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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力是今天人們使用很廣泛的一個概念，自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之后，人們又根據時代的發展相繼提出管理是生產力，思維創新是生產力，資源環境是生產力，安全生產是生產力等多種不同的生產力用法。這越來越多的用法使生產力越來越遠離它的“家”，讓人們忘記了其“本真的存在”。

生產力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中的一個基本范疇。我無法考證生產力一詞是怎樣發明出來的，但是，這個范疇決不是馬克思的獨創，在馬克思之前人們就很早使用了。亞當·斯密在他的著名的《國富論》中，第一篇使用的標題就是《論勞動生產力增進的原因，并論勞動生產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給各階級人民的順序》；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也多次使用生產力概念，比如他說：“地租是為了使用土地的原有和不可摧毀的生產力而付給地主的那一部分土地產品。”[i]“以上所討論的都是土地生產力不同的國家中財富與人口的自然發展對于地租所發生的影響。我們也已經看到：每當我們有必要在土地上追加一份生產報酬較少的資本時，地租就會增加。根據同樣的原理可以推論出：社會上任何條件如果使我們無需在土地上使用這份資本，從而使最后使用的一份資本生產力更大時，就會使地租減低。”[ii]象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在《資本論》第二卷第358-360頁，馬克思引用了威廉·湯普遜《財富分配原理的研究》一書中的兩千多字的內容，在這兩千多字中，威廉·湯普遜使用生產力一詞竟達15次之多。這些簡單的事實說明，在馬克思之前，生產力是一個非常普遍的概念。

正因為生產力概念是如此地普遍，所以人們對生產力一詞的理解也是多種多樣的。在馬克思那兒，生產力就有兩個定義，第一個定義是《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由此可見，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始終是與一定的共同活動的方式或一定的社會階段聯系著的，而這種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就是‘生產力’；……”[iii]在此，馬克思把“一定的生產方式或一定的工業階段”相結合的“共同活動方式本身”定義為“生產力”，這個生產力是指生產的能力，還是指生產的方式、生產的工具、勞動的對象或勞動者呢？我們推論不出它的內涵具體指什么；第二個定義是在《資本論》第一卷中：“勞動生產力，即由于生產條件發展程度不同，等量的勞動在同樣時間內會提供較多或較少的產品量。”[iv]這個生產力是指生產的效率還是指生產的產品量，我們也是不太明白。這兩個定義并不能使人們清楚生產力到底是指什么，因為馬克思在其他地方的用法中有多種不同的含義。

在此，我就不重復馬克思關于生產力一詞的五種不同用法了[v]，只想指出一點就是，在馬克思的這些用法中，有一個根本的對立的兩類用法。一類用法是：生產力就是指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勞動者、科學技術等東西，例如，馬克思說：

“組織共同家庭經濟的前提是發展機器，利用自然力和許多其他的生產力，例如自來水、煤氣照明、暖氣裝置等，以及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沒有這些條件，共同經濟本身是不會成為新生產力的，它將沒有任何物質基礎，它將建立在純粹的理論上面，就是說，將純粹是一種怪想，只能導致寺院經濟。”[vi]

“無產者只有廢除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廢除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vii]

“在一切生產工具中，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革命因素之組成為階級，是以舊社會的懷抱中所能產生的全部生產力的存在為前提的。”[viii]

“革命階級本身”就是指無產階級、勞動者，所以這里的生產力就是指勞動者。

另一類用法是生產力包括上述因素，實際上是指一種能力。例如：

“勞動過程的簡單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動或勞動本身，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ix]

“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勞動者和勞動資料是生產的因素。”[x]

“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xi]

這兩類用法就是我所謂的馬克思的生產力概念中“是”與“包括”的對立。

其實，這兩類用法的對立，人們也早就意識到了，比如《國內外哲學問題討論綜述》在總結生產力的三個含義時說：“從上述觀點可以看出，對生產力含義問題的爭論主要是指生產力究竟是一種“能力”，還是一種“物質力量”？主張生產力是一種“物質力量”的觀點，反對把生產力定義為“改造自然的能力”，認為把生產力定義為“改造自然的能力”帶有唯心主義的色彩。”[xii]

但是，馬克思也明確說過生產力是一種能力，他說：“所有這些對不同土地的不同肥力的影響，都歸結為一點：從人工肥力的角度看，勞動生產力的狀態，這里指的是農業可以立即利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這種能力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是不同的，——和土地的化學結構及其他自然屬性一樣，是土地的所謂自然肥力的要素。”[xiii]馬克思在這里直接把“勞動生產力的狀態”，說成是“農業可以立即利用土地自然肥力的能力”，并且說“這種能力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是不同的”，可見，生產力就是指一種能力。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認為生產資料可以“轉化為社會的生產能力”，他說：“1、生產資料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現為直接勞動者的財富，而是相反地轉化為社會的生產能力，盡管首先表現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這些資本家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受托人，但是他們會把從這種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實裝進私囊。”[xiv]

把生產力看成是一種物質力量其實是不對的，因為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和勞動者只是生產力的要素，這些要素要轉化為實際的生產能力還必須經過一系列的中間過程，正如電腦在不懂電腦的人手中不會發生作用一樣，因此，要素和能力是不一樣的，正如康德所說“（例如一句詩的各個個別的詞）絕不構成一個完整的思想（一句詩）”[xv]一樣。這些要素只有在生產過程中聯合起來，才能形成一種物質力量。而聯合就是生產關系，從系統與功能的角度來看，生產力的大小就是由生產過程中要素聯合的形式來決定，不同的聯合形式產生不同的作用。當然要素在其中不是不發揮作用，它們發揮的是“元功能”的作用，它們對生產力“構功能”的作用影響要通過生產關系的結構體現出來。

在我將本文初稿拿與北京大學趙家祥教授討論時，趙家祥教授堅持生產力的要素決定生產的形式——生產關系的觀點，用“要素決定形式”的觀點來證明他的結論，并舉古今不同的兵器決定不同的打仗方式作為例證。對此我不敢茍同，因為我們一談到要素，首先必須弄清是什么東西的要素，沒有一個整體，就不可能談論要素問題，如同兵器首先要看是什么時代這個大環境中的兵器一樣，不同的時代就決定著不同時代的科學技術的水平和兵器的水平，當然也決定著不同的打仗方式；其次，要素可以進入不同的形式，如果說要素決定形式，那么要素為什么不選擇它要進入的特定形式而要進入不確定的多種形式里面去呢？一個要素能決定未來一定要進入的某一特定形式嗎？比如我眼前的這塊磚頭就一定選擇進入廚房、不進入衛生間？某人就一定知道未來他一定做一個醫生的丈夫、律師的父親？

還有人一直根據下面我即將引用的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說的“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這一句話證明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是內容和形式的關系，并根據內容決定形式的關系原理進一步推論說：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關系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不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其實馬克思這句話本身就不對，錯就錯在馬克思僅僅把生產過程中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生產關系理解為形式。其實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只是生產力的形式中的一部分，除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這一部分形式外，生產力不可能不需要生產工具形式，也不可能不需要勞動對象形式。既然生產工具、勞動對象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生產關系都是生產力的形式，為什么僅僅把生產關系看作是生產力的形式、其他兩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就不作為生產力的形式來看待呢？所以，馬克思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理解為內容和形式之間的關系是錯誤的，更不能根據內容決定形式的原理推論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是決定與被決定的關系。

這樣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得出的結論就不是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是生產關系決定生產力，馬克思的整個唯物史觀就包含著無法克服的內在矛盾，也得不到他所說的結論。

唯物史觀最經典的表述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xvi]

在這一段論述中，馬克思推論的起點是“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即一定的生產力必須要有一定的生產關系和它相適應，也就是說生產力不能和生產關系分開，它們形成一個結合體即生產方式，物質資料的生產方式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基礎。接著，馬克思說：“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而按照馬克思本人的觀點，整個社會歷史發展變化起點是：“生產方式的變革，在工場手工業中以勞動力為起點，在大工業中以生產資料為起點。”[xvii]即按照“生產力的增長、社會關系的破壞、觀念的產生”[xviii]這樣的循序進行，也就是說，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這對矛盾中，生產力是生產中最活動、最革命的因素。先是社會生產力變化和發展，然后，人們的生產關系、人們的經濟關系依賴這些變化、與這些變化相適應地發生變化。生產力處在經常不斷的發展變化過程中。

那么，生產力不斷地發展變化的的動力的來源是什么？只能來自生產力內部，用馬克思自己的話說：“生產力的這種發展，歸根到底總是來源于發揮著作用的勞動的社會性質，來源于社會內部的分工，來源于智力勞動特別是自然科學的發展。在這里，資本家利用的，是整個社會分工制度的優點。”[xix]這段話說明勞動生產力來源于內部包括社會分工在內的生產關系，沒有生產力內部的社會關系，生產力是不會發展變化的。次頁還說：“……這種節約的基礎不是上面已經提到的對用于不變資本生產的社會勞動的生產率的利用，而是不變資本本身使用上的節約，就這一點說，這種節約或者是直接來源于這個生產部門本身內的協作和勞動的社會形式，或者是來源于機器等的生產已經達到這樣一種規模，以致機器等的價值不是和它們的使用按相同的比例增加。”[xx]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從結構與功能的關系來看，生產力的作用是由生產關系決定的，它的發展來源于生產力內部，來源于生產力內部的要素分工，來源于生產關系作用，那么，生產力又怎可能與給自己力量的生產關系發生矛盾，并把生產關系拋在身后自己獨自向前發展呢？這是不可能的，這時已經發展了的生產力不可能再與隨自己同時變化了的生產關系發展矛盾，而只能與它發展之前未變化的舊生產關系發生矛盾。在這里我們不要忘記馬克思這段推理的前提是生產力離不開生產關系，然后“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即與生產關系不相適應了，然后形成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而事實上生產力要發展又離不開生產關系，不可能不需要生產關系而獨立向前發展，把生產關系拋在后面，然后再與生產關系形成不適應、形成矛盾。這就是馬克思的唯物史觀的前提中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同步說”與推理過程中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錯位說”的矛盾，而且是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從結構與功能的關系來看，生產力一時一刻也離不開生產關系，不是像人們所比喻的那樣是腳與鞋的關系、身體與衣服的關系，由一個基本適合到錯位不適合、再經過調整到適合同步的過程。

長期以來，人們為什么會在的心中形成生產力可以孤單單的向前發展、與生產關系錯位、經過調整再與生產關系適合同步的觀念的呢？我認為：主要是因為人們一貫認為生產力就是指生產工具、勞動對象、勞動者等實體性要素，如馬克思所說是指像“自來水、煤氣照明、暖氣裝置等”這類東西，是一種物質力量，那它“當然”可以離開生產關系獨自向前發展。那么，生產關系的發展變化是不是總是滯后、在生產力發展變化之后跟著應變呢？事實上不是。生產力的變化和生產關系的變化是同步的，它們之間的變化是同時的，沒有生產關系的同時變化，也就沒有生產力的變化。“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生產力總是和生產關系在一起的，沒有一個孤零零的生產力，任何生產力只能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下才能存在和發展，所以，任何生產力的變革和發展只能在一定的生產關系中產生，沒有一定的生產關系就不能形成新生產力；同時，新產生的生產力要變為現實的生產力還必須同時形成一種新生產關系，否則，它就不是現實的生產力，就不會在舊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面前顯示力量，所以新的生產關系必須同新的生產力同時產生。拿“自來水、煤氣照明、暖氣裝置等”東西來說，從它們被發明出來、到它們在實踐中應用、然后到整個社會生產效率提高來看，好像是先有這些技術發明，然后應用到社會實踐中去，然后才有整個社會的生產方式的變化；但事實上，任何技術發明和創新都是在一定的生產方式和社會關系下產生，與該技術發明創新相配套的分工管理等生產關系也同時在人們頭腦中產生。因此，任何技術發明，在靈感產生的時候也必須同時考慮與它相適應的協作管理等實際的應用，這些協作和管理的關系就是生產關系的內容。在實踐中無應用價值的發明不是真正的發明創新，而有些發明創新就是在運用的推動下產生的，所以，創新的靈感與它的運用同時產生。發明創新變成現實后，它還只是一部機器、一種革新方法，一種潛在的、可能的生產力，還不是現實的生產力，只有它與生產關系結合在一起，運用到實踐中時，才變成現實的生產力。隨著技術成果（潛在的、可能的生產力）由觀念形態向現實形態轉化，潛在的、可能的生產力也在新的生產關系的組合中形成現實的生產力。所以說技術的發明和應用是一個同時的過程，兩者都是社會實踐的要求和推動。不能把技術發明創新與應用同生產關系和社會生產分開，技術發明之前舊生產力與舊生產關系同時存在，技術發明之后新生產力與新生產關系同時存在，整個變革的過程都離不開生產關系，整個變革過程的實質是以新的技術發明為核心的新生產秩序取代舊的生產秩序的過程。造成生產力具有革命性和積極性、可以與生產關系錯位、自己獨自向前發展這種功能與結構相脫離的誤解的原因就是生產力概念中“是”與“包括”的對立的影響。

我們這樣重新理解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符合不符合馬克思的原意呢，我們可以用恩格斯的話來驗證。恩格斯說：

“但是，正象工場手工業在一定發展階段上曾經和封建的生產秩序發生沖突一樣，大工業現在已經同代替封建生產秩序的資產階級生產秩序相沖突了。被這種秩序、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隘范圍所束縛的大工業，一方面使全體廣大人民群眾愈來愈無產階級化，另一方面生產出愈來愈多的沒有銷路的產品。生產過剩和大眾的貧困，兩者互為因果，這就是大工業所陷入的荒謬的矛盾，這個矛盾必然地要求通過改變生產方式來使生產力擺脫桎梏。”[xxi]

這段話中的“生產方式”，傳統的解釋都把它理解為生產關系[xxii]，如果把它理解為傳統包括生產力在內的“生產方式”，那就形成生產力決定生產力的同義反復，這是不可能的。而事實上，這里的生產秩序和生產方式就是它們本來意義上的生產秩序和生產方式。問題是恩格斯不是把生產力理解為生產方式內部所包含的東西，而是把生產力理解為是由生產方式決定的東西。是什么原因導致恩格斯將馬克思一貫堅持的“通過調整生產關系來解放生產力”的思想改變為“通過調整生產方式來解放生產力”的思想呢？是不是恩格斯連馬克思的一貫的思想都不知道，還是恩格斯的筆誤呢？或者是四十年后，恩格斯的思想發生變化了，修改馬克思的思想呢？到底是哪一種原因呢？恩格斯和馬克思合作了那么多年，他是不可能不熟悉馬克思的思想的；他的學術態度是那么認真，在編輯《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時，甚至要硬著頭皮讀連馬克思本人活著的話都不一定能認得的草稿，在重版《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時，嚴格尊重學術和歷史，將要修改的東西放到序言里說得清清楚楚而不是在原文中修改，使讀者了解文章的來龍去脈，在這種一絲不茍的學風中，怎能出現筆誤呢？如果是前后四十年，思想有了變化，恩格斯為什么不將自己的思想變化做一個公開的說明，而是在清算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德國古典哲學的關系時，在這個比較嚴肅的反對機會主義和資產階級哲學的戰斗性論著中，輕描淡寫的寫上這一句話，不怕他的論敵就這一點向他發起攻擊嗎？后來經過我的大量的閱讀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發現上述情況都不對，造成恩格斯這種理解原因是由于生產力概念本身所包含的“是”與“包括”的對立所引起。

由此可見，在馬克思關于生產力“是”（指“物質力量”這種用法與“包括”（指“能力”這種用法）的對立是致命的，只不過由于歷史條件的限制，人們當時沒有意識到“是”與“包括”兩種用法對立嚴重性而已。

今天，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改革的關鍵是體制問題，而體制問題之所以凸顯出來，就是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決定作用的表現。

注釋：

[i][英]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M]，郭大力、王亞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9月版，第55頁。

[ii]、[英]大衛李嘉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M]，郭大力、王亞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2年9月版，第64頁。

[iii]《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3頁。

[iv]《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68頁。

[v]詳見拙文：《追問生產力和唯物史觀》，《中國學術論壇》網（）“經幫濟世”欄目，2005年9月29日。

[vi]《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第33頁。

[vii]《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62頁。

[viii]《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79頁。

[ix]《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02頁。

[x]《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4頁。

[xi]《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53頁。

[xii]《國內外哲學問題討論綜述》(1981-1982），復旦大學哲學系資料室編，第106頁。

[xiii]《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734頁。

[xiv]《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296頁。

[xv]康德：《純粹理性批判》[M]，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第320頁。

[xvi]《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82-83頁。

[xvii]《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408頁。

[xviii]《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109頁。

[xix]《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7頁。

[xx]《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第98頁。

[xxi]《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46-247頁。

[xxii]例如：由王正萍主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歷史唯物主義》一書中，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有關生產方式的其他用法”一節中，認為生產方式的第二個用法是“指生產的社會形式即生產關系”，編者把本文中引用的恩格斯的那段話編在這一用法下（參見該書第501頁）。另外，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解說》（五院校聯合編寫組編）第77頁，就是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矛盾來解釋恩格斯的這段話。該《解說》說：“……同樣，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產生和發展也完全是由于社會內部的經驗原因。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產生了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總有一天要成為新的生產力的桎梏，‘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狹隘范圍所束縛的大工業，一方面使全體廣大人民群眾愈來愈無產階級化，另一方面生產出愈來愈多的沒有銷路的產品。生產過剩和大眾的貧困，兩者互為因果，這就是大工業所陷入的荒謬的矛盾，這個矛盾必然地要求通過改變生產方式來使生產力擺脫桎梏。’”可見，這段話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大工業的矛盾中的生產方式理解為生產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