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站為你精心整理了勞動價值應用范文，希望能為你的創作提供參考價值，我們的客服老師可以幫助你提供個性化的參考范文，歡迎咨詢。

目前，我國理論界正在深入廣泛地討論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無論是在目前這場討論中，還是在長期以來中外學者的研究中，對勞動價值論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質疑和難題。其中有些難題在馬克思著作中并無現成答案，應用傳統理論也難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這就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也孕育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我們應該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把勞動價值論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把創立了一百多年但至今未獲應有發展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從各方面加以豐富和發展。為此，本文冒昧提出幾個新理論和新公式，并嘗試應用這些理論和公式，分析和破解關系到勞動價值論興廢存亡的幾個問題。

一、幾個公式

（一）價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一

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基本觀點是：“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首要內容。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個量t[,1]及其總量T[,1]表示）。對于t[,1]參與價值決定，在承認勞動價值論的學者中是沒有爭議的。但也許正因為沒有爭議，人們對t[,1]的認識一般也就沒有深化、細化和量化。其實，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和社會實踐，t[,1]包含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認識上加以深化、細化和量化。

從內涵來說，馬克思所說的t[,1]至少包含著三個重要的規定：一是勞動時間，并且是有效勞動時間，是制造某種使用價值的勞動時間；二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三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基本上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生產條件。后兩個規定結合在一起，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生產力（在這里，這兩個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這樣，商品的價值量（W）就是勞動時間（t）和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力（N）的函數，即：

W＝f（N，t）

在這里，N又是由多種情況和要素決定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這多種情況中的每一種，都是一種或一類生產要素，每種要素又都包含著許多方面和因素。具體說：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可以說是勞動力要素（r），其中包括勞動者的德、智、體素質，這又取決于先天的體質和智力遺傳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環境因素，特別是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及這種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可以說是科學技術要素（e），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和應用程度，相關知識、信息的獲取、傳遞、加工、貯存、應用水平，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所承載的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種類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可以說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觀的經營管理，宏觀的經濟、文化、教育、社會、政治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紀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協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力系統。

第四，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可以說是資本要素（c），其中包括資本的積累、積聚、集中、籌措、運作，生產資料的獲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條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說應該包括人類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勞動力要素之中）和人類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礦藏、日照、氣候、其他動植物、生態環境等等。

所有這些要素，都是勞動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從而都是商品價值量的決定性因素。僅以上述五項要素列入價值決定的關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響到價值決定，其中有的是加和關系，有的是比例關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線性的關系。

從外延來說，無論在中國在世界都存在著多層次的生產力，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生產條件和勞動力條件。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都可能有多個不同的生產者向市場提供；這些生產者有的是個體，有的是企業；企業中有獨資的，有合資的，有股份制的，有國有的。不同生產者會有不同的生產條件、勞動力條件和由此決定的不同的勞動生產率。這些生產者各自的個別勞動生產率（N）可能分別等于、大于或小于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N[,1]），從而N與N[,1]的比值n（我們把n叫做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可能分別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無論個別勞動生產率N和個別勞動時間t怎樣不同，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投放到同一市場上價格都相同，從而社會價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勞動時間t里產品產量越大，產品總價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數量關系和價值決定公式：

W＝t[,1]＝nt

當n不變或相同時，W與t成正比；當t不變或相同時，W與n成正比，即與N成正比，與N[,1]成反比；當W不變或相同時，t與n成反比。這就是說，當勞動生產率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成正比；當勞動時間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相對勞動生產率即勞動生產率指數成正比，或者說與個別勞動生產率成正比，與社會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當商品價值量不變或相同時，也就是在等質等量商品中，包括單位商品中，所凝結的勞動時間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勞動生產率越高，所需勞動時間越少，反之則相反。因此，我們應該區別不同情況、不同概念的勞動生產率，來全面認識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三者關系；否則就會在這三者關系上糾纏不清，爭論不休。

在計算同類商品總量、部門商品總量、社會商品總量時，由于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總是根據所有個別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數計算的，因而這時n＝1，從而，W＝nT＝1T＝T。其中總勞動時間T＝∑t＝∑t[,1]＝T[,1]。所以，無論是同類產品、部門產品還是社會總產品的總價值量總是等于耗費在產品中的總勞動時間。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論述了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后，又在《資本論》第三卷進一步指出：“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必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總量T[,2]和個量t[,2]表示）。顯然，作為完整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目前，我國理論界正在深入廣泛地討論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理論。無論是在目前這場討論中，還是在長期以來中外學者的研究中，對勞動價值論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質疑和難題。其中有些難題在馬克思著作中并無現成答案，應用傳統理論也難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這就使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也孕育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我們應該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把勞動價值論研究進一步引向深入，把創立了一百多年但至今未獲應有發展的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從各方面加以豐富和發展。為此，本文冒昧提出幾個新理論和新公式，并嘗試應用這些理論和公式，分析和破解關系到勞動價值論興廢存亡的幾個問題。

一、幾個公式

（一）價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一

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基本觀點是：“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或生產使用價值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決定該使用價值的價值量。”“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在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下，在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下制造某種使用價值所需要的勞動時間。”（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馬克思關于價值決定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首要內容。馬克思在這里所說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個量t[,1]及其總量T[,1]表示）。對于t[,1]參與價值決定，在承認勞動價值論的學者中是沒有爭議的。但也許正因為沒有爭議，人們對t[,1]的認識一般也就沒有深化、細化和量化。其實，根據馬克思的論述和社會實踐，t[,1]包含著豐富的內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認識上加以深化、細化和量化。

從內涵來說，馬克思所說的t[,1]至少包含著三個重要的規定：一是勞動時間，并且是有效勞動時間，是制造某種使用價值的勞動時間；二是社會平均的勞動熟練程度和勞動強度；三是現有的社會正常的生產條件，基本上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生產條件。后兩個規定結合在一起，也就是社會平均的或中等的勞動生產率和勞動生產力（在這里，這兩個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這樣，商品的價值量（W）就是勞動時間（t）和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力（N）的函數，即：

W＝f（N，t）

在這里，N又是由多種情況和要素決定的。正如馬克思所說：“勞動生產力是由多種情況決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條件。”（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這多種情況中的每一種，都是一種或一類生產要素，每種要素又都包含著許多方面和因素。具體說：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練程度可以說是勞動力要素（r），其中包括勞動者的德、智、體素質，這又取決于先天的體質和智力遺傳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環境因素，特別是本人的主觀努力以及這種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學的發展水平和它在工藝上應用的程度可以說是科學技術要素（e），其中包括科學技術發展水平和應用程度，相關知識、信息的獲取、傳遞、加工、貯存、應用水平，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所承載的科學、技術、知識、信息種類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可以說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觀的經營管理，宏觀的經濟、文化、教育、社會、政治管理，相關的法律、法規、紀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協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力系統。

第四，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可以說是資本要素（c），其中包括資本的積累、積聚、集中、籌措、運作，生產資料的獲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條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說應該包括人類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勞動力要素之中）和人類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礦藏、日照、氣候、其他動植物、生態環境等等。

所有這些要素，都是勞動生產力的決定性因素，從而都是商品價值量的決定性因素。僅以上述五項要素列入價值決定的關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響到價值決定，其中有的是加和關系，有的是比例關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線性的關系。

從外延來說，無論在中國在世界都存在著多層次的生產力，存在著多種不同的生產條件和勞動力條件。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都可能有多個不同的生產者向市場提供；這些生產者有的是個體，有的是企業；企業中有獨資的，有合資的，有股份制的，有國有的。不同生產者會有不同的生產條件、勞動力條件和由此決定的不同的勞動生產率。這些生產者各自的個別勞動生產率（N）可能分別等于、大于或小于社會平均的勞動生產率（N[,1]），從而N與N[,1]的比值n（我們把n叫做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可能分別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無論個別勞動生產率N和個別勞動時間t怎樣不同，同一規格質量的產品投放到同一市場上價格都相同，從而社會價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勞動時間t里產品產量越大，產品總價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數量關系和價值決定公式：

W＝t[,1]＝nt

當n不變或相同時，W與t成正比；當t不變或相同時，W與n成正比，即與N成正比，與N[,1]成反比；當W不變或相同時，t與n成反比。這就是說，當勞動生產率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勞動時間成正比；當勞動時間不變或相同時，商品價值量與相對勞動生產率即勞動生產率指數成正比，或者說與個別勞動生產率成正比，與社會勞動生產率成反比；當商品價值量不變或相同時，也就是在等質等量商品中，包括單位商品中，所凝結的勞動時間與勞動生產率成反比，勞動生產率越高，所需勞動時間越少，反之則相反。因此，我們應該區別不同情況、不同概念的勞動生產率，來全面認識勞動時間、勞動生產率與商品價值量三者關系；否則就會在這三者關系上糾纏不清，爭論不休。

在計算同類商品總量、部門商品總量、社會商品總量時，由于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總是根據所有個別勞動生產率的加權平均數計算的，因而這時n＝1，從而，W＝nT＝1T＝T。其中總勞動時間T＝∑t＝∑t[,1]＝T[,1]。所以，無論是同類產品、部門產品還是社會總產品的總價值量總是等于耗費在產品中的總勞動時間。

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論述了商品的價值量決定于生產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之后，又在《資本論》第三卷進一步指出：“事實上價值規律所影響的不是個別商品或物品，而總是各個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獨立的社會生產領域的總產品；因此，不僅在每個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勞動時間，而且在社會總勞動時間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類的商品上。”（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必要的勞動時間，也就是理論界通常所說的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以下用總量T[,2]和個量t[,2]表示）。顯然，作為完整意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僅對社會生產、對生產部門、對社會供給來說是必要的，而且對社會需求、對消費者及其購買力來說也是必要的；不僅要具有勞動耗費上的社會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勞動效果上的社會必需性，即具有兩種含義上的社會必要性，也就是必須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這就是說：“價值不是由某個生產者個人生產一定量商品或某個商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社會必要的勞動時間，由當時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市場上這種商品的社會必需總量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據從這樣決定的商品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價值，即由“所生產的總價值除以產品數，決定個別產品的價值，而且個別產品只有作為總價值的這種相應部分才成為商品。”（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義的社會價值，是由社會平均生產條件下生產某種商品社會必需總量（B）所必要的勞動時間（T[,2]＝Bt[,1]）決定該種商品實際生產總量（A）的實際總價值（W），并由從這個總價值中所分攤到的部分決定單個商品的實際市場價值（w），即由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T[,2]）共同決定商品的社會價值（包括總量價值W和單位商品價值w）。用計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為生產A量商品實際耗費的總勞動時間，t為單位商品個別勞動時間，n為相對勞動生產率或勞動生產率指數，b＝B／A為供求系數或產品需求率或產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產品需求率b列為價值決定的一個重要變量，從而把供求關系列入了價值決定。而市場供求是復雜多變的，因此，“價值量不以交換者的意志、設想和活動為轉移而不斷地變動著。”（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這樣，供求變動就決定了價值變動，進而決定了價格變動。從這種新觀點來看，商品價格隨著供求變動而上下波動，并不是商品價格與價值偏離，而正是有規律地必然地向價值接近，與價值相一致。

再從供求變動趨勢來看，“如果供求決定市場價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場價格，并且進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場價值，又決定供求。”（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種供求與價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價格彈性，會把供求、從而也把價值和價格拉向一個均衡點。這樣，雖然在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的整體來看，供求總是一致的；不過這種一致只是作為過去的變動的平均，并且只是作為它們的矛盾的不斷運動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時，A＝B即b＝1，因此，就一定時期整體來看，價值決定公式仍然應該是：

W＝bT＝T

w＝bt[,1]＝t[,1]

這個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發生作用，實際上這個公式成立的條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實際上供求在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場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從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

總之，在以上價值決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實際勞動時間（t和T），又包含了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t[,1]和T[,2]）。在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勞動生產率因素。其中也就隱含了決定勞動生產率并進而決定勞動生產力的多種情況和多種生產要素，如勞動力、科學技術、經營管理、資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中，既包含了勞動時間，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產過程、產品供給和勞動耗費因素，又包含了交換過程、產品需求和勞動效用因素，而在產品需求中也就隱含著產品的效用因素。因為沒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沒有使用價值就不可能有價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兩者總是成正比。因此，這一公式既保留了勞動價值論的基本內核，又融合了效用論、供求論、生產要素論、生產費用論、積累勞動論的合理內核，從而這個公式是一個既堅持了勞動價值論基本觀點、又綜合了各種價值論合理因素的價值決定公式，它適用于產品個量價值和總量價值的計算，經得起生產和交換實踐的檢驗。以這一公式為結合點和切入點，我們可以通過吸納各種價值論的合理因素而使勞動價值論得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并可以進一步探討各種價值論（和以價值論為基礎的經濟學）的溝通和綜合。

（二）價格決定公式——價值規律公式之二

馬克思關于價格與價值關系的基本觀點是：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是物化在商品內的勞動的貨幣名稱。（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貨幣作為價值尺度，是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即勞動時間的必然表現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見，商品內在的價值尺度是勞動時間，計量單位是時、分、秒；外在的價值尺度是貨幣、計量單位（以我國現行紙幣來說）是元、角、分。商品的價格應該以商品的價值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馬克思關于價格的這個觀點，是價值規律的又一重要內容。有人由此認為，理論價格就等于價值，諸如1小時勞動＝10元之類的等式，在一些文章中時有所見，其實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這里，至少要加入一個單位勞動時間所創造的價值的貨幣轉換系數h，才能使兩邊相等：如只有當h＝10元／小時勞動，才能使10元／小時勞動×1小時勞動＝10元。我們設商品價格為G，商品價值為W，貨幣系數為h，以上關系式可通化為價格決定公式：

G＝hW＝hbt[,1]

這里的價格只是一般理論價格，實際市場價格與這個價格還會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負的差價，這些差價有的是由不同地點、不同流通環節商品中包含著某些追加勞動、從而商品價值變動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條件變化（如季節、氣候變化）、市場競爭因素、國家政策因素、消費心理因素、社會時尚變化，以及種種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價值決定的內生變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勞動量變動即價值變動引起的差價可納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價格變動和差價可用△G表示，列入價格決定的一個子項，從而上式可完善為：

G＝hW＋△G

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負，從社會總產品來看在一定時期可作為正負值互相抵銷，也就是∑△G＝0。從而使社會產品總價格仍然等于總價值、即總勞動時間乘上貨幣系數，即∑G＝∑hW＝h∑W＝h∑T。

由此，h＝∑G／∑W＝∑G／∑T

就一個國家一定時期（一般以一年計算）來說，G應該用全年全國勞動者國內生產凈值計算，W或T應該用全年平均勞動者人數乘勞動者全年平均勞動時間計算。由于目前統計指標和數據上的局限性，G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國國內

說明：T根據我國從1994年實行每周5.5天工作制、從1995年實行每周5天工作制、從1999年節日假由7天延長至10天計算。

資料來源：《中國統計摘要（2001）》，《中國統計年鑒（1998）》。

以上測算結果表明，h、h′都是客觀存在、可以計算的，h值實際上是以貨幣計算的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h′部分地反映著社會平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部分地反映著貨幣幣值的變化，h′值與物價指數和利率水平都存在著正比例或正相關關系。h′值變化表明，同量勞動在不同年份會對象化為不同的貨幣量，其貨幣量一般會逐年增加；反之，同量貨幣在不同年份會代表著不同勞動量，其勞動量（從而價值量）會逐年減少。由此可見，一定量貨幣、投資額會發生有形無形貶值，給予適當利息補償是必要的、合理的。

以上的價格決定公式，也就是價格與價值的關系式。這個公式表明，價格與價值并不直接等同而有明顯區別，同時又有密切聯系，具有正比例或正相關的關系，歸根到底，價格是現象，價值是本質，價格是形式，價值是內容。正如列寧所說：“價格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價值是價格的規律，即價格現象的概括表現。”（注：《列寧全集》，中文版，第20卷，1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但在傳統理論上總是把供求關系排除在價值決定之外，把投資利息排除在價值構成之外，這樣就使價格與價值越來越遠，使價值越來越成為不可捉摸的東西，使等價交換只能成為偶然現象，使價值規律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也就不成其規律；相反，不等價交換才具有客觀性、普遍性、穩定性、重復性，從而具有規律性。現在我們通過以上價值決定和價格決定的理論和公式的確立和推導，價格與價值、理論與實踐就能無限接近，趨向一致，價值范疇就能從價格形式上經常得到反映，使價值真正成為價格的規律，使價格真正成為價值規律的表現，使勞動價值論具有廣泛的解釋力和說服力。

（三）勞動價值論視域的利息理論和利息率公式

馬克思關于利息和利息率的基本觀點是：利息是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剩余價值，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是平均利潤的一部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規律決定，而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這種決定是偶然的，純粹經驗的，其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潤率，最低界限則完全無法規定。（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西方經濟學在利息理論上則有時間偏好論、節欲論、迂回生產論、投資和儲蓄論、資本的邊際生產力論、由資本供求決定的均衡價格論等等。我國學者對利息的存在一般是從資本的貢獻、資本的稀缺性、激勵投資的必要性等方面來解釋的，而利息的來源仍然是剩余價值或社會純收入。所有這些理論都沒有從勞動價值論上對利息和利息率作出科學的說明。

其實，利息和利息率完全可以從勞動價值論視域來認識和說明。事實上，合理的利息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更不是瓜分剩余價值的剝削收入，也不是由資本的單純所有權所提供的。利息率的決定，不只是有一個平均利潤率的界限，也不只是由供求關系決定，也不是純粹偶然、純粹經驗、沒有規律地決定的，而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是由投資貶值、投資費用、投資風險、供求關系等客觀因素共同決定的。首先，資本額或投資額都表現為一定的貨幣量，代表著投資者提供的積累下來的一定勞動量和價值量，但同一價值量隨著時間的推移會表現為不同的貨幣量，通常是由于通貨膨脹而發生貨幣貶值，這是投資的有形貶值，理應得到補償。其次，“撇開一切偶然的干擾不說，現有資本的一大部分，會不斷在再生產過程的進行中或多或少地貶值，因為商品的價值不是由生產商品原來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而是由再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時間決定，并且這種時間由于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減少。因此，在社會生產率的較高的發展階段上，一切現有的資本不是表現為資本積累的長期過程的結果，而是表現為相對地說非常短的再生產時間的結果。”（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4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這是投資的無形貶值。而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主要是勞動生產率的提高，離不開必要的投資額以及由此形成的生產資料的規模和效能，離不開作為過去勞動積累的資本的一份貢獻。因此資本的無形貶值可以而且應該在資本對提高勞動生產率貢獻的限度內得到補償。例如，從以上表1可知，同樣1小時勞動，如將勞動復雜程度變化忽略不計，其價值量是相等的，但卻表現在逐年變化的貨幣量上，1990年是1.19元，1995年是3.84元，2000年是6.28元，1995年是1990年的3.2倍，2000年是1990年的5.2倍。這里有貨幣貶值、勞動生產率提高等因素。如果撇開其他因素不算，那么在1990年投資1.19萬元，至2000年就應獲得本利和6.28萬元，其中獲得的5.09萬元利息，是投資者投資有形無形貶值的應有補償，是投資者投資所代表的勞動量和價值量的回收，其中并沒有占有任何人的勞動和剩余價值。再次，由于自然的和社會的、經濟的和政治的種種原因和變故，投資會有部分乃至全部喪失的風險，股市有風險，銀行貸款有風險，其他法人、自然人投資也有風險，因此，適當的風險補償也是必要的。最后，投資者在投資過程中都或多或少要付出勞動和費用，如1999年我國銀行系統職工人數已達205萬人，（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

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要付出大量勞動、工資和費用；股民需要關注股市行情。把自己長期勞動積累的資金投放到某個項目上，對誰都不是一種小事，都是一種極其重要極其復雜的勞動。資本的成功運用和運作所要求的知識、洞察力和判斷力，以及為此需要付出的勞動和努力，決不比其他勞動來得差。（注：晏智杰：《勞動價值學說新探》，序第7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由于這一切原因，合理的利息是投資有形無形貶值、投資風險、投資費用必要的補償，是對過去積累的勞動和正在進行的投資勞動的必要的補償，是勞動耗費的一部分，是產品成本的一部分，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此外，資本供求率始終是市場利息率的決定因素之一。這樣，理論利息率的決定和計算就有了客觀依據，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理論利息率＝（通貨膨脹率＋勞動生產率增長率×資本貢獻率＋投資風險率＋投資費用率）×資本供求率。

（四）勞動力價值公式

馬克思關于勞動力價值的基本觀點是：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從而再生產這種獨特物品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勞動力的價值，就是維持勞動力所有者及其子女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同時還要包括必要的教育訓練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3～19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以及必要的醫療保健費用（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15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資本家用來購買勞動力的可變資本，也就是支付給雇用工人的工資，是勞動力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8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為工人階級是掙一文吃一文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9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雇傭工人所得的工資將全部用于生活消費而沒有分文剩余，其結果，資本主義再生產不僅是物質資料的再生產，同時也是勞動力和工人階級的再生產，是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再生產。（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3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馬克思的這些觀點符合他當時所面對和研究的情況，而我們今天所面對的情況與一百多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們必須研究新情況，作出新概括，提出新理論。

第一，今天的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外國，就絕大多數人來說已經不再是掙一文吃一文而無分文積累，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至2000年，中國個人儲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已達10萬億元以上，加上個人經營投資和住房投資已達20萬億元以上，股民已達5800萬戶。（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工薪階層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更遠遠高于中國。這些新情況是傳統的勞動力價值理論、工資理論和積累理論解釋不了的。因此，現代工人階級的勞動力價值已經不僅僅包括馬克思所說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而應該包括更多的項目。

第二，既然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價值一樣，勞動力的價值也是由生產它所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而其他商品的價值都包括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和活勞動創造的價值兩部分，那么勞動者所必要的生活資料價值和教育醫療費用，充其量也只是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部分，僅有這一部分還不足以生產和再生產、培養和造就出現代勞動力，這里必須付出兩種不可或缺的活勞動，這就是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

第三，家務勞動是勞動力再生產中完全必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現在保姆等人的家政服務已經成為商品，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由于反作用，家庭成員從事的這種服務在家庭內部也應該視同商品，承認其價值和使用價值，盡管這種價值很快被家人消費了，但家務勞動者仍然是創造價值的。這種勞動完全是生產勞動力的必要活勞動和必經工序；否則，嬰兒甚至無法長大成人，更談不上再生產勞動力。再則，按照傳統理論，同樣兩個勞動力，如果一個使用保姆，一個不使用保姆，由于有無保姆費用的不同，兩者的勞動力價值就不同，工資也應不同，這在理論上與實踐上都是講不通的。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爾指出：“對每個國家的經濟來說，家庭內的生產都是相當重要的一環。”“家庭和其他居民戶，事實上都可視為小型的工廠。即使是最先進的國家，這些地方也都可以生產出極有價值的商品及服務。”“現在的確是把家務勞動也算在GDP里面的時候了。”根據一位教授的統計，“美國從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為止，家庭內的生產值，超過了GDP的20％以上，而聯合國最近公布的人力開發研究報告顯示，家庭內的生產值占全球生產值的比例，竟然高過40％。”（注：加里·貝克（貝克爾）：《生活中的經濟學》，中文版，140～142頁，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

第四，求學勞動是現代勞動力再生產中極其重要的活勞動，是勞動力價值中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在勞動力培養和勞動力價值中，人們往往只重視教師勞動和教育費用，求學勞動往往被忽略不計。其實，學生和成人的求學勞動是勞動量更大、更為重要的一部分勞動。俄國教育家烏申斯基說過：“學習是勞動，并且應當永遠是勞動，是充滿了思想的勞動。”（注：烏申斯基：《教學法原理》，中文版，125頁。轉引自王涵等：《名人名言錄》，232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事實上，同樣的生活資料和教育費用，同樣的家庭、學校和社會環境，培養出的勞動力的素質可能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人自己的學習和努力不同。教是外因，學是內因，學生的勞動比教師的勞動更重要。人是主體，物是客體，人格化、人才化勞動比物化勞動更重要。當今世界，經濟是知識經濟，教育是終身教育，社會是學習社會，社會組織是學習組織，求學勞動更為長期，更為艱巨，更為重要。據統計，至2000年，我國各級學校在校學生數已達2.2億人，占全國人口17.4％，約占6－60歲人口22％。（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據我國學者王琪延研究，中國城市男女居民在終生總時間中，有45％屬于生活必需時間。29％屬于閑暇時間，10.5％屬于工作時間，8.5％屬于家務勞動時間，7％屬于學習時間。（注：王琪延：《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時間分配分析》，載《社會學研究》，2000（4），第93頁。）在工作、學習和家務勞動三項勞動時間中，工作時間占40.4％，學習時間占26.9％，家務勞動時間占32.7％。可見，學習時間加上家務勞動時間已經大大超過了工作時間。因此，我們研究勞動價值論，應該研究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創造的價值（這是一種凝結于勞動力價值中的潛在價值，這里不去多說）；我們研究勞動力價值，應該包括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等勞動力生產中所必要的活勞動所形成的價值。

由此可見，勞動力價值（以V表示）應該包括三個組成部分：其一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價值、教育培訓費用和醫療保健費用（以V[,1]表示），也就是馬克思所說的勞動力價值的構成部分；其二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家務勞動形成的價值（以V[,2]表示）；其三是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中所付出的求學勞動價值（以V[,3]表示）。這樣我們就得到了一個新的較為完整的勞動力價值公式，即：

V＝V[,1]＋V[,2]＋V[,3]

這個公式更符合現代勞動力生產和再生產的客觀實際，能合理解釋勞動者個人積累和私有財產的價值源泉。

（五）成本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成本理論的基本觀點是：產品成本（K）包括生產資料耗費即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其中包括勞動資料價值C[,1]和勞動對象價值C[,2]）和工資即勞動力價值（V）這兩項。從現代社會化全球化生產過程和社會分工協作關系看，產品成本中除了包括各種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1]＋C[,2]）外，還應該包括各種非物化勞動有償轉移的價值（C[,3]），如各種外購服務產品和知識產品轉移的價值。同時，除了這些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外，還應該包括各種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

其一是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這些公共產品包括社會公共需要的社會制度、社會管理、社會規范、社會秩序、社會環境等等。這種公共需要是從人類共同的社會生產和社會生活中產生的。現在隨著生產社會化、全球化、電子化、信息化、知識化、智能化的發展，不僅一個企業內部需要嚴格的科學管理，而且一個地區、一個國家、乃至全球，都需要加強宏觀的科學管理。對于社會主義國家來說，一切政治上的勞動都是間接的生產手段，都是整個社會勞動中必要的組成部分。恩格斯說過：國家權力對于經濟發展具有促進和阻礙兩種不同的反作用。（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4卷，70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鄒東濤教授以日本明治維新、中國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和社會的巨大發展為例，論證了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的重要觀點。（注：鄒東濤：《制度是更內核的第一生產力》，載《理論動態》，第1522期。）我國近50年來的歷史經驗從正反兩方面充分證明了這些觀點的正確性。而優越的社會制度等公共產品的提供，需要公務人員付出艱巨復雜、優質高效的公務勞動。這些公務勞動所形成的價值一般是間接融合和實現在其他各種社會產品中，是通過稅收等形式實現補償和再生產的。因此，國家稅收并不完全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稅收中用于經濟、社會、行政管理和國防的費用，用于科技教育衛生事業和環境保護的費用，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的一部分。

其二是投資利息，如上所述，這也是一種間接的勞動耗費和勞動補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

其三是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包括為了開發利用土地、水源、森林、礦藏、生物等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在產前、產中和產后付出的或追加的勞動和支付的費用，這也是一種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以土地資源來說，傳統理論認為，土地是自然資源，地租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開墾了的土地不只是自然資源，也有人類勞動凝結在其中，也有價值，合理的地租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一種勞動報酬，一種間接成本。

由此可見，傳統上所說的成本只是企業成本、直接成本、顯性成本，只是部分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完全成本還應該包括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由此我們可以得到一個新的成本公式，即：

K＝C＋V＋S＝C[,1]＋C[,2]＋C[,3]＋V[,1]＋V[,2]＋V[,3]＋S[,1]＋S[,2]＋S[,3]

其中，S為社會成本、間接成本、隱性成本，S[,1]為宏觀管理和公共產品分攤的費用，S[,2]為投資利息，S[,3]為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環境保護成本。

（六）剩余價值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剩余價值是雇傭工人創造的被資本家無償占有的超過勞動力價值的那一部分價值，是勞動力創造的價值與勞動力價值的差額，也是商品價值與成本價格的差額；剩余價值來源于雇傭工人的剩余勞動，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反映著資本家對雇傭工人的剝削關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特有的經濟范疇。（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235～24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對這一傳統理論，我們需要結合新的實際，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再認識：

第一，剩余價值始終是商品價值的構成部分，因而剩余價值范疇與價值范疇一樣，是商品經濟所固有、并與商品經濟共生共滅、始終并存的歷史范疇，它適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經濟的社會，從而既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也適用于社會主義社會。但在不同社會，剩余價值有不同歸宿，反映不同經濟關系：在資本主義社會歸資本家所有，反映著資本家剝削雇傭工人的關系；在社會主義社會歸社會公眾所有，反映著勞動者共同推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關系。剩余價值只有通過社會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而且歸根到底只有通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被創造出來，因此不是一種個人力量的產物，而是一種社會力量的產物，理應歸社會公眾所有，為社會公眾造福，為社會進步服務。這正是社會主義比資本主義更合理、更進步、更優越的真諦所在，也是社會主義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的堅實理論基礎。科學社會主義應該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

第二，傳統理論把利息、地租和全部稅金都看作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實際上，合理的利息和地租以及部分的稅金并不是剩余價值的一部分，而是產品社會成本、間接成本和隱性成本。我們應該把這些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較為確切地計算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計算公式為：

M＝W－C－V－S

第三，傳統理論把剩余價值看作只是雇傭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活勞動創造的價值的一部分。而現代化社會化全球化的大生產大流通表明，剩余價值及其轉化形式：利潤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也來自于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而且不只是來自于生產工人或總體工人的剩余勞動，還越來越多地來自于科學技術成果潛在價值的轉化和實現，來自于生產力巨系統中的系統效應。因此，剩余價值的來源決不只是一個而至少有三個：一是來自勞動者（包括生產工人、科學技術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等總體工人）活勞動中剩余勞動創造的價值（M[,1]）；二是來自無償利用的他人和前人的科學技術成果的潛在價值轉化而來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知識剩余價值或技術溢出價值（M[,2]）；三是來自生產力系統中系統效應形成的剩余價值，也可以叫社會剩余價值或系統剩余價值（M[,3]）。

根據以上認識，我們可以把不屬于剩余價值的社會成本從剩余價值中剔除出去，又把剩余價值的來源從一個擴展為三個，從而就能較為準確地計算出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以及活勞動剩余價值量和剩余價值率。其中計算剩余價值量的公式是：

M＝W－C－V－S＝M[,1]＋M[,2]＋M[,3]

以上公式在簡化形式上只是加減法，而實際上要復雜得多，要應用現代數學和現代系統科學。

（七）價值構成新論及其公式

馬克思關于價值構成理論的基本觀點是：商品的價值由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C）和活勞動創造的價值（V＋M）兩部分構成，從而W＝C＋V＋M。

然而，經過一百多年來科學技術和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現代化生產力已經不只是由兩個或三個簡單要素構成，而是一個由多層次、多因素、多變量有機結合而成的復雜巨系統。在商品價值中，除了包括物化勞動轉移的價值和活勞動創造的價值之外，還應該包括各種非物化勞動、各種間接勞動有償和無償轉移的價值，也應該包括歷代精神遺產（科學技術等知識產品）和積累勞動的潛在價值轉化而來的價值，以及系統效應形成的、整體大于部分總和的價值。因此，我們現在可以把商品的價值構成由C、V、M三項補充為C、V、M、S四項，并把其中每一項分解為更小的部分，從而把原來的價值構成公式展開和完善如下：

W＝C＋V＋M＋S＝C[,1]＋C[,2]＋C[,3]＋V[,1]＋V[,2]＋V[,3]＋M[,1]＋M[,2]＋M[,3]＋S[,1]＋S[,2]＋S[,3]

（其中各項的含義已如上述。）

上述價值構成公式中包括了12項，在馬克思的公式中實際上包括其中的C[,1]、C[,2]、V[,1]、M[,1]這4項，而未包括其余8項。其中C[,3]是服務產品和知識產品有償轉移的價值，而在馬克思時代服務產業和知識產業還很不發達，以至可以忽略不計。V[,2]、V[,3]是勞動力再生產中付出的家務勞動和求學勞動，現在已占到人類總勞動的一半以上，而在少年兒童都要被迫日夜從事生產勞動、勞動者幾乎都是文盲的19世紀，這些勞動自然也會忽略不計。M[,2]是無償利用前人科學技術勞動轉化而來的剩余價值，M[,3]是不同范圍分工協作和聯合勞動產生的系統效應形成的剩余價值，馬克思已經認識到它們的重要作用，但又認為是不費分文、像自然力那樣無償的發生作用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423～425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是幾十萬年歷史的恩惠，（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6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而沒有列入價值構成之中。至于S[,1]、S[,2]、S[,3]，馬克思都納入了M[,1]之中。同時，人類認識（包括理論）的發展都有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由粗到細、由淺入深的過程，馬克思處于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處于初創階段，因此馬克思的價值構成公式中實際上只包括了4項，而未包括其余8項是可以理解的。我們不能苛求于前人，同時又不能囿于前人的認識，把前人的理論僵化和教條化，而必須結合新的實際，深化對勞動價值論的認識，突破舊公式，提出新公式。

二、幾個爭論問題

應用上述幾個公式，可以對理論界長期爭論、未得其解的一系列問題作出合理的解釋和科學的回答。下面就粗略探討一下關系到勞動價值論興廢存亡的幾個問題。

（一）如何計算復雜勞動還原成簡單勞動的倍數

對這個問題，馬克思說過：“比較復雜的勞動只是自乘的或不如說多倍的簡單勞動，因此，少量的復雜勞動等于多量的簡單勞動。經驗證明，這種簡化是經常進行的……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因而在他們來看，似乎是由習慣確定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那么，如何計算出復雜勞動還原成簡單勞動的倍數呢？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比較和計算：

第一，從教育費用來看，復雜勞動力比簡單勞動力要支付更多的教育費用。教育費用越多，意味著教師等人的勞動越多，意味著復雜勞動力中凝聚和隱含的教育勞動越多。江蘇省有一項調查顯示，按2001年教育支出水平計算，將一個孩子培養到大學畢業共需花費13萬元，其中還不包括孩子在家的一切生活費用。（注：《揚子晚報》，2001－08－02，A1版。）

第二，從求學勞動來看，復雜勞動力比簡單勞動力要從事更多的求學勞動。而且學歷越高的人，往往在工作中所接觸、所需要的新知識也越多，繼續學習的機會也越多，自覺性也越高，能力也越強，時間也越長。從而付出的求學勞動也就越多，V[,3]也就越大。有資料表明，我國城鎮居民終生學習時間平均已達44000多小時，已占終生總時間的7％，相當于終生工作時間的2／3（注：王琪延：《中國城市居民生活時間分配分析》，載《社會學研究》，2000（4），第93頁。），而且這種學習時間還將持續增加。

第三，由于教育和求學勞動的不同，復雜勞動力與簡單勞動力的價值顯然是不同的。這兩種勞動力不僅有價值的差別、量（勞動力價值量）的差別，而且有使用價值的差別、質（所能從事的勞動性質）的差別。復雜勞動力一般能替代簡單勞動力所從事的勞動，而簡單勞動力卻無法替代復雜勞動力所從事的勞動。簡單勞動力在中國是很多的，幾乎到處都是供過于求，復雜勞動力則往往供不應求。再則，復雜勞動力不僅能從事專業技術性很強的勞動，而且能掌握較多的知識、信息，能對這些知識、信息融匯貫通，凝聚升華，容易形成靈感和創造力，從事創造性勞動。因此，復雜勞動由于其專業性、技術性、稀缺性、創造性，所創造的價值往往是很高的，是簡單勞動和常規勞動所無法比擬的，它會像電子躍遷到新的能量級一樣，在價值量上躍遷到一個新的數量級。國外一位經濟學家作過這樣的計算：一個普通工人受一年初等教育，可使勞動生產率提高30％；一個熟練工人學習一年的科技文化，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1.6倍。國外一些企業的經驗還表明，工人受教育的年限每增加一年，提出合理化建議的比重就平均增加6％，受過完全中等教育的工人所提供的合理化建議，比沒有受過同等教育的同樣工齡的工人要多4倍。受過高等教育的工人在技術創造上的積極性要比只受過四年級教育的工人高30～80倍。（注：陳良瑾、何一兵：《現代領導新觀念》，126～127頁，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

第四，復雜勞動力在勞動過程中，都要運用自己所學習和掌握的各種知識、信息、技術、能力，還要運用各種物化的智力，包括各種先進的技術設備，這一切都凝聚著前人和今人大量知識化勞動。因此，復雜勞動不僅作為抽象勞動創造較高的新價值（V＋M[,1]），也不僅作為具體勞動轉移物化勞動的價值（C），還作為專業化具體勞動把前人和今人知識化勞動的潛在價值轉化為現實價值（M[,2]）。對于復雜勞動實現的這種價值轉化，西方學者希法亭作過這樣的說明：“熟練工人所創造的價值，實際上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作為一個非熟練工人時所創造的價值；另一部分是他的技術發揮時所轉移的早就物化在技術中的價值。技術中早就物化的價值，比第一部分作為非熟練工人所創造的價值大得多。因為，技術中所物化的勞動，有一些本身也是熟練勞動，是由另一些熟練工人在這個熟練工人受教育的時期中創造的。再追溯上去，這些熟練勞動本身又可以分解成再前一時期的非熟練勞動與熟練勞動兩部分。這樣不斷地追溯上去，我們最終可以把全部熟練勞動分解為各個時間所創造的非熟練勞動的加總。”（注：朱鐘棣：《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48～49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這種說明有一定道理，但有兩點不足之處：其一，不能把各個時期熟練勞動者所創造的新價值都看成是作為一個非熟練工人時所創造的價值。其二，熟練勞動創造的價值不只是一系列非熟練勞動創造的價值的簡單加總，因為除此之外，前人和今人一系列勞動的結合還會產生系統效應價值M[,3]。因此，復雜勞動比簡單勞動創造的價值，不僅V＋M[,1]部分更大，而且M[,2]、M[,3]部分也更大，從而勞動力價值的實際差別要大于受教育年限的差別，勞動力創造的價值的差別又要大于勞動力價值的差別，勞動成果價值的差別又要大于勞動力創造的價值的差別。

由此可見，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在V[,1]、V[,2]、V[,3]、M[,1]、M[,2]、M[,3]這6項上都有差別，在社會需求程度、勞動稀缺程度、勞動創新程度上也有差別，依據這些差別可以近似地計算出復雜勞動還原成簡單勞動的倍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一項研究報告表明，假定沒有接受過教育的勞動者其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能力為0，則小學教育程度的人為43％，中學教育程度的人為108％，大學教育程度的人為300％。（注：彭坤明：《知識經濟與教育》，186頁，南京，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由此我們可以假定文盲勞動復雜程度為1，那么小學文化程度者為1.43，中學文化程度者為2.08，大學文化程度者為4.00。有學者測算，1999年我國從業人員接受教育的程度分別是：不識字11％，小學33.31％，初中39.3％，高中11.9％，大專以上4.38％。（注：白永秀等：《論西部大開發中的人力資源開發》，載《當代經濟研究》，2001（4），第18頁。）由此測算，我國從業人員1999年平均勞動復雜程度為1.7。當然，這一計算結果未必準確，而且這一計算方法，僅僅能計算出按文化程度劃分的不同群體的平均勞動復雜程度，而同一群體的不同個體，勞動復雜程度仍可有很大差別。同樣是大學生，有的有許多發現、發明、創造和杰出貢獻，有的則很平庸，其差距可達幾倍、幾十倍甚至更大；也不排除有低學歷者貢獻大于高學歷者的情況。但盡管如此，仍可以說明，復雜勞動是可以還原為簡單勞動的，其倍數是可以計算的。

（二）如何在多種技術選用條件下確保價值量的唯一性

對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認識：選用先進技術時所用活勞動較少，單位產品價值中V＋M[,1]部分較少，但先進技術的潛在價值轉化而來的M[,2]部分較多；選用落后技術時，單位產品價值中V＋M[,1]部分較多，但M[,2]部分較少；因此在不同技術條件下，單位產品中的價值構成不同，但價值量仍然是相同的，唯一的。

就以毛利西馬所舉的例子來說，他假設某一商品有兩種生產方法，各自的投入產出關系如表2（假設商品價值為X）：

表2

生產方法1生產方法2

生產要素投入產出投入產出

商品0.2510.51

勞動0.5-0.25-求解x的方程X＝0.25X＋0.5X＝0.5X＋0.25

求得x的數值X＝2／3價值單位X＝1／2價值單位

由此他證明，同一商品用不同方法生產就會有不同價值。（注：朱鐘棣：《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53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在這個例子里，用生產方法1生產。商品價值就是2／3價值單位。用生產方法2生產就是1／2價值單位，比生產方法1少1／6價值單位。對此，我們用新的價值構成公式就可以得到合理解釋：因為生產方法2所用活勞動較少，技術比較先進，由先進技術的潛在價值轉化而來的M[,2]＝1／6價值單位。這樣，在不同技術條件下生產的商品價值仍然是相同的，唯一的，在這里就是2／3價值單位。此外，我們還可以用價值決定公式W＝nt來解釋，n與t成反比，n越大，t越小，盡管t不是唯一的，W仍然是唯一的。

（三）如何在聯合生產和固定資本存在的條件下，既能堅持馬克思的價值加總計算方法，又能防止負價值的出現

聯合生產是指同一生產過程可生產出兩種或兩種以上產品的生產，如果把固定資本也看作是一種副產品，聯合生產就是一種普遍現象。西方學者認為，在聯合生產中出現負價值，而且在負剩余價值條件下利潤率可以為正數，在正剩余價值條件下利潤率也可以為負數，這樣一來，勞動價值論和剩余價值論就不能成立了。現在我們來看斯梯德曼所舉的例子。（注：朱鐘棣：《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26～27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他假定，一個社會可以用兩種方法生產兩種商品，其投入產出關系如表3：

表3

投入產出

生產方法商品1商品2勞動商品1商品2

生產方法12505305

生產方法20101312

總計251063317

這樣，社會凈產品是8單位商品1，7單位商品2，如果6單位勞動的實際工資是3單位商品1和5單位商品2，結果資本家獲得的凈產品是5單位商品1和2單位商品2。設利潤率為r，用勞動量來表示的兩種商品價格為P[,1]和P[,2]，兩種商品價值為L[,1]和L[,2]，勞動力價值為V，剩余價值為M。這時，決定r、P[,1]、P[,2]的三個方程是：

（1＋r）5P[,1]＋1＝6P[,1]＋P[,2]……………………………（1）

（1＋r）10P[,2]＋1＝3P[,1]＋12P[,2]………………………（2）

3P[,1]＋5P[,2]＝6………………………………………………（3）

由此求得r＝20％，P[,1]＝1／3，P[,2]＝1。

這時決定L[,1]和L[,2]的兩個方程是：

5L[,1]＋1＝6L[,1]＋L[,2]，即L[,1]＋L[,2]＝1……………（4）

10L[,2]＋1＝3L[,1]＋12L[,2]，即3L[,1]＋2L[,2]＝1……（5）

由此求得L[,1]＝－1，L[,2]＝2

由此可推算出V、M和V＋M如下：

V＝3×（－1）＋5×2＝7

M＝5×（－1）＋2×2＝－1

V＋M＝7＋（－1）＝6

這樣就出現了負價值（L1＝－1），并出現了在負剩余價值（M＝－1）條件下的正利潤率（r＝20％）。

對這種負價值怎樣解釋呢？霍伍德和金作了這樣“合理的解釋”：假定放棄生產方法1，而只用3（1／2）單位的勞動投入生產方法2，則投入產出關系為：投入35單位商品2和3（1／2）單位勞動，產出10（1／2）單位商品1和42單位商品2。這時社會凈產品是10（1／2）單位商品1和7單位商品2，與上述用兩種方法生產相比，減少了2（1／2）單位的勞動投入，反而增加了2（1／2）單位商品1的產出，這樣就對商品1的負價值（L[,1]＝－1）作出了“合理的解釋”，但這并不意味著消除了負價值和負剩余價值的出現對勞動價值論的動搖，特別是負剩余價值與正利潤的并存對剩余價值是利潤來源這一基本原

理的動搖。（注：朱鐘棣：《西方學者對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研究》，63～66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那么能否解釋和防止這種負價值的出現呢？回答是肯定的。其解法如下：

比較方程（4）、（5）可知，生產方法2是用先進技術生產的，1單位勞動除創造新價值L[,1]＋L[,2]之外，還轉化先進技術的潛在價值M[,2]（在這里M[,2]＝2L[,1]＋L[,2]）。將M[,2]計入方程（5）則有3L[,1]＋2L[,2]＝1＋M[,2]…………………………………（6）

∵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兩種商品價值比應等于價格比，

從而L[,1]∶L[,2]＝P[,1]∶P[,2]＝1／3∶1，∴L[,2]＝3L[,1]……（7）

解出方程組（4）、（6）、（7），可得L[,1]＝1／4，L[,2]＝3／4，M[,2]＝1（1／4）。

從而：V＝3×（1／4）＋5×（3／4）＝4（1／2）

M＝5×（1／4）＋2×（3／4）＝2（3／4）

V＋M＝4（1／2）＋2（3／4）＝7（1／4）

其中：V＋M[,1]＝6，M[,1]＝1（1／2），M[,2]＝1（1／4）（這就是知識剩余價值或技術溢出價值）

由此可見，原來算出的負價值和負剩余價值都不復存在，而且保持了不同技術條件下商品價值量的唯一性，保持了兩種商品價值比與價格比的一致性，同時證明了知識剩余價值或技術溢出價值是客觀存在的。這樣就把聯合生產和固定資本存在條件下價值的非負性問題，還原為多種技術選用條件下價值量的唯一性問題加以解決。

（四）應不應把價值的源泉從勞動一個要素擴展到所有生產要素

在這個問題上，我國理論界有多種不同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堅持勞動價值一元論，不能承認多元論。但在對創造價值的勞動、對價值概念、對一元論的理解上又有多種不同觀點。另一種觀點認為，勞動價值一元論與經濟發展實踐之間相脫節和抵觸，應該轉向價值源泉多元論和生產要素價值論。在對多元論或要素論的理解和表述上又有多種不同觀點。有的是明明白白的多元論和要素論，有的是羞羞答答的多元論和要素論，有的形式上是一元論，實質上是多元論。對這些不同觀點這里不擬一一述評。與這些觀點不同，我們的觀點是：應該堅持和發展馬克思的勞動價值一元論，堅持和發展馬克思的以下根本觀點：價值“只是無差別的人類勞動的單純凝結，即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力耗費的單純凝結”。（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117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把價值看作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價值一般具有決定性的意義”。（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中文第2版，第2卷，194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在這里，一是必須堅持勞動價值一元論，不能把價值的源泉從勞動一個要素擴展到所有生產要素。因為很明顯，1萬元資本、1畝土地與1小時勞動無法相加，不可通約，也不可隨意替代。至于某些要素之間的替代關系和要素的邊際生產力，也可以用勞動價值論予以解釋。如投資利息，在上面的利息理論和利息率公式中已用勞動價值論予以解釋。至于地租可以看作是土地資本利息，或經營管理土地勞動的補償和報酬。二是必須發展勞動價值一元論。價值的最終源泉當然只能是活勞動，這是一元論；但這種活勞動，不應局限于任何特定的勞動形式，而應包括不管以哪種形式進行的人類勞動，包括一切社會必要勞動、一切有用和有益的勞動。這里既包括物質生產勞動，也包括非物質生產勞動；在非物質生產勞動中，包括精神生產勞動，商業服務勞動，公務勞動，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力的勞動（其中又包括教育勞動，醫務勞動，家務勞動，求學勞動）。在現代化、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特別是在社會主義社會和市場經濟條件下，所有這些勞動形成一個互相聯系、互相制約、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在這個整體中，去掉任何一類勞動，人類都不可能生存發展，更不可能創造價值。再從產品價值的直接來源來看，正如價值構成公式所表明的那樣，這里不僅包括勞動者活勞動作為抽象勞動創造的價值（V＋M[,1]），而且包括勞動作為具體勞動轉移的價值，這種轉移的價值不僅包括物化勞動價值（C[,1]＋C[,2]），而且包括各種非物化勞動價值（C[,3]、M[,2]、S）：不僅包括各種企業勞動、直接勞動、顯性勞動的價值，而且包括各種社會勞動、間接勞動、隱性勞動的價值；不僅包括當期勞動的價值，而且包括前期勞動的價值（V[,2]、V[,3]、M[,2]、S）：不僅包括個體勞動的價值，而且包括集體勞動和系統效應形成的價值（M[,3]）。因此，我們既要堅持勞動價值一元論，又要承認勞動形式和價值構成的多樣性；既要反對價值多元論和生產要素論，又要采納其中的合理因素，把價值的來源從活勞動和物化勞動兩個因素，擴展至所有生產要素中發生的勞動耗費和價值轉化等各種因素。這種觀點并沒有離開勞動價值論，而正是用一即多、多即一的唯物辯證法和信息論、系統論、控制論的觀點豐富和發展勞動價值論。

（五）如何認識現代條件下活勞動相對減少而價值量不斷增加的問題

有些學者用“勞動價值論不能回答總量問題”，“國民生產總值不是價值指標而是使用價值指標”，“產值增加不能說明價值增加”來回避這個問題，但這是回避不了的。馬克思在《資本論》等著作中的許多地方都是從總量、總產品、總價值、總價格上來論述價值和價值規律的，斷言勞動價值論不能回答總量問題是不能成立的。至于國民生產總值和總產值指標，顯然是根據價格計算的，形式上是價格指標，本質上是價值指標，而不是使用價值指標。各類商品使用價值千差萬別，鋼材、木材、彩電等商品作為使用價值根本無法相加。同樣的產值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產品結構，有完全不同的使用價值。因此不能把總產值指標看作是使用價值指標，而應看作是價值指標。產值增加就是總價格增加，按不變價計算時，也就是總價值增加。因為價格本身不過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如果個別商品價格與價值可以不一致，但是，“商品的總價格是同它們的總價值相等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179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有些學者用“科學技術創造價值”、“物化勞動創造價值”來解釋這個問題，但過去勞動形成的價值只能轉移到新產品中，并不能再創造新價值。

有些學者用“總體工人擴大”、“全社會勞動復雜程度提高”來解釋這個問題，也是解釋不通的。如我國從業人員按可比價計算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2000年是1978年的4.12倍。（注：《中國統計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頁，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憑什么說明我國“全社會勞動復雜程度”在22年中提高了4.12倍呢？另據統計，1996－1998年農業勞動增加值（按1995年美元計算），中國是307美元，美國是39523美元，日本是30272美元。（注：楊萬江：《中國農業發展的國際比較》，載《中國農村經濟》，2001（1），第18頁。）那么美國人、日本人的勞動復雜程度難道是中國人的100倍嗎？這里用“總體工人的擴大”、“自乘的勞動的作用”也同樣是無法解釋的。

對這個問題，用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用W＝C＋V＋M的公式是無法解釋的，而用新的價值構成公式就不難解釋：活勞動減少，就是V＋M[,1]減少，但只要M[,2]＋M[,3]＋S增加得更多，W當然會增加。而M[,2]、M[,3]和S是隨著生產現代化、電子化、信息化、知識化、智能化、社會化、全球化程度的提高，隨著時代的前進不斷增加而大幅度增加的，從而使M[,2]＋M[,3]＋S的增加幅度就可能甚至必然會大于V＋M[,1]的減少幅度，使活勞動相對減少而價值量不斷增加成為可能、甚至成為必然趨勢。

此外，用價值決定公式W＝nt也能解釋這個問題。把不同時期的勞動生產率看作是不同的個別勞動生產率N，把基期的勞動生產率看作是社會勞動生產率N[,1]，這樣不同時期的勞動生產率指數n也不同，而且隨著時代的前進，n值會不斷提高。因此，盡管后期的活勞動t相對減少，但由于n值不斷提高，價值量W仍然可以不斷增加。

（六）價格與價值總是偏離，價格與價值的矛盾能否加以解決？如果不能解決，價值論還能存在嗎？如果能解決，價值論與價格論也就能合流，價值論還有存在的必要嗎

這是一些中外學者與對勞動價值論提出的嚴峻挑戰，如果勞動價值論者不能應戰，或者應戰失敗，勞動價值論就是錯誤的或多余的，就應該或者可以被多元論、要素論、供求論、價格論所取代。有學者明確指出：在這個問題上，“長期的研究和爭論證明，迄今還沒有得出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至于要不要從價值論走向價格論，要不要從單一的勞動決定論走向供求多元決定論，其正反面的理論和實踐后果究竟如何，歷史已經作出了回答。”這個回答就是應該從勞動價值論走向價格論和多元論。（注：晏智杰：《勞動價值學說新探》，正文第20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這個問題提得很尖銳，很直率，很好。但結論似乎下得太早，我們的回答是：

第一，價格與價值的矛盾是能夠解決的。其一，在上述價值決定公式中，已把供求關系（商品需求率b）引入價值決定中，這樣，由供求變動引起的價格波動，就不是與價值的偏離，而正是向價值的接近，正是價值規律起作用的表現。其二，在上述價值構成公式中，已包含了由勞動價值論說明的合理的利息（隱含了決定這種利息的利息率），這樣就不需要通過一系列轉化和轉形而滿足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利息）的要求，解決由轉形而導致的價格與價值的偏離問題。隨著這兩個問題的解決，就能把價格與價值從理論上和實踐上統一起來，使價格真正成為價值的貨幣表現，使價值真正成為價格的規律，使價值規律真正成為等價交換的規律，使等價交換具有必然性、經常性、普遍性、穩定性和重復性，使理論更貼近現實，無可非議。

第二，關于價值論與價格論是否可以合流的問題，要取決于價值與價格的關系。價值與價格既有密切聯系，又有明顯區別，既不能割裂開來，又不能混同起來。兩者密切聯系在于，價值是價格的基礎，價格是價值的貨幣表現；價值能從根本上決定和解釋價格大小和價格變動，價格能從交換中反映價值大小和價值變動；價格與價值能夠經常地穩定地保持基本上的一致。兩者明顯區別是多方面的：其一，價值是客觀的（客觀規律決定的）、必然的、內在的、抽象的，價格是主觀的（人為決定的）、偶然的（多少帶有偶然性的）、外在的、具體的，兩者是內容與形式、現象與本質、偶然與必然的關系。現象比規律豐富，價格比價值復雜。價格除了包含著價值這個基礎性決定性因素之外，還包含著市場競爭、消費心理、國家政策等等暫時的和偶然的因素。馬克思說：“商品的價值量表現著一種必然的、商品形成過程內在的同社會勞動時間的關系。隨著價值量轉化為價格，這種必然的關系就表現為商品同在它之外存在的貨幣商品的交換比例。這種交換比例既可以表現商品的價值量，也可以表現比它大或小的量，在一定條件下，商品就是按這種較大或較小的量來讓渡的。可見，價格和價值量之間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價格偏離價值量的可能性，已經包含在價格形式本身中。”（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20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其二，有許多有價格的東西并無價值，如“黃、賭、毒”產品和服務可能價格很高，卻無價值可言。馬克思說：“價格形式不僅可能引起價值量和價格之間即價值量和它的貨幣表現之間的量的不一致，而且能夠包藏一個質的矛盾，以致貨幣雖然只是商品的價值形式，但價格可以完全不是價值的表現。有些東西本身并不是商品，例如良心、名譽等等，但是也可以被它們的所有者出賣以換取金錢，并通過它們的價格，取得商品形式。因此，沒有價值的東西在形式上可以具有價格。”（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20～121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如果把價值混同于價格，那么和妓女就有了很高價值。其三，有許多有價值的東西并不進入市場交換，并沒有自己的價格形式，如某些科學發現、理論創新、某些社會公共產品有很高的價值和使用價值，但是并不進入市場交換，并沒有自己的價格形式。廣而言之，人們的全部時間除了生活必需時間和休閑時間之外，全部從業勞動時間、家務勞動時間和學習時間，都是勞動時間，都形成一定的價值，但是許多勞動產品并不進入市場交換，并沒有自己的價格形式。其四，從時間維度來看，歷史上出現商品交換之后，在貨幣產生之前，商品交換并未采取價格形式，而采取了其他較為原始的價值形式，這些商品也是有價值而無價格的。最后，“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消滅以后，但社會生產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價值決定仍會在下述意義上起支配作用：勞動時間的調節和社會勞動在各類不同生產之間的分配，最后，與此有關的簿記，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更重要。”（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96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顯然，無論是在時間、空間、產品的范圍上，還是在研究問題的廣度和深度上，價值范疇都比價格范疇更廣泛、更深刻。因此，兩個范疇又相聯系又相區別，又相對立又相統一，不能互相取代、合二為一。不能解釋價格的價值論是沒有意義、沒有生命、完全多余的，沒有價值基礎的價格論，是沒有根基、沒有靈魂、十分淺薄的。因此，價值論與價格論不能合流，也不能互相取代，勞動價值論只能發展而不能放棄。

綜上所述，勞動價值論當前在國內外都面臨著諸多難題和嚴峻挑戰，它關系到勞動價值論的興廢存亡，也關系到馬克思主義整個理論體系的興廢存亡。面對這樣的難題和挑戰，勞動價值論或者申明自己存在的理由，或者放棄自己的存在。不管怎樣，都要求我們對勞動價值論作一番徹底的反思和深入的研究，要求我們把難題變課題，把挑戰變機遇，把勞動價值論研究從各方面引向深入，使一系列理論難題得到合理解釋，并由此實現勞動價值論和相關理論的一系列重大突破和創新，從而使勞動價值論立于不敗之地，在新的世紀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