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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浙江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對外貿易對國民經濟增長的作用越來越大，根據《浙江省投入產出表》分析，2000年出口對總產出的帶動率為36%，比1992年的24%，提高12個百分點。日本作為浙江重要的傳統出口市場，按國別的出口額排名一直穩居第二位。2001年浙江對日出口37.7億美元，占全省出口總額的16.4%。基本形成了“互利互補、形式多樣、日益緊密、穩定發展”的貿易格局。然而，作為三大國際貨幣之一的日元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匯率跌宕起伏，跨入本世紀后，日元又出現了持續貶值，由于受日元匯率的影響，當前浙江對日出口形勢嚴峻。

一、日元匯率波動與浙江對日出口變動優勢

（一）日元匯率走勢變化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日元匯率跌宕起伏。從日元匯率走勢看，大致可分為以下幾個時期：

90年代前半期持續升值。由于日美貿易摩擦尖銳化，美對日一再施壓，國際投資者增加對日元資產的需求，日元升值。1995年4月升至79日元兌1美元的歷史最高點。

90年代中后期開始持續貶值。1995年5月西方國家聯合干預外匯市場取得成效，同年9月日元兌美元匯率降至100:1。后由于日本經濟形勢惡化，加之亞洲金融危機，日美貿易摩擦緩和，美不再迫使日元升值，故日元匯率持續貶值直到1998年上半年。

90年代末至2000年止跌逐漸回升。1998年4月中旬日本曾干預外匯市場，但當時正值亞洲金融危機高潮，日元跌至146日元兌1美元才止跌，后隨著亞洲金融危機平息日元逐漸升值，到2000年1月105日元兌1美元，全年月度匯率基本在108日元兌1美元，年平均匯率為107.8日元兌1美元，基本處于比較正常水平。

2000年下半年之后繼續貶值。2000年下半年隨著日本經濟的低迷，日元再度貶值?！?·11”事件后特別是2001年11月以來日元大幅貶值，日本政府未采取干預措施，曾突破133日元兌1美元，創下近3年來最低點，至今走勢仍不明朗。

表一日元兌美元平均匯率

2000年2001年2002年

1月105.23117.19132.83

2月109.41116.16133.48

3月106.74121.07131.24

4月105.54123.94131.14

5月108.20121.96126.43

6月106.33122.20123.54

7月107.94124.59118.06

8月108.21121.67

9月106.81118.87

10月108.39121.34

11月108.94122.31

12月112.22127.16

年平均107.84121.58

數據來源：日本東京三菱銀行總行。

（二）浙江對日出口的變化

從浙江對日出口的增長態勢看，與日元匯率的變化有較大的相關性。對應日元匯率的不同變動時期，對日出口走勢如圖一。

附圖

圖一浙江對日出口與出口總額增速

90年代前半期日本仍處于經濟發展的鼎盛期，對外需求大，加大日元匯率急劇升值，既大大降低了日本國民消費成本，擴大了購買力，也大大降低了出口國的相對成本。浙江對日貿易獲得了大發展，對日出口總額1992年為3.3億美元，居香港后，為第二出口市場。從1993年開始超過香港升至第一位。到1995年遭受日元匯率貶值的影響，對日出口6.25億美元，當年對日出口出現了負增長，為-3.8%。整個90年代前半期，對日出口占浙江全部出口總額的比重穩定在10%左右。

90年代中后期對日出口困難逐漸加大。這一時期，一方面由于日本經濟的結構性矛盾、經濟衰退日益顯現，改變了日本消費者的預期，對海外需求的程度明顯下降。另一方面日美貿易摩擦緩和，以及貿易赤字的出現，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更多的精力對付其他貿易伙伴，并加大貿易保護的力度。第三方面，日元匯率持續貶值，而人民幣則呈持續升值，這種匯率逆向變動，大大提高了浙江企業對日的出口成本。種種因素累積使得浙江擴大對日出口困難逐漸加大。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到來，浙江對日出口增長越來越困難。1996年出現高增長，比1995年增長近2倍，對日出口占浙江出口總額的比重達到23%后，1997年、1998年對日出口增速依次為5.7%、-5.9%，比重也逐年下降。1998年下降至17%，比1996年下降5個百分點。浙江的第一海外市場讓位于美國，歐盟也超過日本。

90年代末至2000年恢復增長。隨著日元匯率從146日元兌1美元的谷底止跌逐漸升值至基本正常水平。浙江對日出口出現恢復性增長。1999年、2000年對日出口增速分別為23.5%、45.8%。

2000年下半年之后對日出口形勢再度嚴峻。此一時期，對日出口不僅面對日本經濟的低迷、日元再度貶值的壓力，同時日本為了提振出口，放任日元貶值，并采取種種技術壁壘，限制對日出口，浙江對日出口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增速逐步走低，到2001年浙江對日出口增速為13.6%，比上年下降30.2個百分點，2002年上半年對日出口負增長，三季度雖有所回升，但前三季度累計僅增長2.9%，到11月累計也只增長4.4%，形勢嚴峻。對日出口比重繼續下降，但市場地位仍居美國后，為第二（歐盟超過日本，就國家而言，日本仍是第二出口市場）。

附圖

圖二浙江對日出口占出口總額的比重

二、日元匯率波動與浙江對日出口影響的實證分析

匯率作為貨幣的相對價格，其變動對國際貿易的影響比關稅更加廣泛，如匯率風險與貿易方式、貿易結構、貿易結算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相關影響。

匯率對國際貿易的影響從理論上分析主要包括兩個層面：

一是匯率平均水平的變化對貿易條件的影響，貶值促進出口，而升值使出口下降，從而改善國際收支。J曲線效應理論對此作了比較系統的解釋，匯率變動對進出口貿易收支的調節有一個時滯問題，即匯率變化后的一段時期內，貿易收支并不能立即發生預期的變化，而是先表現為一個向相反方向變化的過程，然后匯率變化的正向效果才會逐漸顯現出來。（注：參見〔美〕保羅·克魯格曼、袤瑞斯·奧伯斯法爾德：《國際經濟學》，第四版中譯本，第432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1版。）J曲線持續的時間一般為6個月到1年之間。二是匯率波動劇烈程度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由于經濟學一般假設廠商是風險厭惡的，匯率波動會增加與國際貿易相關的風險，因此會對國際貿易流量產生負面影響。這就是各國貨幣當局和工商業人士極為重視匯率的波動并希望盡量減少波動，也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采用固定匯率制度和歐洲國家建立歐元區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貨幣貶值促進出口、抑制進口對本國以及貿易伙伴國的實際影響，則要復

雜得多。1.貨幣貶值在某種意義上會被宏觀經濟主體和微觀經濟主體的利益調整行為所沖銷。當進口國貨幣貶值，出口國貨幣相對升值時，作為宏觀主體的出口國預期出口收入下降，為支持擴大出口，將采取出口退稅、財政補貼等方式變相地降低出口商品的價格，抵消進口國貨幣的貶值效應。作為微觀主體的出口企業則可以通過定價糾正的手段，根據貨幣貶值國家的居民收入水平狀況適時調整出口價格，來應對進口國的貨幣貶值。2.跨國公司的迅猛發展。據1994年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的估計，跨國公司之間的貿易占世界貿易總量的1/3。在世界經濟日益一體化的條件下，跨國公司實施多元化戰略，通過內部人控制可以降低短期匯率波動的影響。3.金融衍生工具的廣泛運用。由于對沖工具，如遠期市場操作、貨幣期貨、貨幣期權及貨幣互換的廣泛運用和成本降低，出口企業在國際貿易時可以通過運用一系列的規避風險工具與采取風險補償措施等來避免或降低匯率風險或對匯率風險進行控制等等。（注：參見陳平、熊欣：“進口國匯率波動影響中國出口的實證分析”，《國際金融研究》2002年第6期，第7頁。）

通過分析，日元貶值對浙江對日出口的影響有以下特征：

（一）日元匯率變動與浙江對日出口總量緊密相關，日元貶值使對日出口困難加大，影響前6個月最為明顯，持續時間約為1年。

21世紀以來，日元的持續貶值引起國際社會特別是東南亞各國和中國政府的廣泛關注。傳統理論認為，匯率作為兩國貨幣的相對價格，必然會影響兩國生產的商品的相對價格，繼而對貿易產生影響。從統計學的角度分析，現象之間的數量依存關系可以概括為函數關系和相關關系。由于影響匯率以及出口變動的因素非常復雜，故而難以非常嚴格確定性地描述兩者之間的數量關系。

附圖

圖三2000年以后月度日元匯率及對日出口變動情況

觀察圖三，可以得出一個非常明顯的結論：當日元匯率貶值，日元對美元匯率曲線走勢向上，則浙江對日出口的增速曲線向下，隨著時間的推延，日元匯率的貶值，對日出口增速在波動中越走越低，兩條曲線之間的開口越擴越大。在此期間，日元匯率一出現短暫的升值，對日出口便出現反彈。表明匯率波動與出口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相關性。

而相關分析就是針對現象之間非確定的數量依存關系進行研究的有效工具。相關系數r從數量上具體說明了現象之間相關關系的方向和密切程度。相關系數的取值范圍在-1和+1之間，系數為負，表明為負相關，系數為正，為正相關。一般而言，相關系數｜r｜＞=0.8，為高度相關；而｜r｜＜0.5為低度相關。

將2000年至2002年上半年的月度日元匯率與同期浙江對日出口的月度增速進行相關分析，得到相關系數r=-0.8221。進一步考慮匯率影響的時滯，將出口數據作平滑，再進行相關分析，得到結果如圖四。根據相關分析的結果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日元匯率波動對浙江對日出口有較大的影響。相關系數｜r｜＞0.8，表明具有高度的相關性。

2.日元匯率對浙江對日出口的影響是逆向的。相關系數r=-0.8221。表明日元對美元匯率貶值，則浙江出口下降；反之則上升。

3.匯率對出口的影響，具有明顯的時滯。從影響程度上看，前6個月比較大，相關系數｜r｜＞0.8，其中前3、4個月影響最大。此后，影響漸次弱化，12個月后，｜r｜弱至0.5左右，影響程度下降。

附圖

圖四匯率對出口影響的時滯分析結果

（二）人民幣相對日元升值，提高了浙江對日出口成本。但以一般貿易為主和以美元為主的結算方式對匯率風險具有較強的抵御能力和規避能力。

人民幣匯率采取的是釘住美元的策略，日元兌美元升值，則人民幣對日元貶值，出口成本降低；日元兌美元貶值，則人民幣對日元升值，出口成本提高；從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日元匯率貶值提高了浙江對日出口產品的相對價格，實證分析表明，貶值對出口的影響是明顯的。

從貿易方式看，浙江對外貿易出口以一般貿易為主，2001年比重達80%左右。一般貿易不僅“含金量”較高，而且具有競爭力和抵御風險能力較強的特點。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全國出口增長0.5%，浙江外貿出口仍然增長8%，其中一般貿易增長率高達11.0%，增長明顯高于全國水平，而加工貿易比重較高的廣東出口只增長1.5%。1999年浙江總體經濟運行狀況好于上年，出口增長率達18.5%，一般貿易首次突破百億大關，增長率更是高達22.1%。從日元貶值所造成的影響來看一般貿易抗匯率風險能力也明顯強于加工貿易。2000年與2001年浙江對日出口一般貿易和加工貿易比重基本持平，分別為63%和36%左右，到2002年上半年在日元貶值負面影響加深的情況下，兩者所占比重進一步拉開，一般貿易比重為67%，較上年上升了3.3%，加工貿易比重為32.8%，下降了3.5%。

從微觀層次分析，匯率風險的承擔者取決于結算貨幣的選擇，如果以進口國貨幣計價，匯率風險將由出口商承受。具體到對日出口來說，由于目前日元的國際化程度較低，在浙江對日出口貿易中，以日元計價和結算的僅占10%左右，而美元占85%以上（見表二）。對于以美元結算方式為主的出口貿易，理論上出口商和進口商應分別面臨本國貨幣對美元匯率波動的風險，但在人民幣匯率實際釘住美元的情況下，應該主要受日元對美元的波動影響。對于浙江出口企業而言，人民幣幣值相對穩定，以美元結算能形成對出口利潤的準確預期。

表二浙江對日一般貿易出口收匯幣種結構表

2000年2001年2002年

美元計價比重(%)89.788.6486.94

日元計價比重(%)10.211.311.8

數據來源：浙江省國際收支統計。2002年為1-10月數據。

（三）對日出口產品結構以紡織服裝、機電、食品類為主，雖然這些產品具有低需求收入彈性的特征，加上中日產業分工的互補性，市場需求較為穩定，但這些產品同樣具有較高的替代性。目前出現了紡織服裝、食品類產品比重下降，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比重上升的趨勢。

浙江對日出口的產品結構主要是紡織服裝類、機電產品類、食品飲料類等，其中，紡織服裝類位居首位，基本占據浙江對日出口的“半壁河山”。2001年，在日元平均匯率比上年貶值11%的情況下，全省對日出口37.7億美元，同比增長13.6%，其中：紡織服裝19.2億美元，同比增長16.7%，占總額的50.9%；機電產品6.43億美元，同比增長21.9%，比重17.1%；食品飲料3.63億美元，增長3%，比重9.6%。紡織服裝、機電產品兩大類商品出口呈快速增長勢頭，而食品飲料增幅大大低于全省對日出口的平均增幅(13.58%)，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中日發生貿易摩擦，日本設立“綠色壁壘”如水產品氯霉素超標等手段對我食品飲料進行進口限制。

持日元貶值對浙江對日出口影響甚微者的主要理由：一、對日出口商品需求彈性較低。由于浙江對日出口以紡織服裝、食品和其他科技含量中低檔的商品為主，這類商品的最大特點是需求彈性較低，市場穩定性相對較高。二、中日兩國在國際產業分工中具有很強的互補性。中國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上具有競爭優勢，所生產的產品附加值、技術含量相對較低；日本在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上具有競爭優勢，所生產的產品附加值、技術含量相對較高。而浙江的勞動力成本只有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左右，無論日元匯率出現多大的跌幅，都難以抹去浙江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成本優勢。

但事實證明這種論斷一是忽視了日元貶值影響的滯后性。從2002年上半年浙江對日出口實績來看，日元貶值不僅對浙江對日出口總量有較大影響，對日出口同比下降1.1%，與同期全省出口增長19.52%形成強烈反差，而且恰恰是傳統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如紡織服裝所受沖擊最大。2000年、2001年紡織服裝類對日出口分別占對日出口總額的49.5%和50.9%，而到2002年上半年比重下降為41.9%。相反，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對日出口情況明顯好于紡織服裝業，出口額及其比重仍有較大幅度的提高。2000年、2001年和2002年上半年機電產品比重分別為15.9%、17.1%和23.1%，高新技術產品比重分別為1.86%、1.57%和4.4%。高新技術產品雖然金額小、比重少，但2002年上半年其出口額已經大大超過上年全年，顯示出強勁的發展勢頭（見表三）。二是忽視了浙江出口產品的替代性。對于紡織服裝等中低檔商品來說，日本市場既是我國的主要出口市場，也是菲律賓、泰國等亞洲國家的主要出口市場，我國與亞洲其它國家之間存在較大的替代性，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分析，“浙江的勞動力成本只有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左右”固然不假，但更需要比較競爭對手的成本。三是不同的匯率制，在日元貶值的條件下，使替代者的競爭力增強。亞洲其它國家普遍實行與美元、日元等一攬子貨幣掛鉤的浮動匯率制，本幣匯率隨日元貶值而相應貶值，人民幣因釘住美元則相對日元貶值而升值，因而亞洲其它國家出口成本基本不變，而我國出口成本則大大增加，價格成本競爭優勢下降，不斷面臨被替代的壓力。

對于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來說，情況則有所不同。1.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附加值、技術含量相對較高，換匯成本相對較低，出口企業有能力根據日元貶值的具體情況和市場反應重新定價；2.越是技術含量高的產品越是不易被替代，更具有差異競爭優勢。3.90年代以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和日本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日本許多電子、機械制造企業紛紛到我國投資設廠，然后將生產加工后的制成品返銷日本國內，極大地促進了機電類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對日出口的穩定增長。這些產品出口的較快增長，表明在面臨匯率等風險的條件下，差異競爭相對于價格成本競爭具有更多的優勢，也成為在紡織服裝等產品出口受阻的情況下，穩住日本市場規模的有力武器。

表三浙江對日出口主要產品

2000年比重2001年比重2002年比重

（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

紡織服裝16.4449.5319.1850.97.341.9

食品飲料3.5211.03.639.61.7610.1

機電產品5.2815.96.4317.14.0223.1

高新技術產品0.621.860.591.570.774.4

數據來源：根據海關數據分類統計。2002年為1-6月份數據。

（四）不同經濟類型的對日出口企業受日元貶值的影響不同，浙江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對日出口受日元貶值的影響明顯小于國有等其它類型的企業，并具有日資企業拉動的特征。

2001年浙江省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對日出口分別比上年增長25.7%和111.54%，比全省對日出口平均增長水平高出12.1個百分點和97.94個百分點；2002年上半年外商投資企業和私營企業對日出口比重分別達50.4%和7.3%，比上年分別提高3.1個百分點和2.6個百分點。而對日出口下降最為明顯的是國有企業，2001年在全省對日出口增長13.6%的情況下，國有企業對日出口不增反減，下降7.3%，比重由上年的44.1%下降為36.1%，2002年上半年又進一步下降為32.2%。（見表四）

統計結果表明浙江對日貿易一半是由三資企業實現的，準確地說是隨日資企業的增加而發展的，具有明顯的“日本投資拉動型”特點。自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日本經濟陷入了漫長的低迷期。為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亞洲各國特別是我國成為日本企業向外轉移生產基地的重點地區。2001年日本轉移到我國的生產基地數量第一次超過轉移到美國的生產基地數量。2002年1～10月浙江實際利用日資2.68億美元，占實際利用的外資總額的10.4%，位居第二。從92年至98年日本對華投資產業結構看，電氣設備行業占18.7%，機械行業占9%，紡織行業占10.37%，與浙江對日出口主要行業是紡織和機電產品基本吻合。由此可見，外商投資企業對日出口的擴大，在相當程度上得益于日本企業的對華投資。

私營企業對日出口增長勢頭繼續保持強勁，除了緣于近幾年來浙江個私經濟快速發展，對外貿易經營權放開，私營出口企業增多等原因外，也顯示出私營企業經過市場經濟的多年磨練，有較強的經濟活力、競爭力，應對出口變局的能力較之其它所有制企業要強得多。私營企業應變能力強相當部分得益于浙江特有的“塊狀區域發展模式”。與國內的國有企業以及國際大公司相比，一方面具有更大的成本優勢，大多數產品的成本往往只有國外同類產品成本的1/3；另一方面，市場反應迅速，新產品批量上市的速度非?？?。面對匯率波動，私營企業更能發揮自己的競爭優勢和應變能力。

表四浙江省各種經濟類型企業對日出口情況表

單位：萬美元

2000年比重2001年比重2002年上半年比重

(%)(%)(%)

國有企業14626144.1%13598436.1%5619832.2%

三資企業14191242.8%17838647.3%8786250.4%

集體企業329369.9%4094210.9%173369.9%

私營企業83902.5%177484.7%126977.3%

根據海關數據分類統計。

三、若干啟示

1.從長期看，依靠成本價格優勢的出口競爭戰略必須向依靠產品差異競爭優勢的戰略調整。從浙江的出口競爭戰略看，似乎形成這樣一種路徑依賴，依靠廉價的勞動力，發揮傳統產業的比較優勢，通過降低價格，占領市場，面對加劇的市場競爭，又通過引進技術，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改善產品質量，進一步降低價格，鞏固和擴大市場。還應看到，這種價格競爭的路徑依賴，不僅會使出口方形成一味強調價格和成本競爭的慣性思維，還會使進口方也形成中國的出口商品可以不斷壓價的預期，使得出口企業的價格越壓越低，利潤十分微薄，很多企業依靠出口退稅和有關優惠政策才能維持出口。如果單純依靠價格競爭，匯率風險的影響是很大的，因此，需要在產品的差異性上多下功夫。構建差異性比較優勢的關鍵在于培育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使產品具有較高的技術含量，較強的不可替代性，努力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比重，使商品從低檔次、低價位向中高檔、中高價位提升，目前對日出口中已經表現出這樣的趨勢。這樣在面對匯率風險時，可以采取降價讓利等手段從容應對，又可以憑借較強的產品品牌、品種等非價格競爭力，有效避免或減少匯率波動的負面影響。

2.從短期看，多元化開發國際市場的策略是規避市場和匯率風險的有效手段，“走出去”是擴大出口的有效方法。九十年代末，經歷了亞洲金融危機后，浙江從實際出發，在全國率先明確提出了擴大外貿出口的“四個多元化”戰略，即“出口經營主體多元化，出口市場多元化，出口產品多元化，貿易方式多元化”，外貿出口由此取得了大發展。為了更好地規避匯率風險，出口企業特別實現產品、市場的適度“多元化”，加緊開拓新興市場，90年代末歐盟、中東、東歐等市場迅速擴大，有效地抵消了日本市場出口困難的不利因素，使出口增速在沿海地區連續三年居首位，2002年繼續保持這一強勁的勢頭。

實施“走出去”戰略。根據目前浙江產業的發展水平和結構調整的需要，鼓勵有條件的企業根據自身特點對不同目標市場進行海外投資，以境外投資帶動出口的穩定增長。通過在境外辦廠設點，深入國外終端市場，減少中間流通環節，提高出口企業的經營效益和出口產品價格競爭力；向當地消費者更好地提供生產銷售及售后服務，提高產品聲譽；或在發達國家設立高新技術研發中心，掌握國際最新潮流，加快產品的升級換代，提高產品附加值和國際競爭力，鞏固和擴大出口份額。

3.推廣和開發金融衍生工具是規避匯率風險的重要技術手段。在日元貶值的情況下，對日出口商應盡量選擇美元等強勢貨幣進行貿易結算，而對日進口商則可以采取推遲日元付款的方式以減少進口成本。而實際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在日元貶值的情況下，對日出口商要求用美元等強勢貨幣進行貿易結算，進口商當然也會出于同樣的考慮，要求在價格等其它方面得到補償。并且從浙江對日出口情況看，在日元匯率波動劇烈的條件下，以日元計價結算量反而會有所提高。如：2000年以日元計價結算的出口額折合美元為2.27億美元，比重10.2%；2001年為2.79億美元，比重11.3%。因此，規避匯率風險的有效途徑不僅僅是結算幣種的選擇，而是應盡快改變“當前我國可利用的金融衍生工具很少，出口企業實際加以利用的更少”的局面，允許并鼓勵企業建立規避匯率風險和套期保值機制，積極推廣、開發和利用國際通行的金融衍生工具，增強對匯率波動的適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