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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何實現我國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十一五”規劃的重要議題。在中央確定了“要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的指導思想之后，通過何種途徑擴大消費需求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我國工會作為勞動力市場化條件下企業勞動者工資增長機制的實現主體，將為推動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落實“十一五”規劃戰略目標發揮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工會；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國內消費需求；工資增長機制

一在我國制定“十一五”規劃和今年兩會期間，中央政府和經濟學界，以及社會各界高度關注如何實現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規避經濟發展過程中的風險，推動國民經濟可持續地健康發展。《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指出，“必須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要進一步擴大國內需求，調整投資和消費的關系，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根據上述指導思想和原則，針對發展中的突出矛盾和問題，要進一步調整推動發展的思路，轉變推動發展的方式，明確推動發展的政策導向。其首要任務就是“立足擴大國內需求推動發展，把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作為基本立足點，促使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向消費與投資、內需與外需協調拉動轉變。”

內需不足與產能過剩是當前我國經濟生活的突出矛盾之一，而內需不足的主要表現是消費與投資和外貿關系的比例失調。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5年統計數據，三大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率，分別是消費33.3%、投資48.8%、進出口17.9%。很顯然，這樣的結構比例是不合理的。而歷史數據則表明，我國GDP消費率最高年份是1981年，為67.5%，但此后的20多年里后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央政府就非常重視積累（當時外貿所占比重較少）與消費的關系問題，1956年總理在中共八大會議上提出：“我們必須妥善地安排國民收入中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在保證國家建設規模逐步擴大的同時，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薄一波同志根據“一五”時期的經驗提出了正確處理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的數量界限：“在正常情況下，我國國民收入中積累部分的比重，不低于20％，或者略高一點。……它既可以保證我國的工業特別是重工業的迅速發展，又可以保證人民消費水平的逐步提高。”（參見《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文獻》）。據此，我國在“一五”期間的積累占國民收入比例大致在23%左右，在國民經濟較快發展的同時，人民生活水平也有明顯的提高。直到1958年的，積累達到40%以上，才將這一比例的平衡破壞。從改革開放以來，GDP消費率從1981年67.5%降到現今的33.3%，可見消費的萎縮程度已經相當嚴重。據央行3月中旬的最新調查顯示，居民消費意愿還在明顯下滑，同比下降3.8%，再創新低。即使以國內市場消費率來分析，按國家財政部企業司官員周來振的說法，“近年來我國國內市場消費率不斷下降，目前約為45%左右。”1993年至2003年，我國國內市場最終消費率平均為59.5%，2004年為54.3%，2005年進一步下降到45%。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費率為78%左右，這一數字比世界平均消費率竟低了30多個百分點。

隨著消費率的不斷下降，居民個人儲蓄存款卻不斷創新高，據央行的最新統計，今年2月底已經突破15萬億元。大多數經濟分析認為，相對于我國13億人口來說，人均擁有存款超過了1萬元，消費潛力巨大，但由于住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消費預期過大，居民手持存款不敢消費。但還有另一種觀點認為，在這15萬億居民儲蓄存款當中，絕大多數來自于聚集了大量財富的少數人，我國的基尼系數目前已經達到0.447，這表明，不斷遞增的財富并沒有平均分配到每一位居民手中。而恰恰在我國近幾年的經濟生活中又出現了某些富人經濟的特征，即投資過剩（如房地產的炒作），絕大多數都是因為富人將收入和儲蓄轉化為再投資造成的。即使政府采取某些金融政策，擠壓儲蓄存款，很可能帶來的仍然是提升房地產和證券的投資熱度，而不是最終消費的旺盛。在這樣的背景下，需要探討的就是總理曾提到的“窮人經濟學”問題，即如何提高收入水平低的社會群體消費能力問題。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信息，我國工資占GDP的比例，由1989年的16%下降到2003年的12%，也就是說工薪階層的勞動收入沒有跟隨國民經濟的增長而同步提高，而且進一步拉大了兩者之間的比例差距。

二實際上大多數研究已認識到，收入增長過緩會給國民經濟帶來不利影響，將造成消費與投資及外貿之間的結構失衡。一些對策性研究認為，為解除居民消費的后顧之憂，政府應加大二次分配和社會保障的力度，使居民有敢于消費的安全感。有觀點認為應當通過政府對公務員等的加薪帶動工薪階層整體收入水平的提高，進而強化居民的消費能力。還有分析指出，國家應當采取有關政策，鼓勵企業調整投資與分配之間的關系，使企業利潤轉化為其成員的消費能力。應當說這些對策都能對提高居民消費能力起到積極作用，但問題的實質在于，企業勞動者的收入水平過低才是影響到大多數人消費不足的根本原因。目前我國第二、第三產業的各類企業職工有近3億人，包括他們贍養的家屬涉及居民數達5億人之多，其中農民工的打工收入已成為農村人口消費的主要來源之一。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2004年全國城鎮工薪收入者（含國家機關的公務員和企事業單位的管理人員）的年均收入為16024元，但全國總工會對企業職工的調查卻顯示，同年企業普通職工的年均收入只是10913元，農民工的年均收入僅為6468元。可見，企業普通職工尤其是農民工收入過低是收入增長過緩的主要癥結。

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在經濟全球化勞動力價格向下競爭的原因，也有企業利潤和工資之間分配結構不合理的因素，還有在企業內部工資分配中，管理人員和普通勞動者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有分析指出，我國企業內高層管理人員的收入水平已是普通勞動者的10倍以上，有的甚至達幾十倍，大大高于一些國外企業3至4倍的平均差距水平。這就揭示了企業內勞動關系的不平衡,是造成占我國工薪階層主體的企業普通勞動者收入水平低、消費不足的原因所在。

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工資的增長機制主要靠政府行為實現，然而目前我國的工資增長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與計劃經濟體制相比已截然不同。現在，政府公務員及其他財政支付的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可以通過國家財政支出或政策手段形成與經濟發展水平相應的工資增長機制。但由于在向市場經濟演變過程中勞動關系結構的失衡，在企業內的產業工人的工資增產機制卻并未形成，需要通過勞動關系雙方的博弈和協調才能加以解決。

在經濟發展速度較快的大前提下，企業利潤的增長并不意味著職工工資的增長，而這就直接制約了職工消費能力的提高。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政府運用財政手段增加工薪階層的收入，受惠的也只是政府公務員和一些事業單位人員，已無法惠及到大多數企業職工。企業的自主權已不再受政府行為的干預，是否增薪取決于企業的效益水平和內部的結構關系。如果單純依靠政府行政指令這種傳統的工資增長方式，只能進一步擴大工薪收入者內部政府公務員與企業職工的差距，造成新的社會矛盾。即使政府運用政策手段要求企業增長職工工資，在勞動者個人與管理者力量失衡的情況下，可能仍然無法達到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水平的預期。因為，在沒有內部制約機制的情況下，企業管理者自行設計制定的調資方案會帶有極大的“利己性”——企業分配向企業高管、中層管理人員嚴重傾斜。近幾年在企業內出現的突出問題是，極少數管理者上漲的工資份額往往是大多數職工群體上漲份額的好幾倍。也就是說，在勞動關系失衡的現實狀況下，讓企業管理者單方面決策調資方案未必能使大多數普通職工受益，甚至會造成新的兩極分化。

三在勞動力市場化之后，充分體現市場機制的企業勞動者的工資增長，既不是政府指令所能左右的，也不能完全依賴于政府對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更不能指望企業所有者和管理者提高勞動者工資的主動性，而要靠勞資雙方在制度范圍內的平等博弈和利益均衡來完善。從市場經濟成熟國家的經驗來看，工薪階層的收入增長很少依靠政府的指令或干預，而主要是靠工會的集體談判能力實現的，這也是勞動力市場化的必然要求。正是由于工會的集體談判，使得那些市場經濟成熟國家，能較順利地通過提高全民的消費能力來推動經濟繁榮和國家現代化的實現（如瑞典、德國等）。在我國確認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后，按照《勞動法》的要求，在建立和完善勞動合同制度的同時，也恢復和建立了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這就是通過以工會為代表的勞動者一方，同以管理者為代表的資產所有者一方就工資收入等勞動關系問題進行協商談判。通過這樣的勞資博弈，保障企業勞動者的收入隨企業的發展逐步增長。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若沒有集體協商就不會形成有效的工資增長機制。因為，企業的所有者和管理者即使重視人力資源的開發，也具有很大的片面性。為壓低成本，企業必然會以勞動力市場上供大于求的不平衡格局來牟利。作為收入增長機制的工會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是為應對個別勞動關系中資強勞弱格局而出現的。也就是說，市場化的工資增長機制的必然選擇只能是工資集體協商制度。據此，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于2000年頒布了《工資集體協商試行辦法》，2004年又重新頒布了《集體合同規定》，推動勞資自治性質的集體協商與集體合同制度的全面實施。但是，當前我國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若要切實發揮作用，還需要排除主客觀兩個方面的基本障礙。主觀方面是仍有些人擔心工會的工資集體協商會啟動勞動成本的不斷升高，損害或影響經濟全球化條件下的國內投資環境；客觀方面則是工資集體協商覆蓋面低，且多數還局限于企業層面，而企業工會又受制約于企業的資產所有者和管理者，缺乏行之有效的集體協商能力。

排除主觀認識的障礙，不僅要認真看待勞動力價格向下競爭對國內市場消費率的消極影響，而且要重新評估所謂的低成本外貿優勢。目前歐美日等國的勞動力價格是我國勞動力價格的幾十倍，隨著企業利潤的增長適當提高職工的收入水平并不會給我國的勞動力價格在國際勞動市場中的競爭帶來負面影響。即使把低收入勞動者收入提升一倍，與美國的平均職工收入水平相比，也僅僅由相當于原來的四十分之一提高到二十分之一，難以危及到我國勞動力的價格優勢。實踐證明，過低的勞動力價格并沒有使我國獲得多少實際利益。按商務部長的說法，在低成本加工產品貿易方面，我國只是“過路財神”，大多數利潤都到了跨國公司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十一五”規劃明確要求，我國的產業結構必須進行全面升級。這就意味著，不能再以高能源消耗、高勞動強度、高污染，以及社會保障缺失為經濟發展代價，而產業的升級反過來也要求我國的勞動力市場與之相適應。與此同時，低成本勞動力價格也很大程度上影響到勞動者參與勞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甚至影響到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穩定和社會政治穩定。據廣東的有關調查，12年來，該地區的農民工工資僅增加68元，而近兩年沿海地區持續出現的“民工荒”就足以說明僅靠低勞動力價格維持投資環境已經無以為繼。

排除客觀上的障礙，就要按照總書記的要求，“工會不斷擴大覆蓋面，增強凝聚力，維護好職工權益，維護好社會政治的穩定”。以全國總工會提出的“組織起來，切實維權”為指導方針，落實集體協商與集體合同制度，既是我國工會組織領導下的維權機制之一，也是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水平的工資增長機制之一。近幾年的實踐經驗表明，只有工會組織充分有效地整合維護企業勞動者合法權益的各項社會資源，才能從根本上提升自身的集體協商能力，相應提高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和改善勞動條件。從趨勢上看，各級工會組織不僅要完善企業內的工資集體協商，而且要擴展全方位的地區、行業或產業的工資集體協商。從現實需要出發，我國的工資集體協商制度還只是部頒試行辦法，層次偏低、范圍較窄、權威不夠，應當在《勞動合同法》出臺后及早將《集體合同法》列入立法日程。

建國以來，我國工會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但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作用方式有所不同。傳統上，人們總是習慣地認為，工會在社會主義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作用的領域，無非是在企業內組織勞動競賽、技術協作和技術革新，以及班組建設等生產性活動。在計劃經濟時期，工會的確是通過直接介入生產過程的勞動競賽等方式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但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渡時期，工會就更需要通過民主參與民主監督等方式保護勞動者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來推動國民經濟發展。尤其是在我國已進入經濟全球化體系之后，工會推動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就要根據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開拓新視野，既要保持幾十年來的光榮傳統，在自主創新等領域再立新功，又要看到勞動力市場化條件下的新挑戰和新機遇，以履行工會基本職責造就勞動關系和諧穩定的經濟發展條件。并以此為基礎，通過市場化的工資增長機制逐步提高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增強底層社會群體的消費能力。可以說，切實強化以工會為主導的集體協商工資增長機制，對推動“十一五”期間的拉動內需、擴大消費需求，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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