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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幣不貶值實際上意味著出口導向戰略的重大調整

1999年1月13日，金融危機在巴西登陸，全球股市均大幅下瀉，其中以香港股市的跌幅最深。恒生指數狂跌的原因是市場擔心人民幣在巴西危機的沖擊下將難以支撐。1月27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發表講話，他說，中國政府領導人多次重申人民幣今年不貶值，在亞洲金融危機中，人民幣沒有貶值，現在人民幣有堅實的基礎，就更不會貶值。人民幣匯率貶值，有損外商投資利益，相應也會增加中國的債務，不利于亞洲金融市場穩定，是不可取的政策。目前，中國外匯儲備超過全年進口付匯總量，出口產品收購價格穩定，利率較低，對有關產品將擴大出口退稅率。根據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分析，人民幣也不會貶值。這番講話不僅給香港，甚至給全球股市吃了定心丸。話音剛落，恒指、道指、日經指數，全球股指普遍上揚。

人民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本來是名不見經傳的貨幣，它所代表的經濟活動總量僅占全球的2%左右。但是，由于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國際金融體系已經屢遭重創，搖搖欲墜，除美國、歐洲之外，中國差不多是唯一沒有進入貨幣惡性貶值循環的重要國家了，因此，人民幣就成了維系國際金融體系穩定的一根重要支柱。這意味著，人民幣不貶值的壓力已經不只來自中國自身，而且更來自國際市場了。如果我們出于本國利益的考慮將人民幣貶值的話，完全有可能引起國際金融大廈的坍塌。

因此，從國內外各方面的壓力來看，當前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不貶值只是一種臨時性的應對呢？還是長期方針呢？如果是臨時性的應對，則選擇什么樣的時機放棄不貶值承諾呢？如果是長期方針，又將會有哪些深遠影響，我們又該如何面對呢？

從中央領導人一再重申的關于人民幣不貶值的理由來看，不貶值的理由更多是臨時性的，而維持不貶值的措施也是臨時性的。我們說，貶值會增加外債負擔，會加深亞洲危機，會使來之不易的政治穩定局面受到損害等。而且我們有巨額外匯儲備，也可以做到不貶值。至于不貶值會影響出口的問題，可以通過增加出口退稅來解決。一年多來，事實表明，上述決策大體上是符合實際的。1998年出口雖然只增長了0.5%，但對歐美出口仍有較大幅度增長，彌補了對東南亞和日本的出口下降。然而，靠大幅度退稅來促進出口的做法恐怕難以持久。今年巴西經濟形勢的惡化，勢必會影響中國對美國和歐洲出口的增加，這一方面是由于巴西工業品對美歐的銷售會增加，另一方面由于美歐減少對巴西出口，而影響美歐的需求增長。同時，東南亞、日本、俄羅斯、南朝鮮的經濟仍未見好轉。此外，還有必要考慮一個重大的不確定因素，即美國的泡沫經濟有可能會在今年某個時候突然破滅。在如此嚴峻的國際經濟環境下，靠退稅來維持出口的空間將會十分有限。而一旦退稅不再能象1998年那樣有效地發揮作用，出口進一步下降，那么是否還能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呢？這就涉及到長遠的經濟發展思路問題。

很顯然，有一種意見從一開始就反對人民幣不貶值。最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貶值是出口競爭最強有力的武器。以1994年的貶值為起點，中國逐漸奪取了東南亞一帶新興國家的出口份額，戰果來之不易。但是東南亞貨幣大幅度貶值后，將會重新奪回其出口份額。如果中國在1997年10月前后主動將人民幣貶值20-30%，再考慮到國外進口商的交易成本，和中國內在廉價勞動力庫的存在，至少可以保持現有的市場不被東南亞重新奪回。一旦我們錯過了這個時機，則外資和外商將有足夠的時間將他們的生產和采購基地移師東南亞，到那時候，我們再要奪回市場份額，中國的犧牲就大了，也許貶值幅度要達到60-70%才行。對于考慮貶值會引發貨幣貶值惡性循環的看法，這種觀點認為，國際競爭就是這么殘酷無情，你不加入惡性競爭，就會被淘汰出局。對于考慮貨幣貶值會使各國進口能力下降，從而出口也不能增長的看法，這種觀點認為，雖然總的出口市場會萎縮，但貶值會使我們在萎縮的出口市場中占有更大的份額，在市場競爭中，“寧要份額、不要利潤”是至理名言。至于說人民幣貶值會增加外債負擔，這種觀點認為，只有出口強勁才有實力償還外債，如果由于不貶值使出口下降，甚至出現逆差，那就更無法償還外債了。況且，人民幣貶值還會沖銷銀行體系的壞賬。因此，人民幣不貶值意味著把好不容易打開的國際市場拱手讓人，意味著放棄多年來形成的出口導向戰略，意味著退出國際經濟分工體系，意味著重新閉關自守。

這種觀點沒有考慮到中國還是不完全的市場經濟國家，有出口退稅這一絕招對付其他國家的貨幣貶值。因此，去年中國既沒有貶值，又沒有放棄出口導向戰略。但是，不能不承認，從長遠來看，這一觀點是有道理的：堅持不貶值最終必然意味著放棄出口導向戰略。由于出口導向戰略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逐漸形成的發展戰略，在很多人看來，這是開放政策的具體表現，是不可能放棄的。因此，無論國內還是國外才都會在中國政府一再重申的情況下，繼續預期人民幣貶值。

然而，正如巴西危機時，中國領導人再度面臨人民幣貶值的壓力時發現的那樣，貶值仍然是十分危險的選擇。在國內，人民幣貶值會引發銀行和政府信譽的貶值，從而使潛在的社會危機顯化；在國際上，有可能加深全球金融動蕩，加速美國經濟泡沫的破滅，引發新一輪貨幣貶值連鎖反應，并反過來促使人民幣進一步貶值。這樣，一個幅度并不大的貶值決定可能會成為一場空前激烈的全球金融風暴的起爆器。更令人不安的是，國內、國際這兩種風險都不是短期內可以消失的。

如果人民幣貶值在相當長時間里不是一個可行的方案的話，那么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調整出口導向戰略。

二、重新認識出口導向戰略的利弊得失

對于調整出口導向戰略的可能性，事實上去年已經有很多經濟學家作了探討，其用語為“擴大內需”,這一用語暗示了另一種不同的戰略，即自主增長戰略。出口導向戰略和自主增長戰略既是相互補充的，又是相互矛盾的。從相互補充的方面講，出口導向會拉動內需增長，內需增長也會增強出口能力。1994年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高增長、低通脹”的軟著陸，其基本機制就是出口導向拉動了高增長，而內需不足則遏止了高通脹。但正是由于出口的快速增長，使內需也有緩慢增長。一旦1998年出口增長停頓，內需不足的問題就顯得十分突出了。反過來，由于自主經濟增長必然是以產品升級換代為基礎，從而出口產品的附加價值較高，自然會增強出口能力。美國的經濟發展走的就是這樣一條自主增長的道路，至今美國的進出口額仍只占GDP的10%左右，但無論其進出都對世界市場產生著重大影響。從相互矛盾的方面講，出口導向對內需的增長拉動有限，因為出口導向戰略下出口產品的結構以中低擋產品為主，出口優勢建立在廉價勞動力基礎上。如果在出口拉動下內需增長迅速，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就會消失，出口也就難以為繼了。東南亞金融風暴的根源就在于此。反過來，自主增長著眼于國內市場的擴大，既不急于引進外資，又不急于擴大出口，而著重通過國內競爭培育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然后再參與國際競爭。

由此可見，出口導向戰略和自主增長戰略是兩種不同的發展思路。如果我們只注意兩者相互補充的方面，不注意其相互矛盾的方面，那么短期內也許可以有經濟增長，長期來看卻會由于政策的內在矛盾性，而損害持久的經濟增長。目前，經濟學界對這兩者的區別注意得還不夠。在討論擴大內需的時候，不注意出口導向戰略對擴大內需的影響，如由于引進外資擠壓國內企業而產生失業等會影響內需的擴大；同樣，在討論增加出口的同時，又忘記了增加內需措施的制約，如人民幣不貶值實際上至少是保持內需的做法。這種矛盾在政策上就表現為，一方面要擴大內需，限制過度競爭，限制重復建設；另一方面卻又放手吸引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用洋競爭來消滅土競爭，用洋重復來對付土重復，用洋就業來增加土失業。一方面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出口退稅、打擊走私，抵擋跨國資本的競爭壓力；另一方面卻又急于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降低關稅，擁抱全球化。

政策上的矛盾反應了戰略上和心態上的矛盾。出口導向戰略實際上是八十年代后期“國際大循環”討論的產物。當時，這一戰略只是在沿海地區得到了推行。1989年西方對我實行制裁后，一度沉默了下來。1992年以后，出口導向戰略（或外向型經濟）事實上成為國家經濟發展戰略。其核心理念是以四小龍、四小虎為范例，充分發揮廉價勞動力優勢，大力開拓國際市場，并吸引外資將生產加工基地開設到中國來，賺取加工費和地皮費，自覺成為國際經濟分工體系的外圍，并爭取通過這一方式積累外匯逐漸改善產業結構。應該說，這一戰略的成效十分明顯。國民經濟對外貿易依存度由1978年的9．8％上升到1997年的36．1％，其中出口總值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由4．6％上升到20．3％，進口總值所占比重由5．2％提高到15．8％，比例之高遠遠超過了美國、日本等西方國家。特別是在1994年以后，對外貿易事實上成了GDP增長的發動機，而出口導向戰略也就越來越深刻地成為各級領導人的思維定勢。

但是出口導向戰略內在的問題并不能因為其取得的輝煌成就而消失。在八十年代的那場大討論中，香港大學陳文鴻研究員曾對國際大循環構想提出過三個問題：（1）中國未來的出口貿易額能大幅度增長嗎？王建提出中國出口貿易每年增長20%，到2000年出口額達到1500億美元，只是一廂情愿地從中國的需要出發，而沒有考慮到國際市場的變化可能。（2）發展外向型經濟能否消除二元經濟結構？（3）中國沿海經濟全面轉向勞動密集型出口加工業是否風險太大？（《亞太經濟時報》，《我國沿海地區發展障礙》，1988年2月28日）今天，這三個問題都一一成為現實。雖然中國的出口額在1998年已經達到1837.6億美元，提前若干年達到了王建的出口目標，但是早在1996年，東南亞的小虎們已經在大陸的出口攻勢下出現了巨額的貿易逆差，為1997年的金融危機奠定了基礎，而東南亞經濟的萎縮反過來又對中國的出口增長構成明顯制約。這一戰略對內也引發了許多令人不安的問題，中國經濟的二元結構固然沒有解決，更嚴重的是，由于出口導向戰略所內在的大規模引進外資政策——來而不往非禮也，中國的民族企業從國企到鄉企都遇到了生存危機，利潤率大幅度下降，虧損面大幅度上升，失業率大幅度提高，產業結構非但不能升級，還有被降級的危險。這是目前內需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

事實上，我們不得不承認，東南亞金融危機實際上是出口導向戰略的失敗。從本質上說，出口導向戰略是發展中國家競相利用廉價勞動力優勢爭取被剝削機會的戰略，也是西方國家利用發展中國家的相互競爭壓低生產成本的好機會，并且為西方國家打開不發達國家的市場提供了方便。西方國家深深地懂得這個道理，它們的戰略家們把采取出口導向戰略的國家樹為發展中國家的榜樣，誘惑其他國家爭先恐后地為跨國資本控制全球市場、獲取最高利潤敞開大門。跨國資本的運動可以一時提高當地的生活水平，但一旦它們在別處找到了更廉價的勞動力，跨國資本就會紛紛離去，留下只是一個經濟廢墟。這就是加入經濟全球化對不發達國家的意義。

中國是一個人口和資源的大國，本來可以不采取也不應該采取出口導向戰略。由于一時錯把西方國家的詭計當成了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我們落入了這個陷阱。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繼續在這個陷阱中掙扎呢？還是果斷地調整出口導向戰略？持人民幣貶值論的人，其基本失誤就在于沒有跳出出口導向戰略的誤區。如果我們不得不靠人民幣貶值去和東南亞地區競爭，其結果必然是勞動力越來越廉價，人民生活水平不僅難以提高，還會螺旋下降，而且國內產業所受的壓力也會進一步增大，直至完全被外資所占領。如果是這樣，那么二十一世紀等待我們的將不是生活的小康，而是印尼式的社會動蕩。

由此不難得出結論，調整出口導向戰略，改以自主經濟增長戰略，才是最穩健可行的發展道路。

三、調整出口導向戰略已是水到渠成

出口導向戰略是美國向發達中國家推銷的全球化戰略的重要構件。全球化不是自然而然的進程，是有意操縱的產物。從七十年代末起，美國政府開始把新自由主義作為戰略武器推行全球化，宣揚全球化是歷史潮流，是發展中國家乃至人類的福音。但是，全球化的真正含義卻是全球國家和民族的解體，是迫使各國政府放棄干預經濟的權利，聽任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巨頭操縱世界經濟，聽任美國政府和美聯儲挾持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關貿總協定、聯合國等機構，以美國利益為中心制定影響全球各國的經濟政策。這在美國決策圈實際上早就是公開的秘密。1979春天，保羅·沃克在競選美聯儲主席時宣稱，倘若他就任將采取導致“世界經濟的有控制地解體”的政策，是年十月，他即就任此職。此后，在里根和撒切爾夫人的共同合作下，在全世界掀起了一個保守主義革命，在國內推行私有化，削減社會福利，打擊工會勢力。對發展中國家，則大力推銷出口導向戰略，為歐美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順利將企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鋪平道路。在國際間，則推動越來越多的政府和議會，簽訂一個又一個協定，頒布一個又一個法律，以消除了妨礙資本和商品跨越國境流通的障礙。從關貿總協定的一輪輪談判到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從固定匯率制的取消到衍生金融商品膨脹，從第三世界陷入債務危機到西方國家工人失業率大幅度上升，西方工業國家執政的政治家們逐漸制造出了一個連自己都無法駕馭的全球化浪潮。這個浪潮的核心動力和最大受益者是跨國公司和金融巨頭。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協會統計，有將近四萬家企業在三個以上國家設有營業點。其中，一百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將近14000億美元的年銷售額。跨國公司占有了全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二，這種交換中差不多有一半是這些公司在它們自己的網絡系統內部完成的。在各類全球化組織和協定的幫助下，跨國公司和金融巨頭們迫使各主權國家爭相為它們提供各種優惠和便利條件，最大限度地攫取著各國的資源和財富。

但是，如此“造福人類”的全球化進程必然會走到盡頭。事實上，到了九十年代，全球化進程的本質已經越來越被人們所認識，而一些國家則已經到了被全球化進程吸盡榨干的地步。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及中南美洲各國、東南亞各國、非洲各國都是“有控制解體”過程的產物。連日本也被全球化所傷，八十年代中期美歐聯手迫使日元升值，致使日本經濟嚴重泡沫化，以致整個九十年代，日本經濟實際上處于大蕭條中，目前還看不到隧道的盡頭。縱虎傷人者必為虎傷。去年八月份，美國擁資僅22億美元的長資基金瀕臨破產，涉及交易金額高達12,500億美元，如果對長資基金進行破產清算，整個世界金融體系可能全面崩潰，而美國長達八年的所謂“新經濟”也將宣告結束。因此，美聯儲一反常態，違背它信守的新自由主義教條，出面組織注資搶救。

搶救長資基金實際上宣告了新自由主義教條的破產和全球化進程的終結。在此前后，國際范圍內已經出現了許多反全球化的跡象。早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風暴前后，美國主流經濟學家克魯格曼就站出來反對新自由主義掌門人弗里德曼，主張實施資本管制；在歐洲、日本都出現了批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聲音；1997年日本提出成立亞洲貨幣基金遭到美國否決后，1998年日本藏相宮澤喜一撇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單獨宣布給陷入危機的亞洲國家以300億美元的援助；1998年8月，香港金管局干預股市，與國際金融炒家直接博殺，擊退了后者的進攻；1998年9月1日，馬來西亞正式宣布實施嚴厲的貨幣管制，而且此舉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持；1999年1月1日歐元啟動，則標志著取代全球化的將是區域化。

正是在這一大背景下，人民幣不貶值這一違反新自由主義教條的舉動才博得了國際金融市場的一片贊許，甚至美國也不得不承認中國對于阻止金融風暴蔓延的作用。因此可以預料，如果中國趁勢調整經濟發展戰略的話，美國很難找到站得住腳的理由去阻攔。

在國內，對出口導向戰略的調整也將為公眾所認同。出口導向戰略的問題早就為經濟學界很多人所認識，但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前，這些問題尚未顯化，其嚴重性更是直至近來才逐漸展現出來。只要有可能討論出口導向戰略的利弊，則公眾將很容易認同中央的決策，這正如人民幣不貶值決策得到了絕大多數中國公民支持一樣。十分有意思的是，在中國宏觀經濟學會’99學術研討會上，曾提出國際大循環的王建，又提出了擴大內需，特別是加強對重工業投資的建議。

更重要的是，人民幣不貶值還為實行自主增長戰略埋下了伏筆。由于不貶值，國內企業普遍感到了提高科技含量、調整產業結構的壓力。只有通過這種深刻的外部壓力迫使一部分企業淘汰，中國企業的升級換代才有希望。相反，如果人民幣貶值，則企業依然可以靠廉價勞動力優勢獲取利潤，從而固化落后。從這個意義上，人民幣不貶值就象是市場競爭的一次鍛打，只有通過這次鍛打，中國經濟才能從量的擴張轉向質的提高，從被動的出口導向戰略轉向主動的自主增長戰略，實現持久發展。

鄰人亡羊我補牢，中國才算是深刻地吸取了東南亞危機的教訓。

四、是否存在自主增長的可能性？

平心而論，中國之所以選擇了出口導向戰略，不僅由于西方向我們推銷這一戰略，還由于我們在西方國家的先進生產技術和覆蓋全球的營銷網絡面前失去了自強自立的信心，看不到向這一體系挑戰的可能性，因而被迫臣服，接受為西方國家打工的地位，聽任西方國家的擺布。因此，如果的確沒有任何可能替代出口導向戰略的話，我們只能爭取盡可能不象小龍、小虎那么快地被世界體系拋棄。

但是，事情并沒有那么一目了然。對于中國來說，與其說不存在自主增長的可能性，不如說沒有認真探索過這種可能性。特別是在今天全球化日益被區域化所替代的時期，在西方世界面臨西西矛盾上升、南北矛盾加劇的時期，在一個超級軍事大國被西方體系耍弄拋棄的時期，這種可能性已經大大增加了。

回顧歷史，美國、德國甚至包括法國，都是向十九世紀的英國主導的世界體系挑戰，通過自主增長戰略獲得成功的實例。當然，由于資本主義的擴張性，往往是實現了自主增長的國家總是要迫使其他國家接受被動增長。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當美、德、法等大國開始與英國平起平坐時，這些國家就形成了新的世界體系，將世界其他各國都納入殖民地體系之中。但由于運輸及通訊等技術手段的限制，一不小心讓日本逃出了被殖民的命運，在遠東又多了一個競爭對手。此后的世界舞臺主要由這些國家霸占，它們相互爭奪殖民地，壟斷世界市場，打起了一戰、二戰。二戰以后，美國主導了新的世界體系，而且逐步把這一體系機制化，挑戰這一體系的可能性的確小多了。五、六十年代原殖民地國家紛紛獲得了政治獨立，但經濟上仍然無法擺脫這一體系的控制，逐漸又被全球化掉了——這時西方大國已經不再需要殖民地總督或傀儡政府，它們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穆迪投資服務公司和各大跨國公司總部就可以對各國發號施令了。因此，薩米爾·阿明在他的名著《不平等的發展》中才會感嘆：外圍國家尋求獨立的每一步，都指向社會主義。

由此可見，歷史既揭示了通過自主增長挑戰或闖入這個世界體系的可能性，也提醒我們充分認識這樣做的困難程度。目前社會輿論對中國自身位置的認識存在著極大的偏差，一忽兒覺得中國已經強大起來了，下一個世界將是中國的世紀、太平洋的世紀，一忽兒又自輕自賤，覺得什么都不如西方。說中國強大的人（或時候），有一大堆數據，什么GDP上升到多少位，再過若干年就能趕上日本、德國，什么棉花、鋼鐵、水泥第一等等；說中國什么都不如人的時候，也有一大堆數據，幾乎所有的技術都落后于西方，市場份額越來越被外企瓜分，一個接一個行業被擠出市場等等。其實中國當然不強大，因為整個中國越來越成為跨國公司的打工仔，GDP增長說明了打工規模的增長而已。但是中國也并不那么完全不如人，至少中國的航天技術是獨創的，中國的核技術是美國無法制裁掉的。而中國龐大的工業產量則說明，一旦中國市場由主要中國企業來占領，那么中國企業完全可以以國內市場為根據地，以強有力的競爭者身份打開國際市場，而不必要那么謙卑地只是充當廉價勞動力。

與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相比，今日中國面臨的對手固然更為強大，但我們的起點也更高一些，最重要的是中國已經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一個完備的教育制度，有一批有一定水平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才，一批懂得國際經濟專家，有一支訓練有素的技術隊伍。就外部環境來看，只要中國看清形勢充分利用各國矛盾，則縱橫捭闔的空間是很開闊的。更值得重視的是，如果說，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懂得國際國內大勢的戰略人才還不多，還有很多策略上、政策上的失誤；那么今天中國已經有一大批這樣的戰略人才，完全有能力處理當今世界的復雜局勢。

統一的中央政府、大國優勢、較高的技術和經濟起點以及歷史經驗的積淀，這就是自主增長的可能性所在。

五、自主增長戰略中貿易和資本進出口的位置

自主增長戰略和閉關自守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閉關自守是指完全隔絕和外界的往來，使外界根本上從認識圖式中消失。而自主增長戰略則根本上是面向世界，面向未來，是基于對世界和自身的清醒認識而采取的一種競爭性戰略。正因為如此，資本和貿易的進出口才在自主增長戰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美國是自主增長的典范。它現在雖然高舉著自由貿易的大旗，但一旦自由貿易侵犯了國內企業的利益，對經濟的自主性構成威脅，美國很快會采取各種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從特別301條款到假借人權名義，從限制進口配額到逼迫對手開放市場，這些伎倆二十年來我們已經見得多了。目前，美歐香焦大戰、美日鋼鐵大戰正在向縱深發展，生動地揭露了美國自由貿易旗手的虛偽性。九十年代以來，在全球經濟低速增長甚至危機四起的情況下，美國經濟卻例外地保持了長達八年的增長，充分地表明了美國經濟的自主性。當然，如果沒有巨額外資的不斷流入，美國新經濟是不可設想的。但這至少說明，流入外資所帶來的需求大部分被美國企業所吸收。

但是，美國的領導集團在全力維護經濟自主性的同時，也深深懂得資本和貿易的輸出對于本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因為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擴張的。而要有輸出，則一定會有相應的輸入，這里的關鍵問題在于使輸入和輸出都能促進本國經濟的增長，保持本國經濟的自主地位甚至是——對美國來說——領導地位。如果資本輸出帶來的好處被相應的輸入所抵消，就象八十年代末期日資大肆購買美國公司所引起的反響一樣，美國就會大喊大叫，采取措施來趕走資本輸入。更不要說出現貿易逆差了。

按照這一標準，大力促進出口是自主增長戰略中的重要一環，但是如果與出口相應的進口傷害到自主增長戰略的實現，則相關的出口就得權衡利弊了。日本很幸運，在它大力向世界市場大量出口紡織品的時候，沒有象世界貿易組織那樣的機構來逼迫它開放奢侈品市場和機械產品市場，它可以只進口原材料和最必要的機械設備，從而為重工業的發展積累起大量資本。如果今天中國要避免外資和進口產品對國內工業的打擊，就有可能被迫縮小出口額。而出口額的再度擴大，則必須靠國內工業結構的升級和高附加價值產品出口的增長。目前，由于人民幣不貶值，中國已經極大地放慢了出口增長率，并相應地削減了進口，這對國內非出口導向型的工業來說實際上是好消息。即便如此，外資和進口產品對國內工業的打擊也已經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了。最近，就有江蘇石化工業聯名上書國務院要求加大貿易保護力度。可以設想，如果1998年出口額繼續大幅增長，相應的進口也大幅度增長的話，國內自主型工業的日子還會更加難過。

在打擊國內自主型工業的意義上，外國直接投資比進口更具有威脅性，又其中跨國公司的投資最為致命。如果說，進口的威脅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調節控制，外資企業的威脅則更難以對付。這實際上是打入我國市場內部的競爭對手，它既具有雄厚資本、先進技術和品牌的優勢，又享有了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更享受了中國政府的稅收優惠政策，還可以利用轉移定價最大限度地將利潤轉移到母公司，與這樣的對手相比，中國的大型企業就成了小人國里的大人物了，根本沒有任何獲勝的希望。可以說，跨國公司及為它服務的各類國際組織是二十世紀末的中國實行自主增長戰略的最大障礙。如果不認清楚跨國公司的威脅，錯把跨國公司當成親善使者來歡迎，以為跨國公司真的是來幫助中國發展，那么很可能中國的前景就是巴西式、俄羅斯式、印尼式困境的混合，而中國老百姓在過了一段好日子后又會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重新勒緊褲腰帶。因此，實行自主增長戰略必然要求逐漸加大對外資企業的限制，例如減少對獨資企業的審批，要求合資企業中的外方股份減少到49%以下，增加外資企業產品中的國產化程度，限制外資進入某些戰略產業等等。

在限制外資企業和進口產品的同時，只要有可能，就應該鼓勵中國企業以國內市場積累的利潤為后盾，加大出口力度。出口退稅政策的實質就是如此，廣義來講，這也是傾銷的一種。但是出口退稅是國家行為，國家承受的外交壓力較大。為了減輕這種壓力，我們有必要學習日本的進出口體制。顯然，日本有一套復雜的內外貿體制，這套體制給外國產品穿上了一雙透明的小鞋，它表面上與關貿總協定的條款并無違背之處，實際上外國產品卻很難在日本打開銷路。在紐約買日本汽車比在東京更便宜，但日本汽車廠商仍然可以聲稱沒有傾銷。因為汽車廠商給商社的汽車批發價很低，利潤都集中到了商社，而商社利潤則以高昂地價等方式返還給汽車廠商所從屬的大財團。這樣，日本汽車廠商不需要國家的過多幫助就可以具備強大的國際競爭力。當然，我們不必照搬日本的體制，而完全可以結合中國國情設計出具有相似功能的保護層。

自主增長戰略的基本輪廓，可以概括為“三道防線，一面出擊”。第一道防線是堅決推行貿易保護主義，加大關稅、非關稅壁壘的力度，在跨國公司時代則要限制外國直接投資的數量和領域；第二道防線是加強對重要產業的政策協調和傾斜，利用后發優勢縮短甚至跳過某些產業升級階段，防止重要產業被外資直接占領或通過市場競爭擠垮；第三道防線是加強自主型技術開發和創新的力度，建設國家科技創新體系；一面出擊，則是在站穩國內市場的前提下，以內養外，進占國際市場。

六、關鍵在于形成強大的技術創新力量

在很大程度上，公眾對于自主增長戰略的懷疑將來自于對美國技術優勢的崇拜。這是很有道理的。很多參觀過日本豐田汽車開發中心或西雅圖航空城的中國企業家或領導人都被現代技術的高度復雜性所震懾，一些人與其說被超級市場的琳瑯滿目所吸引，毋寧說拜倒在西方的尖端技術腳下。但是，工程經歷很深的領導人則能在贊嘆西方技術的先進性的同時，估量中國工業存在的差距。實際上，差距并不是大得不可企及。從中國前三十年國防工業的技術進展速度看，從蘇聯空間技術的發展速度看，如果我們再有一代中國智力精英的全身心投入，大幅度縮短差距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這里的要害是智力精英的全身心投入。明治維新以來日本的教育十分強調愛國主義，在每一個細節中浸透著自覺服從國家利益的精神，使日本的智力精英可以狂熱地投入到工作中去，為日本經濟和技術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中國1949年以來的情況也很相似，由于新中國激發了全體中國人強烈的尊嚴和自豪，一大批海外留學人才紛紛歸國，無論在高校、科研院所還是工廠，智力精英們都心不旁騖，夜以繼日地學習、思考、集體攻關，這才有了一系列震憾世界的重大科研成果的誕生。遺憾的是，對白專道路的批判使這批一心報國的智力精英的心情受到了一定打擊。而改革以后，金錢崇拜傾向又從另一個角度渙散了智力精英們的創造激情。到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老一代科技精英漸漸退出舞臺，新生代知識分子卻深受民族虛無主義影響，整個科學技術隊伍形存神散，不要說承擔起復興民族大業的使命了，就連維持自身的生存都成了問題。

如果說這二十年有什么問題的話，那么科學技術隊伍的潰散和大學教學的過度外向化或許是最大的問題。更遺憾的是，有關的部門領導并沒有真正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只是把科技人才的流失、科研水平的下降簡單地歸結為待遇不夠。如果這樣來看待問題的話，那么中國就不可能留住科研精英，不可能進行自主的科技創新，因為中國無法將待遇提高到與美國相提并論的水平。可笑的是，最近教育部真的將“待遇不夠”的思路付諸實施了，即所謂設立“特聘教授制度”，每名特聘教授在工資外每年享受10萬的崗位津貼，計劃崗位總數約為300-500個。10萬元，在中國人看來也許不少，但與美國同等人才的收入水平相比，還不一定能到十分之一。如果沒有一種強烈的愛國精神，想憑區區10萬元網羅一流人才，恐怕只是一廂情愿，而希望這一流人才能象錢學森當年那樣全身心地投入，也很難現實。然而，最糟糕的事情正在這里，10萬元象征的決不是愛國精神，而是金錢崇拜。它在激勵了少數特聘教授的同時，卻沉重地打擊了中國數以萬計的教授、研究員和高級工程師乃至整個知識界已經少得可憐的國家意識。一個大國的科學技術的崛起，決非僅靠少到如此可憐的幾位智力精英的、有合同期限的（五年）、有限度的努力是遠遠不夠的。如果再過若干年回頭看此舉，這將是教育部無法培養出為國服務的智力精英的絕望之舉，也是應付膚淺輿論的嘩眾取寵之舉，對于中國的教育事業和科技事業都將遺患無窮。據說，特聘基金是李嘉誠先生出的，不花財政部的錢，不會影響其他教授的待遇，何樂而不受呢？此言差矣。李先生的好意我們固可欽佩，但論者以夫妻店的狹隘眼光來看待國家科技事業的大局，怎能不誤國呢？

在今日世界技術力量對比如此懸殊的情形下，真正要使中國成為科技大國，除了調動愛國主義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別無良方。只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談得上適當改善知識分子工作和生活待遇。離開這個前提，甚至損害這個前提，靠某位老板的善心來突出少數人的地位，只能是飲鴆止渴，自尋絕路。

當然，從事科研創新，單純增強民族凝聚力，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也還不夠。由于先進技術是西方國家的安身立命之本，是它們賺取高附加價值的法寶，任何對它們的先進技術構成真正威脅的努力都將受到敵視和打擊。其中最高明的策略是利用先發優勢廉價銷售高技術產品，使落后國家的新生高技術無法在規模生產中得到檢驗和提高，也無法通過市場來積累進一步研究的資金，從而被扼殺在搖籃里。這就是說，中國如果要形成強大的技術創新能力的話，必須保護高新技術產業的市場。在這方面，航空工業的失敗教訓最為典型。為了快速發展民航運輸業，我們大量購買波音、空中客車公司的飛機，終于使民航飛機國產化之夢成為泡影。今后如果沒有堅決的國家意志，恐怕要不了多久，航空工業就會從中國產業目錄中消失，而一代航空技術精英的心血也將付諸東流。

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給我們以豐富的啟示。前三十年，盡管存在種種問題，但是卻在技術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例如原子彈、氫彈爆炸，衛星上天，飛機不斷提高改進，人工胰島素合成，雜交水稻品系改良等，船舶、鋼鐵、石油化工、交通、通訊領域也都有巨大進步。特別值得指出的是，前三十年的獨立自主的探索實踐，造就了一大批優秀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才，是后二十年引進、吸收外國技術、提高國產化率的骨干力量。這一段歷史表明，今天發達國家的技術優勢不是復雜到無法趕超，以致我們只有俯首稱臣。以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有一段不長的時間，達到日本目前的技術水平還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