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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后，中國經濟必須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下，按照世貿組織通行的規則運行。我國對外開放的范圍和領域將越來越大，民族地區也日益從對外開放的后方轉變為前沿陣地。從地域、市場、環境、資源等方面看，民族地區對外貿易的潛在優勢是非常明顯的。要使這種潛在優勢轉變為現實優勢，必須改變傳統的貿易經營策略，走一條全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對外貿易之路。

一

第一，民族地區具有發展對外貿易的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

從地緣優勢看，民族地區地處邊境，漫長的邊境線是民族地區發展對外貿易重要條件。民族地區位于中亞、西亞、西伯利亞的結合部，與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爾、錫金、不丹、緬甸、老撾、越南等國家國土相鄰，邊境線長達16537.45公里，[1](P10-15)地理位置十分有利。這樣的地理位置使民族地區與鄰國或從鄰國轉口進行外貿比內貿運距小，成本低。例如，從伊犁通哈薩克斯坦、俄羅斯，從喀什通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由拉薩通尼泊爾、不丹、錫金、印度、孟加拉國，從婉町通緬甸，從河口通越南、老撾、泰國，都是方便的近途。據測算，從云南昆明經瑞麗到東南亞，比繞道廣州、香港要縮短5000公里，從新疆阿拉山口至荷蘭鹿特丹，比走天津到歐洲縮短距離7000公里，大大節約了時間，降低了成本。此外，云南、西藏作為南亞次大陸的后脊之地，陸路打通之后，可使我國打開一個朝向印度洋的窗口，有利于民族地區在廣闊的范圍內與中亞、西亞和南亞各國建立緊密的經貿合作關系。

在民族地區漫長的邊境線上，許多民族之間的貿易交流歷史悠久，早已形成了許多傳統的貿易通道和口岸。在甘肅有與蒙古交易的馬鬃山口岸，在新疆有阿拉山口岸，在西藏有與尼泊爾和印度交易的樟木和亞東口岸，在云南有與越南、老撾、泰國、緬甸交易的口岸。這些口岸是民族地區各省區發展邊境貿易的重要通道，也是民族地區發展外向型經濟的突破口。

從人緣優勢看，民族地區與相鄰國家具有共同的宗教信仰和歷史文化傳統。有統計顯示，全國有30多個民族跨境而居，其中絕大多數分布于民族地區。他們的風俗習慣相近、語言相通、宗教信仰相同，有的甚至是“山脈同緣，江河同源”，相互之間具有人緣、歷史和習俗等方面千絲萬縷的聯系。例如，蒙古及獨聯體國家與我國國情相近，技術水平相適應，近年來彼此之間擴大經濟技術交流的要求和發展趨勢日益明顯。中東地區和我國寧夏、新疆、甘肅、青海等省區有著共同的伊斯蘭教傳統，充分利用我國的穆斯林優勢，完全可能在伊斯蘭文化圈各國拓展廣闊的國際市場。南亞及東南亞各國受佛教文化的影響甚深，與我國青藏高原有著共同的文化背景，易于溝通。從開放和發展的角度來說，這種海外聯系具有其他因素無法替代的優勢。

第二，民族地區與周邊國家經濟互補性很強，發展對外貿易有著良好的市場基礎。

西南地區與南亞、東南亞的印度、尼泊爾、錫金、不丹、緬甸、老撾和越南的地理位置相近，資源都比較豐富，其生產的蠶繭、絲綢、名酒、中藥材，同東南亞國家的橡膠、玉石、石油、木材、椰油、貴金屬，彼此都有需求，可進行多種資源的余缺互補。大西南地區在電子、航天、機械制造等方面的技術明顯高于東南亞國家，后者則偏向于發展輕紡工業和一些組裝型新技術產業。北部地區與俄羅斯、中亞諸國、朝鮮、蒙古、巴基斯坦等國毗鄰，中亞諸國和蒙古經濟水平相對低下，尤其是紡織、食品和其他日用消費工業品比較落后，由于自然環境限制和人口稀少，農業不發達，勞動力和技術缺乏。但這些國家的木材、鋼鐵、水泥、化肥、重型機械等行業具有相對優勢。相比之下，中國的輕紡工業發達，勞動力資源充裕，資源相對不足。可見，中國的緊缺產品正是這些國家的優勢產品，中國的優勢產品正是這些國家的緊缺產品。這種經濟上很強的互補性構成了民族地區與周邊國家開展經濟技術交流合作的社會經濟基礎。中國與這些國家的對外貿易發展潛力很大。[2](P23)（見表一）

表一：東南亞、南亞國家對華貿易情況(1997)

附圖

第三，民族地區具有發展綠色貿易的資源和環境優勢。

綠色貿易是建立在綠色生產、綠色包裝、綠色質量認證、綠色消費基礎上的，有利于人類生命健康，有利于環境保護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對外貿易。隨著世界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運動的深入進行，綠色浪潮席卷全球，綠色貿易成為新的國際貿易形式。目前，世界上形成了一個由綠色產品、綠色技術、綠色服務、綠色消費等構成的豐富多彩的龐大的綠色市場。綠色產品層出不窮，從綠色食品到綠色藥品，從綠色服裝到綠色玩具，從綠色家電到綠色汽車，從綠色能源到綠色材料，多種多樣，應有盡有，為國際競爭增添了新熱點。民族地區獨特的資源和環境地位決定其具有發展綠色貿易的天然優勢。

首先，民族地區具有發展綠色貿易的資源優勢。由于人跡罕至，很多民族地區至今仍保持著完好的自然地貌和野生動植物資源。這里有世界上最為壯觀的地理垂直分布立體結構，包含了從寒帶到熱帶的多種動植物，既有世界寒帶植物，也有緯度最北的熱帶雨林。例如，云南素有“植物王國”“天然花園”“香料之鄉”的美譽，由于氣候和地形種類多樣，其植被類型、植物種類、遺留種和特有屬均居全國首位。僅熱帶、亞熱帶的高等植物就有1萬種以上。在這些植物中，可供利用的資源植物在千種以上，主要有藥材、香料、咖啡、胡椒、橡膠、冬早蔬菜、特種花卉等等，其中的藥用植物更是聞名中外，是舉世矚目的“生物基因寶庫”和“生物資源王國”。[3](P144)此外，內蒙古的優質牧草，寧夏的中草藥，新疆的瓜果，四川的油菜等都具有得天獨厚的資源優勢。依托這些資源，可建成我國的綠色產品生產基地，如內蒙古草原牧業生產基地，青海省優質牛羊肉生產基地，川渝優質油菜生產基地，云南名優茶生產基地，新疆優質水果和棉花生產基地，西藏的高原綠色蔬菜生產基地等等。

其次，民族地區具有發展綠色產業的生態環境。民族地區現代工業發展起步較晚，大部分地區在以往的工業化歲月中被遠遠拋在后面，工業發展程度比較低。特別是青藏高原、西北、西南的廣大地區，由于城市化和工業化程度低，其生態環境系統基本上還保持著原始循環狀態，有大片無污染區域和上千種未受污染的動植物品種。相對東部地區來說，這里有潔凈的水，碧藍的天，燦爛的陽光和未受工業污染的耕地、草場和大氣，被稱為“人類最后一塊凈土”，完全具備生產綠色產品的土壤、水質、氣候等條件。據調查，西藏東南部水資源十分豐富，由于人煙稀少，交通不便，幾乎沒有任何污染，水質十分純凈，且富含多種營養成分，可用于發展綠色飲料、綠色蔬菜、綠色水果、綠色中草藥等多種產品，具有其他地區無法替代的優勢。民族地區可以利用其良好的生態環境和氣候條件發展生態農業、生態牧業、生態旅游業、生態制藥業、保健品業、花卉業等等，積極開拓國際市場。此外，由于“綠色壁壘”成為新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進出口商品中的環保指標越來越多，越來越高，一些過度工業化的國家和地區的商品由于工業污染被禁止出口或銷售，這就給工業化程度相對較低的民族地區天然食品、藥品、保健品的出口帶來更大的商機。

再次，民族地區仍保持著發展綠色產品的傳統耕作技術和方法。在人們對工業化帶來的負面效應進行深刻反思的過程中，傳統農業在讓經濟向可持續發展方面顯示了現代工業技術難以媲美的優勢。例如，東部非洲的一些國家迄今仍然在按傳統農業的方法耕種收獲莊稼，并且獲得了較好的收成。其中最常見的是玉米，當地農民使用讓吃玉米的害蟲也有吃的辦法（在玉米旁邊栽種一種植物讓玉米的害蟲吃）以滿足害蟲的需求，或者在玉米地里套種專吃玉米害蟲的植物，從而減少害蟲對玉米的破壞。這些經驗很值得我們借鑒。在我國偏遠和交通不便的民族地區，廣大農牧民仍然沿襲著千百年以前的傳統生產方式，其耕作、灌溉、收獲、儲存、飼養、加工等各個環節都遠離工業文明。例如，農藥、化肥等農用生產資料的使用在內地已司空見慣，并已經引起人們越來越多警惕和抵制。而在許多民族地區，化肥和農藥等產品則遠沒有普遍使用，而是采取人工驅蟲，植物誘蟲等“土”辦法消滅病蟲害。例如，在受佛教影響深遠的青海、西藏和云南某些地區，當地人認為，在青稞田里噴施農藥殺蟲劑和在草場中投放滅鼠藥是違背宗教教義的行為。在這種狀況下生產的食品和藥品，完全具備純天然、無公害、無污染、無有害化學物質等綠色產品的特質，符合后工業化時代人們追求返璞歸真的消費時尚，成為具有市場競爭力的稀缺資源。

二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的制約，民族地區的對外貿易優勢還只是以潛在狀態下存在著，現實優勢還遠沒有發揮出來。與東部地區相比，西部地區對外貿易還十分落后。據統計，2000年，對外貿易額東部為3898億美元，占全國的84.1%，西部為168億美元，僅占4%。[4](P22)從出口依存度來看，東西部差距更加明顯。[5](P37)（見表二）

表二：東西部出口依存度比較（1998年）單位：億元

附圖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于民族地區的貿易經營策略還比較陳舊落后，無法適應世界范圍內經濟結構調整和消費需求的新變化。民族地區要充分發揮自己的外貿優勢，必須改變傳統的外貿經營模式，實現以下幾個方面的轉變：

（一）從追求一個完整的產業轉變為占領某個產業或產品的生產環節

長期以來，民族地區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的影響下，以建立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為目標，熱衷于追求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如采礦業、冶煉業、紡織業等等。現在看來，這種做法既無必要也不大可能。從必要性來看，經濟全球化使國際分工越來越發達，產業內分工成為國際分工的主導形式，原先在一個企業內部進行的設計、開發、加工、組裝、分配和營銷等一系列環節分散到了國外進行。跨國公司為了系統利益的最大化，無不把價值增值鏈的不同部分安排在最能發揮作用的世界各地，同一產品的各種零部件往往來自許多國家和地區，整個地球儼然成為一個大工廠。如果我們游離于國際分工體系之外，繼續搞“大而全”“小而全”，不僅無法分享國際分工帶來的巨大利益，而且要承受成本和效率的巨大損失。從可能性來看，民族地區由于科技水平落后，社會經濟發育程度低，產業關聯度低，自身協作配套能力差。靠自身力量發展一個完整的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是十分困難的，其結果只能是低水平重復建設，導致資源的巨大浪費。因此，民族地區要根據各地的實際情況，主動接受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安排，不必再追求一個完整的產業，而是根據自身的優勢和生產條件占領某個產業或產品的一部分，成為跨國公司國際生產鏈條上一個環節，成為其在國外的生產基地，并利用跨國公司的全球銷售網絡擴大產品出口。具體說來，在科技、人才優勢比較明顯的地區應盡量占領某個產業的高技術和高附加值生產環節，如飛機制造、航空航天、生物制藥、儀器儀表、軍工制造、家用電器等；在勞動力資源比較豐富、基礎設施比較好的地區應盡量占領某個產業的勞動密集型生產環節，大搞“三來一補”等加工貿易；在旅游、通訊、金融、保險等第三產業比較發達的地區應盡量占領服務貿易生產環節；在自然資源比較豐富的地區占領某個產業的上游產品的生產環節。通過跨國公司的經濟運行機制把這些生產環節連接起來，使之成為全國甚至全球生產和銷售系統中的一部分，這樣才有可能獲得較高的經濟效益和穩定的銷售市場。

（二）從追求制成品比率轉變為追求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國際競爭力

傳統觀念認為，出口商品中制成品和初級產品比率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認為制成品比率高了，農副產品比率下降了，出口結構就優化了。因此，在以往的對外貿易中，民族地區大都以提高出口產品中制成品比率為主要目標，致力于發展資源加工業，盲目發展制成品生產。由于受資金、技術、設備等因素的制約，大多從事產品的粗加工，不僅影響了產品的競爭力，還導致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目前，民族地區制成品在出口商品中已占相當大的比重，但粗加工所占的比例很大。實際上，在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和國際分工日益發達的今天，出口結構優勢不完全在于出口什么產品，關鍵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國際競爭力，看出口產品所包含的零部件中，特別是技術含量高的零部件中有多少是自己生產的，因為這才真正反映了對外貿易的效益。目前，世界上農產品出口大國大多是發達國家，如美國是糧食、豆類、柑橘、肉類、禽類出口大國；澳大利亞是羊毛出口大國；加拿大是糧食、畜產品出口大國等等。因此，民族地區發展對外貿易不宜盲目追求制成品比率，而應把重點放在特色農業、特色牧業、特色民族手工業、特色旅游制品等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上。如內蒙古的乳品和羊絨，新疆的優質棉、優質水果，云南的煙草和花卉、貴重的酒，寧夏的中草藥，西藏的卡墊、氆魯等等，要積極利用外資，引進技術和人才，增加這些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

（三）從追求成本競爭力向追求環境競爭力轉變

環境競爭力是指構成產品競爭力的環境因素。迄今為止，民族地區衡量一個企業的產品競爭力，仍然主要看它的價格因素和非價格因素，即產品的價格、質量、包裝、裝潢、品牌和服務等等。從人們的消費需求態勢上分析，這種傳統觀念已變的不全面了。因為，越來越多的人為了保護人和動物的生命和健康，為了保護生態環境，在購買產品時，不僅重視價格和質量等因素，而且非常重視產品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反映在外貿上，許多國家對進口商品不斷推出與環境有關的新規定，限制或禁止不利于環境保護的產品進口。如歐盟1996年起全面禁止使用偶氮染料，迫使我國104商品退出歐盟市場。[6](P23)我國冰箱、空調等數百個品種，50多億美元出口商品也因使用氟里昂制冷而受到出口限制。[7](P8)因此，在各國越來越重視環境保護的今天，有些產品盡管在價格和質量方面都有競爭力，如果不利于環境保護要求，最終還會失去競爭力。可見，隨著人們環境意識的增強，環境因素對產品的影響日益凸現。產品是否符合環境保護要求，已成為產品競爭力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與東部地區相比，由于資金、技術、人才、管理等生產要素比較缺乏，民族地區在產品的成本競爭力上優勢并不明顯，而在環境競爭力方面則獨具優勢。民族地區要充分發揮自己的綠色資源優勢和綠色生態優勢，做好綠色產品的營銷工作，努力增強產品的環境競爭力。具體要做好以下幾個方面的工作：(1)進行綠色設計，在設計中注重產品的易于回收、節能、耐用、無污染或低污染、不影響健康等性能。(2)實施綠色生產，按照生態工業模式，實現“清潔生產”，盡量避免使用有害原料，減少生產過程中能源和原材料浪費，減少廢棄物，保持產品的清潔和衛生。(3)鑄造綠色品牌，企業產品應符合環保要求，取得國際環保標志，突出企業產品鮮明的特色或個性，創造綠色品牌。(4)實行綠色包裝，企業要按照進口國綠色包裝制度的要求，采用易于回收或易于自然分解的包裝。(5)實施符合國際標準的綠色認證制度。目前，國際上通行的是ISO14000標準，它是適用于一切企業的環境管理體系，它要求企業實行以預防為主的辦法，對生產實行全過程的控制，通過所謂“清潔工藝”，達到杜絕環境污染的目的。如果產品壽命周期中的每一個環節都能通過評定，改善環境影響和減少環境負荷，這個企業便可稱為“綠色企業”，并授予相應標志，其產品無疑就是“綠色產品”，并獲得綠色稱號。有了這張“綠色認證書”，就表明該企業的環境管理和環境效果是良好的，也就等于取得了一張國際貿易的“綠色通行證”，就可以打破綠色貿易壁壘。因此，提高產品環境競爭力的根本對策是依靠科技進步和科學管理，提高綠色產品的質量和水平，爭取通過國際標準綠色認證或出口市場的綠色標志認證。

（四）從粗放經營向集約經營轉變

如前所述，民族地區發展邊境貿易的地緣優勢十分明顯。在過去的幾年里，在國家有關優惠政策和相關措施的指導下，各沿邊省區的邊境貿易有了長足的發展。但在發展中也存在諸多問題，最突出的問題是粗放經營。一是邊境貿易批量小、品種雜，經營分散，形不成規模。很多地方還停留在傳統的邊民互市、調劑余缺，易貨貿易等低層次上。例如，1996年，廣西有邊貿企業151家，邊貿進出口額為3.4億美元。云南邊貿企業為802家，邊貿進出口額僅為1.36億美元。在西藏與尼泊爾的邊境貿易中，小額及邊貿互市貿易約占70%。[8](P60)二是出口商品結構單一，質量較低。由于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制約，邊貿商品大都質量不高，多數為品質一般、加工粗糙、附加值低的初級產品和勞動密集型商品，如服裝、日用百貨、木材、羊毛、皮張、水產品、油料作物等等，甚至相當數量的假冒偽劣商品充斥邊貿市場，給中國商品的聲譽造成嚴重影響。前些年出口俄羅斯的劣質羽絨服、運動鞋、牛仔褲等就是明顯的例證。三是邊境貿易宏觀管理力度不夠。各外貿企業缺乏統一協調和統一管理，盲目競爭，壓價競爭，無序競爭現象比較嚴重，給國家造成了巨大損失。例如，1996年第四季度，在新疆境內有近50家商戶做大米生意，他們競相降價銷售，使賣價從550美元／噸跌至340美元／噸，降幅達38.2%。[5](P8)有的企業為了賣出商品，送給國內外客商各種好處費，使經營成本上升。這些現象的存在使一些本來有效益的商品變的無利可圖，不僅使企業，也使國家的利益受到了損害。

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加快邊境貿易增長方式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步伐，提高邊境貿易的經濟效益。具體措施如下：

一是擴大產業規模，形成規模經營，提高規模效益。規模經濟理論告訴我們，在生產能力的限度內，擴大產業規模，可節約生產費用，降低產品平均生產成本，獲得規模效益。民族地區要以資源為依托，通過國家扶持和東西合作、中外合作等方式，廣泛發動民間資本，引進技術和人才，建設邊境地區大宗商品出口基地，提高集約化經營水平，提高出口商品的質量，使邊境貿易向正規化、集團化和規模化方向發展。如內蒙古草原畜牧業生產基地、青海優質牛羊肉生產基地，云南名茶生產基地，新疆瓜果生產基地，西藏高原優質蔬菜生產基地等等。

二是加強東西部合作，調整出口商品結構，提升邊貿水平（檔次和級別）。民族地區要面向國際市場，以優質原料為基礎，通過技術進步，對原料進行深加工和精加工，提高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高產品質量，使邊境出口商品逐步從初級產品為主的結構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中低檔商品結構轉變。為此必須加強東西合作，形成貿、工、農、商一體化。近幾年，東部地區與民族地區合作的勢頭方興未艾。以上海市為例，它與民族地區開展了多層次、多形式、多渠道的經濟技術合作，2000多家各類企業在民族地區安營扎寨，一批輕紡、機械已轉移到新疆、云南等地，如精紡生產線、葡萄酒生產線等。技術轉移為民族地區的出口基地的建設提供了技術支持，增加了產品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高了產品競爭力。

三是建立國際商貿城和邊境自由貿易區。為了提高邊境貿易的集約化水平，還必須發揮好邊境城市的功能。城市是一個地區的經濟、政治、文化中心，也是一個地區資金、技術、人才、信息等資源聚集的中心。大城市的服務功能、聚集功能、輻射功能、市場功能、流通功能是不可替代的。因此，要更好地發展民族地區邊境貿易，必須建立民族國際貿易大都市，使其成為對外貿易生產基地，信息服務中心，金融服務中心，商品交易中心，成為各國客商聚集地。如新疆的烏魯木齊，地處亞歐大陸橋中心，是這條國際貿易通道的咽喉，其航空、郵電、通訊等基礎設施也基本具備，只要我們采取積極措施，加大投資力度，圍繞商貿發展其他第三產業，就一定能建立起綜合功能完善的國際性商貿都市。另外，黑龍江的黑河市，與俄羅斯的布拉戈維申斯科市隔江相望，地理位置也比較有利，只要我們加大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廣泛招商引資，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完善各項服務功能，也將會發展成一個名副其實的國際商貿城。

四是加強對邊境貿易的宏觀管理。邊境貿易涉及面廣，內容繁多，情況復雜，搞不好會引起民族矛盾或宗教矛盾，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外貿部門和有關單位必須服從國家統一領導，聯合對外，不能各自為政，各行其是。必須堅持“統一政策，放開經營，平等競爭，自負盈虧，工貿結合，推行制”的方針，有步驟地深化外貿體制改革。同時，運用經濟、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來加強對外貿易的宏觀管理。要在統一領導、統一政策和聯合對外的前提下，適當擴大各地區、各部門和生產企業的外貿經營權，做到統而不死、活而不亂，為邊境貿易的健康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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