)分了”經濟潛在總供給“和”技術潛在總供給“，當我們說”潛在總供給給定“時，指的就是”經濟潛在總供給“。因此，我們的假定嚴格地應表述為：”假定經濟潛在總供給為一定“。所謂”技術潛在總供給“，我們指的是，當一個經濟能夠按照客觀規(guī)律，充分有效率②地利用現(xiàn)有的一切資源，包括勞動、資本、現(xiàn)存技術和創(chuàng)新能力，所能生產出的最大量的產出。但問題在于，由于體制的約束，會產生各種效率損失，迄今任何一個經濟都不可能達到”充分地有效率“（只不過有的體制下效率水平高一些，有的體制下低一些），一個經濟所能實現(xiàn)的潛在總供給，總是低于”技術潛在總供給“。我們就把這種受體制局限而實際所能達到的潛在總供給，稱為”經濟潛在總供給“。它所概括的正是胡文力圖說明的體制與效率、效率與產出之間的關系。”經濟潛在總供給“這一概念所特別強調的一層意思就是：一定的經濟體制，只能（充其量）達到一定的效率水平，否則就無所謂”受體制局限“（用胡文的話說是”體制的抑制效應“），無所謂”一定體制下的效率損失“了。而這就意味著：不改變體制，就不可能再提高效率；或者說，只有通過體制改革，來提高效率。通過技術提高或技術改造所提高的是技術效率，而只有通過體制改革，才能提高經濟效率。胡文的基本主張，是希望通過改變體制、提高效率來解決我們所面臨的經濟問題。但是，《大綱》全書所要論證的問題，不是如何改革體制的問題，而是在給定的體制條件下，實證性地研究這一體制下必然會發(fā)生什么；而只要給定了體制條件，效率水平原則上就是給定了的，或者，更嚴格地說，效率提高的極限就是給定的。”效率“以及潛在總供給，是”真實變量“，而不象”名義國民收入“或”總需求“等等，屬于體系中的”名義變量“；而”真實變量“的特征就在于，不動”真格的“，不在資源、技術、體制上有點真的變化，就不可能出現(xiàn)真正的變化，特別是”效率改進的極限“不會發(fā)生變化。胡文也把效率低下歸結為體制，比如一定的”分配規(guī)則“導致勞動者努力程度低、出現(xiàn)”在職閑暇“等等①，而他所提出的提高效率的措施，都是改革體制，但一論及改革體制，就變換了論題－－我們到底是在討論一定體制下短缺的形成問題，還是要討論不同體制下的總供求關系的差異問題或體制改革的必要性問題？總之，”經濟潛在總供給給定“這一假定，本質上根源于”經濟體制給定“，這不是我們任意作出的假定，而是服從于實證性地研究一定經濟體制下經濟問題和經濟現(xiàn)象（特別是”短缺“現(xiàn)象）這一目的的。我們在提出論題之前，總要明確我們要說明的是什么問題。就經驗基礎而言，在一定的時期內，一個經濟體系總是一方面面對既定的資源存量和技術條件，另一方面面對給定的經濟體制（以及社會政治、文化、意識形態(tài)等等），從而在理論上總能定義出一個在這一時期內、這一特定自然、技術、體制、文化條件下的”潛在總供給“和相應的效率水平。因此，”經濟潛在總供給給定“這一假定，在《大綱》的研究范圍內，在對一定體制下短缺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的理論中，是一個合理的假定。不僅我們，迄今見到的凡進行理論實證分析的宏觀經濟理論，也都無例外地采用了”潛在總供給為一定“的假定，就其論題而論，也是合理的假定（后面還會論及這種假定的合理性問題）。

三、”總需求為一定“假定及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對象

胡文批評了”總供給為一定“的假定，采用了”總需求為一定“的假定；并在此假定下論證短缺的供給決定論。該文雖承認”供給決定論“的模型中實際上也會有一個”國民收入貨幣增廣“或”超分配“模型，但解釋有所不同，其解釋邏輯是名義貨幣收入是給定的，但過度需求是由效率低下從而供給不足造成的。這使我們非得回到關于收入和需求形成的一些基本問題上來，再來仔細看看：（1）對短缺問題究竟應遣責”沒生產出東西卻發(fā)錢“，還是應遣責”發(fā)了錢怎么沒生產出東西“；（2）宏觀經濟學能否采用”總需求為一定“假定；以及（3）在解釋”短缺“的問題上能否采用總需求為一定假定。1．”為什么沒生產出東西卻發(fā)錢“還是”為什么發(fā)了錢卻沒生產出東西“？

如果收入與產出價值相等，自然就不會有什么”超額需求“。再進一步，如果只有”生產出的東西“構成人們的”真實收入“，即使在一個貨幣經濟中，只要名義收入與真實收入相等，也就不會有什么”過度需求“。這一基本原理應該先確定下來。現(xiàn)在我們就按胡文的思路，假定存在一個”事先確定名義收入“①的經濟。那么如何”事先確定“呢？合理的方式顯然就是根據(jù)對生產能力、生產規(guī)模，包括經濟效率等等的”預期“來確定－－既然是”事前“，一定有預期。比如工資收入，不僅我們是事先確定的，西方資本主義經濟也實行”工資合同制“，在勞動行為發(fā)生之前就確定工資率。如果對勞動效率的預期是正確的，勞動報酬與勞動成果相一致，也就自然會有名義收入與真實收入相等和供求相等。而如果出現(xiàn)了”超分配“和供求不等，顯然我們首先要問的一個問題應該是：怎樣事先確定工資率？怎么對勞動產出進行”預期“？如果供求不等是因預期的勞動效率高于實際發(fā)生的勞動效率造成的，那么首先要問的問題便是：為什么沒有預期到、認識到現(xiàn)實當中存在著”普遍的效率低下“？有人或許要說，在我們的經濟中工資根本不是根據(jù)對勞動生產率的預期確定的，而是根據(jù)其他因素確定的，那么問題就是：為什么這一體制下工資按這樣一種方式確定？一定的分配規(guī)則總與一定的效率水平相聯(lián)系，不管其是高還是低，為什么不能按照那一定的低下的勞動效率水平來發(fā)工資？這可以簡單地說是”預期錯誤“的問題，但若在一定體制下人們有規(guī)則地不斷地犯同樣的”預期錯誤“，便是體制本身的問題。同樣，如果是”明知故犯“，即明知道一定分配規(guī)則下勞動者總是會追求最大程度的”偷閑“，卻不得不還是發(fā)那么多的工資，那就更是體制的問題－－是體制決定著”沒有生產出東西也要發(fā)？quot；，而不是相反：“只有干活才發(fā)錢”。如果說“不干活也得發(fā)錢”還可算作先定下貨幣工資，然后由于效率低下沒有足量的產出導致“供給不足型短缺”的話，那么，現(xiàn)實中更常見的現(xiàn)象“不干活也得漲工資”就更是屬于“收入超分配”了。不發(fā)些基本的錢不能“生存”，但為什么還要漲工資、增發(fā)獎金，又怎么能夠漲工資、加獎金？這顯然不能用“無效率”來解釋，而只能用國民收入貨幣增廣或“超分配”機制來解釋，用名義貨幣收入與實際真實生產供給的脫離來解釋。嚴格說來，勞動工資這個例子還有點特殊，因為工資的確有一個“下限”－－至少得保證生存。即使我們只發(fā)“生存工？quot；，若仍然是”不得解雇“和”干好干壞一個樣“，理論上說人們照樣還是會追求那個”角上解“，即勞動努力程度為零②，還是會出現(xiàn)”由供給不足“造成的短缺。現(xiàn)在我們來看普遍認為在傳統(tǒng)體制下造成需求膨脹的主要原因，即”投資膨脹“。從根本上說，人們只能用生產出來的投資物品進行投資，因此，如果人們的投資支出不超過其”預算約束“，就自然不會造成投資需求過度（”瓦爾拉斯定律“的基本論證方式就是”支出不超出預算約束“）。無論資本的效率如何低，無論人們怎么因為資本效率低而想要有更多的資本，如果投資資金的”盤子“是根據(jù)對能生產出多少投資物品的預期制定的③，就不會出現(xiàn)”投資過度需求“。如果說我們在工資的問題上還能問”不得不發(fā)了這么多（生存）工資，怎么沒生產出與之相符的（生存）物品“，那么在投資需求的問題上，我們卻只能問：本來不可能生產出那么多投資物品，為什么要搞那么大的投資計劃，投放那么多的投資資金？現(xiàn)在我們不妨來看一下胡文所引用的卡萊斯基模型。胡文用這一模型來論證短缺的”供給決定論“，頗令人費解。這一模型以及任何一種這類”增長模型“，通常有以下兩種”用法“：一是研究增長途徑問題，即探討可以通過提高哪些自變量值，如n（勞動力就業(yè)增長率）、m（勞動生產率增長率）、k（投資率）、i（增量資本產出比）和u（生產能力利用程度的改善系數(shù)）等等，使因變量g（增長率）有所提高。第二種用法是用于計劃制定問題，即研究在一定客觀條件（包括體制條件）下，當n、m、i、k等取值為一定時，計劃增長率應訂得多高？而無論在哪種用法中，有一條是不變的，那就是：增長率g總是因變量，而其他幾項總是自變量（有的則被假定為常量即當作給定的前提，如勞動就業(yè)人口增長率）。而胡文的作法恰恰相反，把g設為給定的前提。在具體論證過程中，他給定g，指出資本效率越低，對資本需求量越大。這個邏輯雖然不錯，但我們卻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明知資本效率低，明知效率低下抑制增長，為什么要訂那么高的增長率，從而提出那么高的對投資的需求？效率越高自然可以有較高的增長率，但效率高低受一定的體制制約，體制不變，效率提不高，意味著只能有較低的增長率，在訂計劃時，就應該訂較低的增長率目標，為什么還要訂那種不現(xiàn)實的增長目標？由此產生？quot；短缺”，不正是應該歸罪于那個“給定的增長率”么？應該注意到的是，在模型中的各個變量中，只有“目標增長率”這一變量是“人為”制定的，而其他都是多少由各種客觀經濟條件決定的，我們怎么能恰恰把“目標增長率”當作宏觀經濟問題的給定前提來對待？值得一提的是，卡萊斯基自己實際上也用這一模型來解釋“投資膨脹”及短缺現(xiàn)象，而他的結論也恰恰是認為這種現(xiàn)象的原因是政府增長計劃訂得過高，當經濟體系的實際增長結構（即那些“自變量”）不能支持某種高增長計劃時，就會發(fā)生供給的短缺，而選擇合理的、適度的計劃增長率，便是他所認為的避免短缺的措施，他的“增長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為如何選擇“適度增長目標”服務的①。這一點使我對胡文選擇此模型來支持自己的供給決定論，特別是支持“總需求為一定”（在這里即“計劃增長率一定”）這一假定，更為費解。2．宏觀經濟分析中能否采用“總需求為一定”假定？

上面的分析已使我們逐步涉及到了總供給（我們這里主要指“潛在總供給”）與總需求概念在宏觀經濟理論中的地位差異問題。二者在與經濟體制的關系上具有共同性，即二者的取值都是與一定的經濟體制相關聯(lián)的。經濟潛在總供給是由一定體制下所能達到的效率水平決定的，而總需求在許多情況下也是由一定體制下各方面的利益沖突決定的。但是二者也存在差異：潛在總供給更體現(xiàn)著經濟面臨的各種客觀條件，包括體制條件，因此，它是一個真實變量（本身在計算上也是由實際產出加總構成的）；而總需求，在一個貨幣經濟或信用經濟中，則更受“主觀性”的影響，它是一個與紙幣發(fā)行量或信用擴張程度相關聯(lián)的“名義變量”，并可由“預期”、“計劃”等主觀因素所決定。因此，在選擇理論分析的前提假定時，我們首先要思考選擇什么樣的變量為不變的假定。是選擇“客觀變量”即不可由人的主觀意志隨意改變的客觀條件為不變前提，還是選擇多少可“人為選取”的變量為前提？顯然，我們只能選取客觀經濟條件作為前提假定。不僅如此，在設定理論前提時，我們還要看看理論任務究竟是什么。宏觀經濟分析的根本任務有別于微觀理論和增長理論，宏觀經濟理論的根本任務在于說明人們的主觀“預期”、“計劃”和各經濟行為主體之間的利益沖突，如何導致名義變量的總量與結構脫離了各種客觀經濟條件和生產能力所決定的實際變量，說明經濟波動的原因，從而探討如何避免總供求失衡，實現(xiàn)經濟穩(wěn)定。而這時如果我們將總需求這個名義變量假定為不變或給定，我們就什么也不要做了，宏觀經濟學也就不成其為宏觀經濟學了。最重要的一點是，“短缺”或“超額總需求”本身是一個名義變量！無論我們說短缺由需求膨脹引起，還是供給不足引起，短缺或通貨膨脹本身無論如何總是總需求這一名義變量大于總供給這一真實變量而形成那一塊“虛值”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而如果在解釋一個派生的名義變量時，我們將另一原生的名義變量假定為一定，我們還能說明什么呢？最后，一個淺顯而又實際的問題是：在我們的經濟體制下，生產能力、資源條件、技術條件以及勞動生產率等等往往還是能夠在做計劃時估計到的，有些效率指標有時事后發(fā)現(xiàn)低于估計水平，也差不了太多，每年的生產計劃（即總供給）從實物指標來看也大都能夠完成（許多年份我們都是超額完成）；而名義國民收入、貨幣發(fā)行量以及總需求，卻是經常“失控”、經常突破計劃；年年喊壓縮總需求卻總是壓不住，有時變動幅度還大得令人“難以容忍”。在這樣一種客觀、現(xiàn)實狀態(tài)下，以“總需求為一定”這樣一個假定為前提的宏觀經濟理論，究竟又有什么現(xiàn)實的意義？究竟是“潛在總供給為一定”這一假定更具有現(xiàn)實基礎還是“總需求為一定”這個假定更具有現(xiàn)實基礎？究竟哪一個更有利于實證地說明短缺或通貨膨脹？3．也談“政策含義”我們在《大綱》中所提供的理論分析本身，沒有“政策含義”，而只有“體改含義”。由于從長期看，計劃者或政策決定者總能從“計劃失誤”中學習，不斷調整政策，減小因政策失誤造成的短缺或通貨膨脹。因此，最后凡是現(xiàn)實中發(fā)生的總需求膨脹以及由其引起的短缺或通貨膨脹，將主要是由一定體制下的各種利益集團、各種利益目標的相互沖突內在地引起的，并且是政策所未能“醫(yī)治”掉的。所以，說到底，從長期看，也就是從基本經濟關系的角度看，總供求失衡的問題只能通過體制改革才能解決；只有去除引起總需求膨脹的那些特定體制條件，我們才能真正醫(yī)治短缺。可能有些“需求決定論者”如胡文所批評的那樣認為這一理論的“政策含義”是只要控制政府支出、投資計劃和貨幣發(fā)行就能醫(yī)治短缺（如前面提到的卡萊斯基），但《大綱》并不持有這樣的觀點（我想在這一點上我們與科爾奈是一致的）。不過，上述觀點并不排斥在短期內，政府可以、也可能通過采取一定的宏觀政策，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一些指令性行政手段，減輕總需求膨脹和短缺或通貨膨脹的程度；在一定時候，政府還可能通過采取強制性的緊縮政策，實行緊縮與調整，使過熱的經？quot；冷卻“下來。這就是說，雖然我們將緊縮政策只看成經濟過熱到一定程度、無法進一步再熱下去的時候，政府或中央計劃者不得不采取的一種手段，調整和緊縮不過是特定經濟體制下打斷”短缺過熱常態(tài)“的一種特殊方式和”非常態(tài)時期“，但我們也不否認它們能夠對壓縮總需求、緩解短缺起到一定作用。這一點已被歷次緊縮與調整所證實。而胡文指出”供給決定論“的”政策選擇“是”提高經濟效率“。宏觀經濟理論中所說的”宏觀經濟政策“通常只是指政府對它所能夠操縱、能夠控制的那？quot；政策變量”或“政策工具”進行調整的方案，用其影響宏觀經濟運行，其中主要是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等，迄今還沒有人能夠把“經濟效率”當作一個“政策變量”。這不是因為別的，而只是因為經濟效率是由體制內在規(guī)定的，不改變體制就不可能提高效率；對于政府來說，它是一個客觀的、外在的條件，是政策制定的前提，而不構成它的一個政策工具。政府可能每天都鞭策，號召人們提高經濟效率，但人們未能提高，它也沒有辦法（想想我們的現(xiàn)實），因此無法將其當作政策手段，而只能求助于其他“工具”。不過這還無關緊要，因為可以注意到胡文所說的提高經濟效率的各種措施，實際都是體制改革措施，因而可以視？quot；定義“上的一種差別：我們不妨就將體制改革也定義為一種”長期政策“，畢竟體制本身在長期內也是可以改變的。真正值得注意的倒是一些更基本的問題：第一，從短期看，當短缺嚴重，或通貨膨脹加劇，經濟發(fā)生過熱，需要采取應急措施加以對付時，能否指望依靠”提高效率“來緩解短缺？體改是件長期的艱巨的事業(yè)，一時難以奏效，效率提高不上去怎么辦？我們這些年有時短缺或通貨膨脹能得到一定的控制和緩解，但無論哪一次都不是依靠”提高效率“，相反，在改變總供求失衡狀況的過程中，經濟效率還在繼續(xù)下降！（比如1989年以來的治理整頓就無論如何不是靠提高效率實現(xiàn)對通貨膨脹的控制的）。這首先令人懷疑實際經濟工作者怎么能在面對短缺和通貨膨脹時去”選擇“提高效率作為”政策措施“。第二，從長期看，假定體制改革能夠進行，如果僅進行那些著眼于提高效率的體制改革，而不進行那些有利于抑制需求的改革，還是不能解決總量失衡的問題。事實是，80年代在實行放權讓利、承包制以及逐步放開價格等項經濟運行機制和管理體制的改革之后，我國企業(yè)的生產效率和整個經濟的資源配置效率應該說有所提高，但是，正因為沒有觸及那些決定需求膨脹的更基本的體制因素，包？quot；預算軟約束”和企業(yè)內部缺乏對收入分配和“公款消費”的內部制約機制等等，所以在80年代中的同一時期，總需求膨脹問題的嚴重性有增無減。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經濟理論工作者究竟應該以怎樣的理論來加以概括，又究竟應該提供怎樣的“政策選擇”？

四、小結：正確區(qū)分不同的理論問題

胡汝銀同志對“缺乏效率”問題的深惡痛絕，我也深有同感。如果讓我回答過去和當前我們經濟中總供求失衡問題和缺乏效率問題哪個更有害、更急需解決，我將回答“缺乏效率”。短缺或通貨膨脹，盡管會引起社會不滿、會引起過度增長和經濟波動，但它們本身畢竟還只？quot；名義變量“問題。而效率低下，資源浪費、配置不當，生產活動不能提供應有的有效產出，才是真正的”福利損失“。但是，深惡痛絕是一回事，在理論上如何處理是另一回事。雖然總供求失衡和效率低下不能說絕對無關（它們同出于一個基本經濟體制，本身就說明二者存在一定的內在聯(lián)系），卻畢竟是不同的問題，在理論分析中應加以適當?shù)膮^(qū)分，將其各自放在整個理論體系的應有的位置上，加以正確說明。效率低下”最可惡“，但也不一定就是“萬惡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