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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新世紀以來，美國和日本的經濟調整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如果說當前美國經濟增長的放緩，是在經歷了持續10年的高速增長后的必然調整的話，那么，日本遲遲不能走不出長達10年的經濟低迷、日本政府用盡增加公共開支、推進經濟重組等各種辦法卻依然難以見效，就不能不讓我們充分關注日本在從日本奇跡到日本病這個艱難的調整過程中的演變與發展軌跡。無論是對于東亞新興市場國家，還是正在處于產業結構調整關鍵階段的中國來說，反思這個過程都有重要的意義，因為日本因為其對于亞洲的巨額投資而直接影響到東亞各國的經濟走勢，同時東亞各國在學習日本模式基礎上形成的東亞模式也正在受到新的國際經濟金融環境的挑戰，其典型代表就是東亞貨幣危機。如何看待和把握日本模式的發展演變趨勢，并及時采取調整措施，是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面臨的共同問題。

2001年新年伊始，日本經濟再次從2000年一度有所復蘇的上升趨勢中走低，經濟增長乏力，日元兌美元和歐元分別下跌到近16個月和10個月的低位，反映投資者看淡日本今年的經濟前景；反映日本經濟走勢的一個重要的經濟指標－失業率也不斷攀升，根據摩根·斯坦利添惠公司預測，到2001年3月31日財政年度末，日本的失業率將沖破5%的心理關口。

一度在全球范圍內創造引人注目的經濟奇跡的日本，現在則被更多的人們視為沉疴不起的重病人。日本的這個10年，無論是對于日本，還是亞洲乃至全球各國，都是值得總結和反思的10年，日本學者將這段時間稱為"第二次戰敗"，從經濟影響來說，這種說法可能夸張，但是也有一定的道理。

我們在此不打算全面分析和討論日本從經濟奇跡到百病纏身的復雜過程。即使僅僅從金融角度的考察，也難免是掛一漏萬的。必須強調，任何經濟模式的成功運行和持續的經濟增長的實現，不可能離開有效率的金融體系的支持。一方面，日本的政府管制性產業金融體制既是日本經濟奇跡形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支持日本經濟奇跡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隨著日本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這種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系的弊端日益顯露，但是其向市場化的商業金融體制的轉化也受到日本國內既得利益集團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約，于是，日本的金融體系在新的條件下又成為影響日本經濟增長、或者說能否走出日本病陰影的關鍵因素之一。以金融體系為線索考察日本經濟的演變軌跡，能夠給予我們許多許多啟迪。

基于日本的經濟奇跡所形成的日本模式中，以主銀行體系為代表的、政府嚴格管制下的產業金融體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這種強調通過政府引導乃至直接管制來滿足政府產業政策優先發展部門的金融需求的產業金融體制在經濟趕超時期有助于動員儲蓄、有助于資本形成，但是這種體制也呈現出顯著的政府過度干預、管制失當、較為封閉以及關系型融資的制度性特征，其中主要可以歸結為關系型融資。所謂關系型融資（relationalfinancing），就是指出資者在一系列事先未確定的情況下，為了將來不斷獲得租金而持續增加對于少數固定借款人的融資。與關系型融資相對的是保持距離型的融資（arm''''slengthfinancing）。當關系型融資在公司的資金來源渠道中成為主導地位的融資形式時，這種關系型融資就被制度化了。日本的關系型融資的典型代表就是主銀行制度。

在日本經濟起飛階段，以主銀行體制為代表的關系型融資的政府管制性產業金融體制無疑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成熟和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推進，這種產業金融體制難以適應日本經濟結構調整的需要，金融體制開始出現變革，政府的管制開始放松，與此相對應，日本的金融體制開始逐步進入向滿足儲蓄者的資產選擇需求、促進金融市場發展、強調商業盈利、維護金融市場的正常運行為目標的商業金融體制轉化的金融自由化階段。但是，在這個艱難的過程中，由于制度上的路徑依賴，長期形成的管制性產業金融依然對日本的經濟金融運行形成多方面的影響，在傳統的模式下通過產業金融體制投入到制造業的大量金融資產因為制造業的衰微而成為新的金融體制形成和發展的重大約束之一，依附于產業金融體制之上的各種既得利益集團對于金融改革的阻礙也制約了新的金融市場機制的建立。于是，一方面傳統的管制性產業金融體制的弊端在日益顯現，一方面從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向市場化的商業金融體制的轉變也因為種種原因而推進不力，這使得日本的現行金融體制不僅難以有效地支持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而且本身還成為日本經濟走出停滯陰影的制約因素之一。。

一嚴格管制性的、以主銀行為代表的關系型融資基礎上建立的產業金融體制是支持日本經濟奇跡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是日本經濟從經濟奇跡轉向日本病的的重要金融背景

分析日本的管制性產業金融體制的形成，首先要全面把握日本在經濟奇跡中形成的日本模式，因為日本的金融體制與這種發展模式是密切相關的。從微觀上看，日本模式強調以終身雇傭和年功序列為基礎的、流動性相當低的日本式雇傭制度、以法人相互持股和經營人員利益優先為特點的企業治理結構，銀行體系則是在主銀行相機性監控為特點的框架下介入企業的經營；企業之間則是以保持長期穩定交易關系和系列化為市場特色的、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穩定合作的企業關系；發展方向上強調以生產優先、制造業優先、出口優先；從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上，強調市場失敗，從而注重以行業團體等中介組織為紐帶的緊密的政、官、財三角關系，注重政府影響下的間接金融、財政投融資和行政指導等為主要支持手段的產業政策。這是日本的產業金融體系形成的總體背景。

具體來說，日本模式具有以下幾個突出的特點：

（1）在理論基礎上，強調"市場失敗論"并加強政府干預，日本政府干預經濟的范圍和力度遠遠大于歐美，是日本模式的主要特征。僅中央各省廳擁有的許可認可權就多達1萬多項，此外還有無法可據的"行政指導"和"窗口指導"。直至90年代，GDP的40％仍處在政府控制之下，而美國只有6％。

（2）在技術創新方面，強調"后發優勢"和模仿引進，自主的創新能力相對較弱。在工業化方面處于后進的日本，注重積極向歐美國家引進技術和設備，在短時間形成生產能力，甚至能夠通過改良和完善部分地超過歐美。

（3）在處理生產和消費的關系上，強調生產者優先。所謂生產者優先，就是把生產者的利益放在首位，消費者的利益服從于生產者的利益。從金融體系看，為了保證生產者優先，日本建立了對于利率管制、抑制資本市場發展為代表的金融約束體系和間接融資為主導的融資結構，以保證對企業提供低成本的資金以支持大規模的設備投資；主銀行制度強調了融資關系的長期化，日本的財政投融資制度則是以生產性基礎設施為重點。這些制度設計在不同程度上將部分消費者的福利轉移到生產部門。

（4）對于不同規模的企業，強調大企業優先。為了保證大企業優先，首先是主銀行制度以大企業為融資的重點對象，保證大企業優先獲得低成本的資金支持，同時建立了以大企業為核心、中小企業為大企業配套的系列化產業協作體制，同時大企業的職工工資也高于中小企業。

（5）在產業導向上，強調制造業優先。生產者優先的特征和出口導向的戰略體現在戰略部門，必然表現為制造業優先。這不僅是因為制造業是物質生產部門和貿易品生產部門，也是因為制造業的要素生產率提高快，投資效率容易提高，產業擴散度較廣。日本的制造業優先戰略主要是通過政府的產業政策來支持的，而所謂產業政策，重點是通過金融、財政、外匯和外貿等政策的配合來支持建立重化工業的大批量生產體制，以降低成本，提高出口的競爭力。同時對一些劣勢產業部門（主要是農業和第三產業）進行保護，限制這些領域的競爭，其中也就包括限制金融領域的競爭。

（6）在外需和內需的關系上，強調以外需為主，強調以出口主導和"貿易立國"，以保證"追趕現代化"所需的外匯，日本的出口主導與東亞不同，東亞出口主要是為了償還因國內資金不足而引進的外債。日本有力量解決國內資金需要問題，但是不能解決購進昂貴外國技術和設備的外匯問題，因而日本拼命出口價格低廉的輕工業品換取外匯。這就是"貿易立國"的實質。"貿易立國"的實質只不過是"引進技術立國"而已。

從系統角度看，一種社會經濟體制之所以能夠形成并持續下去，是因為構成該種體制的各種制度之間存在著制度的互補性（institutionalcomplementarily），也就是說，一種制度安排的功能會強化另外一些相關制度的功能，從而在制度之間產生一種功能放大的協同效果。從總體角度看，日本模式具有明顯的制度之間的互補性，如上述各個方面實際上都是互相支持和依賴的。僅僅從金融體系和金融制度的發展看，同樣也是如此。

為了配合和支持上述特點的日本模式的順利運行，日本相應地對金融體制進行了嚴格的設計，其重點是選擇了政府管制性的、以主銀行為代表的關系型融資基礎上的產業金融體制。這種產業金融體制在政府的宏觀經濟政策配合下，金融機構通過政府各種正式和非正式的隱含擔保而形成了強大的儲蓄動員能力，而且政府對于利率的管制和對于金融市場準入的嚴格限制，減少了銀行倒閉的風險、并提高了銀行吸收儲蓄的能力。同時，這種產業金融體制具有較強的將儲蓄轉化為投資的能力，在管制利率維持低水平、法人持股結構導致的低分紅率等制度設計下，日本產業金融體制下的企業融資成本必然相對較低。從體制運行的角度看，以主銀行體制為代表的關系型融資的產業金融模式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和信息成本，具有一定程度的隱含的風險分擔功能，并且使得銀行在日本特殊的企業治理結構中扮演了主要的外部監控者的角色。

應當強調，這種主銀行制度依賴于日本模式的大體制環境、以及管制性的產業金融的金融體制環境，例如，支持這種產業金融制度運行的因素主要包括：對于利率的管制保證了資金來源的低成本，對于金融市場的準入的嚴格管制保證了一定的壟斷的特許權租金，銀行在企業治理結構中發揮的外部監控者角色使得其享有特殊關系可能的各種租金，等等。

同時，這種管制性的金融體制也對日本模式的運行提供了金融支持，主要表現在：

第一，從資本市場看，為了保證日本模式運行所需要的企業出資者的相對穩定、削弱股東對企業的控制力，日本建立了法人相互持股的基本制度。這種制度滿足了日本模式運行對于股東方面的要求，對于股東的分紅也被抑制在一個低水平上。，在法人相互持股的結構中，主銀行又居于主導的核心地位。

第二，為了從金融體系上支持日本模式的運行，日本對于金融體系實施了相當嚴格的控制。日本強調要實行統制金融，以保證追趕所需要的低成本的巨額資金，日本政府對經濟的干預體現在各個方面，尤其是通產省推行的產業政策和外貿、外匯、外資政策。要在十幾年內高速度地趕上歐美先進工業國，其所需資金額的龐大可想而知。因此，如何籌措到充足的資金，而且是低成本的資金，成為政府干預的主要課題，其核心是保證"人為的低利率"。在市場機制下，資金需求的旺盛必然導致高利率。為此，日本政府通過《臨時金利調整法》規定利率最高限制，實行了"人為的低利率"。為了在低金利條件下擴大儲戶，實行"小額儲蓄免稅制度"，爭取城鄉勞動者的零散資金。為了把籌措到的社會閑散資金最大限度地轉化為產業資金，日本政府又實行"超額放款"制度，即鼓勵銀行最大限度地把存款轉為貸款，因此，戰后日本一直流行"銀行不倒"的看法。

第三，日本積極運用各種投融資政策，引導銀行和社會資金進入其所重點支持的產業和部門。

第四，為了保證將有限的外匯主要用于引進技術和設備，日本實行了外匯統制，即根據《外貿外匯管理法》實行的外匯集中制：個人和法人獲得的外匯必須出售給外匯銀行，個人和法人需要外匯要經政府批準。這就保證了有限的外匯用于政策目標，而購買技術和設備是優先考慮的目標。外匯集中制直到1972年才被廢止。

因此，日本的管制性產業金融體制本身就成為日本模式的一個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并且與其他制度設計互相依賴，共同支持日本模式的運行。。

二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得日本管制性產業金融體制的缺陷日益暴露

日本建立的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盡管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其內在的缺陷從一開始就是存在的，只是在當時的國內外經濟環境下，這種制度運行的成本還并不高。但是，隨著日本產業結構調整的推進，以及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的變遷，日本管制性產業金融體制的缺陷日益暴露。從理論上說，這種缺陷與日本模式的理論基礎密切相連，即夸大市場失敗的負面影響，高估政府干預的能力，盲目擴大政府干預的范圍。

（一）日本管制性產業金融體制的內在缺陷

從理論上說，日本建立的這種管制性產業金融體制的缺陷是十分明顯的：

首先，利率管制必然要求政府加強對直接金融活動的控制，這必然會抑制金融市場的發展。同時，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對于利率價格的扭曲導致了企業對于信貸的過度需求，導致企業的高負債，容易誘發企業以貸款從事高風險投資的道德風險。在經濟快速增長階段，制造業的收益率相對較高，過分依賴銀行導致的高負債率并不一定會影響到企業的正常運行，但是，在經濟進入產業結構調整的階段，經濟增長速度逐步放緩，制造業的收益率逐步下降時，銀行對于企業的信貸要么成為不良資產，要么是企業容易將這些信貸資金轉移到投機性的市場，從而推動泡沫經濟的形成和發展。

其次，在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下，金融風險過渡集中在銀行部門，高負債的企業部門十分容易向銀行部門轉移各種經營風險。隨著經濟的發展、產業結構的日趨復雜化、高新技術的發展，銀行難以有效地滿足所有的金融服務的需求，并且有效地管理對于這些新的領域的貸款的風險。這必然會抑制產業結構調整的順利進行。

第三，產業金融的封閉體制抑制國際資本的流動，不能適應國際金融一體化和自由化的國際趨勢。在產業金融體制下，為了保證對于重點產業部門的資金支持和對于外向型部門的支持，必然會對資本項目實施嚴格的管制，以割斷國內外金融市場之間的正常聯系。缺乏國際競爭的國內金融業必然難以提高效率。

（二）國內外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使得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系面臨挑戰

從宏觀經濟環境看，管制性的金融體系在新的經濟金融環境下影響到日本經濟的增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不能支持強調獨立創新的信息技術的融資需求，這種金融上的障礙與其他體制性的因素一起，使得日本在產業結構的調整和以信息產業為代表的新興產業發展上舉步維艱

從全球范圍內，推動信息產業的發展已經成為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對于依賴技術引進的日本來說，這一點顯得更為重要。客觀地說，信息產業的發展需要的良好的市場環境，特別是需要有具有良好風險判斷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金融資源（如風險資金）的支持。這種新興產業強調的是個人的創造能力而不是集體主義的文化，強調的是由富于進取精神的獨立的中小企業、而不是大企業來開拓新的領域，因為大企業在信息產業領域的試錯成本遠遠高于中小企業。這樣，慣于集體行動、把人力資本開發鎖定在特定方向的日本模式必然在發展信息產業上是低效率的。在日本的現行體制下，優秀的人才都被鎖定在大企業，金融資源也主要向大企業傾斜，新技術創業所需要的風險資本市場、職業經理人員市場均十分落后。這些因素必然會制約信息產業的發展。

現在，人們往往把日本發生泡沫經濟的原因歸結為日本政府金融政策的失敗，包括1987年過急的金融緩和政策導致泡沫膨脹，1990年過急的金融緊縮政策又導致泡沫破滅，以及泡沫破滅后對不良債權問題的久拖不決。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假如80年代末日本政府實施金融緩和之際，大量游資不是流向容易形成泡沫的房地產，而是流向有成長前途的信息技術產業，那么，90年代日本經濟將可能出現另外一種情景。但這種假定是無法成為現實的。這是因為日本既缺乏如同美國風險企業那樣在信息技術革命中十分活躍的資金需求者，又缺乏如同美國風險資本那樣具有高度風險判斷能力的資金提供者。設想以當時日本企業主要依靠間接金融、資本市場不發達、教育不適應培養創新人才需要、民間企業間人才極少自由流動、大學及國立研究機構的成果難以產業化、繁雜的政府管制束縛新企業誕生、稅收制度不利于企業家靠創新獲取豐厚利潤、社會上缺乏冒險和改革精神等等狀況，怎么可能出現大量資金流向信息產業的局面呢？美國信息產業之所以能迅速發展，之所以每年有大約80萬家IT風險企業誕生，正是依靠了高度流動性和巨大資本市場、風險資本網絡、良好的教育和人力資源的準備、崇尚冒險和改革的文化氛圍和從全世界吸收高科技人才。這些都是日本所缺乏的。從金融方面看，信息技術的發展缺乏有力的金融支持，顯然是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

從具體的信息技術發展思路看，日本強調的是政府的過渡干預和金融資源的人為傾斜。本來，日本在發展"輕薄短小"產品方面，在發展進入千家萬戶的大眾產品方面是獨領風騷的。在80年代，它在個人電腦領域與美國是不相上下的，而在電腦關鍵部件半導體芯片的技術和市場占有率方面是領先的。但是日本政府片面地作為判斷，把重點放在發展大型計算機上。它雖然于1997年制造成功，但市場有限。日本完全沒有料到個人電腦以及由此引發的信息產業會有如此巨大的市場，結果被美國遠遠拋在后面。與此形成對照的是，美國信息技術的發展主要依賴的是市場的自發力量。經過七、八十年代的醞釀、成長，美國基本上完成了艱難的產業結構調整，在90年代成功地推進了以信息技術為中心的新的技術革命，率先進入信息化社會。而日本卻仍然沒有擺脫"混亂"，在產業技術進步方面步履蹣跚，落后于美國。日本政府苦苦搜尋數年，最后宣布已經找不到"一兩臺大馬力"的主導產業，而只是"多臺中小馬力"的新產業群。一個依靠政府的自以為是的判斷，一個依靠市場機制的力量，這正是90年代美國持續繁榮和日本持續衰退的技術發展思路方面的原因。

2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對金融業提供了過多的保護，導致其效率低下

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形成的以制造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在70年代的兩次石油危機和80年代的日元升值過程中表現出良好的調整適應能力。但是，隨著日本經濟的發展，制造業在日本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在不斷下降。90年代日本經濟的長期停滯狀況也表明，再象工業化時代那樣依靠制造業來帶動整體經濟的快速增長已經是不可能的了；為了保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必須提高主導產業向信息產業和服務產業的轉換。但是，日本模式中存在的生產優先、制造業優先的模式很難適應這種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特別是日本服務業中存在大量妨礙競爭的各種正式或者不正式的制度安排，導致日本國內以金融業為代表的服務行業的效率低下，嚴重影響國內需求的增長。事實上，在工業化初步完成后的80年代，日本曾經試圖調整產業結構，使經濟發展模式從出口導向型轉向內需主導型，但是由于傳統模式的慣性、以及日本制造業的外移，這一調整的設想并沒有順利實現，于是，一方面是日本國內的制造業的投資收益率進一步下降，另一方面是由于過度儲蓄和過度出口帶來的大量金融資產難以找到有利可圖的投資領域，從而涌入不動產市場和股票市場，推動了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

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和崩潰，原因是多方面的，究其根源是與政府對經濟進行強大干預的"日本模式"密切相關的，尤其是與大藏省對金融機構的過分控制和過分保護密切相關。在"追趕"階段，在資金不足的條件下，大藏省對金融機構的嚴格控制，對于有限資金的有效分配，對于符合產業政策的企業獲得低成本資金和金融機構獲得豐厚的利潤，對于保持金融穩定和經濟高速增長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大藏省也對金融實行了無微不至的保護，一旦出現問題總會幫助渡過難關，例如必要時會組織其他金融機構出面兼并面臨危機的機構，甚至由政府提供巨額無抵押貸款直接幫助擺脫危機。因此，戰后數十年間，沒有出現一家銀行倒閉，"銀行不倒"曾經不是神話，而是事實。但是，由此也導致金融機構缺乏競爭活力，缺乏優勝劣汰的氛圍，依賴政府的指導和保護，缺乏金融業必備的風險意識，對貸款項目審理不嚴，聽憑大藏省指導或依靠貸款抵押品。而政府又信任大藏省的控制，對金融業的監管機制不健全。負責金融監管機構形同虛設。這些弊端在追趕階段，在擁有后發優勢階段，在資金不足階段，是危害輕微的。但是進入新階段，就有可能構成巨大危害。

進入80年代，國際金融自由化浪潮發展迅猛，連東南亞發展中國家也卷入這一浪潮，逐步實現了包括資本項目自由化的金融自由化，早已完成追趕任務的日本，正應借日元升值的時機，挾雄厚的經濟金融實力，大刀闊斧地加速金融改革，放松金融管制舊模式，促進金融機構的活力，完善金融市場，適應國際經濟一體化的新潮流。但是，日本政府卻進展極其緩慢，甚至是按兵不動。例如日本的外匯制度，直到1972年才廢除外匯集中制，到1998年4月才實行外匯完全自由化。加強中央銀行的獨立性，建立獨立的"金融監督廳"等都拖到了1998年。

3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在日本國內培育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團，這些既得利益集團是日本推進金融改革的重要抵制力量

由于管制會導致租金，日本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在國內培育了一大批既得利益集團，如果日本試圖對管制性的金融體制進行改革，必然會受到這些利益集團的阻礙。具體來說，在日本模式下，日本的產業結構是由競爭力強大的傳統制造業如汽車、電子、化工等和軟弱的金融、不動產、流通、建筑等服務性行業構成的。前一類產業在國際競爭的壓力下不斷提高生產率，愈發增強了其產品的出口能力，而后一類產業卻在政府的保護下，生產效率低下，由此產生的內外價格差距使得日本國內市場帶有很大的封閉性，同時也造成內需嚴重不足，最終構成了國際貿易黑字不斷增加而國內經濟危機不斷加深的奇特現象，也相應形成了不同領域的既得利益階層。建筑于傳統利益分配基礎上?quot;政治家、官僚、利益集團"三角同盟的政治體制，使得執政者變得目光短淺，在重大決策上顯得左右搖擺、猶豫不決，常為眼前利益而放棄未來長遠發展目標。例如，1985年的日元升值，為"日本模式"敲響了警鐘。已經是資金過剩的日本，由于日元升值更是實力倍增，日本本應該利用雄厚的經濟實力、寬松的經濟環境，對"日本模式"進行重大的甚至根本的改革。但是"政、官、企""鐵三角"關系的既得利益集團不愿意進行認真的改革，其中特別是涉及到官僚的利益。在日元升值、過剩資金倍增時，日本政府不是把力量放在模式改革上，而是放在把外需主導型轉向內需主導型上，即著名?quot;前川報告"。倍增的過剩資金用在了三個方面：一個方面是擴大對外投資；另一個方面是擴大設備投資，但是由于沒有找到新的大型主導產業，設備投資的增長是無法吸收如此龐大的剩余資金的。因此，剩余的大量資金就沖向房地產和股票。在當時日元升值、資金過剩、超低金利的條件下，銀行以及證券公司大量向不動產和股市提供資金，直接推動了泡沫經濟的形成。

4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的客觀需要

經濟全球化的推進，促使各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更為市場化和自由化，這對于日本模式的相對封閉形成了多方面的壓力，同時也更多地暴露了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的內在缺陷。

首先，從產業的跨國轉移角度看，80年代中期以來，由于日元升值導致國內生產成本的上升和貿易摩擦的激化，迫使日本企業以對外投資的國際化戰略來降低成本和部分替代出口。隨著大量制造業的外移，日本國內的制造業日益空洞化。大企業外移之后，使得其與國內中小企業之間的原有系列關系受到影響和破壞，進而必然影響到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的縱向產業分工。于是，失去大企業穩定訂貨的國內中小企業大量破產，地方經濟陷入蕭條，失業率明顯上升。在這個過程中，銀行一方面繼續增大對大企業的貸款，另一方面則因為中小企業的貸款風險增大而收縮對于中小企業的貸款，加劇了中小企業的經營困難。歷史地看，自80年代初開始，日本大型企業將業務大規模撤出日本國內市場后，日本的中小企業就難以得到新的投資和訂單；大型企業的海外生產基地在穩定與擴大后，更加重了日本制造業與工業資金不足，引起日本經濟的長期衰退、停滯。在1992至1997年，大多數小型日本制造業的盈利和資本回報都明顯降低。除了投資和訂單減少外，日本小企業目前感到他們在與國際跨國公司的談判中已沒有優勢。跨國公司的資金大量外流，加劇了日本經濟波動的萎縮趨勢，加劇了中小企業的經營困境，自1991年以來，日本小企業破產日益增多，與美國、英國等國小企業的崛起形成鮮明的對比。

第二，東亞一大批新興發展中國家的崛起對日本模式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壓力。東亞國家擁有的低成本優勢和后發優勢，使得日本在制造業部門的比較優勢不斷喪失，原來日本與東亞地區在產業上的垂直分工形態日益向水平形態轉移。這也對日本的產業金融體制提出了調整的要求。

第三，經濟金融全球化導致的國際金融市場的整合和國際資本流動規模的擴大，對于擅長制造業、而金融部門因為管制和保護相對發育滯后的日本乃至整個東亞國家形成了相當大的壓力。日本的金融體系所具有的濃厚的政府干預色彩，以向制造業提供低成本的資金、支持工業化為根本目的的產業金融占據主導地位，這種缺乏市場約束的金融體制必然難以適應產業結構轉型和金融市場全球化的要求；特別是在工業化基本成熟、制造業對于資金的需求下降時，這種金融體制在滿足投資者的金融投資需求、為新的產業特別是高新技術提供資金支持方面存在許多弊端，往往容易產生資源的錯誤配置。

從金融監管的角度看，日本政府對金融業的管制歷來比較嚴格，不同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區分非常明顯，交易品種單一，與目前世界范圍內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創新迅速發展的現實形成巨大反差，使得日本的金融機構近年來紛紛將有關業務轉移到海外以擺脫管制。特別是在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國內金融交易的成本明顯上升，資本外流現象突出，已經出現了金融空心化的趨勢。據調查，如果日本金融制度不進行徹底改革，在歐洲的許多日本企業將脫離日本金融業而選擇服務更好的歐洲金融機構作為自己的合作伙伴。事實表明，日本僵化落后的金融制度已經不能適應日本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需要，與世界金融業的發展方向也是背道而馳的。

從以主銀行為代表的關系型融資來看，其在日本的新的發展階段也面臨新的挑戰，這主要表現在：（1）日本國內證券市場的發展使得企業的融資渠道多元化，降低了企業對于銀行的依賴；企業在與銀行的力量對比中處于上升的地位，于是一些企業開始不愿意向銀行提供過多的內部信息，銀行不能繼續享受這種信息的優勢。（2）是金融自由化的改革放松了對于金融市場和外匯市場的管制，使得主銀行失去了相當一部分賴以生存的制度租金，促使銀行盲目開拓除制造業之外的高收益、但是風險也相對高的領域，如不動產和股票等，同時，政府對于金融機構的隱含擔保導致的道德風險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顯然，日本的產業結構調整和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使得產業金融時代形成的關系型融資逐漸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因此，沿襲了戰時的統制經濟、在日本戰后高速增長時期形成的日本模式，通過對于主導經濟部門、制造業、大企業、外向型產業等在資源配置上的傾斜強化機制，推動了日本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日本奇跡的形成，以主銀行為代表的關系型融資的產業金融體制在其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基本完成了趕超任務之后、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這種政府主導、在許多方面表現為扭曲市場機制的發展模式已經逐步在喪失效率，不能適應經濟全球化、信息化發展的客觀需要，出現了明顯的制度疲勞現象，這在金融領域表現得更為明顯。從廣泛的意義上說，這可以說是90年代日本經濟持續低迷、日本病難以好轉的重要原因。

三"需要流血的金融改革"：日本金融業改革的艱難推進

如前所述，盡管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在日本經濟起飛階段促進和支持了日本經濟奇跡的產生，但是，由于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國際經濟環境的劇烈變化，自90年代以來，日本金融業一直陷于嚴重的危機之中，金融機構不良債務數額巨大，破產風潮此起彼伏，經營丑聞屢屢爆光，國際地位江河日下。這既是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后的各種矛盾充分暴露的結果，也是其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僵化落后，不能適應國際金融發展趨勢的必然反映。如何迅速走出金融危機的泥沼，重塑日本金融業的輝煌，推動日本經濟的復蘇，已經成為擺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一項重要任務。

值得指出的是，盡管日本經濟界開始對于日本的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進行深入的探討，但是事實上一直沒有取得有效的進展。具體來說，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已有的日本模式的調整必然會遇到來自既得利益集團的強大抵制。日本模式中強調的"政"（政黨）、"官"（職業官僚集團）、"財"（作為大企業代表的財團）鐵三角是現存體制的最大的受益者，同時又掌握了政策制定和實施的主導權。因為對于日本現有模式的改革，實際上就是對自己的利益和權利進行改革，必然會遭到體制內的強大的反對和阻力。

其次，在工業化時期，在政府的引導下，已經有相當規模的資源投入了制造業部門，這些資產的專用性相當高。要對經濟結構進行大規模的調整，全社會可能會付出相當高昂的沉淀成本，具體表現為企業倒閉顯著增加、失業率上升，在金融體系上則表現為不良資產的居高不下。

事實上，盡管經過多年的掙扎，日本的金融體系依然沒有明顯好轉，在有的方面甚至有所惡化，這主要表現在：（1）不良債務問題嚴重，1996年底大藏省重新調整了這一數字，認為不良債務總額為50萬億日元，相當于日本1995年國民生產總值的10％。可以說這一數字基本反映了日本金融業不良債務的規模，但也有人認為這一數字仍然不是十分可信，如美國議會調查局就推算日本的不良債務總額在70-80萬億日元之間，而有些海外報紙報導這一數字高達100萬億日元，甚至有的競認為已突破了150萬億日元。這些巨額的不良債務成為嚴重困擾日本金融界的難題。（2）大批金融機構紛紛倒閉。戰后日本的金融業獲得了超常的發展，形成了近乎神話的"奇跡"。但泡沫經濟破滅后，日本的金融業卻顯得不堪一擊，紛紛破產。特別是1995年8月兵庫銀行宣布破產，開日本戰后50年銀行破產之先河，自此一發而不可收，類似于80年代美國的銀行破產風潮席卷日本，各個銀行長期存在的問題紛紛暴露出來，整個金融業處于恐慌與危機之中。即使沒有破產的銀行也都今不如昔，80年代中后期，世界500家銀行排序時，前10家大銀行幾乎為日本所壟斷，但現在日本的銀行業在國際上的排名急劇下滑。此前，美國穆迪評級公司對日本的部分銀行的金融能力給出了E＋的等級(等級范圍從A到E)，顯然這足以說明日本商業銀行抵御風險的相當低下，幾乎完全要仰仗外部的支持，從評級結果看，其現在的狀況只比克羅地亞的銀行體系稍許好一點。

面對嚴峻的形勢，實際上日本在80年代就曾經進行過金融體制改革。1981年，對實施近50年的《日本銀行法》進行了修改，被稱為日本"金融改革真正的元年"，1985年開始出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主要內容包括利率自由化、金融證券化、國際化等，但由于當時日本正處于泡沫經濟的鼎盛時期，許多問題沒有充分暴露，其改革必然是不徹底的，效果也不十分理想，甚至在某些方面使其原有的弊病有所強化。到1993年4月日本又實施了新的金融改革法，加強金融自由化進程，但總的起色并不大。正是吸取了以上改革的經驗教訓，日本在1996年11月提出了日本金融體制改革的三項原則，即自由化、公正化和國際化，1997年初又進一步明確把金融改革納入整個經濟、社會總體改革方案之中，并把金融改革作為整個改革的先導。從目前看來，日本這次"金融大爆炸"的內容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1）解決不良債務問題。（2）對日本銀行法（中央銀行法）進行修改。修改的目的是要增強日本中央銀行在制訂金融政策和加強宏觀調控方面的獨立性與金融機制的透明性，以適應日趨激烈的國際金融競爭的要求，提升日本金融體系的國際競爭力。（3）修改壟斷法，允許金融機構組建金融控股公司。一家控股公司可以同時擁有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以及投資基金等，打破金融業務的嚴格分界，由分業經營變為兼業經營，允許金融機構之間的業務相互滲透。（4）修改外匯法，徹底取消了外匯交易限制，實現了日元的的完全自由兌換，資本流動完全自由，企業間也可以直接進行外匯交易而不必通過外匯銀行，此舉目的在于提高日元的國際地位，實現日元的國際化。（5）建立直屬內閣的金融檢查監督廳。以改變原來大藏省既負責政策制訂又負責監督執行的權力過分集中的弊病，同時也解決原來對金融機構多頭監管的混亂局面。同時為了加強企業和市場的抗風險能力，建立金融預警機制，進一步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引進國際上通行的會計制度，等等。

日本的這次金融改革在國際上被稱為"金融大爆炸"，其主要目標就是要通過實施上述措施使日本的金融體制全面與國際接軌，減少政府干預，賦予金融機構更大的經營自由和權力，推動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系轉向市場化的商業金融體系，增強日本金融體系的國際競爭能力，以適應目前金融業務全球化、金融創新普遍化、金融服務全方位綜合化的國際金融發展大趨勢。

對于日本這次金融體制改革的前景，國際經濟學界存在著不同的看法，日本經濟界普遍認為這是一場"需要流血的改革"，"日本要為此付出巨大的代價"。我們的看法是，如果日本要徹底改革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系，就首先意味著要對長期形成的日本模式進行全面的改革，因為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系是與日本模式的其他方面密切相關的；其次，日本必須要充分估計到金融體系的市場化過程也就是打破已有的利益格局、充分暴露銀行經營弊端和不足的過程，因此，改革推進的初期階段必然表現為較為強大的反對力量、不斷惡化的銀行經營狀況等。應當說，這是前一階段積累的問題的暴露，是建立市場化的商業金融體系的前提，是需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的。

事實也證明了我們的看法。從1997年日本金融改革全面鋪開之后，其金融形勢不僅沒有出現轉機，反而進一步加深了，特別是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明顯增多。隨著改革的推進，可以預計，這種暫時的危機狀態還要延續一段時間。目前日本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如何盡量縮短這一負效應的延續時間，使金融業盡快走上有序發展的健康軌道。

四成也金融，敗也金融：日本經濟復蘇的關鍵依然在日本金融業順利實現從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轉向市場化的商業金融體制

在日本的經濟起飛時期，日本的管制性產業金融體制為日本的制造業企業提供了大量廉價資金，這使得日本公司可以負擔很低的資本回報率，向員工提供終生雇傭制度，無限制地追求市場份額，形成了過去的日本模式。隨著日本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國際經濟環境的變化，日本經濟復蘇的關鍵依然在日本金融業順利實現從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轉向市場化的商業金融體制。真所謂成也金融，敗也金融。

為了治療日本病，國際經濟界不少學者紛紛獻計獻策。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克魯格曼所開的"藥方"是，設定一個通貨膨脹目標（inflationtargeting），實行"有管理的通貨膨脹"（managedinflation），大量投放貨幣，以擺脫通貨緊縮的困境。克魯格曼認為，他所開出的設定一個通貨膨脹率目標的"藥方"，盡管不是最好的，但在找不到最佳"藥方"時，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他所提出?quot;次好"的"藥方"，因為這總比坐以待斃，或者用了被他認為的"錯藥"要好。但是，日本金融當局的主流派并不贊成實行設定通貨膨脹的政策。我們認為這完全是可以李杰的。事實上，克魯格曼教授更多地是從如何擺脫通貨緊縮的角度，對日本經濟進行分析并提出了實行通貨膨脹的政策建議。但他并沒有深刻地認識到，1991年以來日本所陷入的經濟危機，不是常規意義上的經濟危機，而是經濟周期波動、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軌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在金融領域則是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不能適應新的經濟金融環境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通貨緊縮僅僅是表面現象。對付這種類型的經濟危機，僅僅依靠傳統的反危機措施是不能奏效的，需要在對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正確判斷的前提之下，采取全面的改革措施。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推動金融領域的改革，促使管制性的產業金融體制順利轉向市場化的商業金融體制，提高儲蓄向投資轉化的效率和資金的使用效率。

在推進日本金融體制的轉向方面，首先必須解決金融機構的巨額不良資產問題。同時也必須指出的是，解決了金融機構的巨額不良資產問題，并不必然表明日本經濟就能夠走出陰影順利復蘇。在銀行不良資產這個巨大的冰山下面，還隱藏了日本經濟體制中存在的一系列結構性的問題，主要表現為政府的過渡干預、市場機制的扭曲等。日本能否走出日本病，日本的管制性產業金融體制能否順利地轉向市場化的產業金融體制，關鍵在于能否在其傳統的日本模式的基礎上，通過大規模的改革創新，探索出一種適應新的國際經濟經濟金融環境的、更為市場化的發展模式，在金融領域則表現為根據國際外市場的客觀要求，放松金融管制，打破既得利益階層的阻撓，努力實現從政府管制下的產業金融向以市場為導向的商業金融體制的轉換。

從發展方向看，無論是日本的發展模式、日本的金融體系，都可以說存在三種可能：一是在政府的主導和協調下，形成統一的改革目標，對現有的體制進行強制性的變革，不過，這種變革的難度相當大，而且考慮到目前缺乏清晰的變革目標，因而采用的可能性較小。二是以民間的自發努力和企業的探索為主，，通過以市場化的企業之間的競爭，即所謂誘致性的制度變遷，逐步建立新的體制。三是過大的傳統體制的慣性、傳統體制上依附的既得利益階層的阻撓等使得日本的現有體制遲遲不能與國際國內經濟金融環境的變化相適應，不能及時作出調整和有效的改革，或者強制性的變革遭受失敗，于是，在這個階段，舊的體制已經崩潰，新的體制又沒有建立起來，整個社會經濟運行必然會陷入混亂。目前來看，第二種方式可能是相對比較理想的途徑，這種基于企業的多樣化的自發探索盡管需要耗費較長的時間，但是最后作出的制度選擇應當是較好的，特別是在目標模式不清晰和準確的條件下，以企業自發探索為基礎的誘致性變遷是比強制性變遷更為有效的途徑，日本的模式變革、日本病的醫治應當沿著這個方向前進。表現在金融業方面，就是一種漸進的變革和制度完善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說，任何對于日本經濟、以及日本金融體系的過于短期的、盲目樂觀的看法，都是缺乏現實依據的。客觀地說，這將是一個相對較長的制度演進的過程。

最后要提及一點的是，在日本經濟迅速增長的階段，日本經濟學界提出了日本特殊論的主張，認為日本的經濟體制中包含了許多不同于歐美的、特殊和異質的模式特征，有些制度特征看起來已經違背了市場經濟的一般原理，但是依然可以保證日本經濟的持續增長，這主要表現在政府的過渡干預、對金融體系的嚴格管制、對外部市場的隔離等。經過日本10年代的經濟停滯，我們不能不承認，盡管市場規律的表現形式會有所不同，但是，在不同的體制下，市場規律的內在邏輯是基本一致的，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這一點表現得相當明顯，任何借口本身的國情特殊而否認市場規律的一般性的企圖，無論出于什么動機，都必然在長期內受到市場規律的懲罰。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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