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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東亞與歐美的紡織品與服裝貿易最初只有兩方參與，隨著產業向更低工資水平的地區轉移，逐漸形成了三角形的生產貿易關系與國際分工網絡。隨著歐莢訂戶不斷追求靠近供應商，更多的通過中間商的間接轉口貿易被直接貿易取代。東亞與歐美的紡織品與服裝生產貿易模式呈現出兩角——三角——兩角的發展軌跡。

關鍵詞：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形成，演變，趨向

一、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跨國公司主導的國際分工逐漸呈現出從產業間分工到產業內生產環節的分工、從單純的對外直接投資到以投資、外包和中間品貿易重組生產鏈條的特點。新型國際分工模式構成了錯綜復雜的國際分下網絡，國內外的相關研究也大量涌現，主要從兩個層面展開：一是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價值鏈(GVC)和全球商品鏈(GCC)，大量的研究涉及價值鏈或商品鏈的治理、布局以及東亞和拉美、非洲等地的供應商升級等問題(波特，1990；Humphrey&Schmitz，2000；Ger-effi，1994、1996；Cibbon，2000)。二是研究國際生產體系(又稱全球生產網絡GPN、國際生產／分銷網絡IPN)的形成以及主導企業(nagships)向當地供應商的技術轉移、當地供應商在網絡中的成長等問題(2002年世界投資報告，2003；Ernst&Kim，2002)，研究行業涵蓋機械行業(Ando&Kimara，2003)、信息產業(Poon，20N)等。表面上看來，兩大研究層面中，CVC／GCC側重研究鏈式生產環節的分離與布局、治理與升級等內容，GPN／IPN側重以主導企業為核心的國際生產網絡的構建和組織創新，但從研究內涵上分析，兩大理論分支都在探討80年代以來以跨國公司為主導的新型國際分工關系，以及相應的生產與貿易模式的變化。

大量的研究顯示了這樣一種事實，國家和地區按照生產成本、技術水平等因素分化為三個層次：歐美日作為第一層次，其企業主要是作為主導者；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NIEs)作為第二層次，早期主要從事加工裝配環節或生產制造，后來逐漸演變為中間商，甚至部分企業上升為主導企業；處于第三層次的主要是中國大陸、東南亞其他國家以及北非、中東和拉美地區，這一層次進入的時期較晚，由于低工資等優勢日前主要從事加工裝配業務或中間產品的生產。三個層次的國家和地區之間發展了錯綜復雜的國際生產網絡，其中在紡織和服裝產業中形成的東亞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尤其典型。

東亞三角形生產貿易模式起源于杰里菲提出的“三角形制造”(TriangleManufacturing)，其內涵是指歐美等紡織品服裝的大買家向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的企業發出訂單，接到訂單的企業把部分或全部的生產轉移到工資水平較低的越南、印尼，中國大陸等地，“當最終產品直接運往國外買方時，就完成了三角形制造”。究其實質，這種三角形制造是一種國際分工網絡，它屬于杰里菲所定義的全球商品鏈中的一種生產組織方式，反映的是三角形的生產和貿易關系。隨著全球范圍內的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的深化，東亞三角形生產貿易模式也呈現出不斷的創新和變革。

二、東亞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的形成

1．形成過程

20世紀50年代開始，北美和西歐的紡織品和服裝產業逐漸向日本轉移，然后又進一步轉向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香港、臺灣和韓國的紡織和服裝產業在六七十年展較為迅速，承接了來自歐美的大量訂單，在本地完成生產后直接出運。這種生產安排的形式只涉及兩方，一方是處在發達國家的買方，包括沃爾瑪等大型零售商、服裝品牌商如Nautica等不同的企業形式；另一方則是NIEs的生產企業。雙方生產貿易關系較為簡單和清晰。

然而，隨著東亞NIEs面臨的經濟形勢的變化，紡織服裝產業逐漸呈現出向外遷移的趨向。80年代以后，由于工資和地價水平上升、貨幣升值、配額等非關稅壁壘的阻礙，造成東亞NIEs的紡織和服裝產業的優勢不斷削弱，而此時象中國大陸、印尼、泰國等對外開放的步伐加快，競相推出優惠政策以吸引外資的進入，發展了大量的加丁貿易基地。內部的推力和外部的拉力使得東亞NIEs的紡織服裝產業不斷地把生產環節外移，僅保留自身具有優勢的設計、質量控制和物流等環節，部分企業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實現了“前店后廠”的轉型，還有相當部分企業則完全轉為貿易公司，從事轉口貿易，主要業務流程是接單、轉包、交貨。香港從80年代開始，制造業逐漸萎縮，與此同時大量的外貿公司不斷出現。在接到歐美等發達國家的訂單后，東亞NIEs的企業把訂單轉移到位于泰國、印尼、中國大陸甚至中美的一些國家去完成，貨物最后直接發運到歐美的最終訂戶，從而形成了三角形的生產貿易網絡。其中東亞NIEs的企業和從事生產環節的企業可能是通過投資形成的母子公司關系，也可能是通過外包形成的長期合作關系。從企業區位和國家層次的角度解釋三角形分工網絡的構建，這種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如圖1所示。

在圖1中，箭頭①表示最終訂戶(A類企業)向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中間企業(B類企業，包括貿易商、制造商、或兼具兩種功能的企業)發出訂單，最終訂戶可能只對產品的款式作簡單說明，由B類企業進行具體的設計、打樣并組織商品鏈去完成(此時B類企業實質上成為商品鏈的主導者)；也可能給出具體的設計或樣品要求定制，這種情況下B類企業承擔的主要是組織生產、質量控制和物流環節，商品鏈中的設計和營銷環節由A類企業控制。箭頭②則是B類企業組織C類企業(可能是B類企業的子公司或長期的合作企業)進行生產，包括安排生產計劃、從各國訂購原材料和中間產品并運送到某國進行最終產品的生產(當然也可能全部在一國內完成)。各個生產環節的分解和分配，主要根據產品特性和各國要素稟賦、技術條件來在各國或一國內各地區進行布局。生產過程中，B類企業會進行質量監控和檢驗，必要時會給予一定的技術指導。箭頭③是最終產品從C類企業中最終加工者直接出運到A類企業指定目的地，其中的運輸、訂船等一系列物流環節均由B類企業承擔。箭頭①、②、③構成了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如果從商品鏈內企業分工的角度來看，箭頭①、②、③的關系可用圖2表示。可以看出，A類企業和B類企業掌握了商品鏈中高附加值的環節，剩下的低附加值生產加工環節在第三層次的同家之間進行分配。

需要指出的是，B類企業組織生產時，也可能會從NIEs的企業中甚至發達國家的企業中選取部分廠商承擔某個生產環節。整個生產過程并非都由C類企業完成，而是涉及了三個層次國家或地區的企業。但這種生產組織的形式仍然屬于廣義的三角形生產貿易網絡。

另外，由于在NIEs的部分企業仍然可以直接生產并出口，這即是圖1中箭頭④和⑤所表示的生產貿易關系。這意味著雖然東亞地區形成了顯著的三角形生產貿易網絡，但是從紡織和服裝產業來看，由于并沒有發生完全的產業轉移，因此仍保持了部分的生產能力。

因此概括地講，在紡織品和服裝產業中形成的東亞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是指，由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中間商所連接的，涉及歐美買家和東亞地區生產企業(主要在第三層次國家)的分工網絡。三類企業由于處在不同區位并在商品鏈中占據不同的環節，從而導致三角形的地區分丁和商品鏈內的分工格局。

2．形成的主要原因

歐美從東亞采購紡織品和服裝的主要貿易模式從原來的直接采購發展為經過中間商的間接采購，即兩角關系發展為三角形關系。深入分析主要原因，除了上面分析的產業轉移和第三層次國家的開放及興起等原因外，還在于此時由于采購中由于涉及幾百種紡織品、多個國家的配額使用情況，造成歐美買家直接從產地采購的過程變得較為復雜，采購成本太高。另外，在第三層次國家的紡織服裝企業較為分散，也造成直接訂購的交易成本高企。而東亞NIEs的中間商一方面較為了解東亞各國配額的分配和使用情況而具有信息成本優勢，另一方面靠近產地易于尋找生產企業(有些就是自己的工廠承擔訂單的生產)，同時，部分中間商在多個國家和地區有分支機構．接受多家歐美企業的訂貨并集中處理，通過合理高效的生產安排、物流安排(如集裝箱配載)獲得了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

三、東亞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的演變

隨著競爭的日益激烈和利潤率的下降，歐美大買家在尋求更簡便、環節更少的交易形式。從生產企業直接訂貨、跳過中間商成為更多企業的選擇。因此，90年代以后，從東亞地區紡織和服裝的生產和貿易來看，部分中間貿易商的退出使得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逐漸發生了顯著的改變。

1．演變的特點

一是最終訂戶不斷靠近供應商帶來的變化。歐美的紡織品與服裝買家為了節約成本，紛紛到海外設立直接的海外采購機構。這些采購機構主要建立在東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或地區，原因在于這些地區不僅本身的紡織和服裝產業基礎好，而且也具有便利的運輸條件和良好的服務及設施。運作模式是采購機構向當地制造商直接下訂單，當地生產全部或部分產品，處于第三層次國家的企業完成一部分。

二是部分歐美訂戶直接從第三層次國家的企業訂貨。這樣的交易形式中，訂戶可以直接對生產企業提出具體的要求，由生產企業按訂戶設計進行定牌生產，或者生產企業承擔設計、制造等關鍵環節也就是進行ODM，也有可能是訂戶直接采購生產企業擁有品牌的產品。90年代以來，諸如耐克、Nautica、TheNorthFace等國際知名品牌紛紛與中國大陸、泰國、印尼等地企業建立了較為穩定的合作關系，生產企業按訂單生產后直接出運訂戶所在地或其指定市場。在我國，這類企業主要分布在沿海地區，這些地區由于擁有大量的熟練工人、較好的紡織服裝工業基礎和便利的交通運輸條件而發展起大量的民營或外資紡織服裝企業。

在上述兩種交易形式中，歐美買家跳過了B類企業中的中間商，直接與東亞NIEs的制造商或第三層次國家的制造商接觸，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的變化見圖3所示：其中歐美買家的海外采購機構的貿易模式用與箭頭①、②、③表示的貿易模式同方向的1、2、3表示(也有一部分由采購機構訂貨，在NIEs當地生產后直接出運，這與④、⑤表示的貿易模式沒有實質差別)，但沒有東亞NIEs中間貿易商的參與；歐美買家與第三層次國家企業的直接貿易即箭頭⑥、⑦所示。

在東亞三角形網絡的演變中，雖然B類企業中的部分中間貿易商被跳過，生產重心更多地移向東亞第三層次的國家，但值得重視的是，在第三層次國家中，承接訂單的生產企業大部分仍是來自東亞NIEs的外資企業。這些外資企業有些還保留了在原所在地(比如臺灣)的公司及生產廠，有些則完全轉移到低成本的中國沿海等地。這些企業比本土企業具有更強的與國際企業聯系溝通、建立業務關系的能力，也有長期從事紡織品服裝生產的經驗和技術，因此具有更多的優勢，其運作模式主要是“公司+工廠+外包企業”的形式。在面向歐美訂戶的出口訂單生產中，占主要地位、連接歐美與當地企業的仍是東亞NIEs的企業。這即意味著雖然從貿易流向和信息流向上看，圖三中箭頭⑥、⑦所示的貿易似乎提升了C類企業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但在原來的主要貿易模式(箭頭①、②、③構成的三角形生產貿易網絡)中，B類企業起“節點”的作用，現在在新的貿易模式中仍是起“節點”的作用(但是單純的貿易商活動的空間日益變小)。或者可以說，表面上看C類企業承接了大量訂單后直接出口，但實質上并非完全是本土的企業受益，而是有大量的來自東亞NIEs的B類企業(主要是制造商)遷到第三層次國家，進入了C類企業，因此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的演變意味著，只是東亞NIEs的部分中間貿易商被跳過，其制造商仍然起著重要作用(只不過有很大一部分制造商把生產地轉移到了第三層次的國家或地區)。單純的貿易金額與比重的上升并不能完全表現第三層次國家貿易地位的提高。商品鏈中第三層次國家的企業從總體看生產鏈條延長(包括了組織生產、物流等環節)，但本土企業仍是處于低附加值的生產環節。

2．演變的原因

東亞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的演變顯示了三角形貿易關系的逐漸弱化，重新向兩角的直接貿易模式回歸。不同于早期的兩角貿易模式的是，早期是東亞NIEs的企業承擔制造的功能，90年代以后出現的趨向則是第三層次國家的企業開始越來越多地成為直接的供應商。中間企業被跳過是歐美訂戶追求更多利潤的結果，而這種轉變能夠實現，主要是由于中間商原先的優勢逐步削弱。這表現在一是各國的配額在逐步減少。按照1993年底烏拉圭回合達成的《紡織品與服裝協議》的規定，從1995年開始各成員國開始逐步取消紡織品與配額限制。配額的削減使得原先復雜的采購過程逐步得以簡化，增強了歐美買家自己直接采購的可能性。二是第三層次國家的企業(包括外資企業)與產業發展加快，不但在產品質量與技術上不斷改進，更重要的是形成了較多的出口加工集群，從而為歐美買家尋求合格的供應商帶來了更大的便利。三是互聯網和電訊業的迅速發展帶來信息交流的日益便利。供應商可以與歐美買家直接聯系，促成了更多的直接交易。因此，在條件逐漸成熟后，歐美許多大型零售商進入東亞市場與生產商直接接觸，當地采購量和品種的增加使其也可以更好地利用采購中的規模經濟與范圍經濟，將原來由中間商分得的部分利潤轉為自己占有。

四、東亞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的發展趨向

從上述分析可知，東亞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演變的內在動力是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所直接導致的產業轉移和訂戶向供應商的靠近。這些因素會繼續推動東亞紡織服裝業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的發展。同時，從外部因素來看，后配額時代的來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第三層次國家經濟環境的改善等也不斷地作用于國際分工網絡，推進其進一步發展。

1．歐美買家的采購機構在東亞地區進一步靠近供應地

雖然目前香港、臺灣、韓國仍是許多歐美買家海外采購機構的集中地，但部分大買家的采購機構已經開始向中國沿海地區和東亞其他地區轉移。以沃爾瑪為例，最初沃爾瑪在中國的采購大部分是通過中間商美國太平洋貿易公司采購，金額只有幾億美元。2002年2月，沃爾瑪將它在香港的全球采購中心搬到了深圳，全面負責沃爾瑪在全球采購的任務。同年10月，沃爾瑪全球采辦上海分部掛牌運作。也就是在這一年，沃爾瑪在中國的采購額突破了120億美元。沃爾瑪、家樂福等48家采購機構已經落戶上海。這種趨勢會使得位于NIEs具有優勢的轉口貿易進一步下降，訂戶與第三層次國家的直接貿易趨于快速上升。另外，從2005年1月1日起紡織品和服裝配額的取消，標志著后配額時代的來臨。這一重大變化將使得第三層次國家的紡織品和服裝出口歐美的阻礙一定程度上有所減少(但也不排除新的貿易壁壘的涌現，比如歐盟和美國對我國紡織品服裝的出口設限)，同時也有利于簡化歐美買家的直接采購工作。

2．東亞第三層次國家的部分企業逐漸升級，經濟環境不斷改善

隨著生產經驗的不斷積累、外資的不斷涌入以及本地配套體系的不斷完善，東亞處于第三層次國家的部分企業除了實現產品升級、工藝改進之外，也逐漸由簡單的加工裝配向OEM(原始設備制造、代工或定牌)甚或ODM(原始設計制造)和OBM(自有品牌制造)轉化，即在全球商品鏈內逐漸實現升級。OEM相較于加工裝配而言，生產企業可以自己采購原材料、自己組織生產，生產鏈條有所延長，但是仍然按照主導企業的設計和技術標準來生產主導企業的品牌產品。在熟悉相關流程和技術要求后，有些企業承擔了設計環節和技術改進的工作，這就進一步演變為ODM。當企業在設計、生產、質量控制等環節都能勝任之后，有實力的企業會轉向OBM，推出自己的品牌。這種升級將有力提升企業在商品鏈中的地位。歐美買家采購的形式也可以多樣化，可以選擇定牌生產，也可以選擇購買直接購買已經有品牌效應的商品，等等。

同時，從產業發展所需環境來看，東亞第三層次國家在基礎設施、物流、相關服務方面的改進特別是信息交流日益便利，也使得歐美買家更愿意跳過中間商直接采購。以我國為例，近年來政府推出了不少推動跨國采購的新舉措。例如：2002年成立、設在上海世貿商城內的上海跨國采購中心更是有政府支持、實行企業化運作的跨國采購平臺，海關、檢驗檢疫、工商、稅務、貨運等部門的入駐極大地提高了跨國采購中心的吸引力。這些措施的競相實施，使得本地企業與國外采購商有了更多直接的接觸渠道。

3．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推進使得歐莢買家將加快轉換區域市場

近年來，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不斷加快，歐盟東擴、北美自由貿易區的南延、東盟“10+1”及“10+3”等多層次的區域合作對國際經濟造成了深刻影響。由于最終訂戶追求生產成本的進一步降低，歐美買家不斷地從周邊地區尋找新的生產基地。原歐盟15國與中東歐地區、北美與拉美之間的紡織品服裝貿易近年來快速發展，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亞洲向歐美的出口。與此同時，原歐盟15國內部和亞洲地區內部的紡織品和服裝貿易也迅速發展。據世界貿易組織統計，2003年世界紡織品總貿易額達1690億美元，其中亞洲區域內貿易達418億美元，占總貿易額的近四分之一，居各區域貿易(包括區域間和區域內)之首。原歐盟15國的內部貿易額達411億美元，緊隨其后。另據UNCTAD統計，從1985年到2000年，在北美服裝市場上，墨西哥和洪都拉斯的市場份額分別上升了12．9%和3.9%，而同期中國大陸的市場份額僅上升了2．9%，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韓國則出現了從14．5%到9．9%不等幅度的市場份額下降。歐美買家向區域內產地靠近和亞洲區域內貿易的發展將會削弱東亞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

綜合上述三方面的分析可知，紡織品和服裝產業中形成的東亞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將不斷削弱，歐美訂戶更多地與生產企業(包括本區域或東亞的生產企業)直接接觸，東亞NIEs的中間企業生存的空間將進一步縮小，東亞處于第三層次國家的生產企業在商品鏈中的地位趨于上升。與此同時，東亞區域內的貿易量將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而不斷增長。歐美買家的采購特點呈現出從全球化采購向當地采購轉變的趨向。從最終訂戶、東亞中間商、東亞生產商三者的發展來看，隨著外部條件的改善，都在謀求自身的調整與轉變：最終訂戶謀求更直接、更近距離的采購模式；中間商在中間業務趨于萎縮時，開始涉足品牌、市場調研、營銷等更多環節；生產商則開始在組織生產、物流等新的領域中進行嘗試，并從最初簡單的加工向OEM、ODM甚或OBM不斷升級。從商品鏈內的分工來看，中間商與生產企業都在努力占據更多的環節并謀求商品鏈內的產業升級，試圖在商品鏈中獲得更多的增值。

五、結語

東亞三角形國際分工網絡連接了三個層次的國家和地區，每個層次的國家參與了商品鏈中不同的環節，其中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中間企業作為商品鏈中的“節點”，一直起著連接歐美買家與位于本地或我國大陸等地生產企業的作用。但隨著歐美訂戶越來越多地跳過中間商在海外進行直接采購，三角形生產貿易網絡中逐漸形成多種貿易模式并存的局面，總的趨勢是三角形的生產貿易關系和分工格局逐漸削弱，最終訂戶與東亞生產企業的直接貿易趨于上升，但還會受到中東歐、拉美等地強有力競爭者的較大影響。因此，東亞與歐美的紡織品與服裝貿易從20世紀60年代以后呈現出兩角——三角——兩角的發展軌跡。最終訂戶從在本土尋求采購，逐漸轉向在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設立采購機構，再發展為到東亞其他發展中國家與地區采購。對于中間商來說，尋求新的貿易渠道、創造新的貿易模式或者進行角色轉型是必然之舉。對于處于第三層次國家的大量生產企業來說，謀求在國際生產分工網絡內的升級特別是本土企業的升級，借助政府對跨國采購模式的支持(包括采購中心的建立、采購大會的舉辦以及與之配套的信息化工程、國際物流體系等跨國采購支撐體系方面的建設)主動進入全球商品鏈中并逐漸升級，是順應趨勢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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