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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國有企業的資本結構在總體上以高負債為特征，過高的資產負債率不僅導致企業沉重的利息負擔和企業再融資的困難，使企業失去發展能力，同時也導致企業治理結構失效和治理機制弱化。國有企業的現實困境與治理結構的不健全密切相關，而資本結構又是導致治理結構缺陷的原因所在。鑒于我國國有企業資本結構與企業治理結構的現狀，國有企業的改革應以資本結構的優化為起點，以公司治理結構的構建與完善為核心。

［關鍵詞］：資本結構企業治理

一、國有企業資本結構的特征

當前我國國有企業資本結構的現狀已成為國企改革和脫困的障礙，阻撓著現代企業制度的建立和法人治理結構的完善。其基本特征是企業的資產負債率過高，股權結構和所有權不合理。具體表現為“三高”和“三低”，即外源性融資比例高，內源性比例低；間接融資比例高，直接融資比例低；債務性融資比例高，資本性融資比例低。

（一）總體狀況

從總體上看，當前國有企業資本結構方面的問題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既有體制上的原因，也有體制外的影響；既有銀行信貸約束軟化的因素，也有企業監控機制不健全的原因。根據中國人民銀行1998年的統計，隨著企業融資總額的逐年上升，間接融資比重雖然呈現下降趨勢，但至1997年在金融機構貸款總額中仍占77%，在企業資本總來源中占絕對優勢，從而形成了企業的長時期高負債狀態。直接融資由1995年的12%上升至1997年的23%，雖然比重增加近一倍，但仍然相對較低，其中主要來源于股票融資，債券和商業匯票融資的發展和商業匯票融資的發展相對比較緩慢。

（二）債務融資狀況及其存在的問題

由于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多種因素的影響，國有企業的融資在教長時間里高度依賴于國有專業銀行而形成過高的資產負債率，使企業背上了沉重的負債，導致企業缺乏活力，虧損嚴重。

國有企業負債率偏高，嚴重影響了企業的經營效益，并帶來較大的財務風險。其主要表現為以下四個方面。

1、債務總量快速增長，資產負債率大幅度上升。

2、企業銀行借款等正常渠道形成的債務比重不斷下降，拖欠貨款、欠繳稅利和應付工資福利費等非正常渠道形成的債務比重不斷上升，債務結構不合理。

3、不合理資金占用越來越多，債務逾期未還金額不斷增加，企業償債壓力越來越大。

4、從企業資金融入效率來講，負債率偏高導致企業融資成本偏高，影響了企業的權益-資本收益率，同時由于負債率偏高，使企業債務風險越來越大。銀行貸款利率超過企業權益-資本收益率的現象并不鮮見，這樣的高利率、低收益，其結果是企業利潤不夠償還貸款利息，貸款包袱越來越重，使企業面臨越來越大的財務風險。

近年來，為解決國有企業高負債的問題，國家采取了不少政策和措施。實行貸改投，將中央一級的原撥改貸形成的本息余額轉為國家的資本金；逐漸加大核銷國有專業銀行呆帳的力度；加大企業直接融資比例，開辟新的融資渠道，將國有企業改制上市。種種措施，對減輕企業的債務負擔，改善國有企業的資本結構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力度不大，效果也并不明顯。這是因為，從貸改投的效果來看，撥改貸資金在整個國有企業基本建設規模中所占比重并不大，即使全部轉為國家資本金，企業資產負債率的下降幅度也很小。因此，盡管國家采取了若干措施來改善目前國有企業的資產負債結構，但效果并不明顯，任務仍然十分艱巨。

（三）直接融資狀況及其存在的問題

直接融資的發展程度是衡量市場經濟發達水平的重要標志之一。隨著我國經濟體制的轉軌，我國投融資體制改革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也正在穩步推進，企業融資環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融資渠道和融資方式迅速拓寬，直接融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資本結構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優化，其中以股票融資的發展最為迅猛。但就目前狀況看，不僅同發達國家存在較大的差距，與我國經濟發展的自身要求相比，直接融資的發展也顯滯后，規模仍然偏小，還存在許多影響直接融資進一步發展的因素。

1、企業直接融資的迅速發展

近幾年來，我國企業的直接融資的迅速發展，為企業融資提供了有利的場所和方式。包括股票、債券、銀行承兌匯票等在內的直接融資占企業新增籌資額的比重迅速提高，其中股票融資提高最快。直接融資的發展，使我國企業融資呈現出多元化的局面，除了上市股票和公開發行的債券外，規范的票據融資也取得了較快的發展，企業內部的職工入股和集資也成為許多改制中小企業認同的融資方式。此外，融資租賃，資產置換等新的融資方式也開始出現，直接融資的規模逐年增長。

2、直接融資存在的主要問題

資本市場的發展為企業多渠道直接融資創造了有利條件，企業改革中資金需求的緊張狀況也得到了緩和。但由于我國證券市場尚處于起步階段，市場發育不夠成熟，證券市場的法制體系也在不斷的完善之中，因此市場的發育本身存在許多不足和非規范的現象。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證券市場規模偏小，市場發育不完善，不能滿足企業融資的需要。1997年，我國證券（包括股票、國債、企業債券、銀行承兌匯票）市場交易額只占GDP的35%左右，且國有股、法人股不能上市交易，大多數國債和企業債券也不能上市流通。商業匯票的流通市場也尚未形成。扣除這些不能上市交易的部分，我國證券市場的流通市值實際不足10%，而1996年，一些發達國家如美國、日本、德國，其證券市場的流通市值與同期GDP的比例分別為224%、178%和133%，一些發展中國家如印度、泰國、巴西，其比重也達到93%、145%和67%。相比較而言，我國的市場規模太小了。

（2）企業融資來源仍然以銀行貸款為主。從企業新增融資構成來看，銀行貸款1995年占88.4%，近幾年雖有所下降，但仍占80%左右；企業通過發行證券等直接融資最多也只達到了23%，同國外相比，20世紀80年代以來，直接融資占企業外源融資比重美國在50%左右，日本在30%以上，印度、韓國、印度尼西亞也都保持在30%左右。我國企業直接融資規模顯然偏低。

（3）居民金融資產品種單一，有價證券和其他金融資產的持有比例過低，投資渠道狹窄。1997年，我國城鎮居民的金融資產總額中，銀行存款占80%以上，有價證券只占10%左右，持有現金和其他金融資產不足10%。，而發達國家居民金融資產的比例一般是銀行存款、有價證券和其他金融資產各占三分之一。從這一側面也反映出我國資本市場的發育不足，企業融資渠道不充分。

二、資本結構對企業治理效率的影響

企業資本結構的形成受多種因素影響，資本結構本身又會對企業的經營績效和治理結構產生重要影響。就一般意義而言，資本結構是指股權資本與債權資本的比例關系，它反映的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的金融關系，即以資本和信用為紐帶，通過投資與借貸構成的股東、債券人和經營者之間相互制約的利益關系。由于在產權意義上，企業的資本結構體現了企業治理主體的權利基礎，因此合理的資本結構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決定企業的經營績效和企業治理的有效性。我國國有企業資本結構的畸形發展，不但導致了企業資本營運效率的低下，而且導致了企業各方面利益關系的扭曲與失衡，治理機制難以對經營者形成有效的激勵與約束，也妨礙了國有企業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一）所有權結構對企業治理的影響

產權主體缺位是影響整個國企改革成效的最大占障礙之一，也是導致企業資本結構不合理的主要原因之一。縱觀20年以來的企業改革歷程，無論是改革之初的“放權讓利”，還是后來的“利改稅”、“撥改貸”以及承包經營責任制等，都沒有從根本上觸動企業的資本生成制度，從制度變遷的效應來看，由于國有企業改革側重于政府控制的放松，而不是產權制度的變遷，是在企業不存在產權主體多元化和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情況下，擴大了企業的自主權。由于企業產權邊界模糊，產權主體缺位，經營者缺乏必要的產權約束，在這種情況下，國家銀行的債務就不具有約束力，這就為企業過度的負債擴張提供了客觀上的環境和主觀上的動機。

目前我國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基本特征是政府行政干預的內部人控制。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特別是“放權讓利”改革的不斷推進，下放給企業的經營自主權事實上都落到內部人手中，而未下放的的權利仍然掌握在各級行政部門手中，他們對企業的行政干預還遠未停止，這就形成了政府干預和內部人控制相結合的治理結構特點。一方面，出現了經營者權力迅速增大而對其監督與約束力度大大減小的趨勢，以經營者為首的企業內部人控制問題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政府部門以所有者的身份對國有企業進行過多干預的問題仍然相當嚴重。造成了這種低效率或無效率的企業治理結構的原因是復雜的，企業融資結構仍是主要原因，特別是沒有從企業融資體制入手改革國有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

長期以來，由于對國有經濟在社會主義經濟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存在片面的認識，即只強調國有經濟絕對的數量和規模而不注重國有企業的質量和效益；只強調實物形態的資產管理而不注重價值形態的資本運營；不是從國有經濟總體上來認識其對國民經濟的作用和影響，只是從具體的每個企業是否是純國有資本企業這樣狹隘的角度來看問題。這樣就帶來兩個問題：（1）在國民收入格局發生巨大變化，即國家財政投資能力日益下降的前提下，為了保證企業的國有經濟性質就不得不以極少量甚至是零國有資本金創辦國有企業，再通過國有銀行把非國有的資金集中起來貸款給國有企業，是國有企業的銀行負債率居高不下，形成所謂的“債務危機”；銀行作為外部出資人又沒有形成對企業進行有效監督和約束的機制,銀行在企業法人治理結構中幾乎不起任何作用。（2）在企業內部形成國家獨資的股權結構，而國家，實際上政府作為企業惟一的所有者又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好產權行使的問題，即國家作為企業的外部出資人并沒有以所有者的身份進入企業并在企業內行使所有者職能，從而導致了國有企業產權主體缺位和產權虛置。

在作為債權資本主體的銀行和股權資本主體的政府都沒有對國有企業形成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機制，而企業外部的市場（包括產品市場、資本市場、勞動力市場、產權交易市場等）又未形成的條件下，就大力推行經理責任制，實際上是將外部出資人的部分或全部決策權和收益權，在缺乏必要制約的情況下交給了企業經理。盡管在政府手中還保留著最終控制手段即經理任聘和解聘的人事權，但這一手段的實施又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約，如企業財務和經營狀況的不透明性及中國干部人事制度的能上不能下的傳統等。因此，必然會出現內部人控制問題。這種企業治理結構，造成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激勵、約束機制缺乏，壓抑了資本在經濟活動中的活力和效率。

（二）債權治理功能弱化

從融資的角度看，單純依靠股權控制難以有效的解決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問題，因為債權人與經營者之間也同樣存在著問題，這類問題的有效解決，還必須借助于債務的治理作用。債務的治理功能主要體現為債務人面臨著債權人的壓力和破產機制的約束，如果企業經營失敗，無力履行債務契約，債權人就可以有債權持有者轉化為債權所有者，按照契約或有關法律對債務人進行相繼治理，如對企業進行破產清算或重組等。為了避免控制權的喪失，經營者只有努力經營，力爭保持財務狀況良好，至少將經營狀態維持在能支付債務的水平之上。因此，有效的資本結構能將債務的硬約束和股票的投票權結合起來，發揮兩種控制方式的合理作用。

我國傳統的國有企業及其改革過程中，債務的約束功能是微弱的。一些企業雖然已是債臺高筑，卻還不斷從銀行發債融資，國有企業的債務并未給經營者帶來多少壓力。理論上，企業的支出不得大于其貨幣存量與企業的收入之和，如果企業的支出超過收入的限度就會破產，那么這種約束就是硬約束，反之就是軟約束。我國目前的債務約束顯然是軟約束。國有銀行作為特殊的債權人，其自身也沒有明晰的產權邊界，其資產屬于國家，而不屬于法人；同時國有企業也不是獨立的產權主體。銀行和企業之間的債權債務關系實際上體現為同一所有者之間的內部借貸關系，在某些情況下，借貸還是在政府的行政干預下進行的，不是市場行為。

因此，這種銀企關系是扭曲的，銀行與其說是債權人，不如說是企業的資金供給者，企業是資金的使用者，企業債務到期即使不能按期履行還本付息的義務，銀行業無法行使對企業資產的最終控制權，難以實施破產和清算等。由于資產國有化，即使破產和清算對企業經營者也不具有約束力，甚至會出現企業自行申請破產以逃避銀行債務的奇怪現象。即使經營者不能履行債務人的義務，其利益也幾乎不說什么影響。企業是國家的，銀行也是國家的，借錢不還，似乎是天經地義的。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觀念下，企業的經營者就會進一步負債經營，銀行也缺乏干預企業決策的真正動因，因此債務在公司治理中發揮有效的作用。

鑒于我國國有企業資本結構與企業治理結構的現狀，國有企業的改革應以資本結構的優化為起點，以公司治理結構的構建與完善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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