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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營經濟已經成為深圳經濟的重要組成單元。隨著深圳經濟總量不斷增長，民營經濟在全市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底，全市民(私)營企業達54888家，總注冊資金816億元。民營企業占全市企業總數的46%，在全市經濟總量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份量。民營企業向國家納稅額也逐年增長，提供就業機會，配合國有企業的戰略調整，促進出口和推進技術創新，在許多方面有力地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成為深圳經濟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

在長期領先改革的深圳，從統計數字看，民營經濟的發展是一個加速度的過程。

第一階段是民營經濟恢復發展時期（1979-1986年底）。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前，全市只有6戶個體工商戶，年營業額不足3萬元。1979年以后，深圳按照“先繁榮后規矩，先活躍后有序”的思路，在允許和支持本地居民發展個體經濟的同時，大膽實行“打開城門，積極引進”的方針，允許鄰縣、外省的個體戶進入特區經營。到1985年底，全市個體戶發展到2118戶，其中一部分個體工商戶無論在經營規模還是在雇工人數等方面，實際上都已突破個體經濟的界限，開始向民營企業轉變。

第二階段是民營經濟的穩步發展時期（1987-1991年底）。隨著國家1987年《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及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的頒布，深圳市政府又相繼出臺相關政策和優惠條件，吸引了全國各地大批機關干部和科技人員來特區創辦民營企業--尤其是民營科技企業，同時，在第一階段積累了相當資金的個體工商戶也正式注冊為民營企業。民營經濟進入了一個穩步發展的階段。至1991年底，全市民(私)營企業已發展到1024戶，總注冊資金近15000萬元。

第三階段是民營企業迅猛發展時期（1992年至今）。以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以后，國家確立了發展市場導向經濟改革的總方向，深圳民營經濟進入了迅猛發展的新階段。這十年來，每年注冊的民營企業戶數增長速度都比較高。黨的十五大關于“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論斷和九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通過的關于非公有制經濟地位的憲法修正案，激勵起民間資本的投資熱情。從1999年3月下旬開始，深圳出現了一股民營企業注冊登記熱潮，最高峰時每天誕生200多戶。到2001年底，全市有民(私)營企業54888家，總注冊資金816億元，分別是1991年底的53.6倍和544倍。

深圳民營經濟的幾個特點

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在全國總體來看，有幾個公認的特點。一是規模小。二是人才少，技術落后。三是企業組織形式和管理方式粗放。四是多集中在零售和餐飲等傳統飲食服務業。導致這些問題的，當然與以往的政策對民營企業不利，民營企業融資難，因此難以吸引到優秀人才等相關的。

但是與全國民營企業這些問題相比，深圳的民營企業反映出來的特點正好相反。

第一，深圳民營企業規模比較大

截至2001年底，全市共有注冊資本超過千萬元的民營企業有1940家，其中注冊資金超億元的企業有20家。民營集團公司有48家。實現連鎖經營的企業為80家，而加盟連鎖的門市超過2000間。“華為”、“中興”等一批優秀民營企業成為帶動國內產業發展的“龍頭”企業。華為技術公司、安圣電器公司分別名列2000年全國民營企業納稅第1位和第2位，順電實業公司、愛施德公司也進入全國民營企業納稅百強行列。

第二，民營企業進入多種產業領域

因為深圳改革領先，對民營企業進入的領域限制較少，因此深圳的民營企業進入的產業領域不斷因改革而擴展。民營經濟在其他地區的投資領域和經營范圍，過去主要是的傳統商業、飲食服務業。而在深圳，因為政策和立法的合理，民營企業進入的領域早已擴展到工業、種植業、服務業的各個領域，打破了過去只是為國有部門“拾遺補缺”的傳統局面。近幾年，民營企業占全市批發商業企業的80％以上，占零售企業和飲食企業的90％以上，工業生產型的民營企業增長迅速，目前約占民營企業總數的20％，每年的工業產值也占全市工業生產總值的將近20％。

第三，民營企業進入高科技領域

截止2001年底，深圳主要從事科技產業的民營企業超過2500家，經深圳市科技局正式認定的民營科技企業有1130家，其中高新技術企業60家。民營科技企業2001年的技工貿總收入達到282億元，工業總產值為270億元。近幾年來，深圳民營科技企業工業總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約10%，民營科技企業的高新技術產值，占全市高新技術產值的約20%。由于融資相對的便利和技術成果轉化為商品的機制比較寬松，促進了深圳科技型民營企業的蓬勃發展，為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生產力開辟了新的途徑。深圳的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過程得以促進。深圳民營企業的科技含量不斷提高，成為發展高新技術和實現產業升級的一支生力軍。

第四，民營企業注重研發和技術創新

技術創新是民營企業發展的推進器，深圳民企已經成為技術開發創新活動的重要主體。1999年底，全市14家市級技術開發中心中，有4家落戶在民營企業。全市科技研究開發人員，有40%以上集中在民營企業。深圳民營科技企業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企業占總數的64％。由自主知識產權產品創造的產值占深圳民營科技企業總產值的88％。這充分改變了一般人對于民營企業就是技術構成低，設備落后的認識。

第五，從個體戶和小作坊轉向現代企業制度

深圳民營企業的生態分布很正常，有初級形態的個體戶和小作坊，也有更多的在向有限責任公司演進和轉化。而一些業績良好而規模比較大的民營企業，大多注重管理模式的改進。比如華為技術公司每年都花大量時間，研究企業管理模式的改進，每年都要總結出一些“管理要點”。深圳許多民營企業都開始從提高管理效率中爭效益。這五個特點，說明深圳民營企業在健康發展中，能夠逐漸提高競爭能力，在國內外企業競爭激烈的深圳，具有充分的活力和生命力；也說明了國有企業戰略性結構調整的政策，對于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是非常正確的。

政策和地方立法促進民營企業發展

深圳市委和市政府本著改革的精神，對民營經濟的重視與有力支持，是深圳民營經濟得以快速而健康發展的關鍵因素。

80年代中期，當許多地方對民營經濟的發展尚處于爭論、觀望階段的時候，深圳市委、市政府就制定了《關于鼓勵科技人員舉辦民間科技企業的暫行規定》、《深圳經濟特區民間科技企業登記注冊辦法》、《關于發展特區私營企業的若干規定》等重要政策。

黨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以后，市委、市政府及時總結深圳民營企業的發展經驗，適時調整有關政策，了《深圳經濟特區民間科技企業管理規定》、《深圳經濟特區私營企業暫行規定》等兩個特區規章，市政府各部門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扶持民營經濟發展的規范性文件。

黨的十五大確立民營經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地位以后，市委、市政府又及時組織了兩次旨在推動民營經濟發展的重大課題調研。2000年底，市委、市政府在廣泛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頒布《關于加快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意見》，使民營企業長期面臨的一些實際問題得到解決。近幾年，深圳市委和市政府都把發展民營經濟的工作列入全市經濟工作的日程。政府文件中部署民營經濟工作的內容逐步得到落實執行，對民營經濟的扶持力度逐年加大。

在立法方面，深圳得鄧小平南方講話的風氣之先，率先形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為民營經濟提供了健康成長的外部環境。深圳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試驗田”，在國內比較早地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而民營企業成為這一制度變遷的最大受益者。

深圳早在國家出臺公司法之前，就于1992年率先出臺了《有限責任公司條例》、《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合伙條例》等引導企業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的法規規章，催生了一批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組建的民營企業，在組織形式上為民營企業的健康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深圳自1992年獲得全國人大授予的特區立法權之后，著重參照國際慣例來完善經濟立法。一批促進市場導向改革的重要法規規章，都是在國家尚未出臺相關法律法規之前，就已經在深圳率先推出，率先實行。因此，各種企業面臨的法治環境比較好。

深圳市政府也通過推行審批制度改革和提高行政效率措施來為企業發展提供方便。深圳市政府通過審批制度改革，廢除了一批審批項目，精簡了辦事程序，較大程度地提高了辦事效率，企業的權益得到更好保障。以民營企業注冊登記一事為例，原來輾轉許多部門，需要五、六個月時間才能辦成，現在基本上一個月之內就可完成。2000年以來深圳民營企業的注冊，以每天200-300家的速度增長，正是這種改革效果的生動反映。

深圳的獨特地理環境也是重要因素。深圳毗鄰香港，購買力巨大的獨特經濟地理位置、海陸空全天候的交通運輸條件、高素質的管理和專業人力資源、豐富的勞動力供應、需求旺盛的本地市場等優越的商業和投資環境，也是深圳民營經濟得以快速發展的重要原因。

深圳民營企業發展的就業意義

深圳從一個僅有三萬余人口的邊陲鄉村農業漁業小鎮，在短短二十年時間內成長為一個有700人口的重要區域性經濟城市過程中，在人力資源方面，主要依賴高低兩端對全國各地勞動力的較強吸引力。與人口的自然增長率和機械增長率懸殊的比例可以看出，深圳發展中，本地勞動力不可能是深圳發展所需要的勞動力主要供給來源。

人口統計表明，在深圳的各類企業中，外來勞動力占員工總數的3/4以上。據1997年的數據，深圳共有戶籍人口103萬，而流動人口則超過300萬。在流動人口中，絕大多數是作為勞動力進入深圳的。2001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深圳人口規模已達700．84萬，戶籍人口僅占總人口的18％，為121．48萬人。非戶籍的外來人口，有500余萬人在深圳務工經商。除去在數十萬在企事業單位擔任中高級管理和技術工作的大專院校畢業生外，其余主要是外地民工，基本在流水線上務工。由此可見，深圳的勞動力市場是一個主要由外來勞動力為主體并作為主要供給來源的市場。

在2001年的人口普查標準時間上，深圳市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3596人，比1990年增加了2771人，增長了3．36倍；其中深圳市的特區內人口密度為6532人，特區外為2858人，分別比第四次人口普查時增加了3860人和2390人，增長了1．44倍和5．11倍。這說明在過去的十年里，隨著特區外主要以農業和工業發展為主的寶安、龍崗兩區，農村城市化進程大大加快，工業化水平得以明顯提高。城市化和工業化與大量的外來人口，尤其是外地民工的流入互為因果，使這一地區的人口密度迅速增加。這從側面說明外來人口在深圳務工的比重。特區外人口總數遠遠超過特區內，由此可見深圳吸納外來人口務工的規模。

2001年人口普查深圳數據

深圳人口和密度人數人／平方公里

全市合計

7008428

3596

特區內總計

2558551

6532

福田區

909325

11652

羅湖區

774766

9821

南山區

722093

4395

鹽田區

152367

2162

特區外總計

4449877

285

寶安區

2735033

3836

龍崗區

1714844

2032

深圳人口結構的幾個特點

深圳十年來人口年齡結構更為年輕，15－64歲人口占90.39％，比1990年增加了7.24％，與全國和全省同口徑人口比例相比，深圳分別高出20.24％和20.61％。這表明深圳人口是以勞動適齡人口為主。

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所占比重雖然下降1.11％，但絕對量達7.8萬人，比1990年增加4.1萬人，增長了1.11倍。

而非戶籍人口則更為年輕，僅26.61歲。因為這一部分人口占常住人口的70%以上，是整個深圳人口年齡結構年輕的最重要原因。

深圳競爭性很激烈的勞動力市場，拉動了人口文化素質的提高。與1990年相比，深圳人口中平均每十萬人中受過初中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明顯增加。其中，受過大學以上教育程度的人口增幅最大，由4467人上升為8060人，上升80.43％；具有中專、高中教育程度的由19194人上升為22338人，上升了16.38％；具有初中教育程度的由43528人上升為52170人，上升了19.85％；受過小學教育程度的人口大幅減少，由21589人下降為12034人，下降了44.26％。

深圳人口機械增長快于人口自然增長。從近十年戶籍人口的增長趨勢看，自然增長速度基本保持在1％的增長水平，機械增長速度卻在5％以上，說明戶籍人口的增長以機械增長為主。

人口機械增長的另一個顯著特點是非戶籍人口增加顯著。全市普查時點上登記的人口比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時點上登記人口大幅增加了534.1萬人，其最主要的原因是深圳近十年來，社會經濟發展活力較大，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流入深圳務工、經商，從而形成外來人口的顯著增加。這部分人口并沒有發生戶口遷移，而只是居住地的改變。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深圳人口規模已達700.84萬，戶籍人口僅占總人口的18％，為121.48萬人，其余的人口都是非戶籍人口，來自全國各地。

對外省市民工和下崗分流人員的就業

深圳人口中，17－25歲年齡段占工人總數的75％，其中18－23歲年齡段占45％左右。按其來源地分類，來自大中城市的占4.1％；來自大中城市郊區的占4.4％；來自縣城的占14.4％；來自鄉鎮的占29.8％；來自鄉村的占47.3％。

以本人文化程度來分類，接受了初中教育的占31.8％；接受了高中／技校／職高教育的有50.5％；受過中專教育的有7.4％；接受了大專或以上教育的也有8.5％。

深圳人口結構的這幾個特點，顯然對于深圳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有積極的作用。

隨著深圳經濟結構的提升，勞動力素質有相應的提高，能夠滿足產業發展對于勞動力素質的更高需求。

其次，因為流水線勞動力供應的充裕和勞動力市場的激烈競爭，企業勞動力成本的上漲能夠得到控制而保持對外來投資商的吸引力。

人口的年輕化表明，整個人口的供養系數很低，資源主要流向生產和建設。

深圳就業人口的產業分布表明，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非常突出。據統計，深圳在第一產業的從業人員只占1.59％，第二產業占到55.99％，從事服務業的有42.42％。

在外來人口占總人口82％的比重條件下，深圳的工業制造業和服務業發展，給外地流入人口提供最多的就業機會。從全國看，農村勞動力主要輸出省份為河南、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江西、河北、山西；主要接納省份為：廣東、江蘇、浙江、福建、山東沿海地區和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新疆、西藏近年來也在成為新的流入地。與其他省區比較，東北3省城市職工流出量相對比較大。

根據深圳勞動部門的調查，深圳外來勞動力主要來自長江以南的省區：廣東本省、湖南、四川、江西、湖北；近年來，山東、河南、安徽到深圳務工的人也有明顯增加。這些省區，都是農業大省。河南和四川還是人口大省。顯然，深圳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為這些地區外流的民工提供了很多的就業機會，減緩了這些省區的農業結構調整派生出了就業壓力，并為這些地區農村居民增加了現金收入。

上海財經大學蘭宜生于2000年7—8月，在廣東做了一次外省民工問卷調查。調查地點包括廣州、深圳、珠海等14個城市，占廣東全部22個地級市的2／3；所選企業均為外商投資出口企業。接受調查的民工分別來自黑龍江、甘肅、山西、陜西、河南、湖南、安徽、江西、湖北、貴州、四川、云南等12個中西部省區。

返回的問卷統計分析結果表明，這些外地民工的月收入水平比其原本在家鄉做工或務農的月收入水平平均提高3.23倍，由144元提高到611元；每個民工平均每年往家匯款2606元，占其家庭年總收入的28.7％。這說明中西部地區勞動力流入廣東，既緩解了中西部地區剩余勞動力的就業壓力，也對增加民工個人及其家庭收入有顯著效果，對提高中西部省區的人均收入水平具有積極作用。

同時，在外省市因國有企業戰略性調整等原因下崗分流的一部分熟練工人，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等，也在深圳獲得了再就業機會，有的甚至自己開始創業。外來工人中來自大中城市和縣城的占近20％，就是說明。

從這兩方面看，深圳高速發展的工業化，對富余的農村勞動力和城市下崗人員，都提供了就業機會，實際上配合了全國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城市經濟結構的調整過程。

再考慮到返鄉創業的民工在就業方面的作用，深圳的見解作用也很大。少數民工學到技術和管理經驗，營銷渠道和手段，在在完成初步的資金積蓄后回鄉創業。四川金堂回鄉民工創業園，便是一個最典型的例子。由于家鄉政府的鼓勵，一些長期在外務工經商的人員開始出現返鄉創業發展的勢頭。在安徽、河南、湖北等省的一些市縣，“民工+鄉鎮企業+農業綜合開發”，已成為與“溫州模式”、“蘇南模式”等同具影響力的新的開發模式。1997年上半年四川回鄉創業者總數超過40萬。90年代末期的統計，安徽阜南縣回鄉創業者約占個體私營企業的75％。湖北咸寧地區通城縣每年輸出勞動力8萬多人，每年民工“創匯”3億元。由回鄉打工仔創辦的企業超過30家，累計投資18億元，年產值3.4億元。

影響深圳民營經濟發展的幾個問題

雖然民營經濟在深圳的發展非常突出。但是限制性因素依然存在。

國家的政策法規方面仍存在對民營企業的事實歧視和限制。在產權保護方面，民營企業及其投資人的財產仍未能得到與國有、集體企業同等的保護，民營企業內部員工的貪污、盜竊行為被界定為“侵占”，處罰明顯偏輕，深圳民營企業員工貪污、盜竊1萬元以下的行為，甚至可以不受到包括行政處罰在內的任何處罰。

在產業政策導向方面，深圳市委、市政府的年度工作安排中，都強調發展民營經濟的工作，但政府有關部門卻沒有具體的民營產業指導方案，民營企業在生產經營方向和項目的選擇的政策模糊，在產業進入方面存在較大的盲目性和隨機性。此外，明文規定的有關促進民營經濟的措施，因為缺乏可操作性而難以落實。

在市場準入方面，對民營企業的限制政策仍然存在，一般壟斷性的行業如金融、郵電、通訊、電力等目前仍禁止民營企業進入，在外貿等領域也對民營企業有不少限制。

融資瓶頸仍是妨礙民營企業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在成文的貸款政策方面，對于各種所有制的企業基本上做到了一視同仁，但在實際運作過程中，由于種種原因，國有金融機構對民營企業的貸款融資仍有相當的顧慮和限制。深圳目前已經建立中小企業融資擔保體系，在幫助民營企業的融資方面，還遠遠不能滿足要求。民營企業直接融資的渠道也受到限制，爭取上市額度非常困難，已經壯大的民營企業只能通過收購國有企業或上市公司等方式“曲線上市”。而受廣大中小民營企業關注的“二板市場”又遲遲未能推出。

個別政府職能部門辦事的作風和效率以及辦事的制度化、透明度等方面存在問題，提高了民營企業經營成本。一些政府部門在行政過程中歧視刁難民營企業的現象仍然存在而無法制止。有些政府部門的辦事程序，對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對大企業和小企業有不同的區別對待，如在民營企業的勞動用工、人事檔案管理、人員出入境政策方面，與其它類型的企業相比，都還存在一定的待遇差別。民營企業對于某些政府部門的具體做法，仍然存在較多意見。如民營企業員工的人事檔案管理問題，現在需由人才服務中心管理，而該中心又收取較高的管理費。民營企業希望深圳市借鑒上海、珠海等地的做法，在民營企業自愿的前提下，改由總商會和有關單位管理，免收管理費用，以減輕企業負擔。

雖然體現出了五大特點有別于國內民營企業的整體特點，但是，國內民營企業的各種主要問題，在深圳也依然存在。自身的落后管理模式制約了企業的成長，投資--管理一體化的傳統家庭式經營仍是深圳民營企業管理模式的主流。這種管理模式以業主個人產權為基礎，家長式管理、經驗型決策，用人唯親，企業內部沒有明確分工，決策不民主、管理不科學，缺乏有遠見和專業能力的管理人員、理財人員等。

此外，對信譽重視不夠甚至惡意欺詐的情況也存在，這也是民營企業開拓市場困難，融資時獲得擔保困難的最主要原因。

民營企業的所有－經營者的受教育程度與國有企業相比平均偏低，管理更加粗放，決策憑感覺。也限制了企業的發展前景。許多民營企業獲得商業信息的渠道十分狹窄，從事餐飲和零售等傳統行業的多數民營企業，幾乎從不使用互聯網獲取信息。

發展民營經濟大力促進就業

民營企業在整體上以中小企業為主。而中小企業提供就業的能力，國際公認超出大型企業。法國國民經濟發展中，中小企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特別是在擴大就業方面。近年來，法國政府在制定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中加大了扶持中小企業的力度，鼓勵中小企業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以緩解長期以來困擾法國的嚴重失業問題。

80年代是法國中小企業蓬勃發展的時期。據統計，目前職工人數在500人以下的中小企業有將近229萬個，其中個體企業115萬個，占總數的50.2％；雇用20名職工以下的小企業有104萬個，占總數的45.4％。目前法國全國就業職工總數的70％被中小企業所吸納，中小企業因此被譽為“創造就業崗位的機器”。近幾年來，法國政府在振興經濟的努力中把扶持中小企業作為一項重點工作來抓。1995年法國政府推出“振興中小企業計劃”，把向中小企業征收的利潤稅率從33％降低到19％，以刺激企業活力，擴大再生產；對中小企業的注冊稅和公司稅的稅率也相應降低，以鼓勵創辦企業。此外，政府還對擴大招聘職工的企業在福利稅收方面予以減免優惠。1996年，法國國民議會通過旨在維護中小企業利益的有關立法，保障眾多小商業在競爭中的合法權益。同年還成立了中小企業發展銀行，該銀行由國家直接投資、聯合部分民營投資銀行入股，籌集300億法郎（1法郎約合0.16美元）的資金投放給中小企業，以提高經營能力和擴大生產規模。1997年，法國政府頒布簡化對中小企業行政管理的37項具體措施，以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

美國同樣如此。據1997年OECD的報告，美國中小企業數目占企業總數的98.0%。中小企業就業人數占就業人口總數的53.7%。中小企業的GDP占全美國GDP的48%。又據美國商務部中小企業管理局(SmallBusinessAdministration,SBA)1998年的不完全統計，美國的中小企業總數約為2330萬，占美國企業總數的99％；其雇傭人數占美國企業就業人口總數的52％；他們雇傭的高新技術行業的員工占總數的38%；它們的產值占私營部門總數的51％。美國新增就業機會的60％左右是在中小企業。

我國的情況也不例外，以北京為例，2000年北京市全部從業人員為6192927人，扣除農村勞動者1630273人，非農業從業人員為4562654人，其中在中小企業就業者為1439463人。占就業總人數的31.55％，說明每100個勞動者中就有32人在中小企業就業，可見中小企業在解決勞動就業方面所起的作用。隨著國有經濟的戰略性調整，中小企業和民營經濟在就業中將要作出更大的貢獻。

我國農村富余勞動力將可能釋放出1.5億，城市工業新增就業人口每年達數百萬，城市下崗分流人員人員總數將達到3000萬人左右。就業形勢空前嚴峻。這時強調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健康穩定發展，對緩解就業壓力，有極其重大的現實意義。

在中國加入WTO后，促進民營企業的發展，一視同仁地給民營經濟營造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是重要前提。

首先是應當結合“入世”后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對尚存的限制民營經濟發展的一些歧視性規定予以清理。

其次是政府應當制定切實可行的民間投資產業指導目錄，根據國家產業政策導向，對民營企業的投資方向進行適當指導，做到既有利于民營企業發展，又有利于整體經濟發展大局。

第三是參照“世貿”規則，放開民營企業的市場準入限制，在允許外資進入的領域也同樣允許民間資本的進入。

第四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從“管理”轉向“服務”，嚴格貫徹“依法行政”的原則。

第五是落實中央和有關部門關于增加和方便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融資的文件精神，學習國外可行經驗，加快金融創新以滿足合乎條件的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的各方面的融資需求。

第六是通過產業政策來扶持有潛力的民營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的快速發展，以加強中國企業在國內外市場上應對國外企業的競爭力。

第七是要打破意識形態上的傳統思維定勢，鼓勵民營企業參與國企改革，實現兩者優勢互補。以切實可行的具體政策，鼓勵和支持民營企業通過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資、合作、兼并、收購、承包、租賃、托管等各種形式，廣泛參與國有企業產權流動和資產重組，盤活國企存量資產，利用國企閑置設備，吸納國企富余職工，與國有企業互補互助，共同開拓國內外市場，攜手應對“入世”新形勢。這不僅能夠幫助國有企業渡過戰略性調整的一時難關，更可以達到加快民營企業自身發展的目標。

此外，為民營企業提供有效的商務信息服務，引導民營企業理順產權結構、規范組織形式、改進管理方式；通過稅務杠桿來減輕民營企業的財務負擔，鼓勵民營企業多提供就業機會，也都是很重要的舉措。

民營企業得到新的發展動力，就業能力就能提高。

在社會層面上，為外來民工改善生活和工作條件，也是增強社會穩定性、優化地方投資軟環境的重要內容。正因為工人的勞動和生活條件不佳。他們每天緊張、長時間的工作而攝入營養不良，居住擁擠，健康狀況不佳。因此深圳勞動力的流動性很高，增加了企業對于員工培訓的投入而提高了經營成本。

據調查，目前深圳民工的基本生存條件不佳。因為工資水平相對較低，為保證匯款回鄉，外來勞動力壓縮自己的生活開支，將生活開支和日常消費壓縮到最低限度。民工的工傷、醫療、養老社會保障水平低，也迫使民工壓縮消費。

缺乏社會和企業的服務，民工的進修培訓提高等需求難以滿足。

因為缺乏社會的服務，一些企業不得不為民工提供食宿等，造成了新的“企業辦社會”現象，企業的管理和運作實際成本加大。

據調查，到深圳工作后有跳槽經歷的民工占30.1％。其中，跳槽1次的占46.7％，2次的占27.9%，三次的占18.9％。據不完全調查，深圳企業的平均流動率約為25％，在某些企業中，最高的流動率達40％以上。如：日資奧林巴斯企業有工人總數4000佘人，2002年春節后，因工人辭工而新招工數近2000人。企業因為過高比例的工人流動而大大加重了企業的招工成本和對工人的培訓成本。有些企業幾乎一年到頭都在招募和培訓工人。過高比例的工人流動影響了企業生產的正常進行，甚至會使生產過程中斷，而企業卻無法在市場上及時補充到缺額工人。這種狀況直接構成對企業效益的影響。

因此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條件，提供社會化的低利或免費服務，有助于企業的穩定和正常的經營，從而有利于擴大就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