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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代際和諧要求實施可持續發展。中國的高速增長是以資源消耗和環境退化為代價的，在整個社會經濟發展中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的體制和運行機制。實現代際和諧必須實現“十一五”期間節能減排指標，必須建立一整套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和機制，利用國家、市場、技術創新和公眾參與結合起來的力量實現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可持續發展；代際和諧；科學發展觀

人類的需求是世代延續、無限上升的，而供人類利用的自然資源和環境質量卻是稀缺而有限的。如果每一代人都在滿足自己無限需求的理由下毫無節制地消耗世代累積的資源和環境，而不對其進行有效合理的代際分配，那么人類生活質量將一代不如一代，人類無限上升的需求將終難滿足，資源和環境質量將在現有基礎上進一步衰退，從而使未來幾代人的生活質量持續下降。一個不關心后代利益的民族是毫無希望的民族。“如果每代人都只顧自己的需求和最大享受而不關注后代，則人類注定要完蛋。”因此，人類的生存和發展要求在資源和環境的配置上進行代際協調，這就意味著當代和后代所有成員進行假設性協商，根據某些準則來決定資源和環境的代際間分配。在后代人作為主體缺位的條件下，解決的辦法是實行可持續性標準：“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因此，必須實現可持續發展。

自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中國經濟已經保持了長達20個季度的高速增長，使我國躍入工業化和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重要戰略期。但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是以大量消耗資源和環境質量作為代價的，資源短缺和環境質量退化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日益呈現，如何保持資源和環境質量上的代際利益協調成為中國經濟能否持續發展的關鍵。

一、中國資源與環境現狀及問題

(一)中國資源現狀及問題

在中國目前的資源問題中，總量矛盾和結構性矛盾十分突出，人均擁有的資源和經濟增長目標之間的差距很大，對外依存度增大，自主回旋余地受到一定限制。

1土地資源。人均耕地面積只有1.43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40％。其中，北京、上海、天津、浙江、福建、廣東等省市的人均耕地低于聯合國規定的人均耕地0.8畝的警戒線。60％以上的耕地后備資源分布在水資源缺乏或水土流失、沙化、鹽堿化嚴重地區，補充耕地的潛力十分有限。水土流失面積占國土總面積的近40％，每年流失的土壤在50億噸以上，中國荒漠化面積已占國土面積的1/3。2006年全國耕地凈減少460.2萬畝。

2礦產資源。44種最重要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20年耗竭的有14種，21—50年耗竭的有10種，101—200年耗竭的有4種，201—300年耗竭的有3種，300年以上的有5種。石油、天然氣、鐵礦石、銅和鋁土礦等重要資源人均儲量，分別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1％、4.5％、42％、18％和7.3％。中國的經濟快速發展也意味著人均資源消耗量的增長，國內資源供給不足，重要資源對外依存度不斷上升。2004年約50％的鐵礦石和氧化鋁、60％的銅資源、40％的原油依靠進口，資源安全形勢的脆弱性在增長，未來經濟發展受制于一系列地緣政治力量和非市場因素的影響。

3森林資源。中國森林面積列世界第5位，森林蓄積列世界第6位，但森林覆蓋率只相當于世界森林覆蓋率的61.3％，人均森林占有面積相當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21.3％，人均森林蓄積量只有世界人均蓄積量的12.5％，單位面積蓄積量指標遠遠低于世界林業發達國家水平；超限額采伐問題十分嚴重，年均采伐消耗量為3.65億立方米，林齡結構趨于低齡化，可采資源繼續減少，林地資源被改變用途或征用數量沒有得到有效制止，有害生物蔓延和火災不斷發生威脅著森林資源的安全。

4水資源。中國人均淡水資源排在世界第88位，僅約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有16個省(區、市)人均水資源擁有量低于聯合國確定的1700立方米用水緊張線，其中10個省(區、市)低于500立方米嚴重缺水線。水資源地區分布不均衡，東部地區、長江以南面積占全國面積34％，擁有的水資源約占全國的81％；長江以北面積占全國的47％，擁有的水資源僅相當于全國的7％；中西部地區面積占19％，擁有的水資源占12％。黃淮海地區和松遼地區的缺水量占全國總缺水量的66.51％；缺水城市達400個，日缺水400萬噸，農業缺水每年達300億立方米，2300萬人飲水困難。據估算，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2300億元。缺水導致水資源過度開發引發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如地面沉降、湖泊消失、黃河斷流、水體自凈能力下降等。

(二)中國環境現狀及問題

中國目前的生態環境總體惡化的趨勢沒有得到根本扭轉，大氣污染、水污染和固體廢棄物增加日益嚴重，農村環境形勢嚴峻。地方環境問題引發群體性事件已經成為當前影響社會穩定的關鍵問題，環境標準引發的貿易爭端日益上升，溫室氣體減排面臨國際壓力。

1日益嚴峻的大氣污染。2006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為2588.8萬噸，比2005年增長1.5％；煙塵排放量為1078.4萬噸，工業粉塵排放量為807.5萬噸。全國酸雨面積已占國土面積的1/3。世界上污染最嚴重的20個城市我國占了16個，中國都市粉塵量達到87.8微克/立方米，在亞洲地區排名倒數第三位，在113個環境保護重點城市中，只有44.2％的城市空氣質量達到國家二級標準。以2005年GDP總量計算，中國空氣污染造成的損失高達5470—12760億元；在11個特大城市中，每年因大氣粉塵造成的死亡人數達50萬，40萬人患慢性支氣管炎。

2水污染突出。2006年全國工業和生活廢水排放量為537億噸，化學需氧量排放量為1428.2萬噸。全國地表水總體水質屬于中度污染，四類以下水質占60％以上。七大水系中，松花江、黃河和淮河為中度污染，遼河、海河為重度污染。四類以下水質的湖泊和水庫占71％，太湖、巢湖和滇池含有大量總氮和總磷污染，因嚴重富營養化時常造成藍藻爆發而失去使用價值。目前，全國90％以上的城市水域受到污染，有7億人在飲用大腸桿菌含量超標的水，1.7億人飲用被有機物污染的水。全國尚有61％的城市沒有污水處理廠，城市生活污水處理率僅達42％。

3生活垃圾、工業廢棄物和危險廢棄物呈持續增長趨勢。目前，我國城市人均年產生的生活垃圾約440公斤，約60％集中在全國50萬以上人口的52座重點城市。2002年，全國660個建制市產生生活垃圾1.36億噸，集中處理率為54％，仍有6200萬噸未經任何處理，其中垃圾無害化處理率不足20％。2004年全國工業固體廢棄物排放量1941萬噸，其中有3000噸的危險廢棄物未經任何處置排入環境，另外每年還有近2600萬噸的工業固體廢棄物被置于儲存狀態，沒有得到妥善的最終處置。

4農村環境形勢極端嚴峻。目前農村點源污染與面源污染并存、生活污染和工業污染疊加、各種新舊污染與二次污染相互交織，工業及城市污染向農村轉移，土壤污染日趨嚴重。我國每年產生的約1.2億噸的農村生活垃圾幾乎全部露天堆放；每年產生的超過2500萬噸的農村生活污水幾乎全部直排，使農村聚居點周圍的環境質量嚴重惡化。我國化肥和農藥的消費總量卻分別占世界的35％和20％。平均每公頃施肥量由上世紀50年代的4公斤增加到現在的400多公斤，遠遠高于發達國家認定的225公斤的安全上限。我國農藥年使用量約130萬噸，其中70％是殺蟲劑，殺蟲劑中70％是有機磷農藥，有機磷農藥中70％是高毒高殘留品種，只有約1/3能被作物吸收利用，大部分進入了水體、土壤及農產品中，使全國9.3萬平方公里耕地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鄉鎮企業布局不當、治理不力產生的工業污染迅速蔓延，污灌面積由1978年的約4000平方公里增加到2003年的30000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總灌溉面積的10％。

5海洋環境總體污染嚴重。2006年我國近岸約25％的海域水質處于中度污染和嚴重污染狀態。從2002年至2006年，全國海域未達到清潔海域水質標準的面積維持在13.9萬至17.4萬平方公里，年平均約為15.5萬平方公里。其中，近岸未達到清潔海域水質標準的面積平均為11萬平方公里，約占我國近岸海域總面積的55％，占近岸功能區總面積的60％。

6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面臨的環境新問題：室內空氣污染、地面臭氧、汞污染等等。隨著中國經濟發展和城市人口收入水平的提高，城市住房裝修和家具使用超標原材料，室內污染加劇引起的城市居民健康問題越來越突出。接近地面的臭氧是光化學污染造成的灰霧中危害最大的成分，臭氧產生的煙霧降低植物光合作用的能力，減少農作物產量，影響森林增長，機動車輛的增長和發電廠的滿負荷運行使中國的近地面臭氧濃度居亞洲國家之首。中國作為燃煤大國，汞的排放占了世界相當的份額。環境污染惡化導致了許多疾病的出現，如地氟病、砷中毒、克山病、大骨節病、金屬慢性中毒、空氣污染導致的呼吸道疾病和農藥、有機污染物對生殖能力的危害等等。

二、中國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主要障礙

在發展中出現的資源和環境問題引起了中國黨和政府領導集體的高度重視，在中外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對資源、環境和發展的認識愈益深化，中國黨和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發展理念、發展目標和指導方針。盡管中國政府理念清晰、方針明確，但前面的分析表明，我國資源依存度不斷上升、環境總體惡化趨勢并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扭轉。其主要原因，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整體上還處在資源耗費型、環境損害型的狀態，以至于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資源、環境問題，在我國20多年里集中出現，并呈現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特點，同時在整個社會經濟發展中并沒有真正建立起以人為本的可持續發展的體制和運行機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科學發展觀未能得到有效貫徹落實

人們對經濟發展的認識，經歷了從增長到發展，再從發展到可持續發展的過程。可持續發展觀成為截至目前為止人類所共同接受的最高境界的發展觀，它使人類由只會向自然索取轉變為關注、保護自然，有意識地與自然界和諧共處。但是，(1)在中國現有技術和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下，無論是降低單位產品的資源消耗、實現資源的再生利用，還是限制對生態環境進行污染的生產過程，都會增加生產成本，限制某些對環境不友好或污染企業的發展，影響該地區、部門和企業的就業水平。因此，很多地方決策者依然注重“產值增量”而輕視“增長質量”，只重視資源生產價值而忽視資源生態價值。部分地方決策者以犧牲資源、環境和群眾健康為代價，甚至違法違規審批、建設污染環境和破壞生態的建設項目。(2)目前我國解決環境問題的主要方式是“先發展，后治理”的末端治理，很多地方沒有充分重視環境治理設施和環境保護基礎設施的建設。一方面，末端治理投資大、費用高、建設周期長、經濟效益低，微觀經濟主體沒有積極性，難以為繼；另一方面，末端治理往往使污染物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污染。末端治理方式造成一些地區的生態環境邊治理、邊破壞，治理趕不上破壞，導致環境質量惡化。(3)中國政府已經將節能降耗、環境保護列入地方官員的政績考核之中，但由于我國各地區資源浪費、生態環境惡化是多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可能象計劃生育那樣實施“一票否決”的單一規則，因此，地方政府的環境保護責任制沒有得到全面落實。

(二)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還沒有根本轉變

“十五”期間，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得到根本轉變。(1)從產業結構來看，自：2002年末開始，高能耗、高物耗的火電、鋼鐵、建材、有色、造紙等行業出現過熱發展的態勢，年平均增長率都在15％以上，幾年生產能量的累積使中國產業結構日益重型化。(2)中國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主要依靠化石燃料。2005年全國的能源消費量達到22.2億噸標準煤，煤炭消費占到能源消費總量的68.9％，能源結構仍然以煤炭為主。由于目前生產活動的整體技術水平較低，能源消耗量大，污染物排放量大。“十五”期間，高能耗、高物耗、污染重的產業對能源的需求量持續增加，“十五”期間的能源需求彈性系數實際達到1.6，能源消費的超常規增長、火電行業的快速發展、脫硫項目和污染治理設施發展遲緩是導致二氧化硫與COD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3)資源利用率低。按現行匯率計算，2003年以世界4％的GDP，消耗的資源占世界的比重分別是：石油7.4％、原煤31％、鋼鐵27％、氧化鋁25％、水泥40％，資源產出率低。2000年，冶金、有色、電力、化工等8個高耗能行業的單位產品能耗比世界先進水平平均高40％以上，機動車百公里消耗比世界先進水平高25％，2002年萬元GDP取水量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城市供水管網跑冒滴漏損失率高達20％以上，資源利用效率低。目前，礦產資源總回收率比國外先進水平低20個百分點，絕大多數煤系伴生礦產沒有利用，木材綜合利用率比發達國家低20％以上，工業固體廢棄物綜合利用率只有56％，資源綜合利用效率低。2003年我國廢鋼利用量、再生銅、再生鋁分別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7、15、19個百分點，此外，每年還有大量的廢舊家電和電子產品、廢有色金屬、廢紙、廢塑料、廢玻璃沒有實現資源的再生效率。

(三)在現有國際產業和貿易分工中，中國是資源消耗和污染的主要場所和受害者

(1)在過去的20多年改革開放進程中，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直接投資主要為環境、資源、能源和勞動力密集產業，把主要的污染資源產業轉移到了中國，例如，鋼鐵、建材、水泥等行業逐漸從歐美、日本轉移到中國。(2)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出口導向政策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但是，目前中國處于國際分工產業鏈的低端，生產和出口了大量的高耗能和高排放產品，而將污染物留在了中國。(3)發達國家某些污染物以所謂資源的形式流入中國，2006年中國可用作原料的廢物進口量為9663，萬噸，其中進口量較大的主要是廢紙、廢鋼鐵、廢五金電器和廢塑料；其中絕大多數電子垃圾是違反《巴塞爾協議》非法進入的。這些都相應的減緩了廢物出口國的環境污染壓力和處理費用，卻增加了中國的污染壓力。

(四)環保機制不健全，環境執政能力、監管能力十分薄弱

(1)1992年以來，中國已制定了9部環境保護法律，環境相關法律20多部，環境行政法規40多部，環境規章80多件。但現有環境保護法規不健全、操作性不強的問題沒有得到根本改變。(2)國家環保總局從事各項檢查行動必須會同其他部委同時進行，環境管理多頭交叉，缺乏統一有效的環保監管體制。地方環保部門行動受制于地方經濟發展、政治和社會等多種因素的阻礙，環境違法處罰力度不夠，環境守法意識較差，執法不嚴現象比較突出。(3)現有環保執政系統中，環保機構及其人員數量、素質和專業技能與環保狀況相比，都是極不成比例的。環境監測、執法、信息、宣教、科技手段能力滯后，環境標準體系不完善，缺乏進行綜合環境評估的技術方法。應對突發重特大環境事件的處置能力明顯不足，一些環保部門缺乏快速監測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手段，缺少必要的監測車輛和儀器。

(五)經濟發展中帶來的問題

(1)從1998年到2005年，城市化率年均提高1.4％，每年約有1500—1800萬人從農村流入城市。城市生活污水隨著人口的增加不斷增加，而城市污水處理設施配套管網建設速度大大滯后于污水處理廠建設速度，導致生活污水收集率不足；城鎮生活污水處理率提高緩慢，增加了生活廢水和COD排放量。(2)從2000年到2005年，中國汽車產量增長到590萬輛，其中轎車增加到295萬輛；商品房銷售面積增加到5.57億平方米；家用冰箱、空調、洗衣機、彩電的產量也分別增加到2987.06萬臺、6764.57萬臺、3035.52萬臺、8283.22萬臺。消費結構轉變增加了能源需求，機動車排放污染問題日益突出。

三、建立科學發展觀的體制和機制，在可持續發展中實現代際和諧

2006年4月，在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上，總理強調必須加快實現三個轉變：_是從重經濟增長輕環境保護轉變為環境保護和經濟發展同步；--是從環境保護滯后于經濟發展轉變為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同步；三是從主要用行政辦法保護環境轉變為綜合運用環境、經濟、技術和必要的行政辦法解決環境問題。十屆人大四次會議批準的“十一五”規劃，提出將單位GDP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減少10％的約束性目標。節能減排指標在“十一五”期間能否實現，關鍵在于建立一整套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體制和機制，利用國家、市場、技術創新和公眾參與結合起來的力量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建立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行政管理體制，提高環境執政能力

建立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落實科學發展觀，都與健全的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和強有力的環境執政能力密切相關。(1)建立跨部門、跨區域的環境統一綜合治理體系，把國家環境保護總局升格為環境部，成為國務院內閣成員，通過增加預算和人員編制來加強中央政府環境執政能力，使其能充分履行在制定法規、執法、分析、監測和專業培訓等方面的職責。(2)調整地方環境行政管理體制，形成省以下治理直管體制，使國家環保總局與省級環保局建立直接行政負責關系，強化各級地方政府環境執政能力。(3)建立有效的環境問責制，將環境指標真正納入官員考核機制，必要時可采用一票否決制。地方發展規劃必須進行環境影響評價，以確保地方經濟發展符合地方和國家的總體環境保護目標。在環境法律法規中設立更嚴厲的處罰條款來加強對它們的遵守和執行，針對污染損害，加強民事處罰，并對嚴重的違法行為追究刑事責任。(二)建立適宜中國可持續發展的市場機制，促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的條件下，必須把生態環境作為影響經濟活動的內生變量，把資源環境的供求關系納入市場經濟的價格體系之中，把物質財富的增長控制在自然資源與環境可自我恢復的閾值以內。(1)改革現有價格體系，建立起反映市場供求，反映資源的稀缺性，反映環境、資源等外部成本的價格形成機制。使參與市場的經濟行為人自發地將資源、環境成本內部化，同時激勵技術創新，減少實施的成本。(2)完善和進一步改革財稅機制，形成財稅對節能減排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出臺限制高耗能、高污染的新稅種，減少并停止對資源和環境有嚴重負面影響的財政補貼，實現從生產型增值稅向消費型增值稅的轉變，避免生產、消費、貿易中的浪費行為。強化對節能減排產品的政府采購政策，建立財政貼息對提高資源利用率、推行循環經濟、實現清潔生產、開發可再生能源的補貼制度。(3)建立生態補償機制，以調節相關利益方在環境利益與經濟收益分配之間的關系，并制定相關法律和政策以鼓勵環境保護的行為。(4)嚴格節能減排的微觀管制機制，為中國的企業引進環境、健康和安全方面的生產標準，提高排污費標準，開展排污權交易。

(三)推動公眾參與環境治理，建立環境后督察和后評估機制

如何將社會公眾對資源價格上漲、環境污染的不滿變成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力量，取決于我國能否建立法律框架下的良性參與機制。社會公眾在資源、環保問題上最為利益攸關，理應成為落實可持續發展的推動力量。(1)鼓勵地方社區、非政府組織以及企業界參與公開聽證、福利訴訟以及其他自愿性的活動。(2)國家應在公眾參與環境決策的機會方面進行宣傳和教育。(3)改善公眾對有關污染物排放及其造成后果方面的環境信息的獲取，以便使他們能以更有意義的方式進行參與。(4)涉及資源開發和環境影響的重大項目申報應提前公告，有助于公眾參與。

(四)推動可替代的再生性能源研究，提高資源利用率、發展循環經濟和清潔生產技術

技術創新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支撐。(1)突破建設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型社會的技術瓶頸制約，把能源、環境、農業、信息和生物等領域的重大適宜技術開發放在優先地位。重點組織開發有普遍推廣意義的資源節約和替代技術、能量梯級利用技術、“零排放”技術、回收處理技術，以及降低再利用成本的技術等，不斷提高單位資源消耗產出水平，盡快使資源消耗從高增長向低增長、再向零增長轉化，使污染排放量從正增長向零增長、再向負增長轉化，從源頭上緩解資源約束矛盾和環境的巨大壓力。(2)加快各種可再生能源的開發，如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等，促進能源供給結構的多元化，逐步改變依賴化石燃料的能源生產和消費結構。(3)積極建立循環經濟、清潔生產的信息系統和技術咨詢服務體系，及時向社會有關循環經濟、清潔生產的技術、管理和政策等方面的信息，開展信息咨詢、技術推廣、宣傳培訓等。

(五)加強農村地區的環境管理

農村地區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的改變已經加劇了農村資源短缺、生態和環境的惡化，對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和生活質量都產生了嚴重影響。應該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同時，統籌考慮農村經濟發展與環境治理。(1)優先保障飲用水安全，重點改善公共衛生條件。(2)立足資源化和循環利用，提高廢物的綜合利用效率和效益。例如，開發并推廣沼氣池，在條件合適的地區推廣太陽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3)高度重視農村面源污染，探索低成本治理方式和技術。(4)研究和探索能夠吸收和固定碳的農業耕作方式，以獲得社會、環境和全球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